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該與誰共治天下?士大夫還是百姓?大宋給出的答案出人意料!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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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我國曆代王朝中一直都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存在。誇它的人盛讚它文化昌盛、經濟繁榮。鄙視它的人則責怪它重文輕武、軍事無能,那大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朝代呢?
一、唐宋之變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在它之前,中國在上千年的時間裏一直都處於豪族社會。
也許大家不太清楚豪族社會是什麼,豪族就是大一統國家裏的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它有獨立的農業、商業、手工業和軍隊。除了少數像鹽鐵這樣的稀缺資源之外,豪族莊園對外部沒有太強的依賴性。這種經濟模式導致的後果就是在上千年的時間裏,華夏商品經濟全面倒退!因為都自給自足了,沒有進行跨區域交換的必要。
直到唐朝中期到宋朝初年這段時間,隨着人口密度增加,商品交換頻繁,以前跑十里路只有兩户人家,交易得來的利潤還不夠支付路費的。所謂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説的就是古代高額交通成本對經濟的限制。這種情況下 ,跨區域的商品交易當然比不過我們村自給自足的小作坊。
可現在隨着人口密度增高,同樣的路程,同樣的運費,以前一條路上兩户人家變成十户人家,成本是不是就能平攤下來了呢?於是大型城市分工帶來的規模優勢就開始碾壓了莊園小作坊了,莊園經濟從此解體,莊園裏面的人開始參與到城市化的社會大分工中來。那些簪纓世家,豪門大族,從此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算莊園還在,但你不能再自給自足了,因為成本優勢擺在那裏,你的產品是競爭不過大城市的。而沒有了莊園內循環體系,你就再也沒有造反的資本了。
在我看來,所謂黃巢滅世家,只不過是黃巢送了這些無根朽木最後一程而已,在過去一千年裏,比黃巢狠的人多了,曹操、爾朱榮、劉裕,哪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可任你雄才大略,也拿世家大族沒辦法,因為只要世家存在的經濟基礎不毀,豪族大軍就會源源不斷地撲上來。
這場社會經濟大變革,也叫唐宋之變,唐宋之變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社會散沙化,以前那些可以跟王權叫板的貴族豪強全都沒了。按理説,唐宋之變後,中國的皇權應該也會攀升到一個巔峯了吧?
確實如此,後來的明清兩朝就在這條路上造就了“輝煌”的成就,差點沒把中華文明給坑死。那為什麼隔在他們中間的宋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呢?

二、剋制的北宋
元朝我們就不多贅述了,蒙古人本身有充分的條件搞集權,可這幫牧羊人最後因為懶政,搞成了元以寬失天下的局面。純粹是自作自受!
可宋這個王朝不一樣,它從誕生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搞中央集權。然而很奇怪的是,它沒有進化成明清那樣的政體,反而進行自我約束,跟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
有人也許會反駁説,那是因為宋朝得國不正,所以要依賴士大夫階層統治天下。我認為這樣的看法太片面了,至少宋初的兩個皇帝太祖跟太宗絕對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長久以來人們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宋太祖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瓦解武將集團的同時,也在拆解文官的權力呀,宰相的凳子是怎麼沒的?宋朝那管職差分離的冗官制度難道是用來制約武將的嗎?宋太祖他是文也防,武也防,本質上就是衝着皇權獨裁去的。
甚至還有人説,宋太祖立下誓碑囑咐後世子孫不殺士大夫,那就更加荒謬了。説這話的人肯定沒看過太祖實錄,趙匡胤在位期間幾乎年年都有士大夫因為貪污罪被殺,可以説他殺的士大夫比宋朝所有皇帝加起來都要多。

宋太祖
宋太宗統治期間雖然因為燕雲兵敗,武德不振,最後不得已放寬了對讀書人的限制,但在他統治期間,士大夫始終沒有能翻出他的手掌心,遠遠談不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有宋一朝真正開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從真、仁二宗開始的。
趙車神浪了一輩子,對外屢戰屢敗,對內盤剝無度,以至於晚年天災起義連綿不絕,看完《太宗本紀》後讓人直覺那簡直就是王朝末世啊!

