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生前對中美破局的一個預判, 今天尤顯微妙｜文化縱橫_風聞

朱雲漢｜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肖唐鏢｜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黃旻華｜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導讀】近期，中美兩國在APEC會議上的表現引發全球關注，兩國在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區域的影響力競爭也成為一個焦點。作為大國外交的重要體現，如何充分評價大國及其外交政策、國家形象在區域的影響力？

本文從受眾視角出發，對14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民眾進行調查，評估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國家形象，分析影響該區域民眾對兩國影響力態度的因素，比較兩國在東亞地區軟實力的現狀，進而指出中國國家戰略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作者首先指出，當前而言，中國已被多數東亞民眾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美國的影響力已低於中國，同時東亞民眾對兩國區域影響力的評價存在一定分化。其次，作者從個人評價層次考察三個解釋假説的效力，即經濟機會、體制差異和文化因素。再次，就總體層次分析而言，作者提出四個研究假設進行討論。

本文研究表明，東亞民眾認為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影響力並非互斥對立，並對二者影響力持正面歡迎態度。可見，中美兩國在東亞的戰略形勢可以是非零和的雙贏關係。就區域影響力而言，不僅太平洋足夠大，東亞亦足夠寬廣。

本文原載《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3期，原題為《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受眾視角的實證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

——受眾視角的實證分析

**▍**大國政治與公共外交：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

自從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後，世界各地的國際關係學者普遍肯定軟實力在解釋國際政治和外交行為上的重要性。按照概念創始者的想法，軟實力是一種非植根於威嚇手段而能説服其他國家接受本國意見，或至少願意妥協的影響力。在現實的國際情勢中，軟實力的重要性體現在：當大國政治中戰爭行為已經不再成為可行的衝突解決選項時，為了以較小成本來解決一般性的歧見，發揮軟實力來達成政治目的成了最有效的方式。換句話説，軟實力的發揮雖然是通過和平手段，但其存在必然基於一國的硬實力。軟實力的營造需要通過一國的長期外交政策來實現，其目的是在國際社會中有系統地打造正面的國家公共形象，並將此有利特質轉化為影響他國政治外交行為的有效力量。雖然軟實力植根於硬實力，但約瑟夫·奈也強調了軟實力是“受眾在硬實力之外的理解”，且軟實力的效果“取決於受眾的接受度”。換言之，儘管一個國家已具備硬實力，它卻未必同時擁有軟實力。無論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軟實力建設，還是對此議題的學理分析，都需要關注受眾視角。

上述對於軟實力的討論，已經充分説明其與大國政治和公共外交的密不可分。這股學術風潮，隨着近20年來中國崛起的客觀事實，各國學者的目光聚焦到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軟實力戰略議題上，這一學術演變也呼應了中國在對外政策和公共外交上的轉變。中國在過去10年間的對外政策與理念有了新的發展，從“新型大國關係”到更一般化的“新型國際關係”；而**在公共外交上，也從原本以國企對外投資和輸出中國文化為主的方式，擴大為全面增進國家對外影響力的整合性戰略作為，**如“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高鐵外交”等，以及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的舉辦，如2014年的“APEC會議”、2015年的“世界互聯網大會”、2016年的“博鰲亞洲論壇”“G20杭州峯會”。這些國家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體現了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追求軟實力的積極表現，也凸顯了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在今日國際政治中最為活躍的公共外交大國。

相較於中國的日益增強並處於領先地位的綜合國力，中國的軟實力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在喬納森·麥克格羅瑞（Jonathan Mc Clory）主持的“2016年全球軟實力排名”中，中國雖已有所進步，但僅排在第28位。事實上，軟實力發展的迫切性與重要性也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重視。十八大以來，我國領導人多次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係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強調以此“提高國際話語權”，“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

在關注軟實力建設與發展的同時，如何評價軟實力亦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既有文獻多從公共外交的主動行為者，也即信息發送者（Sender）的角度，通過政策內容、資源投入、項目實驗等客觀指標來評價某一國家或地區所具有的軟實力水平。近來有文獻指出，評價軟實力水平更直接的方式，應該是從信息接受者（Receiver），即受眾的角度來評估公共外交的成效；倘若一國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進行公共外交，結果未獲得目標國民眾的認同，甚至引起負面評價，那麼對於軟實力的營造效果可能不增反減。也因此，若要有效評估公共外交的成效，必須採取符合科學規範的實證方法，以可靠的民意調查數據，分析受眾對於一國影響力的認知與評價，以切中軟實力的要旨。

