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言“炸掉央行”? 南美特朗普捅破一樁政經危機的真相｜文化縱橫_風聞

江時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導讀】2023年11月19日，阿根廷大選落下帷幕，極右翼自由派經濟學家哈維爾·米萊當選。被稱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萊身上有諸多標籤，強調經濟美元化、對外與美國保持一致、退出金磚國家、炸掉央行等競選話語，使得各界對其當權後的阿根廷內政、外交走向產生憂慮。有評論指出，米萊這一政治“特例”的當選，代表了阿根廷人民對經濟困頓的憤怒，和對傳統政客、政府的失望。然而，從阿根廷歷史發展脈絡看，其政治、經濟的深層問題，並不是簡單地通過改變執政者和施政綱領就能實現的。本文梳理阿根廷各屆政府嘗試拯救經濟的各種手段和方案，分析了背後的深層問題。

20世紀中葉前，阿根廷一直是全球富裕國家，GDP進入全球前十。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阿根廷的一系列政變，打破其國內的穩定發展，左、中、右派，軍隊、文人政府輪番上台，政策失去延續性。在各派輪番上台的政治鐘擺運動中，一些極端的經濟政策往往能在施政初期展現一定效果，卻很快因為過於極端的問題，喪失效果，甚至使經濟陷入更深泥潭。除了經濟政策極端和不穩定的問題之外，阿根廷政治腐敗問題嚴重，公務員體系的冗餘人員消耗大量財政資金，低效的政府卻無法提供足夠良好的公共服務。阿根廷對外債務也不斷積累，引發嚴峻的債務問題。20世紀末，右派對阿根廷經濟的大面積私有化，雖使政府短期內獲得大筆資金，卻也進一步斷送阿根廷經濟的自主性。

當下，阿根廷正面臨嚴峻的通脹問題，阿根廷黑市上，美元對阿根廷比索匯率甚至超過1比1000。嚴重的經濟問題，並非能以簡單的經濟政策或加入、退出某個組織就能解決。從短期競選結果和執政前景看，米萊帶領的政黨沒有足夠的議會席位，後續必然面臨諸多交易和妥協。而阿根廷這個拉美大國如何破除在各種無延續性的政策之間不斷搖擺的命運，是其需要回答的真正問題。

本文原載《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原題為《阿根廷危機的由來及其教訓——兼論20世紀阿根廷經濟的興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阿根廷危機的由來及其教訓

—— 兼論20世紀阿根廷經濟的興衰

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兩種貨幣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歐洲，歐元正式進入流通領域，人們喜形於色，對前景充滿了希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大規模的騷亂和激烈的政局動盪迫使政府放棄比索釘住美元的貨幣局匯率制度，國內外投資者對阿根廷的信心急劇下降。應該指出，阿根廷不僅遇到了債務危機，而且還陷入了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這些危機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經濟危機使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則使經濟危機變得更為嚴重。當然，在這3種危機中，經濟危機是主體，而其本質則是債務危機。

**▍**阿根廷經濟的百年興衰

19世紀末，阿根廷經濟的增長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至20世紀初，阿根廷不僅以優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喬牛仔聞名於世，而且還因富庶享譽全球。當時，阿根廷因大量出口糧食和牛肉而被譽為“世界的糧倉和肉庫”，其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則被視為“南美洲的巴黎”。**在歐洲的許多城市，當人們形容某人腰纏萬貫時，常説“他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分別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一半，是日本的1倍，略高於芬蘭和挪威，略低於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高於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領先於日本，與意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大致相當。

然而，一個世紀以後，阿根廷的人均GDP遠不如上述國家。不僅如此，在人類告別2001年之際，阿根廷陷入深重的危機：出現在全球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背上的警察、催淚彈釋放的煙霧、抗議者的呼叫和被搶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令人驚奇的是，在短短的半個月內，阿根廷居然換了5位總統，其中1位總統甚至公開宣佈，阿根廷無力償付1500多億美元的外債。阿根廷因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倒賬國。

應該説，阿根廷擁有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多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一)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積則相當於印度的85%。佔全國總面積1/4的潘帕斯草原氣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勢平坦。阿根廷人經常自豪地説：“我們的平原，從大西洋起，一犁頭耕到安第斯山山麓，都不會碰到一塊石頭。”

(二)阿根廷還擁有豐富的資源，其中稀有金屬鈹的儲藏量居世界第二，鈾礦資源儲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也較豐富。

(三)阿根廷擁有5000多千米長的海岸線，眾多的海灣和温和的氣候為阿根廷提供了許多不凍港。

(四)阿根廷人主要是歐洲白色人種移民的後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不存在民族矛盾。而且，總的來説，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勞動力素質也較好。

