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樓死亡的剖析》：當代歐洲的剖析，無意偶得的自嘲（上）_風聞

《墜樓死亡的剖析》進行了對“抹除最親之人的純粹情感關係”之本因的拆解，死亡並不僅僅是對肉體生命的描述，更作用於所有相關人物原本擁有的親密生活，從死者到他的親屬。作品試圖剖析當代歐洲社會的複雜現狀對個體生活的消磨與其背後成因，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導致了這種現象的發生，甚至發展到涉入死亡的程度。

它當然與女性關懷有關，表達的是女性在外界賦予的種種價值觀後的夫妻關係異化，自己成為被迫的加害者，這些“價值觀”中甚至也包括了外界定義並奉之如信仰的“女性主義”本身。女性被其籠罩，男性則站到其對立面，雙方都在當代歐洲社會中存在感強大的女性主義潮流中浮沉。如此一來，真正與個體女性有關的一切，事業的追求、夫妻的愛情、家庭的温暖，都會逐漸破滅，而這些才是女性的生活中理應最重要的東西。同樣地，個體男性其實也被捲入其中，個體的兩性都只是社會現狀中的受害者。這讓影片的表達進一步地延伸開來，也更加全面與客觀，而非滿足於對性別對立的膚淺挑逗。

電影的序幕有着極其巧妙的設計，對肉體死亡與家庭情感喪失的關聯性進行了提示，並引出了後續正片中更傾向於後者的主體方向。第一個鏡頭中，狗從樓梯上跑下來追球，暗示了“墜落死亡”這一關鍵信息，也將墜落的死者從父親身上進行了延伸，納入了以導盲犬為自己眼睛從而與其對等的兒子，後者也是本片中最為重要的“被消磨”過程經歷者。

隨後出現的則是另一個貫穿首尾的關鍵信息：通過對一家人此刻愛情狀態的呈現，映照出歐洲人對生活實情的掩蓋，佯裝日常而無事發生。這對應了結尾中的狀態，以銜接説明了“一切無法扭轉”的悲觀現實。母親接受記者的採訪，始終迴避着對自己真實生活的提問，而是試圖強化夫妻關係的和諧：將採訪約在丈夫動感音樂環繞且充滿生活氣息的家中，始終以“我丈夫一直這樣工作”等言語強調自己對對方生活的瞭解與融洽，表情也始終活力滿滿。但是，對提問的迴避卻是顯而易見的，母親始終掩蓋着父親放音樂的真實動機，對提問不做正面回答，最後更是用“我不喜歡運動，走路還可以”的否定式説法做出回答。

她選在音樂聲音很大的家中接受採訪，試圖強調自己對丈夫音樂的接納，這不過是表演着夫妻和睦的感情關係融洽，實際上則是對破碎真相的迴避，因為她知道這其實才是自己的真實狀態，就像她對音樂的真實態度，在背地裏對理應傳達父親感情的音樂主動隔絕，戴上耳塞而遮蔽掉，暗示了夫妻關係的割裂與感情的消亡。於是，音樂也就停留在了“響徹在無人空屋”的狀態。

與母親平行發生的，則是兒子和狗的感情。在這裏，導演使用了手持攝像的方式，兒子和狗的洗澡始終處於畫面的晃動之中，這與母親受訪時對“真實自身生活“的有意迴避（面對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形成了對應，暗示了兒子與狗的關係隱憂：表面上的和諧之下是動盪。狗作為他視覺的延伸，在隨後將逐漸“看到”父母關係的殘酷真相，作為對此時人狗親密關係動盪之暗示的展開。同時，作為個體存在的狗將成為他意識到父親抑鬱症的關鍵證據，而狗還具有“父親象徵”的意味---第一個鏡頭裏與父親共同“下降”，後半部的高潮中父親以之自比而做文本交代---，此刻的關係動盪就有了對父子關係的指射之意，暗示着兒子在觸摸真相中對父親的逐漸陌生。

具體來説，狗是兒子的導盲犬，即是作為其眼睛而觀察世界的媒介，兒子對家庭的直觀認知即由狗的“視力”而來。對等性的二者建立默契的活躍互動，構成了“兒子”在家庭環境中的感情，而互動的斷裂即是感情的斷絕，也會讓兒子失去在環境中自如活動的能力。選擇狗這樣的動物進行拍攝顯然意味着“其行為的難把握”，因此男孩和狗的洗澡互動必定以自然交互為主，表演刻意感較少，狗的反應也最強，由此表現出了此刻二人高度密切的關係，形成了兒子以狗而進行的“感知家庭”。

