大學擴招不是錯，高教不改革才是問題_風聞

中國大學生從天之驕子，到畢業即失業，只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這是從1999年開始的擴招的過錯嗎？不是。中國崛起需要大量的人才，擴招前的人才培養速度不夠。那是不是擴招過度、矯枉過正了呢？也不盡然。

在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教育部有28所部屬重點高校，加上其他部屬、軍隊、地方重點院校，有説法是88所。在加上非重點，毛估估三五百所也差不多了。

截至2023年6月15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072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820所，含本科院校1275所（普本1242、職本33）、高職（專科）院校1545所；成人高等學校252所。

擴招和中國高教第二次轉型時代相近。中國高教受到兩次轉型的影響很大，現在的很多問題與轉型遺留問題有關。

第一次轉型是在50年代，打散綜合性大學，組建專業院校。

這首先是受到蘇聯教育思想的影響，其次也是將高度碎片化的中國大學師資集中成拳頭的實際需要。新的專業院校組建起來，如各地的化工學院、航空學院、機械學院、郵電學院等。在院系調整中，大量綜合性大學的系科被打散、拆並，“重災區”有清華、交大、浙大、廈大、震旦、中央大學等，剩下的綜合性大學要麼成為工科大學，如清華、浙大、交大、同濟，要麼成為文理大學，如北大、復旦。

這在客觀上形成一批學術中心，也符合蘇聯風格的垂直教育理念：大學就是專才教育。

但是專業化也帶來豎井化。比如自動化拆分為化工自動化、機電自動化、電力自動化、飛行自動化、冶金自動化，有些院校校內甚至系內就有不同的自動化專業，如華東紡織工學院自動化系就有化纖自動化和電氣自動化兩個平行的專業。

豎井化也蔓延到學術交流和教材編寫，各類自動化有自己的學會、期刊，有自己的統編教材，有自己的學術會議。這當然帶來很多重複建設，控制理論都是一樣的。

豎井化也不利於科研。不教的東西就不學，科研中需要超出狹義本專業的時候，就只有請教外專業。但外專業可能屬於專業基礎課，實際上只教不研，科研基礎也很薄弱。比如説，化自的人要自研計算機控制儀表，C語言編程不給力，去找計算機的老師幫忙。但人家平常只管教書和解題，正經科研也沒有做過，於是大家一起盲人騎瞎馬。

在實踐中，專業課的老師也必須拓展知識，逐漸與專業基礎課的老師發生重疊。比如説，自控在數學層面就是微分方程穩定性問題，但學自控的人拉普拉斯變換、傳遞函數、狀態方程還搞得定，多變量頻域分析、非線性控制、辨識和自適應控制的數學基礎就費勁了。數學教研組的老師問了也是白問，人家一臉懵逼，上課用不上，學校裏沒學過，但還真是數學問題。

弄到後來，只有自己動手。“專業拓寬”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這樣的認知也帶入教學和課程設置。

這個問題在科研機構也一樣。科研機構的解決辦法簡單粗暴：直接組建相關科室，小而全。

另一方面，基礎課老師只有教學任務，沒有科研任務。只有專業課老師才搞科研。好處是專業院校的專業課就是主業和強項，好鋼統統用在刀刃上。

這也是企業基本上沒有研發能力的時代。科研機構除了科學院、設計院外，基本上就是高校了，一遇到任何技術攻關，只有高校老師相對緊密地與工程實踐相結合。

但這也只是工科。文科、理科方面，徹底走進象牙塔了。

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一切向西看”，另一方面也因為高校豎井化積弊的緣故，專業院校開始綜合化。系科強調基礎寬厚，反對細分。院校增設新系科和專業，各種工學院紛紛“升級”為大學。如南京工學院改組為東南大學，華東化工學院改組為華東理工大學。院系調整後瘦身為“純工科大學”的更是一馬當先，清華、交大、浙大等恢復了理科和文科，有的還加上醫科、農科。文理大學也增加了偏向工程的院系，如北大和復旦的計算機/信息/微電子。幾乎所有大學都有法學、商學、外語、傳媒、視覺藝術、工美設計之類的新興院系。

現在問題就不一樣了。

基礎課還是有，但開設基礎課的教研室（現在還用這個稱呼嗎？）同樣有自己的專業，所以同時擔任基礎課教研和專業課教研。換句話説，與其説是基礎課，不如説是公共課。數學系教微積分的自然是公共課，但也必須在微分幾何或者什麼方向有科研，否則在數學系裏就混不下去。