(五)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獨立。19世紀60年代初，阿根廷結束了獨立後的長期內戰，政局趨於穩定。這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然而，1930年發生的一次政變為近70年的政治穩定畫上了句號。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內，政府更迭多達25次，持左、中、右傾向的軍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可以想像，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難前後一致或互相照應的。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軍人政府為收復馬爾維納斯羣島的主權而派出4000名軍人登陸該島，但終因不敵英國而失敗。這場戰爭進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國內的矛盾，經濟困難更為嚴重。面對成堆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及民眾的抗議，軍人終於答應儘快將政權交給文人。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徵着“還政於民”的民主化進程的開始。但這並不意味着阿根廷從此就走上了政治穩定的道路。一方面，軍人並不甘心留在軍營裏，他們多次發動未遂政變；另一方面，經濟形勢難以好轉，黨派鬥爭不斷加劇。**這一切終於迫使阿方辛於1989年提前5個月下台。他在辭職演説中説，“他只能用自己的犧牲來減少人民的犧牲”。

一位美國學者曾説過，人們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動盪歸咎於經常發動政變的軍人，但文人政治家也應受到責備，因為他們沒有使阿根廷的憲法體制合法化。不論政治動盪的責任應由誰承擔，阿根廷的發展道路表明，只有保持政治穩定，才能為經濟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

據説在阿根廷有這樣一個笑話：造物主把好東西和壞東西搭配起來，分給世界上不同的地區。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擁有豐富的資源、清新的空氣和肥沃的土地，於是，他就讓阿根廷人得到了一個壞政府。這一笑話將阿根廷歷屆政府貶為“壞東西”顯然是欠妥的。但在阿根廷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政府的一些政策確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例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阿根廷政府一直對經濟進行強有力的干預，干預的手段之一是，用國家資本的力量，通過國有化等手段，建立了一大批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分佈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但主要是在製造業、金融業、農業、國防工業和基礎設施等主要領域。

20世紀70年代末，國有企業在阿根廷國內總投資中的比重高達20%。應該説，國有企業在阿根廷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充當了“主力軍”的角色，而在國有化運動之前，外國資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資源部門。此外，國有企業還提供大量廉價的商品和服務，並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為社會穩定和推動工業化做出了貢獻。

然而，阿根廷的國有企業長期面臨一系列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經濟效益普遍低下，許多企業長期嚴重虧損。這一問題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源是：企業管理人員缺乏現代化企業所需的經營管理經驗和技巧；政府給予的種種保護和優惠削弱了企業的活力；企業得不到政府的財政補貼就難以為自身的技術革新籌措足夠的資金，而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卻被人為地壓低定價。

當然，把阿根廷經濟走下坡路的責任歸咎於國有企業是有失公允的，但國有企業的虧損確實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從而影響了政府幹預的效果。此外，在許多阿根廷人看來，龐大的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風盛行，也是政府幹預經濟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阿根廷擁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因此，其比較優勢在於生產和出口農產品。19世紀80年代以前，畜牧業成為阿根廷的經濟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產品，形成了所謂“牛皮文明”。此後，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國移民，對潘帕斯草原進行開發，使種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可見，無論是畜牧業還是種植業，都使阿根廷在歷史上成功地發揮了本國的比較優勢，通過大力出口畜產品和農產品來獲得外匯收入。

不容否認，如同其他拉美國家一樣，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後，阿根廷開始重視工業建設。至40年代初，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超過農業。但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業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業和簡單的裝配業為主。50年代以後，政府才開始重視重工業、化學工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無怪乎許多人認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二戰期間又失去了一次工業化機會。還有許多分析人士指出，農牧業在20世紀初以前使阿根廷成為富國，但同時也使它在工業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説的那樣：“從20世紀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級產品的出口都不足於導致一個國家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換言之，為了實現現代化，工業化是一條必由之路。

內向發展是阿根廷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的主要特點。為了扶持製造業，政府採取了高築貿易壁壘的措施，使本國“幼稚工業”處於基本上沒有外來競爭的環境中。然而，保護的代價是高昂的。例如，由於企業的產品主要面向國內市場，“幼稚工業”不必為參與國際競爭而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其結果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增長緩慢。許多經濟學家曾計算過，阿根廷的汽車、化工產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費品的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幾倍。

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通過政府的高度保護來發展本國工業的實例並不少見。例如，19世紀，美國和德國曾對製成品進口徵收高額關税；20世紀70年代，日本也實行大力控制進口的政策。但保護必須適度，否則“幼稚工業”就不可能發展。

針對進口替代模式的種種弊端，梅內姆上台後不久就開始實施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政府降低了貿易壁壘，使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另一方面，政府對國有企業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私有化使政府獲得大量收入。這樣，政府既可以繼續大手大腳花錢，又可以繼續向政府官員支付高薪，還可以繼續提供優厚的社會福利。

20世紀阿根廷經濟的興衰與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關係。美國學者L.哈里森認為，歷史上同為歐洲殖民地的北美洲與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發展道路上取得不同的業績，主要是因為它們的文化傳統不同。他認為，包括阿根廷在內的許多南美洲國家弘揚伊比利亞天主教文化。這種文化的特點之一是鼓勵消費，因此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只得依賴外資。還有人認為，阿根廷的經濟結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結構，但其社會福利卻是歐洲式的。

