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學校無視中央教育方針，堅持教授治校，後來怎麼樣了？_風聞

我國古代傳統的書院等教育機構大多都以尊師重道為管理宗旨，即便是朝廷設置的教育機構，也大體上遵循這一準則。而到了晚清後期，朝廷實行新政，採用了新的教育建制，將學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學事務區分開，行政管理之職凌駕於教職之上，以行政力量約束師生。然而，清季官辦的江蘇存古學堂卻公然與朝廷實行的這一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馳，以總教治理學校，教師管理學生，並且前期還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績。

一、江蘇存古學堂的籌建

1904、1905年之際，張之洞出於保存國粹的目的，首設湖北存古學堂，開了創建存古學堂的先例。1907年秋，內閣會議政務處令各省“於省會量力建置”存古學堂，於是存古學堂便成為清廷保存國粹的官方辦學形式。

正是由於這一政令的發佈，元和縣訓導孫德謙請求將江蘇用於培養留學生語言能力的“遊學預備科”停辦之後留下來的校舍和經費用於興辦江蘇存古學堂，然而卻遭到當時江蘇高等學堂監督蔣炳章等人的反對。蔣炳章主張用這些校舍來擴建江蘇高等學堂，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蔣炳章等人不僅發出反對創辦存古學堂的“公函”，還全力阻撓葉昌熾出任存古學堂的史學總教，並且得到了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所幸當時江蘇巡撫陳啓泰大力支持創辦存古學堂，這一主張才得以實現。

兩江總督端方(左)和江蘇巡撫陳啓泰

創辦存古學堂的主張通過之後，下一步便是開始規劃建設了。1907年下半年，時任江蘇學務處總理朱之榛全力支持創辦存古學堂，並且於1908年4月出任存古學堂總理，主管學堂的籌建事務，學堂經學總教曹元弼也是籌建存古學堂的主力。具體籌建細節上，學校章程由曹元弼草擬，並交由陳啓泰奏呈給學部，教職員的聘請也由曹元弼提出方案並且與朱之榛商辦。同時，他們還向湖北方面商量調任湖北存古學堂教務長王仁俊回鄉出任詞章總教，並且聘請葉昌熾出任史學總教。

葉昌熾

清季新教育建制規定教員都為職官，歸學堂監督、堂長等行政管理人員管轄，並且明令各學堂“不得援從前書院山長之例，以賓師自居”。然而，江蘇存古學堂章程卻規定“教員皆兼管理學生”，以老師為學校管理主體。除此之外，為了尋求名師，陳啓泰還規定總教只需要“一月到堂兩次，宣講大義……如書院山長之例”，完全與清季新教育建制背道而馳。不過，總教實際上承擔的職務遠比陳啓泰所説的要多，因此他們對於校務的話語權也如職責一樣更重，於是總教便逐漸取代了學校的行政主管，形成了“權在總教”的格局。

二、學堂“總教治校”的局面

1908年5月24日，江蘇存古學堂正式開學，於是籌辦學堂時朱之榛主管學校事務的局面便演變成以總教為核心的辦學思路。由於葉昌熾喜歡避居鄉下，而王仁俊也於開學不到一月之後離職進京，於是學堂主要事務便都由蔣炳章主管，因此權力也最重，教育、考試之類的事務多由葉、蔣兩人協商，最後由蔣炳章決定。

除了份內的教、考事務，蔣炳章對於分外的校務也具有一些話語權。學校開辦之初，葉昌熾推薦蘇州第一公立中學堂國文教員孫宗弼擔任經學分教，曹元弼不僅同意孫宗弼兼任兩校職務，還為他爭取到了比原本經學分教這一職位更高的月薪。不僅如此，王仁俊進京之後，江蘇提學使樊恭煦還與蔣炳章商議選人接替王仁俊詞章總教的職位，可見連同級的總教職位的選任蔣炳章都具有一定的話語權。

當然，總教治校並不代表着總教獨行專斷，在重訂教學管理細則這樣重大的事務時，學堂的所有職員都有參與。1909年春，學堂修訂教學管理細則時，先由庶務長、會計擬出草案，再交給蔣炳章查看，後轉交葉昌熾詳細查閲並提出意見，最後由所有教員“共商”決定。

此外，總教治校不等於官員無法干涉學堂事務，相反，官員意志在學堂事務中其實起着幕後主導的作用。1909年5月22日，陳啓泰委任樊恭煦兼學堂督辦，並讓劉榮拔接替病逝的朱之榛為總理。陳啓泰認為：“權在總教，前總理規模具在，蕭規曹隨，取其充位而已。”可見劉榮拔任總理職位只不過是充位，“總教治校”這一格局是由陳啓泰有意造就並延續下來的。