有一個説法：77級高考時，只有20多萬人錄取，都是精英，大學教師當然也是精英。現在，每年錄取超千萬，大學教師數量也大大增加。除了極少數頂尖高校，大學生不再是精英，大學教師也不再是精英。只有精英才適合搞科研，因此，勉為其難“大眾搞科研”只能是低水平重複，浪費資源。

這貌似有理，實際上有問題。

精英與否，並不是由隊伍的稀少決定的，而是由隊伍是否出成果決定的。也就是説，隊伍的素質需要超過一定的門檻。在科研成果方面，有少數天才靈機一動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大兵團攻關。在具有紮實基本功和充沛科研投資的情況下，大量科技人才用勤勉和聰穎突破難關，推出成果。

在高教高度發達的現在，“博士遍地走”真是大量人才超過門檻的標誌。不存在只有少數人才能搞科研的事情。

大學老師現在都是博士了。畢業之後，常有對新技術的掌握和理解有高有低的問題，學校與工程實踐相結合是一個問題。但“斷糧”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可況科研有很多層次。在產品和工藝層次上，企業科研才是強項。但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理論方面，高校才是強項。

科研強才能教學強，尤其在專業課層次上，但這是另一個一個話題。

另一方面，高校有所為有所不為也是需要的。不是所有高校都需要開設所有的專業。在高校綜合化中，存在很多矯枉過正，大量實際上沒有適當師資和充足就業需求的專業開設、招生，造成很多問題。

開了專業，相關老師就需要進行相關科研，保持高校的教學-科研雙重性。確實有專業本身質量不高的問題。開設本就是勉強的事情，科研也就走過場了。

可能需要多管齊下。

大學不管綜合性或者專業性，專業設置應該合理化，擇優建設，鋤弱扶強，避免盲目綜合化。或許是再一次院系調整的時候了。這一次，重點應該是削減不具備辦學資格的專業。用什麼樣的方法確定是否合格將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大學基礎課也應該改革。高質量的綜合性大學還是需要開基礎課的，但一般性的基礎課可以考慮“外包”，避免校內基礎課教學負擔過大的問題。

比如説，重點大學“頭重腳輕”，減少低年級招生，部份高年級學生從非重點的低年級轉過來；非重點大學頭輕腳重，大部分低年級學生最後轉學到重點大學高年級，或者轉入高職，只有少部分升到本校高年級。

重點大學的強項在於很多專業都很強，但與基礎課有關的專業依然不會很大。每年入學5000人的大學不少，人人都要學高數、普物、普化、中文。按照1：100的師生比例，都需要50個高數、普物、普化、中文教授。加上專業課和研究，還不得100個數學、物理、化學、中文教授？對於很多高校，要這麼多教授都進行獨特、顯著的理論科研是勉為其難了，哪怕很卷的重點大學。全國那麼多綜合性大學都要扎堆進行高水平的數學、物理、化學、中文研究，更是不可能的。

但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中文系的學生是少數，從事相應專業的教授也不需要太多，這是符合相關領域科研的實際需求的。大量教授只教高數、普物、普化、中文會影響專業發展，少量教授又教不過來大量需要的高數、普物、普化、中文的外專業基礎課。

非重點大學的特點正好相反。強項專業較少，最後能容納的學生也較少。一般沒有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中文系，相關基礎課的教授還就是專職教學的，科研才是副業，或者基本不做要求。由於職業期望就是教學，長期安心基礎課教學，教學經驗反而豐富。

在基礎課方面，教學經驗和用心決定教學質量，而不是科研強則教學強。

換句話説，除了強項專業，非重點大學的主業還就是基礎課教學，為重點大學輸送學生。大學入學時，也不必全員細分專業，大部分學生劃入理科統科（General Science）、工科統科（General Engineering）可能更加合適，反正大一、大二的基礎課都是一樣的。

在學生方面，不可否認有一些人進了大學才發現讀不下去。兩年基礎課下來，也能確認是否適合繼續原來的專業方向了。中途止損是個機會，轉入高職已有前兩年的本科基礎，起點更好。時代不同了，高職也需要足夠的數理化基礎，只是專業課更加註重技能而已。高職和本科本來就應該是思路不同，而不是高低之分。