且不論哈里森的“文化決定論”是否正確，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費意識是很強烈的，因此其儲蓄率難以提高。以1998年為例，阿根廷的儲蓄率為17.4%，既低於拉美的平均水平(19%)，又低於巴西(18.6%)、墨西哥(22.4%)和智利(25.2%)，更低於韓國(33.8%)。事實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韓國，1998年兩國分別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個人人均消費為7818美元，而韓國僅為6695美元。由於國內儲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資來擴大再生產。因此，在80年代初爆發債務危機後不到20年，阿根廷再度爆發這種危機就不足為奇了。

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儲蓄率既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也是經濟快速增長的結果。當經濟發展加快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並在不減少消費的情況下增加儲蓄。而儲蓄的增加進而擴大了投資，加快了經濟的發展，使儲蓄和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阿根廷的這種重消費、輕積累的特點，在庇隆當政時推行的民眾主義政策中得到了體現。為了尋求更多民眾的支持，庇隆用國家的大量資金來提高工人的工資或實施社會福利計劃。**如在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資分別增長了25%和24%。然而，當阿根廷經濟因世界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時，庇隆無法有效地推行其民眾主義政策。1955年9月，在軍隊和反對派的強大壓力下，庇隆交出了權力。

1910年，尼加拉瓜詩人達里奧寫過一首名為《我為阿根廷歌唱》的詩，以讚美歐洲移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和熱愛。然而，一個世紀後，在阿根廷，有錢人不斷地將其資金轉移到國外，而擁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術人員則競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國。持旅遊簽證進入美國的阿根廷人中約有30%不再回國。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90年代期間阿根廷人的比重增加了1倍。

2002年1月中旬，在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不少與會者甚至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阿根廷是否已成為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失敗國家”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出現於美國學術界。其含義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職能(如不能有效地徵税，不能維繫社會秩序，等等)。《邁阿密先驅報》的一篇文章説，國際上一些學者多年來一直將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蘇丹和剛果等國家視為“垮掉的國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卻高達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且不論阿根廷是否已步入“垮掉的國家”的行列，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阿根廷從一個世界經濟大國演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倒賬國，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人們至少可以從阿根廷經濟的興衰中得出以下幾點啓示：政府幹預是必要的，但必須適度和有效；在發揮農業比較優勢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工業；外向發展優於內向發展，儘管外向發展並非十全十美；政局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提高國內儲蓄率，才能減少對外資的依賴。

**▍**阿根廷危機的根源

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固有的缺陷與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環境結合在一起，終於使阿根廷在1982年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在被稱作“失去的10年”的80年代，阿根廷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0.7%，而通貨膨脹率則居高不下，1989年高達24%。1989年梅內姆上台後，雖然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通脹問題依然很嚴重。1991年出任經濟部長的卡瓦略發現了通脹問題的根源。他認為，通脹率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控制，最關鍵的原因是政府用開動印鈔機的方法來彌補鉅額財政赤字。因此，如能阻止政府隨意增加貨幣發行量，那麼通脹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基於這一推理，卡瓦略制定了著名的“兑換計劃”。1991年4月，國會通過了這一計劃並使之成為法律。這一計劃的要點包括：使匯率固定在1萬奧斯特拉爾等於1美元的水平上，貨幣基礎完全以中央銀行的儲備作保證，中央銀行不得彌補政府財政赤字，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活動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換，允許美元成為合法支付工具，禁止任何契約採用指數化。1992年1月，奧斯特拉爾被比索取代(1比索=1萬奧斯特拉爾)，比索與美元的匯率定為1比1，外匯的買賣依然不受限制。

可見，“兑換計劃”的核心就是貨幣局匯率制度。事實表明，這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制在降低通脹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費品價格僅增長了3.9%，為40年來的最低點，90年代末有時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無怪乎卡瓦略表示，貨幣局匯率制度在阿根廷至少可以存在60年。梅內姆也認為，“兑換計劃”使阿根廷“這一節車廂搭上了世界經濟火車頭”。確實，“兑換計劃”如此成功，以致於國際社會將卡瓦略視為阿根廷的“經濟能人”。

“兑換計劃”的實施以及梅內姆上台後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既使通脹問題得到了控制，又使阿根廷國民經濟的開放度不斷擴大。其結果是，大量外國直接投資進入阿根廷(1991~2000年期間共吸引了8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外國銀行也願意向阿根廷提供信貸。此外，1比索等於1美元這一匯率使阿根廷人覺得到邁阿密或巴黎等歐美國家的城市去旅遊很便宜。他們無不自豪地認為：“我們是南方國家中的富人”。

外資的大量流入，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經濟改革釋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經濟在進入90年代後取得了較快的發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長率分別高達10.6%和9.6%。在1991~1998年的8年時間內，只有1995年為負增長，因此在此期間的平均增長率仍達5.8%，高於拉美的平均水平(3.5%)。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國際社會褒揚的對象，“阿根廷奇蹟”之類的讚美之詞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上。

但從1999年起，阿根廷經濟卻陷入了困境，財政收入每年減少20%，失業率高達18%，儘管通脹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上。