但是，由洗澡時晃動的畫面可知，這一切的聯繫都在被動搖，這也引出了狗和男孩在下一次出場時的表意。先是延續一起洗澡時默契的一起散步和投接樹枝，旋即卻變成了狗對男孩的不理睬，靜靜趴在地上，而在鏡頭切掉的一瞬間，男孩突然將樹枝狠狠地扔了過去。這構成了對後續發展中男孩變化的預兆，也是他暗藏中對家庭真相有所意識的暗示：他其實已經有所查覺，就像此後揭露的“早就看到了父親的藥物”，也聽到了父親的自白，他只是抗拒着通過狗進行對父母關係真相的“視覺觀看”，對藥物的用途與父親的意思不做更多思考，這便是隨後影片即將收尾的高潮階段發生的事情。

在序幕中，始終和諧的洗澡的“水”變成了此刻殺意發生的“雪”，環境的變化也暗示着男孩對“墜落死亡”的關聯性，他最終將進入冰冷的“雪”中。此刻狗被扔中的畫面隱去，對應了父親死亡墜樓的處理，都不做直接呈現，而是暗示了一種“感情破裂真相暫時被掩蓋”的現狀，關於一家人的生活真相會隨着正片而逐漸揭開，並最終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家中，在各方力量的促成之下重新“掩蓋”--家雖温暖，母子關係卻已經在兒子對父母的瞭解中永遠變質，成為了開頭處的夫妻與人狗，暗中的動盪始終不停。

在記者離開時，鏡頭仰拍了樓上的母親和男孩，從角度上給予了二人“未墜落”的屬性。而這個房外雪地的場景再一次出現，則帶來了“墜落”：父親死在雪地上，母子站在旁邊叫警察，鏡頭去到了上空俯拍，巨大的變化逆轉了母子彼時尚存而即將隨着警方介入而變的純粹感情。與此同時，導演也給出了非常具象化的感情喪失表意，將之與父親的死亡進行強關聯：動感的音樂還在持續，畫面中切入幾個屋內的空鏡頭，一直到父親工作的房間，音樂的源頭，卻是空無一人--這個家中的真正感情氛圍已經在父親的死亡中喪失，只剩下了沒有家庭生活氣息的空房子，彰顯生命活力的音樂失去了傾聽者和創造者，成為了父親消逝的殘響，給出了它的真正定義：虛假且只做掩飾之用的感情標誌。

由此一來，父親的死亡便延伸到了母子的身上，她們同樣沒在房子裏，而其家庭依然在這一瞬間成了“無生活氣息的空屋”。因此，在正片中，社會各界對死亡事件的複雜剖析，包括但不限於以”女性性別歧視”為首代表的各種價值觀、民族、政治、社會見解，都會構成對一家人的持續“抹殺”，讓純粹的夫妻關係被揭開偽裝，讓兒子從純粹變得暗色，感情愈發喪失殆盡。因此，父親、母親、兒子，都會是這種“墜樓死”的受害者，複雜過度且過分強調思想價值觀的當代社會現狀則是兇手。

特別要説的是，兒子作為所謂事實敍述者的“眼盲“，讓真正的真相被遮蔽到了最後，始終沒有給出確切性的答案，這對應了“活潑音樂與鮮活父親消失於畫面”“空屋”等家庭感情喪失的序幕表達：對一家人--特別是父母--在死亡發生前的情感生活，其確切敍述始終是缺席的。這種手法連接到了電影的高潮，兒子通過演奏音樂嘗試着突破目盲的黑暗，在回想中看到家中發生的一切，眼前卻只有殘酷的真相：音樂只是引領着他走到窗邊，向下俯看到了父親死亡的雪地，感受到的不過是墜樓這一“感情喪失”的瞬間。生活情感的消散實際上一直都存在於這個家庭的日常之中，從未真正擁有活力。序幕早已做了定論，我們無法看到活着的父親，只聽到他播放音樂的聲音，而他第一次確切地出現在畫面中則已然是屍體。

在序幕的結尾，狗承載了對兒子的暗示功能。狗注視着父親的屍體，似乎被其附身，而在下一個段落中，狗穿過了查案的警察，鏡頭從其後方前推，推到父親的照片後繼續向前。鏡頭的運動軌跡從狗的視線延伸開去，彷彿它對父親照片的“觀察”，由此暗示了藉助其視力的兒子對父親的觀察，即是對父親死亡背後一家人生活的窺探，而直接“觀察”的結果卻是消極的“墜落死亡”。序幕裏狗的“觀察”已經説明了這一點，他作為兒子的“觀察之眼”走過了一家的室內空間，最終在這“家庭“中看到的卻只是父親的死亡狀態，而牆上生時照片導引出的也依然正片第一幕的屍體。片頭曲中父親從小到大的照片逐一出現，接着則是父親的屍檢，從而強化了“人生的抹除”：他完整地走過了自己“生”的全部內容，在最後則是“死”，前者照片裏的愛好、情緒、愛情、親情，都變成了屍檢時僅僅描述其肉體狀態的報告條目宣讀，作為“人”的內容不再，只剩下了作為“無生命物件”的肉體。