更多的人在非重點大學打好基礎後，通過一定的機制，轉入重點大學，直升專業課，有效利用兩邊的資源。

同時，重點大學總是少數、集中，可能離家較遠；非重點大學數量更多、更分散，離家也近一點。這對學生和學生家庭也較友好，還不影響專業學習。

這樣的體制在北美已經實行很多年了，行之有效。很多college只有有限的專業可以讀到三四年級，一二年級反而很大，大量學生“非升即走”。實踐證明，這些“轉學生”的基礎一點不比大學“直升生”差。

另一方面，非重點大學不是隻為重點大學輸送完成基礎課的學生，本身也應該有自己的強項專業。比如説，製造業中心所在地的非重點大學以相關製造業為專業，農業區以農業為專業。要緊的是以實用科技為主，避免在理論科學方面過於糾結。也就是説，科研偏向產品和工藝技術，注重實用。但依然與高職有所區別，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即使對非重點大學來説，光教學不科研依然是不行的，但科研需要集中在強項方面，而不是在本不是強項的地方勉為其難。

所謂科研投資集中到少數重點，非重點只需要教學，這是投資人的狹隘思維。投資人只看到產品端，供應鏈是“別人”的事，實在要供應鏈，也只是緊接產品端或者直接在原材料端，中間的一大段統統無視了。投資人只看直接回報，但作為國家的教育體制，不能這麼狹隘，必須統籌到整個供應鏈。教育體制關係到的就是人才供應鏈。

不過，這樣離經叛道的高教體制很可能遭到強烈抵制。從重點高校到非重點高校，從學生到用人單位，可能都對“轉學生”有偏見。連雙非本科生考入985研究生，都會受到暗中鄙視，“轉學生”首先要得到重點高校承認學分，還需要用人單位承認“學術血統”，這需要全社會轉變心態。必須拋棄“血統決定命運”，擁抱“結果決定命運”。

另一個問題是：大量非重點大學已經“誤入歧途”，勉為其難地“冒充”綜合性大學，什麼專業都要開一個，什麼專業都不精。大量畢業生“畢業即失業”。需要用地方財政撥款的指揮棒再指揮一下了：撥款不光按學生人頭，還要按過去5年內畢業生就業率打折。統統就業的全額撥款，半數就業的撥款腰斬，逼迫高校收縮無聊專業。

其實重點大學也不是沒有問題。第二次轉型的重點本來是專業“粗分化”，但現在實際上不僅細分，還疊牀架屋，原來的系升級為學院，下面再設了一堆系。

如果真的學西方，大部分中國高校的學院都應該“降級”為系，系直接取消，沒必要設置專業。學生的專業由選修課決定，而不需要結構化地用系的設置來確定。

取消冗餘的行政層次也有利於精簡行政機構，減少行政管理人員，讓教授迴歸教學和科研。

大學生“精英不精”其實還牽涉一個深層心態需要轉變：大學應該包就業。

大學學歷應該對就業有幫助，但是大學不包就業；就像高中曾經也算高學歷，但高中現在不包就業一樣，只是高中差不多算強制教育，人們習慣於無視高中學歷與就業的聯繫了。大學學歷“貶值”反映的是知識在繼續高速增長，成人過程所需要的基本知識積累要求大大增加了。這和“研究生貶值”是一致的。“我看得更遠，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還在快速長高，爬上巨人的過程更長、更辛苦。這是現實，抱怨沒用。

另一方面，解放後中國的初教、中教普及程度一直不錯，在發展中國家裏相當領先。這個優勢在改開之前並不顯著，還有説法知青下鄉有解決城市知青就業難的因素。但改開一推動起來，中國勞動力文化水平高的優勢立刻體現出來，有文化的勞動力大軍是中國崛起的秘密武器，教育和知識是效率和創意的催化劑，這一點也是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國是否能重現“中國奇蹟”的大問題之一。現在中國有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但中國正在科技和產業再次突破的門檻上，突入高收入社會需要大量更有文化的勞動力大軍，大學擴招不是浪費，是提前佈局，不管這是有意為之，還是歪打正着。

教育（不管是初教、中教還是高教）培養技能，有助於就業，但技能不是教育的全部。這是老問題了，這裏不進一步展開。但這不妨礙中國高教已經走入結構性歧路的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高校現在好比老國企曾經有過的“大而全”、“小而全”、“企業辦社會”的問題。當然，中國高校辦的是“學術社會”。在“企業辦社會”的年代，企業、機關、學校都有自己的食堂、醫務所、物業、學校/幼兒園，現在高校的大量基礎課也好比這些“社會服務”。應該“讓社會辦社會”。

中國高教應該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