本文的主旨在於評估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國家形象，解釋影響該區域民眾對中美兩國影響力態度的因素，以此來比較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軟實力現狀，繼而分析中國當前國家戰略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當前中美兩國在東亞戰略博弈的主要場域也包括東南亞，本文指涉的東亞區域亦包括東盟10國。**本文研究顯示，調查所涉國家或地區的民眾普遍認為中國是區域內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個趨勢未來會更為顯著；然而對於中美形象的評價，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民眾雖反應不一，但對於兩者的正反評價並非零和對立的關係，而是更多呈現同向或獨立的態勢。中美兩國在東亞的戰略形勢上可以是非零和的雙贏關係，這為中國實踐新型國際關係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事實基礎與民意支持。

**▍**東亞區域內中美國家影響力的現狀：受眾視角的經驗證據

（一）中國已被多數東亞民眾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公共外交併非大國所獨有，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外交行為，甚至是任一國民在境外的互動交流，無形中都會塑造他國人民對於本國形象的評價。眾多文獻指出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已經成為左右東亞形勢的關鍵因素，而欲最有效且直接衡量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軟實力現狀，就要從各國家或地區民眾的視角，評估其對中美兩國國家形象的認知與評價。**對此，胡佛和朱雲漢於2000年領銜創立的“亞洲風向標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曾針對中美國家形象的比較與評估設計一個題組。**該調查已在東亞各國或地區完成4波面訪民意調查，每個調查樣本都是嚴格遵守科學抽樣方法而採集、具有全國代表性的隨機樣本。在2014至2016年間完成的第4波調查中，除了朝鮮、老撾、文萊和東帝汶外，已包括所有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是目前研究中美國家形象議題中最具代表性和完整性的民意調查數據，能為本文分析提供足夠的經驗證據支持。

從受眾的視角來看，民眾是否認為中國或美國在東亞最具影響力，代表了兩國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程度，而這種程度會隨時間和兩國勢力消長而變化。因此在亞洲風向標調查中，針對目前以及未來（10年後）2個不同時間參照點，分別調查了民眾認為現在以及10年後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是中國、印度、日本、美國4個選項中的哪一個。圖1和圖2分別呈現了選擇中國和美國為東亞區域最具影響力國家的百分比，並依百分比數值從大到小排序。圖1顯示：在14個國家或地區中，10個樣本有接近或多於50%的民眾認為中國是目前在東亞區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在另4個樣本中，馬來西亞超過40%、印度尼西亞超過30%，僅有柬埔寨和菲律賓是介於20%至30%的水平。**這意味着中國已被多數東亞民眾認知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若將時間參照點改為對於十年後的未來預期，則可以發現除了越南和菲律賓外，東亞民眾預期中國是區域內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比例就有了更為顯著的提高。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都有接近或多於40%的民眾認為中國最具影響力，顯示中國在東亞現階段所具有的區域影響力已毫無疑問地躍居美國之上。

（二）美國在多數東亞民眾心中的影響力已經遠低於中國

不論是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強對峙，還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初期扮演世界秩序主導者，都表明美國在“二戰”後對全世界的巨大影響力毋庸置疑。然而當中國崛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後，東亞民眾對於美國在區域影響力的認知是否會改變?

如圖2所示，東亞地區中僅菲律賓有超過50%比例的民眾認為美國目前在區域最具影響力，次高比例的國家分別是柬埔寨和馬來西亞，比例超過40%。而在其他11個國家或地區調查樣本中，除了印度尼西亞民眾認為中美兩國比例相當（中國37.1%，美國36.8%）外，其他10個國家或地區認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民眾比例都已經接近或低於30%，遠遠低於認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水平。如果以10年後當作未來的時間參照點，除了菲律賓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民眾認為美國在未來最具影響力的比例都在40%之下，其中9個國家和地區更降至20%之下。僅有菲律賓民眾認為美國未來在區域影響力大於中國（美國56.8%，中國19.3%），柬埔寨對於兩國評估的比例相當（美國39.0%，中國38.9%），其他12個國家或地區的民眾都認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比例要遠遠高於美國。