隨着正片的開始，導演帶來了一組新的男女關係，即母親與“好友”律師，這成為了她與丈夫的“平替”，藉此用一種更加具體落地的方式重現夫妻二人關係破裂與丈夫死亡的過程。在二人的第一次談話段落中，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傾向。律師進入了這個家中，成為了一家三口環境中的又一個男人，而他與妻子的關係也在二人初遇時得到了預示：遠景強調了白色的冰雪，二人的擁抱流露出了親密無間的真情，是足以激發生之情感，在生活中的正向人際情感，卻被籠罩在了滿天的“父親死亡之地”冰雪中，註定了其脆弱的結局--因官司的理念與認知不合而走向分手的關係。

律師之於父親的對應，還體現在了對其結局的暗合之上。第一次出現在家中，他站在了父親死亡的雪地上，以生的姿態做出“逆轉”，鏡頭也給到了序幕裏象徵“未墜亡之生”的仰拍，看向父親跳出的陽台，暗示着死亡軌跡的倒置。這對應了律師在初期與母親的“夫妻再現”，逐漸卻再次因事件判定中源於價值觀認知的衝突而轉入分裂的再現，“父親”再次“墜亡”，因為二人的“自殺主張”之出發點即埋下了對家庭關係與父親生活的消極定義，正再現了始終存在的夫妻關係破裂根源，也就必然促成“破裂”的重演。

在二人的交談中，同樣的暗示也繼續放出，隨後成為全片的手法。首先，母親與律師在法語和英語之間切換，通暢無阻的溝通似乎意味着二人在不同國別、文化、語言之間的無隔閡。然而在每次談話小結的時刻，段落卻都會以一種不和諧的尷尬作為收場。律師想看一下室內，母親並未馬上領會其意，尷尬地問“是不是需要給你介紹”；律師想用法語説出窗台的單詞，卻一時想不起來。必須注意的是，“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而具備了對“無隔閡”的象徵意義，夫妻之間在日常狀態下也一直使用非雙方母語的英語，直到破裂激化。“吃飯”則是另一個關鍵要素，母親給律師盛飯，律師邊討論案件辯護方針邊吃，建立起了二人基於“共餐”的聯繫，卻馬上因為主強調“自殺”而與母親的“意外”形成了衝突，後者只是勉強接受。隨後莫妮卡來訪，母親也同樣經歷了“安撫兒子，兒子拒絕；與莫妮卡言談和諧，莫妮卡表示帶兒子求通靈者，二人言談衝突”的關係變化。

對於母親個人，電影着重強調了她對自己與家庭“感情喪失、走向破裂”的“必不可行之迴避”，這也是她在序幕中面對記者將自己生活有意閃躲的延續。在劇情層面上，電影以“死亡性質的判定”作為核心，所有人都對此提出自己的主張，對應着對該夫妻關係破裂與否、責任人歸屬的不同看法，並由此導出還原事件的各種證據，試圖帶來夫妻狀態的真相。以檢方為代表的團隊認定母親殺人，自然是關係破裂、親情不存，而律師主張“自殺”，需要證明父親對生活的絕望，事實上同樣是外界的“同陣營者”，都指向了夫妻情感關係在各種複雜社會思想影響下的破裂，區別只是崩潰的方式。

而母親對此的態度，則説明了她對失敗的迴避。她先認定父親不會在丹尼爾近前自殺，其身上還有濃烈的父愛，其死亡只是無關自身想法的意外，卻馬上在“現實”面前無奈低頭。在特寫鏡頭中，醫生畫出了父親死亡現場的草圖，指出各種不符合意外的細節，因此主張意外無助於辯護，只有將死亡歸於自殺。這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幕，它定義了此後的各種法庭段落，將所有相關內容中的“父親”變成了一個非人化的存在：是圖中火柴人形狀的屍體，也是由各種理性邏輯分析與較量中的“物件”，連同其死亡與生前的家庭生活都被納入了理性語境中進行描繪，就如同序幕裏記者用文字描繪母親一樣。對此，母親的態度則是先強調“意外”，隨後馬上在“容易贏官司”的理性思考下轉而支持“自殺”。

理性是感性的對立面，成為了“非感情之社會複雜因素”在具體庭審之中的呈現形式，所有人都在用理性去拆解死亡，也在用複雜因素去剖析夫妻關係，最終的死亡與關係定義也只能是情感的破裂，映射着庭審中回溯而出的“死前”真相，即這一切對夫妻關係的消磨過程。母親早早放棄了感性，只有兒子用對父親的感性瞭解（沒想過會自殺）與對母親的信任（偽證開脱）苦苦支撐，就像他對此前父親告知自殺傾向時的有意無視，直到他不得不承認這並非無關任何形式“破裂”的單純意外。

