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隊的七種組織形式_風聞

關於武工隊，筆者曾寫過幾篇小文，但主要都是針對小説《敵後武工隊》的原型所寫。有網友提出不同意見，説武工隊並不全是裝備精良每人一支二十響，有的武工隊不過幾支獨撅而已。

這意見提得沒錯，武工隊真的不是一種，而且武工隊與武工隊差別很大。下面就羅列一下中共歷史上幾種武工隊的組織形式。

一、抗戰敵後各軍分區選調精悍組成的武工隊

這種武工隊是最初的武工隊，它是在華北抗戰進入到最艱苦階段後在鬥爭中產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軍在華北地區集結重兵，推行“強化治安運動”，不斷“蠶食”、“掃蕩”，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局面開始惡化。到1942年，局勢更加惡化，特別是“五一大掃蕩”後的冀中根據地，主力部隊已無法立足，全部被迫外轉撤往山區，根據地七千多個村莊，有四千多個建立了偽政權，我抗日政權多數無法在白天活動，有些地區則夜間也無法活動。

為扭轉此不利局面，早在從1941年夏起，華北我八路軍針鋒相對，各部隊先後派出“武裝工作團”、“武裝宣傳隊”和成建制的小分隊，分赴日偽佔領區的後方，宣傳民眾，鎮壓漢奸，瓦解敵軍，破壞敵“治安”計劃和重要軍事設施、物資，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戰，發展了敵後游擊戰爭。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這種鬥爭方式，決定進一步推廣，並明確了組織編制、工作任務和鬥爭手段，統一名稱為“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

這種樣式的武工隊，也就是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講到的“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來説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

賈正喜參加的、馮志根據親身經歷創作的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就是這種樣式的武工隊。

這是最具典型意義的武工隊，有必要多説幾句。

1.隸屬關係

武工隊由軍分區選派和指揮，業務上受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指導，組織關係屬活動所在地中共地方委員會。

2.編制與人員配備

武工隊的人數，少的不足十人，多的四十餘人，還有更多的，但以二十人左右為最常見。

武工隊設隊長、政委或指導員。有的人數較多的武工隊，隊下還設小隊或分隊。

一二九師政治部曾規定，武工隊的隊長必須是營以上幹部，政委則必須是團以上幹部。

武工隊的領導有一個突出的、與眾不同的特點，即不論隊長還是政委，都以政工幹部居多。馮志在小説《敵後武工隊》中塑造的武工隊小隊長魏強，便是由指導員調任，這是與當時的情況相一致的。

以政工幹部為主組成對敵滲透的小分隊，這是隻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才會出現的情況，也是武工隊區別於其他特種小部隊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種部隊的組成人選截然不同的，是和那些喜歡跪舔西方特種部隊和國民黨軍隊的編導們的喜好與臆想截然不同的。

武工隊的隊員，一般是從軍分區敵工、鋤奸、偵察、民運等部門的專職幹部和主力部隊的班排長及敵後作戰經驗豐富的老戰士中遴選，同時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如縣大隊、區小隊、公安局、武委會等部門的幹部參加。小説《敵後武工隊》中的賈正、趙慶田等，在被選調進入武工隊當隊員之前，就是主力部隊的排長；武工隊指導員劉文斌，則是當地區委的領導，這都是與史實相符合的。為了開展對日軍的工作，有的武工隊還有懂日語的幹部，或吸收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義勇軍的同志參加。

這裏摘抄曾任太行第二軍分區司令員曾紹山的記述：

“按照全區對敵鬥爭幾個主要方面，組織了平（定）西、昔（陽）西、壽陽、榆（次）太（谷）、和（順）西等五個武工隊。武工隊的成員，絕大部分是從主力部隊中挑選出來的班排幹部，以及少部分有鬥爭經驗的老戰士。隊的領導幹部，全是團一級負責同志。”