90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於美國奉行強勢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卻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幣值被大大高估，從而削弱了阿根廷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沉重的債務負擔削弱了阿根廷經濟的活力。第三，1999年年初爆發的巴西金融動盪使阿根廷經濟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響。阿根廷與巴西是鄰國，經濟關係非常密切。巴西貨幣雷亞爾貶值後，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第四，國際市場上一些初級產品價格的疲軟使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長。

一般情況下，在國民經濟陷入衰退時，政府可利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在阿根廷，貨幣局匯率制度彷彿“砍掉了阿根廷的貨幣政策這一條胳膊”，政府無法有效地運用降低利率或放鬆銀根等手段來調控經濟。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貨幣局匯率制度猶如一件“緊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對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動盪產生的“衝擊波”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還應指出的是，如果一個國家能繼續吸引大量外資，那麼鉅額財政赤字和龐大的債務負擔還不至於誘發危機。然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年初的巴西金融動盪，使阿根廷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不利的變化，吸引外資的成本越來越高。

針對阿根廷經濟面臨的困難和比索幣值高估等問題，阿根廷國內出現了多種看法。第一種爭論是圍繞美元化展開的。梅內姆總統要求中央銀行提交一份實施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且阿根廷國內的一些大企業和外國銀行也願意實施美元化(因為它們認為，美元化不僅能恢復投資者的信心，而且還可以通過廢除比索而徹底排除貶值的可能性)。但反對美元化的人持以下觀點：一是美元化不會解決幣值高估的問題，因此不會立即帶來經濟的復甦；二是美元化將徹底剝奪中央銀行為數不多的一點權力，從而無法對經濟衰退作出必要的積極反應；三是中央銀行可能缺乏足夠的外匯儲備來取代流通中的比索；四是美元化會使阿根廷損失大量鑄幣税，國家主權也會受到損害。更何況阿根廷與歐洲的貿易多於它同美國的貿易，因此美元化不是一個最佳選擇。第二種爭論的焦點是貨幣局匯率制度。有人主張儘快放棄固定匯率制，以便使阿根廷提高國際競爭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陰影。但反對者認為，固定匯率制使阿根廷成功地控制了通脹，如果放棄固定匯率制，通脹就會死灰復燃。因此，他們主張實施“爬行美元化”(creeping dollarisation)，即逐步實施美元化。

2000年10月6日，阿根廷副總統阿爾瓦雷斯因在反腐敗問題上與德拉魯阿總統不能達成共識而辭職。此舉使德拉魯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國際投資者越來越擔憂阿根廷會不會公開宣佈無力償還1500多億美元的外債或放棄貨幣局匯率制度。幸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了一筆援助，才使阿根廷避免了一場危機。進入2001年以後，德拉魯阿政府為振興阿根廷經濟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鼓勵企業提高效益，以增強國際競爭力；通過振興肉類加工業和汽車配件製造業等傳統產業來擴大出口；努力減少公共開支，通過提高税收體系的效率來增加財政收入。

為了繼續獲得IMF的援助，德拉魯阿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衡財政收支。例如，政府要求3/4的軍官輪流放假一段時間，其他軍官則可以每週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時，以減少工資支出。又如，除外交部部長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員不得打國際長途電話。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加班，因為加班工資比平時的工資高出許多倍。其結果是，由於電視台無人加班，電視信號無法傳送，德拉魯阿總統的一次電視講話也難以在晚上進行實況轉播，只能在次日播放錄像。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政府停止購買用於製作護照的紙張，約8萬人因無法及時更換護照而影響出國。

為了恢復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德拉魯阿總統於2001年2月任命早已離任的卡瓦略為經濟部長。卡瓦略上台後立即要求議會通過一項名為《競爭力法》的經濟調整計劃。這一計劃不是採取緊縮措施，而是“三管齊下”：增加税收、提高競爭力和發展生產。經過多次辯論，議會終於在4月初通過了這項法案。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競爭力法》的實施，將有利於阿根廷經濟儘快走上覆蘇之路。

此外，針對比索幣值高估的問題，卡瓦略提出對匯率制度進行調整。調整的主要內容是實行一種雙軌匯率制，即在歐元與美元的匯率為1∶1時，比索同時與美元和歐元掛鈎。一些經濟學家指出，歐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因此匯率雙軌制有利於阿根廷擴大對歐盟的出口。但是雙軌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變相貶值。許多人甚至認為，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因此，在政府宣佈實行雙軌制的決定之後，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市場一度出現較大的動盪。

卡瓦略一度不負眾望，使阿根廷成功地避免了國際社會曾認為阿根廷將會爆發的經濟危機。

2001年6月，阿根廷與國際債權人達成了對300億美元的到期債券進行重新安排的協議，其中一半債券的償還期可推遲18個月，最長可延遲到2005年。這一安排雖然減輕了壓力，但阿根廷為此而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因為在債務重新安排後，新債券的利率大大提高。無怪乎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阿根廷用金錢買時間。