三、“總教治校”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

“總教治校”的局面並非陳啓泰一人的能力所能辦到的，事實上，這一局面的形成另有關鍵因素。

首要的關鍵因素便是江蘇存古學堂總教們的學術聲望與影響力。經學總教曹元弼曾是翰林院編修，還兼任着湖北存古學堂的經學總教，學術影響力自然不小；史學總教葉昌熾是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侍講與甘肅學政；詞章總教王仁俊同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和湖北存古學堂教務長。往後江蘇存古學堂史學、詞章總教的繼任者也都為進士出身，都具有較高的學術聲望，正是他們的學術聲望與影響力使得官方得以容忍“總教治校”這一局面。

另外一個關鍵因素便是學生尊崇學術的態度。近代曲學名家吳梅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檢察官，因為年紀輕而受到學生輕視，然而在他顯露出學術修養之後，學生都對他頗為敬重。1910年夏，葉昌熾所出月考題目有錯字，當時學生指出錯誤，而分教沈修則認為題目沒問題，之後葉昌熾公佈修正函，於是沈修便被學生們“譁然笑之”。可見學術修養才是學生所重視的，而非官職。

正是由於總教學術聲望高，影響力大，學生又重視學術修養，總教管理與學生崇學態度相契合，外部官方沒理由干涉，最終才形成了總教治校的局面。

四、總教治校的優點與弊端

總教治校與學術至上，對於教育工作的開展自然有所裨益。

江蘇存古學堂開學後第一次考試本定於一天考完，然而在考試前一天，考慮到史學考試耗時過長，學堂決定分為兩天考。當時的社會尤其重視考試，每次考試都鄭重其事，涉及許多人員的調動，能夠在考試前一天改變考試安排是十分難得的一件事，可見“總教治校”原則在考試方面的靈活性。

除了考試方面的靈活性，教學方面“總教治校”也具有彈性。由於當時各學校各科典籍課本不同，學生水平也不一樣，很難統籌安排教學計劃，因此需要不斷進行調整，而清季學堂的教學計劃調整需要與行政主管協商批示等，過程十分繁瑣。然而“總教治校”的江蘇存古學堂則沒有這一限制，教學計劃的調整更為靈活，教學具有一定的彈性。

除此之外，由於後期總理職位名存實亡，無人接替，江蘇存古學堂還省下了一大筆經費。

當然，“總教治校”也具有一定的弊端。

首先便是所有主要事務都由總教負責，任務繁重，而本職為教學事務的總教自然更側重於教學，因此行政管理和學校運轉的職務便落到了分教、庶務長等人身上。然而由於學生推崇學術至上，學術修養不高的庶務長等人的管理自然沒有成效，甚至還會出現任非所長的現象，就如將擅長文學的沈修任為史學分教，結果自然不會好，教職員工便開始消極怠工。

同時由於行政管理方面的缺失，學生自然也頗為懈怠，大量學生缺課，到1909年，走讀的外班42人中就有25人因“從未考課”而被除名。至此，江蘇存古學堂已經成為蘇州學堂“腐敗”的典型。

五、江蘇存古學堂的結局

由於長期腐敗，江蘇存古學堂學生的學術能力不斷下降，1910年12月24日，葉昌熾批改月考試卷時，只有一人的試卷“尚可觀”，其餘都不堪入目，可見學生的學術素質之差。

事實上，早在1910年11月，江蘇諮議局便決定裁撤江蘇存古學堂，之後在曹元弼、葉昌熾等人的爭取之下才勉強改為在1911年上學期結束後裁撤。往後曹元弼等人還曾申請改辦學堂，但由於辛亥革命爆發，江蘇存古學堂就此關閉。

文史君説

清季朝廷採取了新教育建制，將學校的行政與教學事務分離，由官員統轄學校管理。而江蘇存古學堂則與之背道而馳，形成了“總教治校”的制度。“總教治校”之下的江蘇存古學堂在教學方面有很多優點，但相應的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有很多弊端，並因為這些弊端走上了被裁撤的結局。可見萬事都有度，正是紛繁的事務壓在總教一人身上，超出了其能力範圍，導致學校行政管理混亂甚至缺失，最終不得不停課關閉。

參考文獻

郭書愚：《“總教治校”：清季江蘇存古學堂的校務運作》，《近代史研究》2021年06期。

（作者：浩然文史·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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