除了劇情核心的“死亡判定”之外，電影也在這裏用更多的手法表現了母親對家庭破裂之現實的迴避與失敗。如前所述，電影建立了“視覺”與“聽覺”的表意要素，這是兒子對案件還原時最關鍵的“感受”途徑，也是他對“死亡真相“背後家庭關係的主觀認知手段，符合二者之於人的主觀性定位。兒子的失明讓他對家庭親情有無真相的感知變得模糊，他不得不捲入“理性邏輯”的語境中面對辯論，哪怕格外強調母親的無罪與父親的意外，也是無濟於事，因為處在複雜思想且極端對立狀態的社會現實必然會像冰雪一樣，抵消所有非思想性與價值觀的純粹真情關係。同時，他和初始時的母親一樣，都強調了父親死亡的“意外”與母親的無罪，卻比母親來得更加持久，並未輕易轉為消極的“自殺”。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設置，只有“聽覺”殘留的兒子比健全人母親擁有更模糊的感知，因此他才對接收到的家庭狀態產生了不真實的主觀性認知，而母親則更早也更深切地體會到了破裂的真相，並進行註定失敗的迴避。

但如前所述，即使僅有聽覺，兒子也並非沒有察覺到些許的真相，這也讓他與母親走上了同樣的“迴避真相”道路。在影片的展開中，聽覺與視覺成為了非常直觀的表現途徑。在正片開頭的兩場戲裏，我們就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表達。母親和律師在討論着父親的“自殺或他殺”，這種消極的聲音傳到了樓上的兒子耳中，前景的房門遮擋了他幾乎全部的身軀，形成了他在接收時的內心壓迫，引導出了後面母親來看他時“不理睬、哭泣”的消極，既哀嘆父親的死亡，也隱隱帶有對其死亡真相的察覺。隨後，接受律師建議的母親在考慮父親的“自殺”，而兒子則演奏起懷念父親的音樂，以其“感情凝聚“形成對前者基於“聽覺與聲音”的“抵抗”。隨後，他面對質詢時堅持了“意外”主張，此時切入的父親在生照片則從“視覺”層面強化了他對父親“非絕望自殺”的認知：他相信自己認知中“只會意外死亡”的父親，其形象連帶着父母關係，在此時依然清晰可見。

然而，隨着影片的發展，兒子的“聽覺”卻開始引導向了消極的一面，抵消了他強調母親無罪與父親意外的信念。音樂開始如母親定義的“故意讓我煩的工具”一樣發生作用，讓兒子看到父親走向墜亡的畫面，從聽覺和視覺上強行逼出兒子潛藏的真相認知。而在現實裏的視覺部分，狗作為兒子的視力延伸，也同樣如序幕結束時一樣地始終看到消極的內容。在與庭審辯論相關的部分中，兒子的證言同樣因為自身視覺與體感的喪失而難以完美自洽。他終究分不清自己所處室內亦或是室外，僅有的觸覺不足為證，盲人普遍更敏鋭而取代視力的聽覺更是隻接收到了消極的因素，因其鋭利而無視兒子意願地強行灌輸了“破裂真相”：母親與律師對父親死亡的“抑鬱自殺“方針，父母之間的爭吵，以及初始象徵“感情”而後卻變為“父親氣母親的工具”的音樂，音樂也代表了他以“聽覺”這一僅存的確定性感知手段而得到的家庭真相，並由音樂引發的“視覺畫面”之主觀影像進一步地確鑿。

導演淡去事件的具體真相，卻通過種種對兒子視覺畫面的直接呈現給予了對家庭事實的暗示。在超現實的畫面中，兒子看到的只是“墜落”的暗示與象徵，這對應到了他在現實中無法澄清母親嫌疑的結局，因為家庭中確實早已不存在真正純粹的感情關係。在現實裏，兒子試圖為母親辯白，這構成了另一個主線，卻表現出了對“家庭中感情“的感知錯覺，對自己身處於序幕中屬於“雪“的室外還是“水”的室內並不確定，意味着他對自己家庭是否確實情感温暖的難以把握，更接近於“情願相信”的掩蓋問題。庭審的辯論與覆盤也引出了家裏的各種問題，外界、親屬，甚至夫妻內部存在的種種思想，例如對女性、同性戀的歧視，都成為了分化家人感情的社會性因素。因此，兒子不過是見證了母子與死後的父親社會中的共有遭遇，家庭從一人的肉體死亡而變得支離破碎，感情丟盡，成為序幕裏的空屋。他所做的事情，在顏色的環節得到了很好的象徵：“自己確實在外面的雪地中，而不是母親犯案做偽證而安排自己感知錯覺的室內”，這是他證明母親無罪的關鍵，實際上卻會讓他身處於白色的冰冷雪地之中，這暗示了他努力的必然無效。

