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禁不掉毒品？_風聞

非虛構時間2023年11月20日 11:20:190人蔘與0評論毒品在某個社會羣體中氾濫，其原因幾乎從來都不只是毒品本身，而是與更加系統性的現象有關。

僅憑個人努力幾乎無法逃離毒品的魔爪。如果父母都吸毒，隔壁是吸毒窩點，窗外是毒販，家裏沒有食物，一個住在街角的孩子要有多麼強大的自制力，才能讓自己關起門來做那些無聊的作業，或者出去打一份正經工，明知自己辛苦一天賺到的工錢在街角僅需販毒10分鐘就能賺到？

毒品猖獗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潰敗，從不均衡的經濟轉型，到不知不覺的種族隔離，以及司法體系、公立教育和社區工作的無力，這些並非一場鐵腕“禁毒戰爭”就能根治。即便推平這一社區，小販和癮君子也只會轉移到其他地方故技重施，因為在美國城市裏還有千千萬萬這樣的街角。

文 | 辛維木

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可能會聽到這樣的叮囑：晚上出門時身邊帶一點零錢，不是為了買東西，而是為了應對搶劫。不要太多，以免損失過多或者被當成富豪搶得精光，也不要太少或不帶，以免劫匪惱羞成怒直接開槍。20美金左右就好，剛好夠一份毒品錢。

很難判斷這個建議在現實中是否有效，但它在一代又一代留學生中口口相傳，反映出華人羣體對美國社會的認知——社會治安堪憂，而毒品是其中最重要的罪魁禍首之一。

吸毒這個在中國相對小眾的行為在美國卻彷彿司空見慣，這可能會讓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然而在瞭解美國時卻無法繞過這個話題。

美國街頭吸毒者 via:subscription.sfchronicle.com

美國記者、編劇大衞·西蒙（David Simon）與前警探愛德華·伯恩斯（Edward Burns）合著的非虛構作品《街角：一個內城社區的一年》（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講述了東北部城市巴爾的摩西區發生在1993年的故事。

兩位作者耗時一年多在費耶特街與門羅街的街角遊蕩，見證了吸毒者、販毒者、緝毒者以及他們身邊人的日常經歷。他們的發現觸目驚心，而毒品肆虐也恰恰反映出耗時數十年的“禁毒戰爭”（War on Drugs）政策的失敗。

這本看似關於上世紀90年代美國某城市社區的書放在今天卻依然鮮活：在當下的美國，種族矛盾仍然尖鋭，成癮性藥物持續大行其道，社會撕裂引發無窮無盡的爭論。

要理解美國社會是如何發展成這個樣子的，那小小的街角或許能給出一些答案。

皆為徒勞

街角就像一個怪獸，吞噬了靠近它的所有人。這是西蒙和伯恩斯的描述給人留下的印象。

毒品帶來的疾病、貧窮和暴力使一個又一個家庭墮入不幸，各種戒毒的嘗試幾乎都不可能成功，而無論多麼努力地給孩子創造新生活，孩子總有一天也會染上毒癮。

實際上，在本書寫作之時，美國的“禁毒戰爭”已經持續了20多年。國際禁令、國內立法、禁毒突擊隊多管齊下，花費了上百億美元，但衝突反而在加劇。到了90年代，類似巴爾的摩這樣的城市已經迴天乏力，露天毒品市場的數量太多，以至於無法徹底剿滅。

警察依然在街頭巡邏，但經驗豐富的毒販早就掌握了躲避追捕的技巧，或者在幫派的庇佑下肆無忌憚，警察往往只能突襲到新手或無辜者。解釋“為什麼無法徹底禁毒還要繼續執法”甚至成了當地警察局長的一種話術。被逮捕的吸毒者被送往法庭和戒毒機構，但他們絕大部分早已學會了應付法官的套路，離開戒毒機構後很快舊病復發。

via:inews.co.uk

書中15歲的迪安德爾·麥卡洛的故事清楚地展現出了街角的無望。他還在上學，但已經是一名持槍的毒販了。很多次他想過賺足了錢後就回學校上學、找正經工作，但他總會回到街角賺快錢，滿懷着自己作為未成年人不會受重判而且隨時都可以金盆洗手的僥倖心理。

