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與敗北主義者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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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歷史證明敗北主義者兩次都錯了。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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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發了這樣的一個微博:

我的本意只是註明一下文章的出處。西南聯大在雲南蒙自時,聞一多住在蒙自的歌臚士洋行樓上。同樓住着鄭天挺、聞一多、陳寅恪、劉文典、樊際昌、陳岱孫、邵循正、李卓敏、陳序經、丁佶、浦薛鳳等十多人。鄭天挺先生回憶説:“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係更加融洽。” 然而,當時聞一多和大家相處並不融洽,與大家格格不入。聞一多不喜歡出門,飯後大家一起散步聞一多也總是缺席。鄭天挺便勸他説,何妨一下樓呢?這引得大家連聲發笑,於是聞一多便有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
聞一多先生所説的“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想來就在這羣一起吃飯的人中。我隨手轉了一篇微博,好像卻踩到了某些人的尾巴。微博上有人如此評論:

這些人真能上綱上線了。説我用心和手段都極可怕。不知從何而來。
聞一多先生筆下的“敗北主義者”也不算什麼貶義詞,“敗北主義者”也不是漢奸叛徒。“敗北主義者”和愛國之間也並沒有矛盾,為啥這麼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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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條微博中聊到了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抗戰前期信心不足,是悲觀主和派,後面在香港堅持氣節,不吃日本大米都是事實,也不矛盾。
陳寅恪先生當然是愛國者,不是漢奸。但陳先生在七七事變之後的抗戰前期確實是敗北主義者,這一點有不少旁證。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與吳宓先生關係非常緊密,陳寅恪歸國受聘清華,也是得到當時主持清華國學院工作的吳宓力薦。吳宓日記中有關於陳先生那段時間政治觀點的描寫。
1937年七七事變後,陳寅恪先生認為:“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