在母親的身上，“感官”手法的運用同樣是豐富的。面對序幕裏被自己形容為“情感”的音樂，她向律師坦白自己戴着耳塞隔絕了它，而描述也變成了“他故意為了讓我不舒服”，從直觀的聽覺與對方用意的“聽後理解”中都轉向了夫妻關係破裂的消極一面，音樂釋義的急轉直下本身也具有同樣的表達作用。隨後，母親在兩個段落中都思考着父親“自殺”的主張，均完成了聽覺上對應“耳塞”的音樂遮蔽：兒子在二樓演奏音樂，鏡頭給到一樓的她時，音樂卻逐漸消失；她看向演奏音樂的兒子，窗户阻隔下卻完全沒有任何聲音流出，其與“傳遞情感音樂與堅持意外主張”的兒子在感官上的本質區別顯而易見。特別是，兒子演奏的音樂是無介質的，他對父母的感情也最為真誠，而父親的音樂則始終是在機器播放下的有介質存在，播出的目的在妻子眼中確實帶有敵意，而他對家人--破裂的妻子，對事故失明的兒子的愧疚--感情也早已變化。“介質”即代表着音樂與聲音在傳情上的“隔閡”，隨後在錄音的環節會得到進一步的使用。

更有象徵意義的，則是母親對父親的直接感知，也是視覺與聽覺的合一。她看着在生時的父親錄像，比兒子那邊的“照片”更加靈動，卻沒有任何聲音放出。這是對“有介質聲音”的升級，是更極致的情感斷裂，意味着母親獨處時無需掩蓋之下的偽裝失效與真實露出。這是她對其人的真實認知，已然不當做一個鮮活的有情感之人，而是需要被自殺判定的無生命之屍體“物件”，不可能發出任何人的聲音。其冷漠是夫妻關係的破裂體現，也正是由母親對家庭種種現實狀態的感知而來。

視覺作為母親在正片中“迴避”的表現形式，有着多樣的使用。在與律師第一次交流的段落中，導演沿用了序幕中的“上下樓”與“仰拍俯拍鏡頭”。一開始，母親跟着律師走上了樓梯，作為對序幕的結局鋪墊處“墜落（走下樓梯）”的逆轉，她也來到了父親曾經工作的樓層，填補了序幕裏父親死亡後留下的空屋鏡頭，扭轉了其代表的“無親人温暖之家”。然而，在母親的遠景中，她只是處在房間的入口處，並不想徹底進入其中，“填補”與“對父親生活環境的進入”隨之弱了下去。在律師的催促下，她不情願地走向窗户，鏡頭隨着她的“進入”變成了對接“上樓”的仰拍，卻馬上遭遇了打擊：她的行動盡頭是墜落的窗户，這正是她進入房間的目的，以父親墜亡時的俯拍鏡頭為主觀視角去觀看其掉落的雪地。可見，母親始終知道自己即將看到“死亡”，這正是她在家庭生活中感知的真相，而她只是在此刻試圖迴避面對它，因此才格外抗拒，卻終究無法堅持到底，在這裏是律師的催促，後續則是種種自辯。這種必然的失敗，在母親決定自殺主張時，同樣已然註定。

在庭審展開的階段，導演將主張“自殺”與“他殺”的雙方進行了同質化的處理，從而讓事件真相在非具體層面的本質上得到了“外界社會影響下的悲劇產物”這一定性。“自殺”一方，母親和律師進行了一次自白視頻的錄製。它與序幕中的採訪產生了對應關係，母親如同彼時一樣地繼續“偽裝”，表達對丈夫的愛，掩蓋着夫妻關係破裂的事實，但這一次卻不再流利自如，而是侷促不安，這推進了“真情紐帶不再”的暴露，佯裝和諧的掩飾消失了。顯然，此刻的她已經對丈夫沒有愛意，也就無法再自然地描述出當年初遇並愛上丈夫時的情感。而作為對其出發點“恩愛夫妻”的影響來源，此處提供了律師作為外部者出現，他説着“你需要成為社會需要的你”，用吻合外界思想的方式編寫與定義這段夫妻關係，錄製自白的視頻就是為了用“符合外界的方式“去證明丈夫的自殺，即“夫妻關係破裂”。

由此一來，其再現的夫妻關係走向了破裂，而其進行方式卻是非純粹情感因素下的“吻合社會思想”，這實際上成為了父親死亡本身的擴展。在死亡本身層面上，夫妻關係的破裂存在着諸多社會性因素的影響。而在“對死亡的定性”層面上，這種破裂又由“符合外界思想”的方式進行詮釋。“庭審”的後者實際上成為了前者的直觀呈現途徑，隨着辯論的進展，“夫妻關係破裂後的丈夫死亡”被賦予了各種社會性與思想性的解讀與定義，每一種都詮釋了非情感因素對描述中夫妻關係的負面影響，而這事實上也成為了對丈夫死亡本身真相的概念化揭露：他的非意外死亡對應着夫妻的破裂，而影響者便是外部社會的複雜，不管死法如何都是如此。法庭上的雙方辯論也正表達了這一點，無論是“自殺”還是“殺人”，都屬於雙方根據“吻合社會思想”而做出的種種詮釋與論證，均是對夫妻純粹感情因素進行社會性影響的複雜化。