事實表明，德拉魯阿政府的種種措施並沒有使阿根廷經濟走出困境。正如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多恩佈施所説的那樣，卡瓦略或許是一個能使阿根廷經濟走出困境的“魔術師”，但這一次他卻似乎“用盡了他的魔術技巧”。而IMF和美國在是否願意援助阿根廷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則使阿根廷在國內外投資者心目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2001年11月，IMF以阿根廷政府未能實現將財政赤字降低到零的目標為由，決定推遲撥付援助。這一決定進一步損害了國內外投資者對阿根廷克服經濟困難的信心，同時也迫使公眾爭先恐後地到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僅在11月30日這一天，人們從銀行中提取的存款總額就高達13億美元，從而使銀行系統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

更為嚴重的事態是，一方面，政府必須在2001年年底以前支付120億美元的外債本金和利息；另一方面，外匯儲備正在不斷減少。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如果外匯儲備減少到130億美元，固定匯率制就會面臨嚴重的危險。為了阻止人們擠兑銀行存款和資金外逃，德拉魯阿總統於12月3日起開始實施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儲蓄者從銀行提款，即儲蓄者每週只能從銀行取出250比索。此外，政府還規定，許多種類的美元存款將被凍結到2003年。

這些措施雖然使銀行系統倖免於難，但在各黨派和政府內部引起了很大的分歧，也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牴觸情緒。許多儲蓄者説，無能的政府把我們的國家拖入泥潭，而今卻又禁止我們取出自己的錢。2001年12月18日，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終於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騷亂，抗議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這一騷亂持續2天。在與警察的衝突中，近30人死亡。面對這一局面，德拉魯阿總統只好辭職。

薩阿總統上台後立即表示，阿根廷暫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億美元的債務。這使得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倒賬國”。據估計，“倒賬”能使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年底以前“節省”120多億美元。換言之，如果阿根廷不“倒賬”，那麼它必須用120多億美元來還本付息。這對於竭力控制財政開支的阿根廷政府來説，無疑是難上加難。可見，薩阿總統的決定是一種萬不得已的舉措。

在宣佈“倒賬”的同時，薩阿總統卻表示，他的政府不會放棄貨幣局匯率制度，因為比索貶值意味着工資下降和消費者的購買力減弱，因此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但他同時又宣佈，政府將推出一種名叫“阿根廷元”(Argentino)的新貨幣，用它來支付政府僱員的工資和購買公共部門使用的各種商品。

為了穩定金融體系，薩阿總統繼續實施嚴厲的銀行管制措施，限制儲蓄者提款的數量。這一措施使民眾大失所望，遊行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與此同時，薩阿總統在一些政治問題上(其中包括他的任期時間)與其他黨派有着重大的分歧。上台1周後，薩阿總統也宣佈辭職。

杜阿爾德總統在2002年元旦上台後不久，就宣佈放棄貨幣局匯率制度，使比索貶值29%。在阿根廷，80%的信貸以美元計值，而工資以比索計值。因此，為了安撫民心，政府同時規定，在10萬美元以下的欠銀行的貸款，可按1比索等於1美元的匯率將美元轉換成比索，用比索償還。這種被稱作“比索化”(pesification)的做法雖然有利於儲蓄者，但不利於銀行。據保守估計，政府的這一規定將使銀行損失90億美元，而銀行的估計自己的損失將在100億~200億美元之間。

面對銀行界的抱怨和不滿，政府後來又作出了不利於儲蓄者而有利於銀行的決定：存在銀行的美元存款必須轉換成比索。這無疑使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進一步降低。無怪乎阿根廷的一位政府部長説，政府面臨着一種兩難的局面，因為照顧了這一方，必然會得罪另一方。

不容否認，阿根廷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有效地避免了銀行擠兑。但凍結550億美元的銀行存款也是一種浪費。況且，阿根廷將近一半的經濟活動是靠現金交易的。因此，對銀行提款的限制無疑使整個國民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對低收入者的生活也產生重大的消極影響，因為他們的生活保障完全依賴於工資能否換來現金。由於缺乏現金，易貨貿易活動變得十分普遍，各種各樣的消費急劇減少。據統計，2002年1月是40年來阿根廷汽車市場最不景氣的一個月。毋庸置疑，在國民經濟處於衰退的情況下，消費不振無疑會進一步制約經濟的復甦。

使杜阿爾德政府感到難堪的是，許多人甚至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政府取消這些管制措施。2月1日上午，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私人財產必須得到保護，政府禁止儲蓄者從銀行提款是違法行為。這一裁決促使政府取消原定在第二天下午公佈經濟振興計劃的安排。為了避免憲法危機，杜阿爾德總統發佈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人再向最高法院提出此類訴訟。但許多人依然在最高法院門前排着長隊，爭先恐後地提交訴訟狀。

日益嚴峻的形勢使阿根廷政府認識到，外部援助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得到IMF的援助，杜阿爾德總統採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壓縮政府財政開支，其中包括將公務員工資降低13%，並減少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撥款。此外，他還要求地方政府大力削減開支。第二，增加對出口企業的課税。政府認為，這些出口企業(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企業)因比索貶值而受益匪淺，因此必須向政府交納更多的税。此外，有關部門還應完善税收體系，減少偷税漏税。第三，自2月3日起實施浮動匯率制。

