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勢力的崛起是一種全球現象_風聞

極右勢力的崛起是一種全球現象

面對從意大利的喬治婭·梅洛尼到阿根廷的哈維爾·米萊的全球極右翼威權主義浪潮，左翼必須學會“組織絕望”。

阿爾貝託·托斯卡諾

2023年11月21日

“在這個時代”

在全球範圍內，極右翼勢力似乎正在崛起。它在喬治婭·梅洛尼的意大利和維克多·奧爾班的匈牙利佔據了制高點，而以前被排斥的民族主義政黨，如瑞典民主黨和真正的芬蘭人，現在都在執政聯盟中。在本期雜誌付印後不久，阿根廷選舉能言能語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哈維爾·米萊為總統，他承諾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化，同時也伴隨着狂熱的反女權主義和文化戰爭的謾罵——“在我的政府裏，將不會有文化馬克思主義。”我不會為我有陰莖而道歉。我不應該為自己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而感到內疚”，也不應該為1976年至1983年統治這個國家的軍政府所犯下的罪行而否認道歉。在安第斯山脈的另一邊，在智利，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領導的共和黨人正在應對圍繞移民、女權主義和土著權利的道德恐慌，他們試圖重振2019年大規模社會叛亂試圖埋葬的威權主義新自由主義。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俄羅斯和印度政府以及支持它們的運動正在引領一種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與此同時，以色列現任政府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漢娜·阿倫特毫不費力地稱法西斯主義者為種族清洗恐怖主義計劃的那些人的政治後代執掌。

所有這些反動運動都有不同的歷史和議程，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正在目睹一種全球現象:極右翼非常樂意將復仇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合作結合起來。有了泛基督教右翼世界家庭大會(泛基督教右翼世界家庭大會)這樣的峯會，有了像《馬德里憲章》這樣的聯合宣言，有了史蒂夫·班農這樣心懷怨恨的企業家飛到全球各地建立民族主義網絡，或者有了像匈牙利的馬蒂亞斯·科維努斯學院這樣以“非自由主義”為傲的學術機構的國際接觸，當代極右翼與文化孤立主義幾乎沒有什麼關係。而且，受20世紀70年代法國“新右翼”的啓發，這個聯盟通常在所有主權差異和多元性中慶祝種族-國家身份——只要這些身份是西方的、白人的、傳統主義者的或定居者-殖民地的。

左派在跨國界的共同事業上沒有壟斷權，如果忽視這一事實，我們將面臨危險

左派在跨國界的共同事業上沒有壟斷權，如果忽視這一事實，我們將面臨危險。

儘管在經濟願景、對宗教道德的強調和地緣政治觀點等方面存在內部差異，但這場全球性的威權主義浪潮圍繞着三個核心要素匯聚在一起:第一，某種版本的“大替代”理論，種族主義神話，即“全球主義”陰謀用移民取代“本土”人口。

第二，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的道德恐慌，聲稱社會已經被反家庭的“性別意識形態”所取代。

第三，反對對種族資本主義秩序的挑戰，從美國右翼對“批判種族理論”的攻擊，到現在全球範圍內的“對覺醒者的戰爭”(這個詞已經輸出到國外，所以意大利人現在可笑地説il wokismo，法國人説le wokisme，等等)。

 從喬治婭·梅洛尼到共和黨，從巴沙爾·阿薩德到弗拉基米爾·普京，每個人似乎都在唱着同一首讚美詩，重複着這些主題的一些變化。

但對我們來説，識別和反駁國際極右翼的共同敍事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問為什麼文化戰爭是他們首選的作戰領域。極右翼在媒體和選舉中的成功意義重大:加速了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危及其選定目標的生活並使其陷入困境，加劇了新自由主義對民主公共生活的攻擊。但這並沒有反映出當地反動社會運動的比例上升。**選舉中的極右翼抓住、滋養並武器化了哲學家巴魯克·斯賓諾莎所説的許多“悲傷的激情”——恐懼、怨恨和仇恨。但它很少組織他們，**除了運用其立法權來確保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使少數羣體沉默。在這一點上，國際極右翼代表了一種更廣泛的去政治化的動力。它可能會精心策劃大規模集會——就像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集會一樣，比紐倫堡(紐倫堡)更像是角力場——但它避免建立任何對抗社會反常和原子化的社會結構。雖然它為暴力派系和關係良好的“孤狼”提供了肥沃的温牀，但即使是這些反常的社區形成形式也不是其核心。

極右翼選舉抓住、滋養並武器化了許多哲學家巴魯克**·斯賓諾莎所説的“悲傷的激情”——**恐懼、怨恨、仇恨。但它很少組織它們。

相反，今天極右翼勢力的崛起是我們這個絕望時代的病態症狀ーー氣候緊急狀況、資本主義停滯以及人們日益認識到戰後的繁榮(無論多麼短暫和不平衡)已經永遠消失。這也是所謂反恐戰爭的帝國蹂躪和種族主義框架的遺產，以及2007-2008年之後出現的所有解放社會運動的內爆、中立或偏離，從佔領到阿拉伯之春，從憤怒到反對私有化和緊縮的學生運動。在幻想破滅的時代，全球極右翼正在依靠改革派民主政體的虛假承諾和對現狀的真正挑戰的失敗努力。由於許多進步人士對進步的可行性失去了希望，極右派的佔有慾和懲罰本能對迷失方向和不滿的選民變得更具吸引力。在許多國家，一個清晰明瞭的政治項目並不需要動搖相當一部分公眾的信念，讓他們相信，排除其他人就能保證他們在一個不斷縮小的餡餅中微薄的份額。用杜波依斯的話來説，無休止的文化戰爭，是一種提高心理工資的廉價方式，而實際工資卻在下降。少點麪包，多點馬戲團。

 雖然我們都必須毫不妥協地與這種極右翼的地方和國家變體作鬥爭，但很難想象在全球範圍內挑戰它的可行策略。過去的國際反法西斯運動存在於人們強烈相信社會主義未來不可避免的時代;今天，對那些流行前沿的懷念是不夠的。

然而，如果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範圍的反動政治循環是我們政治視野狹窄的結果，那麼我們的反應必須是不同的。我們可能需要考慮一下德國哲學家本傑明對“組織悲觀主義”的呼籲，以及它今天的樣子: 不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的病態傾銷給地球上的不幸者，也不是尋找替罪羊來減輕我們的恐懼，而是把我們的災難性狀況集體化ーー意識到一小部分人想象中的安全，是不能以大多數人的可支配性為代價來買到的。在今天極右翼的陰謀想象中，我們可以瞥見，就像在遊樂場的鏡子裏，我們需要的左邊是什麼樣子。在極右翼，左翼是一個巨大變革的代理人: 處於摧毀石油工業，廢除監獄和警察，破壞私有財產和顛覆白色西方文明的邊緣。換句話説，極右翼的左翼正在系統性地消除我們這麼多痛苦的根源ーー它正在組織絕望。 

 對於那些在現實世界中面對當代反應的左翼分子來説，他們可能會説: 做他們害怕你的一切。

阿爾貝託•托斯卡諾在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任教。他最近出版了《晚期法西斯主義: 種族、資本主義與危機政治》

**原文標題是：**The Rise of the Far Right Is a Global Phenomenon

Facing a planetary wave of far-right authoritarianism, from Italy’s Giorgia Meloni to Argentina’s Javier Milei, the Left must learn to “organize des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