無論具體真相如何，夫妻關係在感情被複雜化影響後的破裂都是不變的。因為他們的關係自始至終都籠罩在“社會”之中，就如同被描述“關係”的始終籠罩在“庭審”與“外界輿論”的”社會”中，而其詮釋內容也會隨着外界需要而變化一樣。具體真相的始終模糊反而升級了夫妻感情受影響的程度：它可以是庭審雙方口中“吻合不同社會思想”之詮釋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或幾種，“主流價值觀”交織的複雜社會作用到情感關係上，其影響之劇烈可見一斑。而在這巨大的影響之下，唯一可以確定的根本事實就是感情關係被破壞的結局本身，就像母親到了此處無法繼續完美掩飾夫妻的不和諧一樣，無事的偽裝終究要被扯下來。在表現“庭審中雙方面對並貼合的社會性影響”時，導演使用了強調“攝像機之存在”的鏡頭構圖，讓中心點的“夫妻關係”始終保持在外部的凝視之下，受到其影響：辯論雙方各自進行符合外部的詮釋方式，以求得支持而獲勝，輿論則以自己的理解去解讀事件，並引導母子和律師做出相應方向上的回答，從兩個角度上對夫妻關係進行社會性詮釋，不變的則是”破裂的死亡”。

如上所述，“自殺“主張方的律師讓母親陳述與丈夫的過往，先證明自己對丈夫的愛，而後再以兒子失明的事故作為其自殺的解釋，這是律師認為的符合社會思想的內容。導演將這一段分成了兩個部分。首先是母親敍述的夫妻愛情，磕巴的狀態説明了情感紐帶堅固的偽裝動搖。隨後，則是母親敍述到兒子失明時的瞬間，鏡頭切到了嘴唇的特寫，讓我們看到了母親抒發心痛時“情從口出”的真實感，這對應了兒子努力證明母親無罪的表達，讓母子親情成為了唯一尚未被外部社會影響與弱化的確定性積極存在。然而，這一切都被籠罩在了“外界”的攝像機之下：它的整體內容是律師投外界所好的設計安排，這已然對其中的真實母子情片段構成了“無視”，只是將它當成自己詮釋的一環，而畫面中始終存在的攝像機則讓母親的敍述成為了外界籠罩的狀態：以吻合外界的“眼光“（攝像機的注視視角）為目的，全程直觀地處在其視角之下（內容編寫者律師的視角），而不是隻保留真實，將夫妻還原到純粹情感關係的絕對自主狀態。同時並存的記者攝像機鏡頭中，眾人對涉案人進行誘導性的提問，並在攝像機拍攝的電視畫面中做出詮釋後的報道，則是輿論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作為“殺人“的主張方，警方也在用自己的攝像機拍攝查案過程，以自己的方式再現案發現場，進行完全沒有情感注入，只為了獲得理性邏輯下“有罪“論證的詮釋。母親與兒子在此處也受到了非常直觀的“真情關係受阻”。在這一段中，母親和兒子，警方的事件還原，都始終處在攝像機的低畫質拍攝鏡頭之中。頻繁的變焦、對焦，手持鏡頭的晃動，強化了二人此刻受到的外界凝視下的“社會性詮釋”影響，其真情隨之發生的動搖，也對應了序幕中兒子和狗洗澡時的畫面晃動，賦予了後者更豐富的意義：即使在死亡還沒發生的時刻，即使在絕對獨處的空間，即使是最為“情感堅定”的兒子，事實上也處在“被拍攝”的外界“社會”視角之下，隨之遭遇動搖的影響，隨後引出了雪地中的狗無反饋、人遷怒狗的關係惡化瞬間。最後則是對“墜亡”本身的再現，警方帶着母親在二樓，兒子則站在雪地，在警方“你聽見嗎”的呼喊中，室外的鏡頭從二樓飛快搖到了雪地，讓母子二人完成了一次由警方取證引導出的“墜亡”（家庭破裂），僅存的母子真情關係即將迎來“墜亡”。