（三）東亞民眾對中美兩國的區域影響力性質的評價存在分化

除了中美兩國在區域的影響力水平外，另一個重要的軟實力指標，是對於影響力性質的評價，即這一影響力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從受眾的視角，倘若一國的影響力很大但普遍被評價為負面，則意味着該國的軟實力不但無法説服受眾，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是缺乏軟實力的象徵；相反，若影響力被評價為正面，則代表該國具有較強的軟實力。對此，亞洲風向標調查也對受訪者提問，請他們對於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區域影響力的利弊進行評價，答項為4點李克特量表，分別為“利遠多於害”“利多於害”“害多於利”“害遠多於利”。圖3是將受訪者的回答按正負方向二分類後所計算出各樣本的比例，並以正面評價中美兩國影響力的百分比高低進行排序。

圖3顯示，東亞民眾正面評價中美兩國影響力的百分比呈現分化的態勢。儘管對於中美兩國總體上給予正面評價的樣本較多，但對於中國的影響力有5個國家的正面評價低於50%，分別為菲律賓、蒙古、緬甸、越南、日本；而對於美國影響力則有3個國家的正面評價低於50%，分別為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至於其他6個國家或地區，包括泰國、香港地區、韓國、新加坡、柬埔寨、台灣地區，對於中國和美國影響力的正面評價都高於50%。這表明有近半數國家或地區的民眾並未將中美兩國的影響力對立起來評價，而是同時歡迎兩方對於區域的影響。受眾並不一定總是在兩強中選邊站，而是採取非零和的視角聚焦兩強在東亞區域可能產生的正面影響。換言之，在東亞普通民眾看來，中美兩國在東亞不僅存在競爭關係，同時也有互惠合作的雙贏空間和民意基礎。

為何有些國家或地區的民眾傾向於對中美兩國影響力作負面評價？對於中國，菲律賓、越南和日本都長期與中國在領土問題上存在矛盾，且過去一段時間兩國關係呈現某種程度緊張，這是其民眾對中國作出負面評價的相關因素；而蒙古和緬甸則與其經濟高度依存中國所產生的國內反華情緒有關。對於美國，從既有文獻來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民眾對美國的負面評價，與其國內民眾在宗教上為伊斯蘭教信仰有較大關係，兩國內部身為穆斯林的馬來族羣普遍對於美國影響力傾向作出負面評價。這説明，東亞民眾對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正負評價有各自受限的歷史、政治、文化因素；中國民眾對於美國影響力傾向負面看法的原因，也可能存在於中美關係的歷史軌跡上，與兩國往往站在敵對兩方的矛盾立場有關。這與近來在美國所做的許多民意調查相似，美國民眾大多也傾向負面評價中國的影響力。

**▍**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影響力評價的個人層次分析

（一）三個解釋假説：經濟機會、體制差異、文化因素

本節將試圖使用二元邏輯斯蒂迴歸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從個人層次考察3個主要解釋假説的效力，即：經濟機會、體制差異、文化因素。其中，因變量分別為東亞民眾對中國、美國影響力的評價，答項區分為正負二分類別。主要的解釋變量，分屬經濟、政治體制、文化3大類。

首先，最常被用來解釋人們**對於中美兩國影響力持正面評價的因素，主要是來自於中美兩國巨大經濟實力所帶來的經濟機會。**事實上，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已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世界龍頭的角色，並在今日與美國一道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的兩大支柱。也因此，人們對於中國和美國影響力的正面評價，相當程度上跟中國和美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在當前以經濟全球化為主的世界經濟結構下，那些認為中美兩國影響力會帶來經濟機會的民眾會傾向支持經濟開放的態度，或者給予本國經濟表現較佳的評價。

其次是政治體制的解釋，這主要與體制學習的主觀感受有關。其核心思路在於，人們心理上會傾向認同比本羣體更好的羣體單元帶來的影響，這與孔子所言“見賢思齊”是同一個道理。若將此説法應用在評價中美兩國影響力的解釋上，則意味着東亞民眾會將對中國和美國的政治體制評價與自己所屬國家相比：如果對兩國的制度評價優於本國，則越傾向給予其影響力以正面評價；反之，則越傾向給予其負面評價。