他的父母曾努力經營家庭，但也像街角的其他人一樣陷入了充斥着大麻、啤酒和藥片的生活，此後接觸到更烈的毒品，更是失去了工作、汽車和房產，家庭破裂。

迪安德爾並非沒有開啓新生的機會。母親不支持他吸毒或販毒，還盡力維持家庭的體面和秩序。但她自己都擺脱不了毒品，又如何管教兒子？他的老師也從未放棄學生，表揚他的進步，相信他總能改過自新。但和學校相比，街角的生活更刺激、更有利可圖。

在一場青春期慾望驅使的戀愛中，他使一個13歲的女孩懷了孕。女孩為了留住他的愛情生下了孩子，於是他們成了一對自己都還沒長大的小爸爸和小媽媽。他們承諾愛護這個孩子，但在自己尚沒有學識和金錢的情況下，在自身還被毒品困擾之時，悲劇已經寫就了。

通常情況下，年輕的父親總會離開孩子，而年輕的母親拖着孩子靠社會救濟度日，貧窮不久又會把孩子也推向毒品。

《糖果》劇照

迪安德爾一直以為自己不到20歲就會以某種“殘酷而暴烈”的方式死去，似乎把這視為男性氣概的象徵。他一直倖存到35歲——其間曾在戒毒和復吸之間徘徊，也曾打起精神工作——包括在作者大衞·西蒙主創的電視劇中工作——但毒癮最終還是追上了他的腳步。

為什麼美國的毒品氾濫，屢禁不止？

兩位作者逐個呈現迪安德爾及其身邊許多人反覆掙扎的經歷，字裏行間重複着這個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則需要探入美國社會的深處。

成癮背後

毒品在某個社會羣體中氾濫，其原因幾乎從來都不只是毒品本身，而是與更加系統性的現象有關。

巴爾的摩的毒品交易有很強的種族特徵，但在兩位作者看來，種族與經濟問題疊加才造就了街角的絕望景象。

巴爾的摩處於美國鏽帶（Rust Belt），曾是工業重鎮，無數家庭依賴航運、鋼鐵及其他製造業巨頭維生。但隨着信息科技的發展，美國經濟的重心發生偏移，工廠關閉，製造業轉移到其他地區，而在巴爾的摩，沒有新興產業能為這些家庭補上空缺。

譬如迪安德爾的爺爺威廉從美國南方來到巴爾的摩，通過在鑄鐵廠和美國標準公司辛勤工作，在當地紮根。他的15個孩子也大都繼承了他的奮鬥精神，參軍、當工程師、進鋼鐵廠等，中產生活觸手可及。然而，威廉所在的工廠倒閉了，他只有每週六天（甚至七天）開卡車和出租車養家，收入穩定性蕩然無存。

《絕命毒師》劇照

與此同時，原本主要是白人工人階級的社區也發生了變化。隨着越來越多黑人移民湧入，白人開始搬到郊區，排屋被擁擠的廉價出租屋取代。60年代的種族暴亂更加劇了這裏的種族隔離。破碎的家庭和稀缺的工作機會讓生活越發無望，各種社區支持機制，諸如學校、醫院、社區會議、街區派對等也逐漸衰落。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夠提供瞬間快感的毒品成了人們掩蓋困苦的捷徑。

尤其是到了80年代，比海洛因更容易吸食的可卡因讓人們感到“直達極限的刺激”，迅速擴大了吸毒人羣，而對更強刺激的追求讓人們不斷突破極限，如將可卡因和海洛因混在一起注射進靜脈。可卡因的大眾化還打破了以往有組織販毒的“規矩”，任何孩子都可以賣貨，毒販大搖大擺地兜售毒品，暴力成為家常便飯，而對此無能為力的司法系統成了笑話。

當毒品侵入人的頭腦，原本維繫人性的邏輯就不復存在了。

既然可以立刻爽一把，為什麼要每天辛辛苦苦地學習、上班，最後只是賺一點最低工資呢？疾病、爭吵、家庭關係，生活的重擔讓人不堪承受，那就來點輕鬆的吧！所以才會有年輕的父親在孩子出事故受傷後的第一反應是來點毒品，離開戒毒中心的前癮君子回到街角後立刻又被毒品誘惑。