而在接受警方現場還原調查的時候，處在“外界攝像機”畫面中的母子也確實體現出了被影響的狀態。為了確認兒子在屋外是否能聽到，母親再現了當時與記者的對話，卻被要求使用法語，這帶來了“國別”的社會性因素，推翻了彼時“你可以用英語”的兩國人打通國別語言隔閡的交流無礙。母親的法語不足以完成自如的交流，這是人際交流的社會性阻隔，施加者則是法國警方基於“這是法國”的國別化要求。與之呼應的是，法國警方對事件的再現方式同樣脱離了絕對真實，並在最後乾脆替換母親本人，由兩個警察完成對話重演，在“徹底虛假“中達到“外界演出”的影響升級。這一幕説明，警察詮釋的夫妻關係受到了感情以外因素的影響與改變，對應着他們涉足此現場時的“邏輯論證有罪”初衷，籠罩在攝像機的“凝視”中，完全變成了複雜因素引導下的扭曲詮釋。對此，母親先是在“語言交流”上被影響，被替換後更是隻能站在一旁，完全無法改變自己的被詮釋。

兒子同樣受到了這樣的影響，導演在此處使用了“貼紙”的元素，更重要的則是持續性手法的“聲音”。在還原事件的現場，他努力試圖證明母親的無罪，重要證據則是寄託了父愛的“貼紙”，以及對採訪中母親抱有對記者純粹好感的真情話語的收聽。它們分別是“觸覺”和“聽覺”，構成了兒子對家庭狀態的直接感受與瞭解。但是，在警方的攝像機畫面中，它們卻被推翻了。“貼紙”成為了兒子口中的“弄錯了”，鏡頭劃過牽着的狗，更是以其“視力代替者“身份而增加了“視覺畫面”的要素。更重要的則是“聲音”。電影在這裏首次引入了“聲音”的延伸，即“人工改變後的有介質聲音”。

在警方還原現場時，兒子先後傾聽了母親與警察演繹的對話，前者的法語和後者的“非本人”都形成了相對於序幕裏“母親傳達好感”之情感真實的再詮釋。它對母親進行了國別的阻隔與真情的複雜化定義，對以母愛力證母親無罪的兒子則同樣施加了影響。他完全聽不到説話的聲音，這逆轉了此前他對音樂的直接演奏。彼時的他直接聽到了鋼琴裏的音樂，這與父親的音樂錄音存在“有無介質”的本質性區別，以絕對真實的形式寄託了他對父母的純粹情感。而此時面對“介質下詮釋的被改變之聲”，兒子則無力證明母親之於父親死亡的無罪，夫妻之愛證偽，自己對母親的愛也無法作用。

在後續的發展中，這種無力的對抗得到了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法院允許母親保釋，其理由是“兒子需要照顧”，壓倒了檢察方反對時提出的“證人和嫌疑人在一起”。這似乎帶來了“母子親情”的暫時勝利，不僅爭取到了法官，也將二人關係從“證人與嫌疑人”扭回到了“母子”，獲得保釋與簽字時的母親也得到了安定的非攝像機視角鏡頭，“凝視影響”與施加動搖都不復存在。而在另一個段落中，母子則以“直接的音樂聲音”展示了母子親情的確定性純粹：兒子先彈着父親喜歡的音樂，隨後與母親完成了象徵心意共通的四手聯彈，樂曲也轉成了傳達父親想念與哀傷的悲樂。母親雖然勉強，卻依舊完成了聯彈，這一細節暗示了她在外界影響下努力對抗的狀態，並在段落的結尾與兒子相談甚歡。

然而，母子之間卻馬上插入了“社會視角”而受到影響。法院派出工作人員與母子同住，防止嫌疑犯母親與兒子達成證詞默契，二人的關係隨之被定回到了非親情的一邊，而工作人員更成為了“非情感之社會性影響因素”的具象化象徵，直接介入了母子之間，讓兒子向自己彙報母親的可疑誘導性言行，引導他將母親看作“嫌疑人”。並且，她更是進入了本屬於母子二人的家庭環境之中，作為更進一步的表達。母子遛狗散步時，她跟在後面，母子最後看到了遠處自家的墜亡實驗：父親的死亡被反覆重演，關係破裂與家庭毀滅的結果一再出現，而其引導者則是警方的“邏輯論證之有罪”，這無疑定義瞭望着這裏的母子受到身後工作人員影響的狀態。而“法庭”的畫面也迎來了逆轉，不再是保釋時的安定鏡頭，轉為法官列舉邏輯證據進行案件解説的安定鏡頭，將父親作為“死亡的屍體”，將案件以非情感的理性方式再現，這才是法庭的持續性狀態。此刻的記者相機與攝像機鏡頭依舊存在，鏡頭閃光中的法官卻處在了非攝像機的鏡頭畫面中，這暗示了二者的合一：法官的案件詮釋由理性而得，作為依據的辯論也是以社會思想與價值觀的交鋒為主，而記者的解讀也同樣如此，二者均非情感化考量，因此前者事實上並非後者影響下的產物，而是後者本身的另一形式。