最後是文化價值觀的解釋，這源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比較政治學者通過現代化理論所構築的文化變遷論。在個人微觀層面，這一理論主張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會帶來價值觀的變遷，從農業社會較為狹隘的傳統主義與威權主義，轉變為現代化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及自由主義價值觀。將這一理論應用到對評價中美影響力的解釋就是，由於傳統社會的階級性強，文化上對於權威的服從性高，因此較容易接受中美兩國對於區域的影響力；反之，在現代化社會中，由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高漲，因此易於傾向將中美兩國對於區域的影響力視為帝國主義的復辟，而給予負面的評價。

總結上述3個解釋假説，本文提出在個人層次上的3個研究假設。

假設1：民眾越支持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機會，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假設2：民眾越認為中國或美國政治體制優於本國，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假設3：文化價值觀上越趨近傳統主義或威權主義者，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在解釋變量的選擇上，對於3個假設各以兩個自變量來進行驗證。經濟機會假説包括“支持經濟開放程度”“本國經濟好壞評價”；體制相近假説包括“中國與本國體制差距評價”“美國與本國體制差距評價”；文化因素假設包括“傳統主義”“威權主義”。此外，也對4個基本人口變量進行統計控制，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為了較好地控制羣體間的差異，本文還對每個國家或地區樣本加入虛擬變量控制。在樣本選擇上，由於中國是本文討論的國家影響力的發送者，故中國民眾並非單一的受眾角色，因此不予納入。在加權問題上，則採用個人權數與國家（地區）權數的乘積為最終權重，國家（地區）權數以各國加權後具有相同權重為原則產生（與樣本數成反比）。個人層次變量的操作化信息詳見表1。

（二）二元邏輯斯蒂迴歸分析：個人層次的解釋

在統計分析上，首先針對3個解釋假設進行個人層次相關性的經驗驗證。如圖4所示，在解釋東亞民眾正面評價中國區域影響力的各回歸係數顯著性上（圖左），有4個解釋變量存在顯著的效果，分別是對本國經濟評價越好、與中國相比對本國體制評價越高、與美國相比對本國體制評價越低、威權主義程度越高，就有較高的可能性正面評價中國的區域影響力。另一方面，對於正面評價美國區域影響力的迴歸分析（圖右），幾乎得到與解釋中國影響力評價一致的結果，除了男性相較女性有較大概率傾向給予美國負面評價外，其他變量呈現顯著的迴歸係數，包括本國經濟評價、中國與本國體制差距評價、美國與本國差距評價、威權主義。在模型總的解釋效力上，解釋中國影響力的模型在偽決定係數（pseudo-R2）上較高，反映本國經濟評價和威權主義具有數值較大的迴歸係數值，而從驗證假設的標準來看，兩模型的解釋力分別為0.315和0.175，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對應到經濟機會、體制差異、文化因素的3假設，可以發現**體制差異（假設2）的解釋效果最為顯著，其中也呈現了中美兩國在不同體制評價下的競爭性，**越是對於中國體制的評價比本國好，越會傾向正面評價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並傾向負面評價美國的區域影響力；同樣的發現也適用於解釋美國的區域影響力，只是中美的角色對調。經濟機會和文化因素各有1個變量有顯著性的發現，在經濟機會解釋中（假設1），民眾支持經濟開放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解釋力，但對本國經濟評價較高者對於中國和美國的區域影響力都傾向正面評價，這意味着東亞地區在高度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對於中美影響力的評價顯著地與樂觀的經濟情勢相關。在文化因素的解釋中（假設3），傳統主義沒有印證預期假設的相關性，而威權主義與正面評價中美影響力皆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這説明文化價值觀上傾向接受權威的東亞民眾，易於接受大國政治下的權力層級關係，而傳統主義價值則呈現無關政治的特質。

**▍**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影響力評價的總體層次分析

（一）從總體層次分析東亞民眾如何評價中美兩國的區域影響力

在國際關係領域，學者往往主張基本分析單元應該為國家行動者，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從總體層次評估前述解釋是否在以國家或地區作為基本分析單元后仍然具有解釋效力。對此最適當的方法就是採用多層迴歸分析（Multi-Level Modeling），同時將個體和總體解釋變量的解釋效果區隔出來，獨立判定其迴歸係數值的方向和顯著性。

