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一線頂流城市，怎麼還會被嘲土？_風聞

逃不過的“真香定律”？

沒想到有這樣一天，一度被釘上審美“恥辱柱”的霓虹燈，會因為可能消失的命運迎來如此大規模的追憶。

事情的起因是一條被瘋傳的“謠言”。有人發出一張裝滿被拆卸霓虹燈的卡車照片附文，“香港將引入內地城管管理辦法，將霓虹招牌統統拆掉”。

一時間，關於香港夜景暗淡、城市記憶難留的討論鋪天蓋地而來，不少人恍然發現，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已經成為大眾香港印象中不可磨滅的標誌和突出印記。

雖然事後香港特區政府屋宇署向媒體澄清，香港沒有針對霓虹燈招牌的大規模執法行動，圖片也是經設計師PS創作的作品，然而，香港霓虹燈淡出歷史舞台確實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

據《香港商報》報道，屋宇署自2014年起實施“目標街道大規模行動”，對危險及違例招牌發出法定清拆命令，過去5年內，香港共有1.6萬塊招牌拆除或修葺，現存1.9萬塊。

過去，霓虹燈通常作為“土味審美”的代名詞出現在大眾視線當中。事實上，就在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官網信箱的一則留言才引發熱議，有人認為，上海外灘夜景各種裝飾燈光、跑馬燈，有“濃濃的鄉鎮味道”。在其看來，“作為國際知名城市，全世界人都知道上海，但上海的夜景燈光越發花裏胡哨，沒有一流城市的格調。”

不只是香港、上海，這幾乎成了近些年大城市普遍面臨的問題。城市到底需不需要霓虹燈？這個似乎無需多言的話題，如今又掀起新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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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痼疾”

自燈光被用作城市照明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被不斷賦予各種意義。黑色夜幕中，燈光的亮度、顏色格外顯眼，不同特質對應着不同經濟和文化層次，成為城市自我表達的另一個陣地。

最基礎的一層是“亮度競爭”。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曾提到，此前，光亮程度常被用作衡量國家或者城市繁榮程度的一個指標。東京、紐約、巴黎這些國際大都市整體的光亮程度較高。在國內，一線城市夜空的明亮程度也遠遠超過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

而當以彎曲燈管充入惰性氣體後呈現出明亮顏色的霓虹燈被引入城市戰場，立刻成為商業世界殘酷競爭的顯影，足夠鮮豔、顯眼的霓虹燈招牌，似乎才配得上城市迅速成長繁榮的商業面貌。

於是，以商業聞名的城市紛紛被霓虹燈招牌“攻陷”。從美國拉斯維加斯、日本東京到中國上海、香港，霓虹燈重構了城市的天際線，尺寸巨大、配色刺眼的招牌成為繁華城市統一的標誌物。

圖片來源：新華社視頻截圖

香港旅遊發展局曾這樣描繪當時香港的霓虹圖景：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誰家招牌更搶眼，自然就更容易獲得關注和知名度。

一個個更大、更有創意的霓虹燈招牌應運而生，層層疊疊但又錯落有致地分佈在街道兩側，打造出極度夢幻的賽博朋克之感。1970年代，彌敦道上超大霓虹燈牌覆蓋大廈一整面外牆，規模之大更是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反思也隨之而來。當以密斯·凡德羅為代表的現代建築大師們説出“Less is More”，並推動極簡主義成為“高級”審美的代表，動輒使用高飽和度顏色的霓虹燈變得不入流，被視為城市的“痼疾”。

日本著名建築師蘆原義信在建構街道美學理論時，也批評了招牌的存在。他觀察日本的商業街發現，招牌林立的外牆上凸出來的東西非常之多。“這些凸出物中有暫時性的，甚至還有飄動的，要創造穩定不變街道的視覺形象也就越發困難”。

在《街道的美學》一書中，他執着地表達着一種觀點：“凸出物”有礙於街道美學的塑造，要維持建築輪廓線的秩序和結構。

一些希望拿回形象塑造主導權的城市開始視霓虹燈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墨爾本大學城市設計專業副教授巴里·謝爾頓提到，歐洲國家試圖限制城市招牌的數量、類型和尺寸，市政官員希望通過控制招牌為城市街道“帶來秩序和品味”。

中國城市也有類似做法。早在2006年，就有報道提到，上海“面臨燈光廣告雜亂無章的尷尬”，開展市容環境專項整治，對市中心區的燈光廣告進行集中清理。今年，上海更新了“户外廣告設施設置規劃”，為霓虹燈等劃定控制區，限定其尺寸、形式，以“與市容市貌和建築物形象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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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記憶

但失去了霓虹燈的城市，卻迅速倒向天平的另一端。

有人對比拆掉霓虹燈店招前後的一條香港街道，比起老街上濃濃的地方特色，新街道更為整潔，安全性或許也有所提高，但卻和任何一個城市的街景再無二致。

走得再遠一步的城市，甚至直接為招牌套上嚴格的框架——在國內多個城市，都曾出現過統一店招的政策，這些或者只允許使用給定配色、或者甚而直接限定為“黑底白字”的招牌，一經推出無不引發強烈反彈。