**除了求助IMF以外，阿根廷還積極尋求美國的援助。但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表示，由於阿根廷危機的根源在於“體制改革不力”和“政治腐敗”等原因，美國不會提供大量援助，除非阿根廷能有效地消除自身的各種弊端。**據報道，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曾説過，布什總統雖然“關心”阿根廷的形勢，但對阿根廷來説，“最好的行動方向就是由阿根廷自己採取一些措施”。美國財政部長奧尼爾等高級官員也説，援助阿根廷的計劃是一種“浪費”。奧尼爾甚至在2001年年中説過這樣的話：“在過去的70多年中，他們(阿根廷人)經常遇到麻煩或擺脱麻煩。……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出口工業而言。他們自己喜歡這樣搞，沒有人逼迫他們到今天這個地步。”毋庸贅述，奧尼爾的上述言論引起了許多阿根廷人的極大反感。

**▍**阿根廷危機的教訓與啓示

作為拉美的第三大國，阿根廷歷來對其他拉美國家的政策走向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出生在阿根廷一中產階級家庭的格瓦拉在60年代曾以“遊擊中心論”為其指導思想，在一些拉美國家搞游擊戰，從而對整個拉美地區的政治發展進程和外交關係走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的發展主義理論對拉美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則更大。因此，人們對阿根廷危機是否會產生“探戈效應”十分關注。例如，如果阿根廷危機波及其鄰國巴西，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放慢，因為巴西的經濟總量佔整個拉美地區的1/3。一旦拉美經濟受影響，美國經濟的復甦會推遲。

然而，阿根廷危機產生的“探戈效應”似乎並不明顯。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國際社會早就預料到阿根廷會爆發危機，因此在心理上有足夠準備。第二，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已採用浮動匯率制，因而能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積極回應。第三，在經歷了90年代以來爆發的歷次危機以後，國際資本所有者規避危機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增強。第四，東亞金融危機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阿根廷的比索貶值沒有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導致太大的‘傳染效應’，但它在全球範圍內誘發的‘學術傳染’卻是不容忽視的。”誠然，阿根廷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經濟學家都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因在90年代按照所謂“華盛頓共識”進行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而被視為自由市場經濟“榜樣”和“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為什麼會陷入危機？參加2002年巴西、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等國大選的一些政治家和反全球化人士已開始把阿根廷危機視為“市場導向”經濟改革失敗的典型，是全球化在新興市場“作怪”的必然結果。

把阿根廷危機的根源歸咎於全球化，無異於將除了地震或厄爾尼諾現象以外的一切壞東西都説成是全球化，因而是有失公允的。然而，阿根廷危機的一些教訓和啓示，卻是很值得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記取的。

**第一，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繫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繫的“紐帶”，因此，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恰當的匯率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1994年年底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年中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説是由匯率變動誘發的。阿根廷危機的原因之一也與貨幣局匯率制度有關。因此，採用一種適合本國國情、有利於提高本國競爭力的匯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毫無疑問，浮動匯率制不是十全十美的，貨幣局匯率制也並非一無是處。問題的關鍵是，在實施某種匯率制度的過程中，如何採取一些相應的配套措施，使這種匯率制度在有利的環境中運轉。例如，香港地區和愛沙尼亞在實施貨幣局匯率制度時，很注意改善微觀經濟層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僅企業效益增長緩慢，而且勞動力市場具有很強的剛性。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為了使貨幣局制度順利地運轉，國內經濟應該有較多的活力，金融體系健全，財政紀律嚴格，而且它所釘住的貨幣必須是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

在阿根廷，由於流通領域中的現金在減少，政府遂允許省一級政府印製併發行自己的代用券，用於政府開支或支付公共部門僱員的工資。35例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率先印製了為期1年的、總額為10億美元的代用券。毫無疑問，這些“準貨幣”雖然一時解決了現金流通不足的難題，但對貨幣局匯率制度的破壞作用是很大的。無怪乎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那種貨幣局制度，因為政府允許1/3的貨幣基礎(流通領域中的比索加上銀行裏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債券來支撐，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第二，必須注意利用外債的規模。**阿根廷歷史上曾遇到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在19世紀末，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雖然這兩次危機都給阿根廷經濟帶來巨大的創傷，但必須指出，舉借外債本身並不是壞事，因為利用外資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積極地舉借外債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決策者的一個明智選擇。然而，外債的規模必須與本國的償付能力相適應。遺憾的是，阿根廷沒有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而是在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甦後再次舉借了大量外債。更為不利的是，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入生產部門，而是被公共部門用於非生產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債務額佔GDP的比重不足50%。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這一比重似乎並不高。但問題在於，其一，公共債務相當於出口額的5倍，其二，阿根廷的債務結構不合理(一是還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數債務採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從而使還本付息負擔進一步加重)。總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那樣，除非一個國家的經濟飛速增長，金融市場非常發達，否則不應該使債務負擔達到如此沉重的地步。無怪乎有人認為，阿根廷的“兑換計劃”是“死在債務和經濟衰退手裏的”。此外，阿根廷的教訓還表明，在外資流入源源不斷的時候，阿根廷早就應該努力提高國內儲蓄率，並在經濟改革之初，就應該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