在模型設定上，個體層次的自變量都與先前二元邏輯斯蒂迴歸分析相同，唯獨將國家或地區的虛擬變量去掉，改為在總體模型上將每個個體迴歸係數設有隨機誤差，也就是隨機係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然後針對個體層次的常數項，加入總體變量來解釋。由於總體單元僅有13個國家或地區，統計上的自由度受限制，因此每次分析時僅放入一個總體解釋變量。至於個體和總體變量在“中心化”設定上，除了性別設定為男性外，個體和總體變量分別以羣體均數（Group Mean）、全體均數（Grand Mean）而操作。此處分析着重於總體變量的迴歸係數值的方向和顯著性，下面針對3個研究假設在總體層次的理論思路進行討論。

倘若主張國家行動者為基本的分析單元，其解釋重心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特質如何影響他國民眾對自己的評價。在中美兩國的東亞區域影響力上，我們可以將經濟機會、體制差異、文化因素視為評價中美影響力的不同思考面向。以經濟機會而言，在當前亞洲各國或地區幾乎都依賴與中美兩國貿易為其經濟成長動力的情況下，可以合理推論，社會上支持經濟開放或正面評價經濟狀況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正面看待中美國兩國影響力，因為各國與中美的貿易關係越緊密，代表兩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也越大，彼此互利。**就體制差異而言，一國或地區若社會上普遍認為中美兩國體制較優越，則越有可能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如同近年來政治學界對於“中國模式”“美國模式”的討論，對他國體制優越性的評價很有可能反映在對其影響力的評價上。**針對文化因素來説，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從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相近的國家，彼此間在協調、溝通、決策，甚至是國家的戰略、價值、目標上較為一致，因此相處、互動的成本較低，所以有較大可能肯定對方在區域上的影響力；二是從社會化效果來肯定現狀優勢。由於東亞區域長期受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影響，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與之相比時間尚短，所以東亞各國或地區若社會上傳統主義或威權主義傾向較強，也較有可能正面看待美國影響力，這反映出美國長期作為秩序塑造者的現狀優勢，代表國際關係中長期慣性所形成的文化影響。

總結上述3個解釋假説，本文提出總體層次解釋的4個研究假設。

假設4：一國或地區若普遍支持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機會，則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假設5：一國或地區若普遍認為中國或美國的政治體制比本國政治體制較優越，則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假設6：一國或地區如普遍認為中國或美國的文化價值觀與本國文化價值觀較為相近，則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假設7：一國或地區在文化價值觀上越趨近傳統主義或威權主義，越傾向正面評價中美的區域影響力。

總體層次解釋變量的操作化，針對假設4，分別取“支持經濟開放程度”“本國經濟評價好壞”的羣體平均值；針對假設5，則分別取“中國與本地政治體制評價差距”“美國與本地政治體制評價差距”的羣體平均值；針對假設6，先取傳統主義和威權主義的羣體平均值，再分別以中國的平均數當作基準，取其離差的絕對數值；針對假設7，分別取“傳統主義”“反威權主義”的羣體平均值。執行二分因變量的多層次迴歸分析時，採用HLM 6.08來進行統計分析，由於假設4至7分別對應兩個總體解釋變量，加上依變量分別是對中美兩國的區域影響力評價，因此分析上總計有8個迴歸模型。

（二）多層次迴歸分析：總體層次的解釋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説，多層次迴歸分析在驗證因果關係上比二元邏輯斯蒂迴歸分析更為嚴謹。表2呈現正面評價中國和美國區域影響力的8個多層次迴歸分析結果，由於個人層次模型在此主要扮演控制變量的功能，因此除非其結果與圖4所示的二元邏輯斯蒂迴歸分析結果不同，否則就不重複呈現。在詮釋上，表2中的總體解釋變量可以視為在自變量具有羣體均值下的男性，如果從其所在的羣體單元中的總體變量數值有所增減，則其正面評價中國或美國區域影響力的概率也會有所增減。