武工隊的隊員在全面素質的要求上是十分嚴格的。按彭德懷在《武工隊的組織與鬥爭》中的要求，“所有人員，均須有較高的政治質量，真能擔負宣傳、組織、武裝鬥爭三位一體的任務。”各軍分區基本是按此落實的，即文的要求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會演講，會寫標語，會做敵軍工作和羣眾工作；武的要求必須身經百戰，有豐富的敵後遊擊作戰經驗和過硬的單兵戰鬥技能。而佔第一位的則是必須要有堅強的政治素質，能夠準確掌握黨的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保證在特別艱苦的環境面前不變節。這一點，是由武工隊活動地區的惡劣環境和主要任務決定的，各根據地的領導人都曾反覆強調。

3.裝備

武工隊的裝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精良的。每人都是長短雙傢伙，其中必有一支在當時十分走紅的“盒子炮”，還有一支馬槍或衝鋒槍，有的武工隊還有擲彈筒，武工隊裝備機槍的不多。

以冀中七分區武工隊為例，該隊初建時，編成兩個分隊，總共二十多人，裝備德造駁殼槍24支，晉造衝鋒槍12支。筆者曾走訪的一位老首長（冀南軍區某武工隊員）回憶説，他們武工隊初建時，僅11人，裝備德造駁殼槍13支，晉造衝鋒槍和捷克馬步槍各4支。在大刀長矛獨撅仍然佔有相當比例的抗戰隊列中，武工隊這樣的裝備已經不是一般的豪華了。

4.任務和鬥爭手段

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曾明確地規定武工隊的任務為：“1.開展對敵偽的宣傳戰，收復人心；2.與地方黨政聯繫開展敵佔區羣眾工作，組織革命兩面派村莊，發展敵後秘密武裝；3.進行敵偽軍的組織工作（主要是下層）；4.剷除漢奸；5.掩護交通及進行經濟鬥爭。”

一二九師政治部在1942年9月3日頒發的《關於武裝工作隊的幾項決定》中，規定武工隊的任務與行動準則為：“1.切實照顧和保衞羣眾利益，發動羣眾，依靠羣眾進行鬥爭；2.要由武裝作依託（包括部隊公開的武裝支持和武工隊本身的武裝），以堅持鬥爭，保持優勢；3.懲治死心踏地的漢奸、特務；4.加強武工隊自身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

晉察冀軍區規定為：“1.散發宣傳品，碉堡喊話，召開偽軍偽屬座談會，瓦解偽軍；2.大力懲治漢奸，摧毀敵偽政權；3.發動羣眾，建立秘密武裝。”

一一五師規定為：“1.深入的系統地進行敵偽工作；2.破壞敵偽的偵察網、情報站和經濟配濟機關，打擊特務便衣活動，截擊敵人的運糧隊；3.廣泛的小規模的宣傳活動；4.建立與偽軍偽政權的關係，建立我們的情報系統。”

綜上可見，武工隊在各地區的任務小有差別，但大同小異。

二、 抗戰時敵後各縣、區派出的武工隊

幾乎是在各軍分區派出武工隊的同時，華北敵後各縣、區也有武工隊的組織。

這裏稍稍離開主題，介紹一下既是戰士也是詩人的陳輝烈士。

1942年11月，中共房（良）淶（水）涿（良）聯合縣決定在縣委、公安局、縣大隊中挑選二十名骨幹組成武工隊，深入敵後進行抗日根據地的恢復工作。時任聯合縣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的陳輝被選調進入武工隊，任武工隊的民運委員。

1945年，該縣又一次組織武工隊，已是房淶涿縣四區區委書記的陳輝主動請纓，又一次被選中，擔任這支武工隊的政委。在一次敵後活動中，因叛徒告密，陳輝和警衞員二人被敵包圍在一座民房中。經激烈戰鬥，警衞員犧牲，陳輝子彈打光，面對蜂擁衝進院子妄圖活捉他的日偽軍，毅然拉燃最後一顆手榴彈撲向敵羣，為了民族的解放，這位24歲的三湘男兒把一腔熱血灑在了燕趙大地上。

陳輝在戰鬥中寫了一萬多行詩，曾在《晉察冀日報》《子弟兵》等抗日根據地報刊上發表。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集《十月的歌》。