----《吳宓日記》1937年7月21日
在七七事變之後的抗戰初期,那時整個社會的情緒其實是相對比較樂觀的,特別是年輕人。聞一多先生寫道:“在(1938年2月從長沙西遷)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
之後,因為軍事上的挫敗,抗戰信心逐漸低落。“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了。” 陳寅恪先生在抗戰初期就已經不抱任何信心,是“敗北主義者”,常理推斷,在蒙自局勢更糟糕的時候,應該還是一個“敗北主義者”。
如果讀過陳寅格先生的詩,就知道他天生性格就比較悲觀,詩句中有極強的悲觀抑鬱情緒。1938年6月,陳寅恪先生作《蒙自南湖》詩 “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酲。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陳先生在蒙自做的幾首詩的主題都是國破家亡、興亡蹉跎、別離哀傷。
北歸端恐待來生,陳先生認為這輩子都不可能看到抗戰勝利,算是一個“敗北主義者”吧。當然歷史證明陳先生錯了。抗日戰爭最終中國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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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會是一個“敗北主義者”,一個是陳先生自己性格比較悲觀,文人氣質濃;另一個也確實是當時的民國政府不爭氣。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僅過了兩天,1月30日,蔣介石政府就宣佈遷都洛陽。1932年1月30日,在蔣介石等人的建議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汪精衞聯合簽署了《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宣佈:“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開戰剛剛不到兩天,民國中央政府就遷都跑路,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1932年3月2日,陳寅恪吳宓等七位教授,公開通電蔣介石政府,直接痛斥當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義傾向。將蔡廷鍇率領的英勇抗敵的十九路軍,比作岳飛,將那些悲觀論者、投降派,比作秦檜,要求政府速作決斷,給國民一個明確交待。通電如下:
洛陽國民政府鈞鑒,滬戰連日退卻,傳説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實行妥協,今日之事,敵兵在境,豈可作城下之盟,置東省失地淞滬犧牲於不顧,政府對日,當有一貫主張,不主妥協,即主抵抗,不用岳飛,即用秦檜。若用秦檜,即請斬蔡廷鍇,以謝日本,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家國飄搖,生靈塗炭,瞻望京洛,哀憤交併。陳寅恪,容庚,吳宓,葉崇智,俞平伯,吳其昌,浦江清
這封通電,陳寅恪先生列名第一。從1932年到1937年,什麼原因讓陳寅恪先生的觀點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從“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到 “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
我想,蔣介石政府的無能、軟弱、狡詐讓陳寅恪先生失望、絕望了。批評陳寅恪先生的“敗北主義”時,也應該瞭解1932年的這封通電,那時的陳先生,應該不是“敗北主義者”。
1941年陳寅恪先生到香港,其後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禮遇之,陳先生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陳先生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當時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陳先生拒絕。陳寅恪致傅斯年等人信中説:“……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學院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 1942年陳寅恪從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大學正式辭職。攜妻女逃離香港。
陳先生在香港的這段經歷,可以證明陳先生是愛國者,有民族氣節,絕不是什麼軟骨頭的漢奸。
另一個“敗北主義者”是張東蓀。張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大功。但解放後抗美援朝前,他對於中美關係對立深感憂慮。認為中國絕不會是美國的對手,中國必敗,國家面臨淪亡。他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美國方面的情報人員,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國無意與美國為敵,美國千萬不要入侵中國,他試圖充當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中間人,企圖在抗美援朝中國失敗,美國入侵中國的時候做調停。
當然,抗美援朝中國沒輸,美國也沒有入侵中國。張東蓀先生的行為被曝光後,差一點被定為“叛國罪”逮捕法辦。後來還是毛澤東説了一句,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才免於牢獄之災。當然,這件事文革的時候又被翻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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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張東蓀先生也不是什麼“叛國”,“漢奸”。為啥張先生會犯這麼大錯誤呢?其實,還是認識問題。陳先生和張先生是文人,不是政治家軍事家,在這方面的見識可能還不如普通人。抗戰期間,有速勝論,有投降論,也有《論持久戰》或《國防論》中的“持久戰”,“空間換時間”的觀點。事實證明,無論速勝論還是投降論都是錯的。
有些回憶文章談起張東蓀先生時,有這樣的描述:張東蓀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後,**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和判斷產生了盲目自信。認為當政的領導人都不如他有見識,有判斷。**張先生有“愛國心”,也有“國士情懷”,認為自己的“中國必敗,美國必勝”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因此,他為了減少中國失敗的後果,就企圖去和美國勾結聯絡。
最終事實證明,張先生在政治軍事上面,可以用“幼稚天真”四個字來形容。
今天的中國和世界第一強國美國,處於全方位的“競爭”之中。美國把中國當成頭號對手,用各種手段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抗戰期間,中國的國力遠遠落後於日本,而今天,中美兩國各有優劣,實力相當。即使今天,仍然有人數眾多的“敗北主義者”,抗戰和抗美援朝之時,敗北主義者佔據知識階層的主流,不足為奇。
今天的敗北主義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輕度敗北主義者,只是沒信心,覺得中國不應該與美國對抗,認為多讓點步,多韜光養晦一些,美國就不會把中國當對手,不會壓制中國。他們對今天的很多政策不滿意,時不時發一些牢騷。但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希望中國勝利的。這些輕度敗北主義者,雖然牢騷滿腹,但他們還會為中國的勝利感到高興,為中國的失敗感到悲傷。
他們有牢騷,有不滿,覺得打不贏。但他們還是愛國者,在中美之爭中,他們還是堅定的和自己的祖國站在一起。
我有很多現實中朋友都是這類“輕度敗北主義者”。我和他們觀點不同,但還是現實中的朋友。因為大原則沒有分歧,大家最後都希望中國能贏,能實現民族復興。但對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有分歧。
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越來越好,這些人的”敗北主義”觀點也必然會改變。陳寅恪先生,張東蓀先生,我認為都是“輕度敗北主義者”。
對這些朋友,我經常和他們説,世間不如意事十長居八九。中國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美國一樣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牢騷也沒用,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完了。誰對誰錯,誰贏誰輸,讓未來的歷史評判吧。人類歷史上,國家之間對抗與鬥爭是常態,合作與共贏才是偶然。
中度敗北主義者,一方面沒信心,另一方面,對自己極度自信,Ego很大。對他們來説,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比什麼都重要。他們認為中國會失敗,他們也希望歷史最終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他們看到任何一件對中國不利的事情,就會得意洋洋的跳出來,興高采烈的説“我説了要敗,你看,現在怎麼樣了?” 對中國取得的進展和勝利,他們就垂頭喪氣,如鬥敗了的鵪鶉。
他們的心態很矛盾。中國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他們也會從中受益,他們大多也希望看到這一天。但如果真的中國贏了,他們就變得很愚蠢很錯誤。極度自信自傲的他們又接受不了自己錯了這個事實,為了證明自己正確,又希望中國輸。這些人始終處於糾結之中。這些人,要麼就轉變為“輕度敗北主義者”,要麼就徹底皈依,成為“重度敗北主義者”。
“重度敗北主義者”就很接近“漢奸“了。他們不僅認為中國會輸,而且從內心最深處,希望中國輸。因為中國輸才能證明他們的明智和正確。這類人,國內並不多,畢竟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潤”到海外的中國人。
對這些“潤”到海外的人來説,中國輸了,他們損失不大,説不定還能殺回來做買辦撈點好處。中國贏了,一方面證明他們的愚蠢,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從中受益。
這些人才真的是無可救藥了。我覺得,汪精衞這樣的人,叛逃初期估計都還不算是“重度敗北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