圖片來源：新華社視頻截圖

在《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中，美國建築師羅伯特·文丘裏等人發現，拉斯維加斯的存在，對於那些習慣於批判的建築師來説是一個很好的“脱敏”素材。在這裏，無序才是秩序，這裏缺乏總體設計，但是卻體現出了“廣袤城市”舒適而又動感的秩序。其中，表面上不協調的廣告牌混雜在一起，卻令人感到舒適，展現出混合式建築所能具有的活力。

更進一步説，如果參照簡·雅各布斯的理論，“城市中沒有什麼單一元素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只有混合體才行，而且它內部的相互支持才是秩序”，那麼，每一個參與城市商業的人，通過發揮個體智慧打造的霓虹燈，正是建構城市秩序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而在這些映射着當地生活、書寫出當地敍事的霓虹燈光線裏，也無不照出地方文化的剪影。

在東京，多元文化的特質在各異的霓虹燈光中被展露無餘。秋葉原的燈光色彩豐富、動漫形象夾雜其間，與旺盛的二次元文化和偶像文化相得益彰；新宿歌舞伎町的燈光一片通紅，令人聯想到這裏燈紅酒綠的夜場生活；澀谷的燈箱則被黑色或紅色、各國文字所填滿，吸引着各國遊客前來消費……

而被認為是霓虹燈文化保留最為完整的城市之一，更是香港文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市民參觀“城街·招牌”霓虹燈展覽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那個香港電影的巔峯時期，霓虹燈幾乎進入每個著名導演的鏡頭中。剛被拆掉的、擁有73年曆史的油麻地廟街“美都餐室”店招，曾出現在《九龍冰室》《追龍》等多個電影的鏡頭當中，也是香港遊客熱門的打卡地。

而更令電影愛好者所熟知的，是《重慶森林》裏梁朝偉坐在霓虹燈炫目的燈光下，在王家衞式抽幀中顯得迷離又夢幻，在城市繁華中的一份孤獨，是《墮落天使》中男男女女在城市燈光映照下的愛戀與困頓。兩部電影攝影師杜可風説，“我們的空間就是霓虹空間，是個振奮人心的能量空間，是人移動的方式，是香港的能量，亦是街頭相遇的那份刺激。”

去年，一部講述香港霓虹燈招牌的電影《燈火闌珊》登上銀屏。女主角張艾嘉回憶着香港霓虹燈招牌一步步走向沒落，不由得發出一聲疑問，“幾十年歷史，説拆就拆？”反過來，香港的霓虹燈被拆除，香港和香港電影的歷史，也難免一道進入時間的洪流，成為一代人難尋的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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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美學

一面是燈光管理的需要，一面是文化特質丟失的風險，城市面臨的這道“霓虹燈難題”，顯然並不易解答。

從現實考慮，香港霓虹燈部分被拆或許在所難免。在媒體報道中，香港多年出現因霓虹燈墜落而砸中路人的險情，一些年久失修的燈管也已經無法完整顯示文字。屋宇署也提到，其採取執法行動實時取締的，主要是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的招牌，並且對於繼續保留使用的招牌，也要求每隔五年進行安全核驗。

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面對燈光和文化的兩難，城市能做的還有很多。

香港選擇的是一條簡單直接的道路——將霓虹燈作為文化特色“封存”。自2013年開始，香港跨越視覺藝術、設計與建築、流動影響等範疇的M+博物館，一直在蒐集香港街頭的霓虹燈招牌。在去年被拆除和修葺的近4000塊招牌中，有5塊被納入M+館藏。去年，這些招牌也被M+展出，讓人們前往找回記憶中的香港。

類似的做法，拉斯維加斯也在嘗試。在城市升級換代的過程中，那些被淘汰的霓虹燈，在城市中堆放成一座廢墟。當地一傢俬人企業聯合社團、政府在這個廢舊霓虹燈垃圾堆放場建起一座博物館，並不多加維護，卻讓城市的歷史有了棲身之地。

相比之下，日本城市採納的方案更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手藝。有人發現，日本城市在保留招牌個性的同時，也不忘進行一些設計的規範，包括顏色的明暗、字號的大小，通過細緻的安排，提升招牌的和諧度和美學價值，也延長了招牌的生命力。

畢竟，比起在博物館裏沉睡，生長在建築上的霓虹燈才更能作為城市文化的標誌物，才能如哲學家Lius de Miranda所説，作為光、顏色、符號和玻璃的組合，形成一種情緒、一種氛圍，不斷對人們講述城市的本質。

當然，要實現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城市能從根本上轉變對霓虹燈的審美偏見。眼下，這樣的變化正在發生。

藝術家和設計師先聲奪人，讓霓虹燈配色“去污名化”。他們將霓虹燈及其跳躍的顏色引入室內設計中，掀起一波復古風潮，被網紅店爭相效仿；又參照霓虹燈大膽前衞的配色和賽博朋克的先鋒感，將酸性設計風格運用至平面廣告、服裝設計等諸多領域，讓高飽和度又金屬感十足的顏色進入時尚領域。

城市也開始重新領略到霓虹美學的奧妙。蒙特利爾的 Guaranteed Pure Milk 瓶等好玩的廣告牌已經恢復，開羅、都柏林等城市都有網站收集以被遺忘廢棄的“幽靈廣告牌”，並正在努力讓它們復活，聖地亞哥的霓虹燈廣告牌標誌甚至被宣佈為治理的國家紀念標誌物。

而對於香港等國內城市來説，已經到了做出選擇的時候，比起事後補救，更重要的是如何珍惜現在。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