**第三，提高財政部門的穩健度也是維繫經濟安全的必要條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都與金融部門中的各種問題有關，因此，人們在談論經濟安全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問題上。但阿根廷危機則表明，龐大的財政赤字同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不容否認，在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財政狀況還是比較好的。1993年的財政平衡甚至出現了盈餘，其他年份雖有赤字，但佔GDP的比重很小。然而，從1996年起，一方面，在90年代前期的私有化結束後的私有化收入大幅度減少，而政府開支卻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於時任總統梅內姆為謀求第三次連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對地方政府增加財政開支也聽之任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那樣，阿根廷的政治傢俱有隨意開動印鈔機來滿足政治需要的傳統。其結果是，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曾擔任阿根廷經濟部長的洛佩斯説過，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開支增長了150%，而經濟僅增長了50%。而《拉美財政》雜誌的一篇文章則認為，在過去的10年中，阿根廷的公共開支增長了1倍，財政赤字增長了6倍。

阿根廷財政收支嚴重失衡的根源在於財政開支負擔過重。而財政開支得不到控制的原因與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密切相關。例如，阿根廷的總人口為3600萬，而公務員人數則多達200萬。這一比率不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較高的。又如，阿根廷議會僱用了1萬人，是墨西哥議會僱員的2倍多(而墨西哥人口則比阿根廷人口多1倍以上)。此外，阿根廷省一級立法機關還僱用了5萬人。再如，阿根廷參議院有72個席位(由23個省和聯邦首都各選出3名)，眾議院有257個席位(每14.4萬人選出1人)。《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按照這一比率，美國的國會議員將多達2000人，而不是現的535人。阿根廷的公務員不僅領取高薪，而且還可享受非常優厚的福利。因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佔用了國家的大量資金。以國會圖書館為例，在它的3000萬美元的預算中，98%的經費被用來支付其964個僱員的工資。阿根廷的財政失衡還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複雜的財政關係密切相關。在90年代後期開展的財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財政權有所縮小，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則顯著強化，財政開支也大幅度增加。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監督或約束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例如，杜阿爾德總統曾於90年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當過8年省長。在此期間，該省的財政赤字增長了10倍多，而且還不斷向銀行舉債。對此，中央政府幾乎束手無策。據估計，90年代後期，在阿根廷公共開支的大幅度增長中，約1/3與地方政府有關。

一方面，由於政府對資金的需求很大，資本市場上籌措資本的成本居高不下，從而使私人部門處於一種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向企業增加税收。據統計，一般的企業要向聯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交納14種税。然而，偷税漏税司空見慣。IMF在90年代中期所作的統計表明，在阿根廷，只有50%的納税人交納了增值税。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阿根廷能將偷税漏税的比重減少12.5%，阿根廷的財政收支就不會是赤字了。總之，正如IMF首席經濟學家魯格夫所説的那樣，不當的財政政策、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僵硬的匯率制度三者結合在一起，必然會導致危機。

**第四，政治穩定是加快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之一。**應該説，自80年代初阿根廷實現軍政府“還政於民”後，政治民主化進程一直在穩步發展。但是，自1999年國民經濟出現衰退後，“經濟問題政治化”趨向愈益嚴重。換言之，政府的任何經濟政策的出台或付諸實施，都受到黨派之爭的影響。

“經濟問題政治化”甚至還與同一政黨內的分歧與不和聯繫在一起。例如，現總統杜阿爾德與前總統梅內姆均屬正義黨，杜阿爾德而且還在梅內姆當政期間任副總統。按理説，在國家陷入危機後，這兩人應該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但梅內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報》的採訪時説，杜阿爾德總統“不稱職”。梅內姆還批評杜阿爾德的經濟政策是“極其壞的”，認為新政府放棄1比索等於1美元的“兑換計劃”將導致經濟不穩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閉，也會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種黨內“相互殘殺”(cannibalism)的傳統。梅內姆貶低杜阿爾德的目的無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選中處於一種有利的地位。

還應指出的是，最近幾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問題是總統權力受到很大的制約。德拉魯阿既沒有控制議會，也沒有控制全國23個省中的14個省，而反對黨控制的那些省，正是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大省。在減少財政赤字的號召中，那些省採取了牴觸的姿態。德拉魯阿甚至沒有得到推舉他競選的聯合陣線的全力支持。事實上，德拉魯阿上台後，聯合陣線中的左翼派一直在批評他的經濟政策，甚至激進公民聯盟(聯合陣線的主要組成部分)領導人、前總統阿方辛也對他的經濟計劃“敬而遠之”。不僅如此，在許多問題上，政府內閣也經常不能達成共識。