《絕命毒師》劇照

僅憑個人努力幾乎無法逃離毒品的魔爪。如果父母都吸毒，隔壁是吸毒窩點，窗外是毒販，家裏沒有食物，一個住在街角的孩子要有多麼強大的自制力，才能讓自己關起門來做那些無聊的作業，或者出去打一份正經工，明知自己辛苦一天賺到的工錢在街角僅需販毒10分鐘就能賺到？

毒品猖獗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潰敗，從不均衡的經濟轉型，到不知不覺的種族隔離，以及司法體系、公立教育和社區工作的無力，這些並非一場鐵腕“禁毒戰爭”就能根治。即便推平這一社區，小販和癮君子也只會轉移到其他地方故技重施，因為在美國城市裏還有千千萬萬這樣的街角。

站在街角

在美國的絕大部分大城市中，總有一些“不建議前往”的危險地帶，充斥着關於槍擊、搶劫、販毒等等傳言。即便對許多美國讀者來説，街角都彷彿是另一個國度，那裏的居民好像並不是他們的同胞。

要讓讀者真切地理解街角所發生的事情，兩名作者付出了教科書式的努力：1992年9月起，他們選擇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社區，深入觀察了超過一年時間。這兩位白人男性用真誠和耐心打消了以黑人為主的當地人的懷疑（作者之一以前還是警察），與大家友好相處，介紹自己的寫作計劃。

他們每天帶着筆記本去社區裏，跟着各種人物到處走。為減少受訪者的緊張感，他們有時也會捨棄筆記本，沉浸在事件中，之後才趕緊記下細節。書中75%-80%的內容都是由他們親眼見證的，剩下的則通過能夠多重印證的採訪呈現出來。動筆之後，他們又持續跟蹤了觀察對象長達四年多，從而得以充分了解他們的生活，避免被主觀印象矇蔽。

《街角》《凶年》作者大衞·西蒙

在大多數時間裏，他們儘量維持記者身份置身事外，不去參與受訪者的故事。但在受訪者特別想要重回正軌或尋求戒毒幫助的時候，他們沒有迴避給予一定的情感支持。

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給予的幫助其實並沒有起到多少效果——曾嘗試戒毒的受訪者們最終都沒有成功。這從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作者們的觀察：街角文化和毒癮是如此強大，不會因為兩個好心人偶爾伸出援手就能帶來改變。

他們並不掩飾對受訪者的關切，在街角的一年，專業新聞報道的冷靜和距離讓位於對弱勢羣體的深刻共情。他們沒有帶着道德或智力上的優越感居高臨下，而是從每一個受訪者的角度敍述他們各自的掙扎、衝動和渴望，將普通而又私密的人性引入通常被數據、法律和政策佔據的禁毒議題報道中。

歸根結底，禁毒行動需要拯救的不是某些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生、一户户互相連接的家庭。

因此，在成書之後，他們也繼續與受訪者保持聯繫，見證他們中的一些人開闢新生、一些人堅持鬥爭、一些人反覆徘徊。他們筆下的街角似乎恢復了秩序，但毒品市場又在不遠處的另一個街角建立起來，而曾被本書激勵過的政客還並未真正意識到毒品表象下的深層問題。

《街角》出版二十多年後，藥物濫用仍是美國社會的重要議題之一，只是品種由海洛因、可卡因變成了阿片類藥物，受害者也從黑人延伸到鄉村白人。

“鏽帶”的製造業衰退、工人階級的落寞，仍被視為成癮現象的根源。例如J.D.萬斯（J. D. Vance）的非虛構作品《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就從作者家庭出發，講述了這一羣體的被剝奪感，以及他們轉向阿片類藥物、難以掙脱命運的無望。該書因描述了特朗普的“紅脖子”基本盤而贏得關注，萬斯本人也由特朗普批評者轉為盟友，走上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可以説，藥物濫用背後的社會經濟變化，與美國政治的走向緊密相關。

在各州選區的紅藍分野中，選民個人的經歷往往被各種籠統的標籤掩蓋，給人一種錯覺：彷彿只要選對政策，就能立竿見影地解決所有問題。但正像漫長的“禁毒戰爭”所揭示的那樣，社會中不存在萬靈藥，而是需要持久的調查研究、嘗試與博弈。理解、關懷不同的個體是這一過程的前提，這也正是《街角》對今天讀者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