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與敗北主義者_風聞

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歷史證明敗北主義者兩次都錯了。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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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發了這樣的一個微博：

 

我的本意只是註明一下文章的出處。西南聯大在雲南蒙自時，聞一多住在蒙自的歌臚士洋行樓上。同樓住着鄭天挺、聞一多、陳寅恪、劉文典、樊際昌、陳岱孫、邵循正、李卓敏、陳序經、丁佶、浦薛鳳等十多人。鄭天挺先生回憶説：“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係更加融洽。” 然而，當時聞一多和大家相處並不融洽，與大家格格不入。聞一多不喜歡出門，飯後大家一起散步聞一多也總是缺席。鄭天挺便勸他説，何妨一下樓呢？這引得大家連聲發笑，於是聞一多便有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

聞一多先生所説的“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想來就在這羣一起吃飯的人中。我隨手轉了一篇微博，好像卻踩到了某些人的尾巴。微博上有人如此評論：

 這些人真能上綱上線了。説我用心和手段都極可怕。不知從何而來。

聞一多先生筆下的“敗北主義者”也不算什麼貶義詞，“敗北主義者”也不是漢奸叛徒。“敗北主義者”和愛國之間也並沒有矛盾，為啥這麼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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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條微博中聊到了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抗戰前期信心不足，是悲觀主和派，後面在香港堅持氣節，不吃日本大米都是事實，也不矛盾。

陳寅恪先生當然是愛國者，不是漢奸。但陳先生在七七事變之後的抗戰前期確實是敗北主義者，這一點有不少旁證。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與吳宓先生關係非常緊密，陳寅恪歸國受聘清華，也是得到當時主持清華國學院工作的吳宓力薦。吳宓日記中有關於陳先生那段時間政治觀點的描寫。

1937年七七事變後，陳寅恪先生認為：“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

----《吳宓日記》1937年7月21日

在七七事變之後的抗戰初期，那時整個社會的情緒其實是相對比較樂觀的，特別是年輕人。聞一多先生寫道：“在（1938年2月從長沙西遷）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

之後，因為軍事上的挫敗，抗戰信心逐漸低落。“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了。” 陳寅恪先生在抗戰初期就已經不抱任何信心，是“敗北主義者”，常理推斷，在蒙自局勢更糟糕的時候，應該還是一個“敗北主義者”。

如果讀過陳寅格先生的詩，就知道他天生性格就比較悲觀，詩句中有極強的悲觀抑鬱情緒。1938年6月，陳寅恪先生作《蒙自南湖》詩 “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酲。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陳先生在蒙自做的幾首詩的主題都是國破家亡、興亡蹉跎、別離哀傷。

北歸端恐待來生，陳先生認為這輩子都不可能看到抗戰勝利，算是一個“敗北主義者”吧。當然歷史證明陳先生錯了。抗日戰爭最終中國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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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會是一個“敗北主義者”，一個是陳先生自己性格比較悲觀，文人氣質濃；另一個也確實是當時的民國政府不爭氣。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僅過了兩天，1月30日，蔣介石政府就宣佈遷都洛陽。1932年1月30日，在蔣介石等人的建議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汪精衞聯合簽署了《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宣佈：“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開戰剛剛不到兩天，民國中央政府就遷都跑路，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1932年3月2日，陳寅恪吳宓等七位教授，公開通電蔣介石政府，直接痛斥當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義傾向。將蔡廷鍇率領的英勇抗敵的十九路軍，比作岳飛，將那些悲觀論者、投降派，比作秦檜，要求政府速作決斷，給國民一個明確交待。通電如下：

洛陽國民政府鈞鑒，滬戰連日退卻，傳説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實行妥協，今日之事，敵兵在境，豈可作城下之盟，置東省失地淞滬犧牲於不顧，政府對日，當有一貫主張，不主妥協，即主抵抗，不用岳飛，即用秦檜。若用秦檜，即請斬蔡廷鍇，以謝日本，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家國飄搖，生靈塗炭，瞻望京洛，哀憤交併。陳寅恪，容庚，吳宓，葉崇智，俞平伯，吳其昌，浦江清

這封通電，陳寅恪先生列名第一。從1932年到1937年，什麼原因讓陳寅恪先生的觀點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從“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到 “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

我想，蔣介石政府的無能、軟弱、狡詐讓陳寅恪先生失望、絕望了。批評陳寅恪先生的“敗北主義”時，也應該瞭解1932年的這封通電，那時的陳先生，應該不是“敗北主義者”。

1941年陳寅恪先生到香港，其後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禮遇之，陳先生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陳先生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當時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陳先生拒絕。陳寅恪致傅斯年等人信中説：“……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學院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 1942年陳寅恪從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大學正式辭職。攜妻女逃離香港。

