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不讓外賣騎手走正門？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附近的人大半用完了餐。今年7月14日，下午兩點多，美食城裏的廉價檔口不再排隊，商場頂樓的高檔餐廳逐漸冷清，大羣外賣騎手四散。梁寧寧把送外賣的電動車停到一棟寫字樓下，空着手上樓，找一家律師事務所，説想打官司。

三個月前，由於附近一小區只允許騎手和快遞員走一個偏門，不讓走正門，他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起訴該小區的物業公司。梁寧寧認為該小區侵犯自己的人格權，“涉嫌職業歧視與侮辱”，其後，他斷斷續續地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找律師代理。

他堅持穿着一身明黃色的騎手工作服進入寫字樓。他到這裏找律所，有一個重要緣由，是這樓允許他隨便上，他説，附近許多寫字樓和商場都不讓騎手進。例如，有家大型國企，不僅不讓，樓下也沒有放外賣的桌子，騎手只能拎着東西在樓下等；外賣平台給他送一單的時間又很有限，超時扣錢。他心裏緊張，在門口的花壇上坐，保安還要驅趕。梁寧寧心裏不服氣，但不多話。

他心想，要是律所連門都不給他進，那大半不會理解他，不接他的案子。

這家律所同意代理這一訴訟，七月底，本案一審開庭前夕，法院給梁寧寧打電話通知時間，他還問，能不能穿着送外賣的衣服去，想證明“這衣服不代表什麼，法院也能進”。對方回覆，可以穿這身衣服，沒關係。

外賣騎手梁寧寧。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投入系統之中

這是一個長寬皆是五百米左右的正方形小區，建於2004年，有共計十一棟高層住宅。要送到這裏的單，“有時候一天好多個，有時候一個沒有”，梁寧寧説。

梁寧寧和他的一些同行表示，外賣平台給他們規劃路線，總是讓他們從作為正門的西門進，但實際會被保安以“規定”為由攔下，要是去作為後門的東北門進，又會導致後面一溜的單都出現超時。每單超時罰款三元，好像不多。但梁寧寧説，跑路程不長的一單酬勞可能總共只有四元。這樣一路被扣，他心裏很不愉快。

梁寧寧不是沒爭取過，但他不擅長與人爭吵。與這小區的保安爭論起來，他“只能是説這幾句”——“為什麼讓人家進，我們不能進？”保安説，領導不讓進，他們沒辦法。然後，兩邊都熄了火。

他由後門進去送外賣，路過這個小區的物業，也沒打算進去。他説，自己表達能力很差；雖然，他心裏長久在想：“要是住裏面的優先進，那我們（老家的）村莊也可以不讓別人進了？每個羣體都是這樣，社會不分裂完了嗎？”

他還是堅持送外賣以前的看法，相信工作都是平等的，不是分三六九等。只是，平時仍然總是妥協。

今年9月28日，我約梁寧寧在北京一大型商圈樓下見面。

這地方超出了他平時穿梭的範圍。下午陽光的包裹之中，現代大廈的鋼化玻璃外牆看上去幾乎是半透明的，梁寧寧穿着工作服，羞澀地與我一起走入其中——他肉眼可見地僵硬起來。

梁寧寧回憶，剛開始送外賣的時候，他對人很客氣，有一回，一個顧客看自己的餐一直不到，給他打電話，説得很不尊重，“我一直跟他道歉。”

現在，他對人硬氣多了。再有人説他送得慢，他就説：“那我得一單一單地送。”後面就不會再理。

他又抱怨，軟件上，與顧客在線對話的窗口只能發實時拍的照片，不能發手機相冊裏的圖，也不能發截圖；其實，截圖給催促的顧客看一下，他手裏還有這麼多單，他們也就明白了。

送外賣之前，梁寧寧在江蘇南通打工。在他看來，與南通相比，北京這城市算是對於電動車友好，查超速和逆行沒那麼嚴，一般是先警告。他在自己的頭腦裏把它轉譯為，“對勞動者寬鬆一些”。在他眼裏，電動車的洪流中，以騎電動車為生的人十分顯眼，包括他廣義上的同事們，黃色的衣服，背後寫着“美好生活小幫手”，藍色的是另一家外賣平台的騎手，黑色的是快遞員，還有一些兼職的“眾包”騎手，沒有標識。

他覺得本地人騎知名品牌的電動車多些，送外賣、快遞的，騎不知名的品牌。

梁寧寧對於送外賣很有幾分熱情，他感謝平台給自己一份“公平”——理由與許多人到大城市闖蕩的原因差不多。在廠裏，同一條流水線上，要拿高績效得和“線長”處好關係，他社交能力有限，不擅長這個。這工作他做了五年，打給父母的錢不多。

他心懷愧疚，剛到北京當騎手的時候，非常努力地跑單，中午送餐的高峯期，總是掛着十多單，一上車就“一擰到底”，説的是擰油門。那時候，“一天爬樓差不多要爬一百層”，回到租處，一分鐘之內就睡着了。