言歸正題，像陳輝領導的這種樣式的武工隊，在華北、華中敵後相當普遍。1942年7月下旬，冀中九地委在肅寧縣朱莊召開擴大會議，會上，地委書記吳立人明確提出，鑑於主力外轉，地區變質的嚴峻形勢，各縣必須立即着手組織手槍隊和武工隊，深入敵佔村莊，剷除漢奸，發動羣眾，打擊偽政權。之後，九地委屬下各縣的武工隊迅速組成，開展敵佔區工作。情景喜劇《地下交通站》中的石青山武工隊，長篇回憶錄《城陽武工隊》中的李肇蘭武工隊等，就是縣屬武工隊。

1945年4月，張愛萍、鄧子恢、韋國清致各兵團首長電中要求：“各縣應指定專門的短小精幹部隊，並配合必要的地方黨、政、軍工作者，組織武裝工作隊，以靈活的游擊戰術，大膽的深入敵、偽、頑區，積極活動……變敵、偽、頑區為我游擊區或邊區。”

1945年6月，中共蘇中區委關於第六軍分區情況給華中局的報告中稱：該分區四個縣委“有縣武工隊四個，區武工隊十七個……步槍二百四十餘支，機槍六挺，駁殼槍一百四十餘支。”

據曾經的武工隊員、離休前任濟南軍區後勤部副政委的劉乃晏回憶，1941年，山東根據地的費東縣（費縣東部地區析出設置），曾組織有6支縣屬武工隊，每隊5～7人。武工隊的裝備很差，有些是土槍，比較好的就算是漢陽造了。不僅槍不咋地，而且子彈還少，每人2～3發而已。

這種由縣、區派出的武工隊，和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所描寫的那種樣式的武工隊，從人員選配到武器裝備等等，就有很大不同了。

和各縣、區差不多同一時期，華北敵後各主力旅、團、營，也曾組織有武工隊，和各縣、區武工隊大同小異。

三、抗戰時向敵後擴大根據地的武工隊

以冀熱遼軍區的武工隊為例。

1942年，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關於“鞏固口裏，發展口外，擴大根據地，武裝開闢‘滿州國’”的指示，冀東區黨分委和十三軍分區於這年秋開始，組織以宋國祥為隊長，張仲三為指導員的武工隊，向灤東、盧龍、撫寧、監榆、凌源、青龍、綏中等地偵察敵情，發動羣眾，做開闢前的準備工作。武工隊出關後，東北工作委員會的組織部長張化東又加入武工隊，作為武工隊的第一書記一起活動。

這個武工隊和冀中五一反掃蕩後的武工隊有些不同，它是為了在敵人佔領區武裝開闢政權而設，武工隊本身就是政權的預備班子。同年12月，冀東十三地委決定成立臨撫凌青綏聯合縣工委和行政辦事處。武工隊的第一書記張化東就成了聯合縣的工委書記，武工隊的隊長宋國祥就成了辦事處主任（縣長），武工隊的指導員就成了民運部長兼宣傳部長。

1945年春，十六地分委和十六軍分區根據冀熱遼區黨委和冀熱遼軍區的指示，又組建四個武工隊，繼續向“滿州國”開闢新區。這四個武工隊也全是預備的政權班子，武工隊隊長同時就是開闢後的聯合縣的工委書記。比如凌（源）綏（中）興（城）武工隊的隊長劉雲鶴，就明確為開闢後的凌綏興聯合縣的工委書記；朝（陽）建（平）新（惠）武工隊的隊長周鳴歧，就明確為開闢後的朝建新聯合縣的工委書記，其他也無不如此。

這種樣式的武工隊和賈正喜他們那種樣式的武工隊有幾點不同：

一是對於政權建設的作用不同。冀中各軍分區武工隊的組成人選已如前述，它的工作重點以敵工工作為主，與政權建設有關但關係不大（幫建區、村政權，但基本不涉及縣政權），冀東（冀熱遼）的武工隊其本身就是集黨政軍民為一體的一元化縣級領導班子，一般是預備縣的班子配上一個建制排組成。