陳先生在香港的這段經歷，可以證明陳先生是愛國者，有民族氣節，絕不是什麼軟骨頭的漢奸。

另一個“敗北主義者”是張東蓀。張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大功。但解放後抗美援朝前，他對於中美關係對立深感憂慮。認為中國絕不會是美國的對手，中國必敗，國家面臨淪亡。他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美國方面的情報人員，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國無意與美國為敵，美國千萬不要入侵中國，他試圖充當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中間人，企圖在抗美援朝中國失敗，美國入侵中國的時候做調停。

當然，抗美援朝中國沒輸，美國也沒有入侵中國。張東蓀先生的行為被曝光後，差一點被定為“叛國罪”逮捕法辦。後來還是毛澤東説了一句，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才免於牢獄之災。當然，這件事文革的時候又被翻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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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張東蓀先生也不是什麼“叛國”，“漢奸”。為啥張先生會犯這麼大錯誤呢？其實，還是認識問題。陳先生和張先生是文人，不是政治家軍事家，在這方面的見識可能還不如普通人。抗戰期間，有速勝論，有投降論，也有《論持久戰》或《國防論》中的“持久戰”，“空間換時間”的觀點。事實證明，無論速勝論還是投降論都是錯的。

有些回憶文章談起張東蓀先生時，有這樣的描述：張東蓀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後，**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和判斷產生了盲目自信。認為當政的領導人都不如他有見識，有判斷。**張先生有“愛國心”，也有“國士情懷”，認為自己的“中國必敗，美國必勝”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因此，他為了減少中國失敗的後果，就企圖去和美國勾結聯絡。

最終事實證明，張先生在政治軍事上面，可以用“幼稚天真”四個字來形容。

今天的中國和世界第一強國美國，處於全方位的“競爭”之中。美國把中國當成頭號對手，用各種手段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抗戰期間，中國的國力遠遠落後於日本，而今天，中美兩國各有優劣，實力相當。即使今天，仍然有人數眾多的“敗北主義者”，抗戰和抗美援朝之時，敗北主義者佔據知識階層的主流，不足為奇。

今天的敗北主義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輕度敗北主義者，只是沒信心，覺得中國不應該與美國對抗，認為多讓點步，多韜光養晦一些，美國就不會把中國當對手，不會壓制中國。他們對今天的很多政策不滿意，時不時發一些牢騷。但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希望中國勝利的。這些輕度敗北主義者，雖然牢騷滿腹，但他們還會為中國的勝利感到高興，為中國的失敗感到悲傷。

他們有牢騷，有不滿，覺得打不贏。但他們還是愛國者，在中美之爭中，他們還是堅定的和自己的祖國站在一起。

我有很多現實中朋友都是這類“輕度敗北主義者”。我和他們觀點不同，但還是現實中的朋友。因為大原則沒有分歧，大家最後都希望中國能贏，能實現民族復興。但對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有分歧。

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越來越好，這些人的”敗北主義”觀點也必然會改變。陳寅恪先生，張東蓀先生，我認為都是“輕度敗北主義者”。

對這些朋友，我經常和他們説，世間不如意事十長居八九。中國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美國一樣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牢騷也沒用，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完了。誰對誰錯，誰贏誰輸，讓未來的歷史評判吧。人類歷史上，國家之間對抗與鬥爭是常態，合作與共贏才是偶然。

中度敗北主義者，一方面沒信心，另一方面，對自己極度自信，Ego很大。對他們來説，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比什麼都重要。他們認為中國會失敗，他們也希望歷史最終能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他們看到任何一件對中國不利的事情，就會得意洋洋的跳出來，興高采烈的説“我説了要敗，你看，現在怎麼樣了？” 對中國取得的進展和勝利，他們就垂頭喪氣，如鬥敗了的鵪鶉。

他們的心態很矛盾。中國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他們也會從中受益，他們大多也希望看到這一天。但如果真的中國贏了，他們就變得很愚蠢很錯誤。極度自信自傲的他們又接受不了自己錯了這個事實，為了證明自己正確，又希望中國輸。這些人始終處於糾結之中。這些人，要麼就轉變為“輕度敗北主義者”，要麼就徹底皈依，成為“重度敗北主義者”。

“重度敗北主義者”就很接近“漢奸“了。他們不僅認為中國會輸，而且從內心最深處，希望中國輸。因為中國輸才能證明他們的明智和正確。這類人，國內並不多，畢竟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潤”到海外的中國人。

對這些“潤”到海外的人來説，中國輸了，他們損失不大，説不定還能殺回來做買辦撈點好處。中國贏了，一方面證明他們的愚蠢，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從中受益。

這些人才真的是無可救藥了。我覺得，汪精衞這樣的人，叛逃初期估計都還不算是“重度敗北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