由於得不到廣泛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實施的近10個經濟計劃接二連三地失敗或半途而廢。其結果是，國內外投資者對政府的信心危機也越來越明顯，他們被迫停止投資或將資金轉移到國外。

**第五，政府與公眾應該在反危機措施和其他一些經濟政策上達成最大限度的共識。**如前所述，為了避免危機的爆發，德拉魯阿政府根據IMF的“藥方”，推出了一系列緊縮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工資和削減養老金支出，等等。這些措施不僅引起了低收入者的反對，而且還遭到了中產階級的抵制，從而使政府與公眾的對立不斷強化。2001年7月所作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德拉魯阿總統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是他1999年上台以來的最低點。在德拉魯阿總統當政的2年時間內，全國工人聯合會共組織了9次大規模的罷工。而那種以敲打鍋碗瓢盆為特徵的示威、遊行和抗議則更是司空見慣。一些西方媒體指出，不要小看“鍋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魯阿總統和薩阿總統交出了權力。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泰國和韓國等國的民眾踴躍向國家捐獻金銀珠寶，儘管也有人竭力反對政府的緊縮政策。民眾對反危機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無疑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就政府而言，每一項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應該考慮到民眾的忍受程度，否則會事與願違。而德拉魯阿政府的緊縮性措施如此嚴厲，產生了如此大的不良影響，以至於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德拉魯阿政府的“藥”是否比它要治療的病更加難以被忍受。

還應注意到，阿根廷“鍋碗瓢盆的力量”攻擊的目標之一是政府的腐敗。在遊行隊伍中，人們高呼的口號就是“把那些官僚趕下台”。不容否認，長期以來，腐敗一直是困擾阿根廷政治生活的嚴重問題之一。例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經常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安排一些有名無實的工作崗位。有幸獲得這種被叫作“庇護主工作”(patronage job)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一次面領取工資即可。據估計，阿根廷全國共有10萬人享受這種待遇，2001年用於這方面的“政治開支”高達20億~40億美元。杜阿爾德總統上台後，表示要懲治腐敗，為大幅度削減“政治開支”而取消“庇護主工作”。

**第六，私有化不是抵禦經濟危機的“防火牆”。**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梅內姆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梅內姆政府的指導思想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長期虧損，只有將其私有化，才能減少政府幹預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調動私人資本的積極性。

不容否認，大規模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與墨西哥“肩並肩”，走在90年代拉美經濟改革的前列。據美洲開發銀行統計，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阿根廷共有123家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政府獲得了184.5億美元。

**第七，必須通過強化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提升產業結構來擴大出口。**英國《拉美經濟與商業》雜誌的一篇文章認為：“阿根廷缺少的是一個能夠使阿根廷經濟走出衰退的出口部門”。這一論斷固然低估了阿根廷的出口業，但不容否認，90年代後期以來，阿根廷的許多出口產品確實在世界市場上失去了優勢。阿根廷的出口收入佔GDP的比重只有10%。這一比重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是較低的。這既與實施了10年的貨幣局匯率制度有關，也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

(1)90年代以來阿根廷大幅度降低了貿易壁壘，但二次大戰後長期形成的那種內向發展模式，導致資源配置嚴重扭曲，而這種扭曲是很難在短時間內糾正的。

(2)雖然20世紀下半葉阿根廷在工業化道路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它的產業結構還是基本上以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為主。有人甚至認為，今天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依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出口商品。如在90年代末，製成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僅為1/3，其餘均為初級產品。阿根廷的這種出口貿易結構不僅會減弱比索貶值帶來的優勢，而且還容易受到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導致初級產品價格不振和進口國保護主義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

(3)美國和歐盟國家一直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阿根廷的出口。第八，IMF應該在避免新興市場經濟危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從解決墨西哥危機和東亞危機的全過程中可以看出，外部援助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IMF的援助是有條件的。例如，受援國必須進一步開放市場，必須實施削減政府開支等一系列緊縮措施，必須進行更為深刻的改革。無怪乎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不少示威者在遊行隊伍中打出了這樣的標語：I.M.F.=I’m fired，意思是“IMF意味着‘我被解僱’”。一方面，如果IMF繼續提供援助，有人可能會指責它助長了“道德危害”；另一方面，如果IMF停止提供援助或提出苛刻的條件，有人可能會將危機歸咎於該機構的“冷酷無情”。這似乎使IMF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

不容否認，許多阿根廷人對IMF的立場極為不滿。他們認為，IMF“見死不救”。針對IMF副總裁克魯格批評阿根廷政府奉行利率雙軌制的言論，阿根廷經濟部副部長託戴斯卡甚至在電台上説，IMF不應該對阿根廷的政策取向指手畫腳。他認為，“IMF離阿根廷有1萬千米遠，它根本不知道這裏的形勢。……如果它説不出什麼有意義的話，最好還是少説幾句。”

無論如何，阿根廷危機的爆發進一步説明，IMF應該在監督其成員國的風險和預防危機等方面發揮更加透明、更有權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