二是隸屬不同。冀中敵後各軍分區的武工隊由敵工部門直接指導。冀熱遼武工隊直接受地委和軍分區領導。

三是人員的組成不同。賈正喜他們那種樣式的武工隊更像特種部隊，人員是特選，一般來説並不擴大，不是誰想參加就有資格參加的。但冀熱遼那種樣式的武工隊卻是想方設法地擴大，願意參加則來者不拒，多多益善。比如特委第一地委組織的武工隊，1944年開始向敵後挺進時只有五十餘人，一年後，已發展到將近六百人。

這種樣式的武工隊並不僅僅存在於冀熱遼，很多敵佔區都一樣。因為地區需要開闢，所以政權班子一開始就是以武工隊的形式出現的，比如山西寧（武）靜（樂）崞（縣）武工隊，武工隊的隊長即為寧靜崞縣的縣長，下屬的五個組長則分別為各區的區委書記兼區長。又因為這種開闢的新區要求我必須發動羣眾，武裝越大越好，越廣泛越好，所以這種武工隊也儘量地擴大，比如為開闢小清河北而組建的山東博興縣武工隊，出發時二十多人，後來發展到四百多人；比如大青山騎兵支隊第1團的武工隊，出發時僅9人，後來發展到六百多人。

四、臨時指派建制單位充當的武工隊

中共武裝力量，歷來把打仗和做羣眾工作當作本分，既是戰鬥隊，也是工作隊。靠打游擊起家和支部建在連上的我軍有一個傳統優勢，即任何一個分隊，也都具備敵後獨立作戰的能力。所以，因為工作側重點的變更，有些建制單位也時不時地被臨時賦予武裝工作隊的使命。

河北涉縣、河南林縣、山西平順縣的三省交界一帶，曾是我八路軍與孫殿英部新五軍和平相處的地帶，但後來孫認賊作父，“曲線救國”了，我軍遂向其發動進攻，一舉奪佔了林縣、安陽、湯陰、輝縣等邊沿地區。為了鞏固新區，正在此處辦學的抗大六分校奉命組織數十個武工隊，分片包乾，打擊土匪，剷除漢奸，發動羣眾，建立新政權。這數十個武工隊，全部是由抗大六分校的學員隊按建制充當，一個學員隊就是一個武工隊。

1941年6月10日，日寇對冀中大清河以北的我十分區根據地進行了空前殘酷的“大掃蕩”，地區變質，我部隊以連為單位難以活動，甚至以排為單位也難以活動，第十軍分區35、43地區隊遂誕生了“大班”的獨有編制。即連以下取消排與班的建制，而直接轄以“大班”。這“大班”比排小，比班大，二十人左右，連、排幹部下到“大班”中。“大班”內建有黨的分支部，配備有政工人員。按冀中十地委書記兼十分區政委曠伏兆的要求，這些獨立活動於大清河北敵後的“大班”，全部執行武工隊的職能。

成建制臨時充當的武工隊，解放戰爭時期也有。1946年夏，東北伊通、雙陽、磐石、樺甸等四縣被國民黨軍佔領，我四個縣的政權和縣大隊無法立足，被迫撤出。為恢復黨在這四個縣的工作，吉南地委和吉南軍分區派出四支武工隊，深入敵後，分別在四縣縣委統一領導下開展敵後建政工作。這四支武工隊，就是24旅70團的四個建制排。

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長篇小説《桐柏英雄》，其中開闢新區那一章節，作為書中男一號的排長趙永生，就是帶領他那個排奉命作為武工隊，在新區鬥爭了一個短時期後又歸建的。

這樣的武工隊，其人員組成與武器裝備等都和一般部隊完全一樣，沒有絲毫差別。

五、解放戰爭時期敵後政權性質的武工隊

解放戰爭開始後的前兩年，很多解放區淪陷，成了國統區，變為敵後。在這樣的敵後，我為恢復和開闢新區，各級黨組織曾大量組織武工隊。

中共遼寧省委1946年12月18日做出的《關於堅持與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指示》中，就特別強調，“在各個地區內均須組織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的武工隊形式進行活動，它是包括黨政軍民工作綜合性的組織。”