本片活用了法院庭審的工作方式，將它立在了”夫妻感情”的對面。雙方展開辯論，展示各自的理性分析與邏輯證據，拼湊出的都是父親的死亡，而非活生生的他，證明的都是父親在“自殺”和“被殺”下的感情破裂，而非母親最初強調的”意外”，解釋關係破裂的都是各種社會價值觀內容，而非關注於“夫妻情感”本身。於是，法庭就成為了社會的縮影，以其複雜性定義了夫妻關係，導致其在定義下的“破裂”，就像隨着庭審進行而逐步揭露出的關係惡化可能性。

而在母親身上，以律師再現的“夫妻關係”也又一次地遭到了扭曲。初登場時，律師是父親的平替者，一直到保釋段落都是如此：他對銀行説着“我來代表她”，處理了房產抵押，彷彿在執行平時由親屬負責的事務。但如上所述，當保釋完成後，他開始説出“你要變成外界想的那樣”，架設攝像機，成為了“外界影響的執行者”，對母親與夫妻關係進行扭曲詮釋而導向“自殺下的有意死亡”。人物性質的轉變已經帶來了“夫妻”的破裂再現。而當他與母親坐車回家時，這種破裂也更加明顯。他第一次聽到記者錄音的存在，質問母親為何不説，二人發生口角，鏡頭在他説話時給到前車窗，母親説話時則是單人鏡頭，讓律師始終在二人的對話中“缺席”，暗示了二人關係紐帶的不再順暢。隨後，承接此鋪墊，母親也直接表達了原有夫妻關係的消極真相，內容關於自己離開德國故鄉而不適應此處法國的怨氣，國別對夫妻關係的阻礙第一次如此確切地出現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錄製聲音”作為“有介質之聲”的又一形式出現。其人工刻錄與機器播放的性質讓它帶有了一層“後天”的薄膜，與絕對真實的聲音（直接説出的話語和直接演奏的音樂）區分開來，代表着“真情傳遞的隔膜”，其帶有一種代表外力“詮釋”的“後天加工”之意，因此其也無法帶來真正的真情關係，反會導致破裂，會被外界進行解讀與定義。序幕裏，父親播放的便是錄音的音樂，其目的正是干擾妻子而非真正的情感，併成為了其死後“家庭毀滅“之空屋鏡頭的配樂。此外則是記者採訪的錄音，它被使用的目的是證明母親的有罪，其原本內容的“母親傳達單純好感”被各種複雜化地詮釋與解讀，對母親與記者的關係進行定義，也由此推論母親與父親的關係。到了庭審的階段，我們一次次地聽到錄音中的聲音，檢察方將之賦予“同性戀”的理解，帶有對此的歧視眼光與有罪推論，將其作為論證夫妻關係不睦的證據，既從情感層面複雜化，也將無論性向的情感關係進行了社會性的二重複雜化。

到了庭審的階段，為了進行死亡事件的論證與定義，雙方均抱有的社會性視角得到了更明確的展現。檢查方對母親賦予了基於性取向的有罪論證，暗示丈夫因為母親的雙性戀而憤恨在心，所以才放音樂插入母親和記者的“情侶“之中，其對當事者的性取向牴觸推測説明了其本人及代表社會的心理。甚至連“聲音“的音樂，都被賦予了“美國説唱歌手錶達某某之作”的説辭，以其思想主題作為對父親心緒的再詮釋，對應其播出的“有介質”。律師的反擊則同樣從對方對母親的“反社會價值觀”的稱謂切入，強調政治不正確。雙方針鋒相對，卻均保持在社會性價值觀的語境之下，無視了似乎不足以幫助獲勝的夫妻與母親的情感本身，就像他們做出的“自殺”與“殺人”之“破裂”的共同結局定論。

作為其承受者，母親也面臨了更多的人際關係破裂。她與記者的關係即是如此。從序幕到出庭初期，記者都對母親抱有好感，因為對方傳遞出了好感，卻在檢察方的百般“詮釋”下動搖---一個轉變的細節是，記者先是不自然地改變對母親的親暱稱呼改叫姓氏，展現了“受壓”，隨後主動向法官表示“叫我小姐”，糾正“夫人”稱呼，暗示着她對“獨立不婚女性”的重視被激發，鏡頭迅速給到檢察方的微笑，隨後記者則開始了符合他“傳達同性愛慕”説法的證詞。在母親無奈陳述時，鏡頭給到了注視她的記者，卻已然沉默，打破了序幕中“法德二國人以英語交流”的暢通無礙與真情傳遞。

兩場重要的庭審戲份中，母親和兒子共同處在了被外部社會與非情感因素籠罩與影響的狀態下，二人對夫妻愛情的信念也隨之動搖，這得到了極其直觀的表現。事件於“發生後”的被剖析，以及於“發生前”的過程，在這個階段並列地出現，讓外界對前者的剖析成為了家庭內部被“非夫妻感情”的外部因素影響而破裂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