宋太宗
他的兒子宋真宗為了收拾老爹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最後不得已選擇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真宗把權力下放給聖相李沆、王旦、呂端、寇準這些賢臣,讓他們放開手腳去治理天下,最後這些人也沒有辜負真宗的期望,從997年車宗駕崩到1004年宋遼澶淵對峙這段時間,士大夫開創了一個不下文景的鹹平之治,不僅恢復了國家元氣,還讓國家實力突飛猛進。在真宗統治的這25年裏,國家户口直接翻了一倍,更加稠密的人口把唐宋之變帶來的商業經濟推向了巔峯。開國第三代後能出現這種程度的人口增長,在歷朝歷代都是極其罕見的。光這一點我們必須得給真宗朝的士大夫們點一個贊!
真宗晚年雖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動,把上層建築弄得烏煙瘴氣,但由於權力已經下放,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不大,所以真宗晚年是典型的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

宋真宗
真宗死後劉娥掌權,這個號稱“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的女人,其實一直都有那方面的心思。如果沒有真宗朝放權換來文官集團死心塌地的擁護,後來劉娥會不會變成第二個武則天都是個問題啊!

劉娥
劉娥死後,宋仁宗親政,仁宗在位期間將士大夫階層的權力推向了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巔峯。
很多人都説宋仁宗是士大夫的仁宗和敵國的仁宗。這話其實有失偏頗,大家根本不知道仁宗當時面臨的局面有多難。仁宗在位時期,乾旱、水災、瘟疫的爆發頻率冠絕整個北宋,甚至比車宗後期還要糟糕。與此同時,外部又崛起了李元昊這個冤家,天天對宋朝喊打喊殺。這種局面下,除非他有秦皇、漢武、朱元璋那樣的本事,否則極有可能會拿到崇禎的劇本。
可很顯然仁宗沒有那樣的能力,他只能依靠士大夫羣策羣力渡過危機,而要讓士大夫賣命,必須得進一步下放權力,所以仁宗朝的名臣數量也成為兩宋的巔峯。

宋仁宗
我認為在那種環境下,沒有亡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更別説他還開創出了一個盛世,作為生活在當時的一個小老百姓,又有什麼資格對他挑三揀四的?
因為宋朝皇帝肯於約束自己的權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才能任天下之智力,可權力之愛必須是雙向的,在皇帝把自己關進籠子的同時,臣子也必須嚴厲約束自身,只有君臣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默契,才不會侵犯彼此的權力疆界,只有避免權鬥才能攜手治國。試想一下,如果北宋大臣都是東林黨那種貪得無厭不知進退的貨色,宋仁宗放權給他們,那就是自殺呀!
很幸運的是,仁宗時期的北宋君臣形成了一種古今罕見的政治風氣,這裏頭的原因很多,既有仁宗寬厚仁和綿裏藏針的性格因素,也有宋朝祖宗之法的制衡作用,更有當時士大夫的精神素養在起作用。也只有在這種君臣同心的默契下,他們才能推動宋朝的內部治理水平發展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峯,一個至今都無法超越的巔峯。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清明上河圖》的繁榮景象是決計不可能出現的。

三、宋神宗的背叛
好了,説完士大夫的好話,我們再來説説他們的壞話吧。士大夫這個階層治國方面確實是有兩把刷子。可是他們也有自己的硬傷,那就是對外用兵方面能力欠缺。他們也很清楚這個劣勢,所以有宋一朝士大夫始終都是恥於言兵。
然而當仁宗朝的內憂被一一擺平之後,外患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北宋下一階段的主攻方向。兵,也就成了不得不言之事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尤其是仁宗之後宋朝還迎來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宋神宗。
士大夫的好日子到頭了!

宋神宗繼位後找來了仁宗朝名臣富弼請教治國方略,結果富弼開口就是: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
這讓宋神宗意識到,這幫舊時代的老人已經無法解決新時代的問題了。於是他就找了專門推銷富國強兵藥方的王安石,君臣一拍即合搞起了中央集權。很多人在研究王安石變法都着眼於經濟層面,説他動了士大夫階級的利益。但大家要知道在這片土地上,經濟利益永遠都是跟權力綁定的,沒有權力庇護的經濟那就是待宰羔羊啊。所以宋神宗君臣變法不僅僅是在破壞經濟利益那麼簡單,他們這是在破壞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啊!
從集權的角度來看,王安石變法是很成功的,宋神宗通過元豐改制再次回到了太祖、太宗的集權路線上,到了他的兒子宋徽宗時,像蔡京這樣的士大夫就成了皇帝跟前的一條狗,你必須迎合皇帝的慾望才能得到富貴,再想像仁宗時期那樣面折庭爭噴口水已經不可能了。這種情況下,天下所有的腦袋都要圍着一個人思考,再也不會有獨立思考,再也不會有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如果這個人是個昏君,北宋危矣!

文史君説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英治國路線,是人類治國方略的絕佳選擇,所以人們關注的焦點,更多的應該是學習宋真宗、宋仁宗時代,構築一個和諧的上層建築,讓上層建築的力量傾斜在治國方面而非內鬥,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參考文獻
吳錚強:《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作者:浩然文史·西北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