據時任中共遼寧省西安地委書記兼第二軍分區政委的李砥平回憶：“開闢敵後根據地，在主要依靠武裝部隊打開局面的同時，還必須有武裝工作隊的形式相配合，以解決大部隊作戰不能解決的問題。武工隊的主要任務是肅清敵特，掌握情況，發動羣眾，徵糧徵款等。武工隊要有比較強的軍事和政治幹部率領，小而精，機動靈活，既可以打擊敵人，又可以宣傳羣眾。”

在李任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西安地區，除每個縣都建有武工隊外，地委和軍分區還建有直屬的4個武工隊，每隊約40人。一個活動在開原東北的郜家店、威遠堡一帶；一個活動在西豐北柏樹村、高力墓子一帶；一個活動在東豐、西豐之間的小四平、老營廠一帶；一個活動在東豐西南山城北的姜家油房、胡仙堂一帶。

這種樣式的武工隊，不僅東北有，華北也有，西北也有，華東也有，它甚至比抗戰時期還普及。峻青的小説《黎明的河邊》，描寫的就是他親身參與的解放戰爭時期的武工隊的戰鬥情景。

這種類型的武工隊，多帶有敵後政權性質，即許多武工隊本身同時就是敵後某個縣或某個區的班子，武工隊的領導同時就是某個政權的領導。當年“上馬武工隊，下馬區政府”一説，説的就是這個情況。比如張家口被敵佔領後組建的崇禮西區武工隊，政委宋春元同時也是西區的區委書記；比如遼吉被敵佔領後組建的長嶺武工隊，政委吳甄鐸同時也是長嶺縣的縣委書記；比如蘇常太被敵佔領後組建的江南武工隊，隊長兼政委包厚昌同時也是該地的工委書記。北平近郊的房山、良鄉、宛平、大興等縣，我所有的區政權，都是以武工隊的形式出現，武工隊長就是區長，武工隊政委就是區委書記。老電影《紅色的種子》中出現的那支武工隊，其帶隊的領導（孫道臨飾演），就是我敵後某縣的縣委書記。

六、解放初期剿匪建政的武工隊

渡江戰役後，我解放大軍迅速向南席捲，解放了大片的地區。這些新解放的地區，我政權剛剛建立還不穩固，土匪遠遠沒有肅清，我徵糧徵款工作難以通過政權順利完成，於是便組織大量的武工隊深入新區的村村寨寨開展工作。這樣的武工隊，有的專事剿匪，有的專事徵糧，有的則既剿匪也徵糧。

1950年11月10日，為剿滅“貴州人民反共自救軍”曹紹華匪幫，我貴州軍區剿匪東集團指揮部打響了長（順）紫（雲）惠（水）鐵壁合圍戰役，生俘“貴州人民反共自救軍”總司令曹紹華、第一師師長曹家儒、第五師師長曹玉清等208名，擊斃“貴州人民反共救國委員會”主席兼總參謀長馬啓忠、第四師師長兼安順縣縣長宋紹文、參謀處長蘇作雄等125名。我在此次戰役中參戰的主要力量，就是八支武工隊和140團一部。比黃繼光還早就用身體堵住敵機槍眼的著名戰鬥英雄肖國寶，就是此戰的一名武工隊員。

1951年5月1日，中南局、中南軍區《關於清匪肅特的指示》中要求：“擔任清剿潛散匪特的部隊應該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情況，在地方武裝及公安部隊中抽選較精幹的人員，組成若干10人至20人的武裝工作隊，作為結合民兵及廣大羣眾的骨幹。在工作隊內再組織若干個飛行捕捉小組，來專門擔任捕捉潛藏之匪首及破獲特務地下軍等工作。”

