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最大問題或許在於“無限追責”和“無限推責”的共生_風聞

中國教育的成就很大，中國崛起有中國教育的很大功勞，這不用多説。但中國教育也問題很大，成為三座大山之一不是無緣無故的。從幼兒園到研究生，就沒有不被吐槽的，最集中的地方在於應試教育，其次是校園安全。

應試教育人人深仇大恨，但説起改革，也是一片“不可不可”。最常見的反對是：這是中國僅剩的還有社會公平的地方，動了就腐敗叢生了。

校園安全現在也是大問題了，尤其在中小學。學生課間上廁所都要許可證了，到走廊、操場活動手腳更是萬萬不可。

這兩件事表面上不相關，實際上都與“無限追責”和“無限推責”的共生有關。

高考制度源於科舉。科舉在歷史上起到寒門貴子的階層流動作用，也起到官僚隊伍唯才是用、思維和“規矩”統一規範的作用。科舉將“重視教育”融入中國人的基因中。

都説中國人和猶太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但兩個族羣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中國人重視教育是為了“鯉魚跳龍門”和“家道恆中興”，猶太人重視教育則是從辯經開始的。在猶太人被放逐期間，拉比為了保持猶太人的文化和促使族人熟記經書教導，經常組織族人辯經。辯經需要首先強記“塔爾慕德”（猶太人的戒律和釋法），然後需要巧言令色。這是猶太人善於做律師的開始。但這是題外話了。

但科舉發展到後來，高度程式化了，尤其糟糕的是，成為“揣摩上意”的平台。這是現代高考刷題、猜題而忽視學問實質的開始。

科舉之弊後來眾所周知，《范進中舉》早就是範文了。但直到清朝覆亡，科舉制度才壽終正寢，才有了孔乙己。

現在的高考不是科舉的簡單復活，但受到科舉的很深影響。而且影響不僅在於高考、中考，一般課程都受影響，“考不考”成為“學不學”的唯一準則。學校如此，家裏也如此。

如果説中學還是知識傳授為主，大學應該以思路啓迪為主。具體的知識不僅可以查書、上短訓班，還固化在大量應用軟件裏。引經據典忘記了，上網查；提筆忘字了，也有很多辦法。真需要死記硬背的東西越來越少。有了問答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後，上網查的深度、寬度、“智能度”再次極大提高。但思路和理解是不能從書裏、短訓班上、軟件裏和網上查到的，這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但思路和理解也是很難用考試來衡量的。有人提出，教育質量不應該用畢業時對知識存量的掌握來衡量，而應該用畢業後對知識增量的貢獻來衡量。深有同感。

民間對高考的心態也與科舉時代可比。既深惡痛絕，又捧上神壇。教育當局對此也一清二楚，各種發文如雪片紛飛，各種嚴令不得以高考為指揮棒、不得搞應試教育，但這實際上是“無限追責”和“無線推責”的博弈。

政策需要可實施的措施和相應的資源配套，否則只是空洞的要求。空洞的要求是最典型的官僚主義。

對於民間也一樣。各種怨言、指責很自然，但沒有具體、可操作的建議，怨言、指責只是噪聲，平白增加所有人的火氣，但於事無補。對大小事情要有發言權，首先需要發言，要言之有物，否則就和小孩子哭着喊着要糖吃沒有兩樣。

民間需要保持暢通、公平的上升通道，高考（推而廣之，還有公考）具有這樣的屬性；但也需要避開應試教育的弊端。這就需要不以高考為指揮棒。這樣的矛盾交給教育當局，但任何具體改革有一點點導致上升通道不暢通、不公平，立刻就是無限追責，其結果是人頭滾滾、血海橫流。所以教育當局只有一個又一個地發空頭文件，要求這個要求那個，但務虛不務實，責任下推。職能部門只有“領會精神、研究研究”，什麼都不做才能什麼都不錯。

實際上，科舉當年也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入死路的。

校園安全是更加直接的“無限追責”導致“無限推責”的例子。學生但凡在校內有任何差池，都會受到家長的無限追責，於是學校回敬以“無限推責”，校內不準自己帶飯，課間不準外出玩耍、人人帶安全頭盔進校……

中國人思維中有很重的結果導向。如果結果不盡如意，那不管你是怎麼得來的，盡了多少力，一切都是白搭。但如果陰差陽錯、負負得正，結果還是好的，那就沒事。然而，好做的事情做掉很多了，剩下的大多是不好做的，做錯的概率越來越高。既然如此，少做少錯。難怪中央嚴令不得“不作為”。但作為是顯而易見的，不作為反而是難以界定的。不準不作為還真是不好辦，嚴令了又不嚴格執行，這算不作為嗎？

需要的，還是鼓勵作為，而不是不準不作為。

需要重視起過程。結果很重要，過程同樣重要。如果在過程中做到盡責，應該容許犯錯，而不是“無限追責”。

比如説，高考肯定是需要的，高考改革也是需要的。如何改革，出台方案，全民討論，修改方案，再次討論，最後立法表決，這就是盡責過程。還會出錯嗎？有可能，但大家一起擔負，吸取教訓，然後一起再上征程，再次前進。

校園安全、校園餐飲和其他問題也一樣，需要明確職責範圍，重視盡責，而不是無限追責，避免必然隨之而來的無限推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