針對正面評價中國的區域影響力，如表2第一行所示，可以發現僅有3個解釋變量有顯著性：社會上越是認為本國總體經濟狀況良好、越是認為中國體制比本國較好、越是與中國在威權主義價值上相差較小者，越傾向正面看待中國的影響力。這一發現提供了假設4、5、6成立的某種程度的證據，然而傳統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文化因素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總體層次上的這3項結果，其實也印證在個體層次上，特別是個體層次中個人對於美國與本地政治體制差距評價，在多層迴歸分析中並不顯著，該變量羣體均值在總體模型中也未呈現顯著的相關性結果。這説明，評價中國影響力的解釋僅僅與中國本地體制差異的評價有關，無關乎與對美國體制的評價，由此可見中美形象並不真正具有對立的競爭性。事實上，這點也從針對正面評價美國區域影響力的總體分析結果得到印證，如表2的第二行所示，評價美國影響力的解釋僅僅與對於美國與本地體制差異的評價有關，無關乎對中國體制的評價，這在個體或總體層次都是如此。然而，針對假設4至7而言，解釋正面評價美國區域影響力的顯著因子，除體制差異外，與解釋中國影響力上有很大的不同：經濟機會的兩指標都不顯著、與中國在威權主義測量值上的差距呈正向顯著相關；而最大的不同，就是傳統主義和威權主義均值都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換言之，東亞民眾對於美國影響力的評價，主要來自於文化的原因，不管是在文化上與中國有較大差距，還是社會上具有較強的傳統主義、威權主義因而產生對美國權威的慣性認可，都説明中國雖為被東亞民眾認知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但在主觀意識上，東亞民眾尚未改變其美國具有現狀優勢權威地位的認識。

**▍**中美兩國的東亞區域影響力展望

（一）中國的經濟優勢與美國的現狀優勢

依據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從受眾的視角得出東亞民眾評價中美兩國在區域影響力的全面性解釋。就中國來説，經濟機會是其最大優勢，不管是在個體或總體層次，中國影響力總是跟樂觀的本國經濟評價呈顯著相關，而這點在對美國影響力的解釋上就顯得偏弱，要麼在個體層次上接近顯著邊緣（如圖4右半），要麼在總體層次上不具有顯著性。就美國來説，現狀優勢較為明顯，在總體層次上傳統主義和威權主義均值都與對美國影響力的正面評價顯著相關，而這對於中國影響力的評價則闕如。至於其他的發現，如在制度差異上，凡是民眾對中國或美國的評價與本國（本地）評價越相近，就會得到越正面的評價，個體和總體都一致，顯示“同類相近”的現象。多層迴歸分析顯示，東亞民眾對兩國影響力評價與其競爭對手和自己的制度差異程度並沒有顯著相關，這凸顯了中美兩國的國家形象在東亞各國或地區中並未真的被視為對立。最後是有關文化因素的解釋，在個體層次，威權主義傾向同時與中美影響力呈顯著正相關，説明文化價值觀確有一定的解釋力；但這一發現並不能直接適用於總體層次：若文化價值觀與中國較接近，則對於中國影響力的評價較為正面，反之，則對於美國影響力的評價較為正面。事實上，相較美國而言，東亞各國或地區與中國更具文化相近性，這對正面評價中國的區域影響力應有重要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中美在國家形象上的非零和特性結論，反映了體制差異因素上中美互不影響，更直接地可從東亞地區民眾對於兩國區域影響力普遍呈正相關或不顯著相關中看出，如表3所示，**這一發現與領導人多次指出的“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完全契合。這意味着中國領導人對於中美關係合作大於競爭的理念，在東亞區域內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這一發現本身就是中國在東亞區域內軟實力的有力證明與實際展現。

（二）新型國際關係的挑戰與機遇

今日中美關係在大格局上雖仍有分歧，但同時也充滿了合作和雙贏的契機。這種複雜關係有賴於兩方秉持善意和智慧來共同應對，以尋求互惠共利的結果。針對此挑戰，我國領導人2013年3月在訪問俄羅斯時曾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的主張，之後中國政府亦在多個國際場合中重申此立場。真正的挑戰來自於美方的態度與立場，特別是特朗普執政以來，存在諸多變數，需要兩國密切合作來實現中美關係的平穩過渡。

總之，本文的研究表明，東亞民眾普遍認為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影響力並非互斥對立，他們對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皆持正面歡迎態度。中美兩國在東亞的戰略形勢上可以是非零和的雙贏關係，民意調查的科學證據印證了此觀點的客觀基礎，顯示中國正處於有利於實現新型國際關係的難得機遇與環境中。支撐這項有利條件的重要基礎，正是中國經濟實力在全球所發揮的巨大吸引力，以及美國在世界秩序中所具有的現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