最初的幾個月，每月能掙到一萬多塊錢，後來，他決定由聽站長指揮的“專送”改跑更自由的“樂跑”，收入降低。

“公平”意味着束縛，他並不喜歡，但選擇承受。我提出看看梁寧寧的工作羣，發現他們最多聊些趣事，也有情緒失控的時候：“這系統腦殘吧。”沒什麼人討論某一片區怎麼跑合適，因為導航把路線規定得明明白白：“我們被動接受，有什麼話語權？”

他記得，剛來北京的2021年，下了大雪，雪停了之後，積雪很深，風颳在臉上很疼。系統“爆單”，不停地給他派活，他幹不過來，只能下線；因為擅自下線，他被扣了兩千多塊錢。供騎手聯絡的客服電話不一定能打通，有時對面接起來，又掛了。他打通了，説了一下，後來退給他一千塊。

關於不合理的線路、系統不曾瞭解的路障，“找客服説沒用，沒法統計這些問題。”梁寧寧説，“他們是依據他們的算法來的。我們一個人怎麼和一個大公司説去？” 

騎手們用的系統規定的導航軟件和地圖軟件的界面相似，一條線穿越街巷，連接點與點，總照它説的做。

有時拐錯了彎，系統會建議梁寧寧調個頭逆行，他也照辦，雖然系統又提示，這是示意圖，騎手應當遵守交通法規。

退縮與妥協

梁寧寧剛到北京的時候，租房平台給他找了一個小區裏的“半地下室”，“半”來源於一扇露出地面的窗户，可以平視外面行人的腿腳；“冬暖夏涼的”，價格也比一般的隔斷間便宜，梁寧寧懷念着它。問題是，這半地下室的管理員要求他們把送外賣的工作服脱了再回去。他記得，管理員給他解釋説，其他住客擔心他把電瓶拿進房裏，造成火災。

其實，梁寧寧的車用路邊電池櫃裏租的電池，不需要在室內充電，但他想，這裏住的人很多，他沒法一家一家地分辯；這種半地下室做出一些隔斷出租，本就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惹惱一些不講理的人，他們會不停地打投訴電話。去找房東評理也沒用，對方不會在乎。梁寧寧默默地開始脱衣進門，直到一個同租的騎手朋友不小心，穿了幫，他們只能搬家。

其實，送外賣經常遇到一些温暖的小事，梁寧寧曾經看見，顧客的隔壁人家門口放了一箱水，還有一個牌子，寫着“小哥辛苦了，水拿着喝”。

但人家看不慣他工作服的事情發生多了，日積月累，梁寧寧説自己比從前憤怒。有個朋友對他説，“氣得想要毀壞公物”，他説，自己也是。

在這一假想的行為之外，他遇到一點事，就按門鈴、按電梯鍵，“使勁按”。

騎手的工作彷彿令他有了一個廣角鏡頭，以前，令人不平的事碰到的少，他對自己説，這是個別現象；但開始送外賣以後，每天碰到好多人：“有商家，有顧客，在路上（看到的人）……”

閒暇時間，梁寧寧喜歡點開一些資訊平台類軟件，點進去看一次“騎手”新聞，就不斷地給他推送類似的——總有騎手被“欺負”的新聞和短視頻。

梁寧寧想起，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大半夜的，電動車不小心拖拽了別人手裏的拴狗繩，驚嚇了狗。陪着狗主人散步的一個人怒罵他，罵得他報了警；警察來了，撫慰兩邊的情緒，他就沒有堅持讓對方向他道歉。事後，他又有些埋怨自己，覺得沒保護好自己的尊嚴。

他經常跑平台的一項“拼單”服務，在這個小程序裏“團購”外賣，價格比一般外賣低。他又覺得，這服務對送餐的騎手不太公平。接到這樣“拼單”的配送任務，騎手要給附近好幾個參與拼單的人送餐，到手的配送費不及一單一單送的費用高：“但我也想（佔）便宜。”

有一些事在他心裏動搖了。梁寧寧逐漸想起來，自己小時候有多麼較真——中考結束的那暑假，縣城裏有一個技校組織一些初高中畢業生到外地工廠裏打零工，他也參加了。等他讀了高一，工資到手，發現被剋扣了一部分。他用打工的錢買了個手機，上2G網搜縣裏勞動局在哪兒，到了又發現已經搬走了。他硬是打110問到了勞動局的新址。

他記得，勞動局的人幫他協調，學校多發給他200元錢，也不是被剋扣的全部。

梁寧寧當時讀的是縣裏的普通高中，學習氣氛不濃厚，背文言文顛來倒去，也不喜歡。出去打工的時候，他在外地的書店裏買到幾本講經濟和創業的書，很感興趣，覺得學校裏教不了這些；於是就輟學出來，想到處看看。