這時的武工隊，一般由營、連級幹部為隊長，部分班排長和作戰經驗豐富的老兵為隊員。因大軍都是從北方剛剛南下，地理、民情、風俗、口音等都不熟，因而每隊都吸收部分當地縣區武裝的骨幹參與其中。炒了幾十年還在炒的“雙槍女匪陳大嫂”，就是被武工隊員陳鳳美活捉，而陳鳳美，就是由長順縣警備營抽調參加武工隊的。

這一時期武工隊的裝備，以湖南省委、省軍區1951年6月22日《關於剿匪工作的聯合指示》中的要求為例，應“以短促自動火器駁殼槍衝鋒槍等為主，並配足彈藥。”因為凱申大隊長源源不斷地輸送，這時我解放大軍中的二十響，衝鋒式等，已經相當充實，武工隊裝備的輕武器基本是按需配備，要什麼有什麼。

1951年8月，西北軍區《關於目前匪情和今後剿匪、鞏固治安的任務》中講到：“八個月剿匪經驗證明，武工隊是肅清小股散匪最有效的組織，”在解放初期的剿匪鬥爭中，武工隊的組織形式特別普遍，全國剿匪戰場無不如此。

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部由著名演員達式常主演的電影《難忘的戰鬥》，其中所表現的徵糧工作隊，在有些地區就叫武工隊。著名長篇小説《林海雪原》中描寫的那種樣式的剿匪小分隊，在有些地區也叫武工隊。

七、網絡炒作的實為游擊隊的那種所謂的武工隊

某刊物上有一篇《一支土槍鬧敵後》的報道，説的是河北安國縣抗日英雄孫佐培帶領武工隊打鬼子的事。説1942年，安國縣第一區青救會主任、年僅17歲的孫佐培組織了一支武工隊，該武工隊全部的裝備，就只是一支“撅把子”。這支撅把子由他這個武工隊長攜帶，他手下的那些武工隊員，則要麼拿大刀，要麼拿紅纓槍，每人另有幾顆手榴彈。

近四十年來反覆熱炒的所謂李向陽的原型（我特不待見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原型之説）郭興，也被説成是太行軍區輝縣武工隊的隊長。當年的郭興也只有17歲，在1941年組織武工隊時，總共只有三人兩槍。這兩槍，一支是老掉牙的“漢陽造”長槍，一支是“撅把子”短槍，長槍只有3發子彈，短槍只有2發子彈。

解放戰爭開始後，整個南方全部淪為敵後。南方的黨也在組織武裝鬥爭，這其中也有大量被今天的人們稱作武工隊的敵後武裝。比如川東華鎣山地區，就有活動在張家場、楊通廟、文星鄉一帶的陳堯楷、徐相應等領導的武工隊；活動在觀閣、桂花場、千坵塝一帶的王羣、向傑棟、胡正興、粟紹波等領導的武工隊；活動在陽和鄉、天池鄉和挹爽、觀音鄉一帶的張蜀俊、袁念之領導的武工隊；活動在東嶽鄉一帶的王兆南武工隊等等。這些武工隊的裝備也是土槍居多，很多是刀矛充數。

許是我佔有的資料有限，像孫佐培武工隊、郭興武工隊、華鎣山武工隊等等這種所謂的武工隊，除了媒體自媒體的複製粘貼，我從沒看到原始的文獻有過這樣的記載。

描述和複製粘貼孫佐培、郭興和華鎣山武工隊的這些作家和網絡抄襲家們，可能壓根就沒搞懂武工隊是什麼，在他們看來，大概只要是穿便衣帶武裝的，便都是武工隊了。

這根本就不是武工隊，而就是地地道道的游擊隊。上述列舉的六種武工隊，儘管其隸屬關係、人員構成、武器裝備等各有不同，但它必須得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必須得是由某一上級派出，而不能是自發；其二，必須得是一支工作隊，而不僅僅是打仗。孫佐培也好，郭興也好，華鎣山地下武裝也好，顯然不具這樣的條件。

後記戰爭年代，很多東西會因時因勢而變，不是絕對的。這不同組織形式的武工隊也是在變化中的，開始時是這樣，到後來又變成那樣的情況也是有的，但大致説來，就是上述這幾種。

梳理的不一定全面，不一定準確，歡迎補充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