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該與誰共治天下？士大夫還是百姓？大宋給出的答案出人意料！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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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我國曆代王朝中一直都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存在。誇它的人盛讚它文化昌盛、經濟繁榮。鄙視它的人則責怪它重文輕武、軍事無能，那大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朝代呢？
一、唐宋之變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在它之前，中國在上千年的時間裏一直都處於豪族社會。
也許大家不太清楚豪族社會是什麼，豪族就是大一統國家裏的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它有獨立的農業、商業、手工業和軍隊。除了少數像鹽鐵這樣的稀缺資源之外，豪族莊園對外部沒有太強的依賴性。這種經濟模式導致的後果就是在上千年的時間裏，華夏商品經濟全面倒退！因為都自給自足了，沒有進行跨區域交換的必要。
直到唐朝中期到宋朝初年這段時間，隨着人口密度增加，商品交換頻繁，以前跑十里路只有兩户人家，交易得來的利潤還不夠支付路費的。所謂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説的就是古代高額交通成本對經濟的限制。這種情況下 ，跨區域的商品交易當然比不過我們村自給自足的小作坊。
可現在隨着人口密度增高，同樣的路程，同樣的運費，以前一條路上兩户人家變成十户人家，成本是不是就能平攤下來了呢？於是大型城市分工帶來的規模優勢就開始碾壓了莊園小作坊了，莊園經濟從此解體，莊園裏面的人開始參與到城市化的社會大分工中來。那些簪纓世家，豪門大族，從此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算莊園還在，但你不能再自給自足了，因為成本優勢擺在那裏，你的產品是競爭不過大城市的。而沒有了莊園內循環體系，你就再也沒有造反的資本了。
在我看來，所謂黃巢滅世家，只不過是黃巢送了這些無根朽木最後一程而已，在過去一千年裏，比黃巢狠的人多了，曹操、爾朱榮、劉裕，哪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可任你雄才大略，也拿世家大族沒辦法，因為只要世家存在的經濟基礎不毀，豪族大軍就會源源不斷地撲上來。
這場社會經濟大變革，也叫唐宋之變，唐宋之變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社會散沙化，以前那些可以跟王權叫板的貴族豪強全都沒了。按理説，唐宋之變後，中國的皇權應該也會攀升到一個巔峯了吧？
確實如此，後來的明清兩朝就在這條路上造就了“輝煌”的成就，差點沒把中華文明給坑死。那為什麼隔在他們中間的宋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呢？
二、剋制的北宋
元朝我們就不多贅述了，蒙古人本身有充分的條件搞集權，可這幫牧羊人最後因為懶政，搞成了元以寬失天下的局面。純粹是自作自受！
可宋這個王朝不一樣，它從誕生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搞中央集權。然而很奇怪的是，它沒有進化成明清那樣的政體，反而進行自我約束，跟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
有人也許會反駁説，那是因為宋朝得國不正，所以要依賴士大夫階層統治天下。我認為這樣的看法太片面了，至少宋初的兩個皇帝太祖跟太宗絕對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長久以來人們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宋太祖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瓦解武將集團的同時，也在拆解文官的權力呀，宰相的凳子是怎麼沒的？宋朝那管職差分離的冗官制度難道是用來制約武將的嗎？宋太祖他是文也防，武也防，本質上就是衝着皇權獨裁去的。
甚至還有人説，宋太祖立下誓碑囑咐後世子孫不殺士大夫，那就更加荒謬了。説這話的人肯定沒看過太祖實錄，趙匡胤在位期間幾乎年年都有士大夫因為貪污罪被殺，可以説他殺的士大夫比宋朝所有皇帝加起來都要多。
宋太祖
宋太宗統治期間雖然因為燕雲兵敗，武德不振，最後不得已放寬了對讀書人的限制，但在他統治期間，士大夫始終沒有能翻出他的手掌心，遠遠談不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有宋一朝真正開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從真、仁二宗開始的。
趙車神浪了一輩子，對外屢戰屢敗，對內盤剝無度，以至於晚年天災起義連綿不絕，看完《太宗本紀》後讓人直覺那簡直就是王朝末世啊！
宋太宗
他的兒子宋真宗為了收拾老爹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最後不得已選擇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真宗把權力下放給聖相李沆、王旦、呂端、寇準這些賢臣，讓他們放開手腳去治理天下，最後這些人也沒有辜負真宗的期望，從997年車宗駕崩到1004年宋遼澶淵對峙這段時間，士大夫開創了一個不下文景的鹹平之治，不僅恢復了國家元氣，還讓國家實力突飛猛進。在真宗統治的這25年裏，國家户口直接翻了一倍，更加稠密的人口把唐宋之變帶來的商業經濟推向了巔峯。開國第三代後能出現這種程度的人口增長，在歷朝歷代都是極其罕見的。光這一點我們必須得給真宗朝的士大夫們點一個贊！