他記得，自己年少時與朋友們爭論過，成功憑什麼。朋友説，憑人脈。他覺得，應該是憑智慧、憑遠見。

他一度在南通與家人一起開了一個家紡作坊，整天忙個不停，後來，有一個客户説貨質量不好，一筆錢拖着沒給，把他的小生意拖黃了。他沒別的辦法，進廠當了普通工人。

梁寧寧説，自己生意失敗之後喜歡找一些哲學書看，面對自己理解不了的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他疑惑一個認識論問題：“為什麼我是這樣想，他們卻是那樣想？” 

更令人疑惑的，可能是改換職業之後，他自己身上發生的改變，梁寧寧曾經有些死板地相信規則：“以前即使沒人，我也從來不闖紅燈……”

電動車停放爭議

只要還有人在，就能在系統的縫隙之中，產生一些對策。

比如，與梁寧寧同屬一個站點的安哥對我説，被梁寧寧告了狀的小區在騎手之中，是避之不及的，他們確實給這小區起過一個差不多意思的綽號。平時接到裏面的單——“能轉就轉，不能轉就報備踢（取消）。實在整不出去，硬着頭皮送。”

安哥描述，等騎手到了附近，寧可打電話給顧客：“不好意思啊，您的餐丟了，我賠您錢吧。”他們用微信跟人私了，自己把餐吃掉，也不願意超時，連累後面跟着的一長串單。

較“温和”的解決辦法是一路上闖紅燈、為了抄更近的道而逆行。“這樣很容易出交通事故”，他們的“工友”鍾姥爺説，“小區進哪一個門都是小事，公司要是能給我交保險是大事。”

騎手望海説：“（我們）向公司也反饋過啊，12345啊，社區啊，我們都反映過，別的地方配送時長給騎手的是30分鐘，那你這種難送的小區、需要走進去的，那就要給我們50分鐘，對吧，要不然呢，這樣訂單的小區有個指定的地方（放）。”

代理這起案件的北京愛申（朝陽區）律師事務所律師劉飛對我表示，今年7月，第一回看見梁寧寧，他穿着騎手服，説自己不能進小區的前後經過；劉飛聽了，先勸他走行政途徑投訴，梁寧寧説，找過街道工會，沒給解決。劉飛表達一個意思：“即使最後認定了，可能執行起來困難，而且被告只是一個小區，你遇到下一個小區，又怎麼辦？”

梁寧寧堅持，想要一個法律上的定性。

劉飛坦言，這起民事訴訟涉及一般人格權與小區物業管理權之間的爭議。他解釋，一般人格權不同於肖像權、名譽權等具體人格權，沒有明確的概念。因此他最初聽了案情，感到為難。

但是，律所同事們能體會梁寧寧的感受，在採訪中，劉飛突然想到，接到這起訴訟的那段時間，有一則社會新聞很火熱：雲南部分旅遊團禁止律師和記者參團，大概覺得這些職業的人喜愛挑刺。

劉飛表示，梁寧寧起訴後才開始找律師代理，之前，他生着悶氣獨自去立案庭，大約是網上下了個模板，照着填上1.2萬元精神賠償金——梁寧寧對他説過，如獲得賠償會捐給境況不好的同行們。

等到劉飛和同事今年7月去現場調查，這扇大門已經對騎手打開了，具體原因不知；本案7月24日開庭，被起訴的小區物業公司辯稱，大量騎手導致小區門前道路擁堵，“堵得非常厲害”，因此，不能讓他們把車停在這裏。劉飛説，在現場看過，騎手引起的擁堵不嚴重，主要是網約車停靠問題。雙方就一些圖片和視頻辯論，難以達成共識。

9月28日，我在商圈外十多個騎手之間找着梁寧寧，他戴着遮陽用、遮半張臉的面罩，在一大羣騎手中，完全認不出來。這是中午送餐高峯期的末尾，商圈門口將停未停着好些電動車。

各個小區與商圈附近均吸引較多電動車，有停放需求。

次日，我到梁寧寧起訴的小區走訪。西門已向騎手敞開，一些電動車停在居民進出與網約車落客的區域，看上去有些雜亂。保安表示，現在西門的規定是，業主和訪客騎車進，外賣員只能走路進，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東北門保安説，這個門都能進，按他想，大門不讓騎手進的原因是裏面沒那麼多空間停放電動車輛。

被梁寧寧起訴的小區正門側面。

其實，這小區還有一個更難找的南門，這時候能進外賣，但不能送快遞，保安解釋，要是運送快遞的小車也在這裏停：“不得堵死了？這裏還有孩子上學。”

發稿前夕，我們根據起訴書信息多次向該小區物業致電、發短信，未獲得回覆。

就一些大型小區及商圈附近的道路擁堵，多名法學家、城市規劃專家表示，《物權法》及各法規、條例並未明確前述主體闢出對應區域解決騎手、快遞員的停車問題。

一名專家表示，他認為，妥善處理車輛的責任主體是管理這些騎手的物流企業，關於小區是否應當為其門口無序停放電動車的問題負責：“這是一個（小區）私權與（市政）公共權力交叉的地方”，立法層面而言，對小區規劃與管理管得太嚴恐不太現實。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安哥、鍾姥爺、望海為化名）

（原標題：外賣騎手，想走正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