真宗晚年雖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動，把上層建築弄得烏煙瘴氣，但由於權力已經下放，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不大，所以真宗晚年是典型的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
宋真宗
真宗死後劉娥掌權，這個號稱“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的女人，其實一直都有那方面的心思。如果沒有真宗朝放權換來文官集團死心塌地的擁護，後來劉娥會不會變成第二個武則天都是個問題啊！
劉娥
劉娥死後，宋仁宗親政，仁宗在位期間將士大夫階層的權力推向了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巔峯。
很多人都説宋仁宗是士大夫的仁宗和敵國的仁宗。這話其實有失偏頗，大家根本不知道仁宗當時面臨的局面有多難。仁宗在位時期，乾旱、水災、瘟疫的爆發頻率冠絕整個北宋，甚至比車宗後期還要糟糕。與此同時，外部又崛起了李元昊這個冤家，天天對宋朝喊打喊殺。這種局面下，除非他有秦皇、漢武、朱元璋那樣的本事，否則極有可能會拿到崇禎的劇本。
可很顯然仁宗沒有那樣的能力，他只能依靠士大夫羣策羣力渡過危機，而要讓士大夫賣命，必須得進一步下放權力，所以仁宗朝的名臣數量也成為兩宋的巔峯。
宋仁宗
我認為在那種環境下，沒有亡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更別説他還開創出了一個盛世，作為生活在當時的一個小老百姓，又有什麼資格對他挑三揀四的？
因為宋朝皇帝肯於約束自己的權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才能任天下之智力，可權力之愛必須是雙向的，在皇帝把自己關進籠子的同時，臣子也必須嚴厲約束自身，只有君臣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默契，才不會侵犯彼此的權力疆界，只有避免權鬥才能攜手治國。試想一下，如果北宋大臣都是東林黨那種貪得無厭不知進退的貨色，宋仁宗放權給他們，那就是自殺呀！
很幸運的是，仁宗時期的北宋君臣形成了一種古今罕見的政治風氣，這裏頭的原因很多，既有仁宗寬厚仁和綿裏藏針的性格因素，也有宋朝祖宗之法的制衡作用，更有當時士大夫的精神素養在起作用。也只有在這種君臣同心的默契下，他們才能推動宋朝的內部治理水平發展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峯，一個至今都無法超越的巔峯。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清明上河圖》的繁榮景象是決計不可能出現的。
三、宋神宗的背叛
好了，説完士大夫的好話，我們再來説説他們的壞話吧。士大夫這個階層治國方面確實是有兩把刷子。可是他們也有自己的硬傷，那就是對外用兵方面能力欠缺。他們也很清楚這個劣勢，所以有宋一朝士大夫始終都是恥於言兵。
然而當仁宗朝的內憂被一一擺平之後，外患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北宋下一階段的主攻方向。兵，也就成了不得不言之事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尤其是仁宗之後宋朝還迎來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宋神宗。
士大夫的好日子到頭了！
宋神宗繼位後找來了仁宗朝名臣富弼請教治國方略，結果富弼開口就是：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
這讓宋神宗意識到，這幫舊時代的老人已經無法解決新時代的問題了。於是他就找了專門推銷富國強兵藥方的王安石，君臣一拍即合搞起了中央集權。很多人在研究王安石變法都着眼於經濟層面，説他動了士大夫階級的利益。但大家要知道在這片土地上，經濟利益永遠都是跟權力綁定的，沒有權力庇護的經濟那就是待宰羔羊啊。所以宋神宗君臣變法不僅僅是在破壞經濟利益那麼簡單，他們這是在破壞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啊！
從集權的角度來看，王安石變法是很成功的，宋神宗通過元豐改制再次回到了太祖、太宗的集權路線上，到了他的兒子宋徽宗時，像蔡京這樣的士大夫就成了皇帝跟前的一條狗，你必須迎合皇帝的慾望才能得到富貴，再想像仁宗時期那樣面折庭爭噴口水已經不可能了。這種情況下，天下所有的腦袋都要圍着一個人思考，再也不會有獨立思考，再也不會有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如果這個人是個昏君，北宋危矣！
文史君説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英治國路線，是人類治國方略的絕佳選擇，所以人們關注的焦點，更多的應該是學習宋真宗、宋仁宗時代，構築一個和諧的上層建築，讓上層建築的力量傾斜在治國方面而非內鬥，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參考文獻
吳錚強：《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作者：浩然文史·西北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