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創團隊對於意識形態敍事的拒斥以及對崇高精神的疏離，是極為清晰的_風聞

有網友問我如何看待《我本是高山》目前在輿論場中引起的諸多爭議？

套用一句前些年的流行語來説，那就是創作者是寫不出自己認知以外的事物的。

過去的這二三十年裏，我們的文藝界基本是在解構思潮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股思潮的核心是反對崇高、消解崇高，與宏大敍事保持距離。這個事情有好有壞，從好的方面説，消解崇高意味着關注個體的日常生活，與宏大敍事保持距離也意味着寫作的去意識形態化或者某種意義上的中立化。但從壞的方面説，消解崇高帶來的問題是在一開始就否定了崇高的意義，也就無法理解崇高。

有些人批評編劇和創作團隊在“抹黑”張桂梅，我倒不這樣認為。就《我本是高山》這部電影的水平和立意來説，它離“抹黑”還差得遠。但從它整個的立意和主題來看，主創團隊對於意識形態敍事的拒斥以及對崇高精神的疏離，卻是極為清晰的。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認知在其自己的創作邏輯中是自洽的，你無法通過對其改編的批評，讓他認可你的觀點。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反覆強調文藝創作的階級屬性，強調無產階級的文藝必須無產階級自己來創作，也是基於此。儘管從後來的創作實踐來看，到了六七十年代，這種理念也導致創作出現了很多問題，可對張桂梅事蹟進行改編，還真得是“無產階級的創作者”來進行創作。

從世界範圍內來看，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全球文藝界的左翼思潮便逐漸衰退。到蘇聯解體之後，甚至左翼思潮的價值就基本被否定了。在這個背景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文藝創作的主流，都有了一個巨大的轉向。換句話説，即便是在歐美文學界，他們自己也反對他們自己的“崇高”。

作為一種主流的創作思潮，在開頭我已經評價了其利弊。我個人倒也不認為反崇高就必然是錯的，因為在過去，“崇高”的確遮蔽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但對於某些題材來説，這麼寫的問題就很大了。

之前頒發的共和國勳章，其獲得者大都出生於民國時期或者建國初期，其青少年時代都是在較強的共產主義信仰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而且這些人在日常的言行中也並不諱言這些信仰對自己的價值。如果以他們為創作對象，就必然要接受這個事實。

這不僅僅是基於真實人物、事件改編創作的原則性方面的要求，同樣也是能把故事寫好的一個技術性的保障。因為你描寫的是當下的事件和人物，而不是幾百年前的，觀眾對此是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背景認知的。

如果給張桂梅等人下個定義的話，他們可以算是20世紀後半葉湧動的那股紅色巨浪在今天這個時代留下的最後一點浪花。

如果《我本是高山》出現於20年前，以當年社會環境而言，它只會成為一部院線一日遊的產品。一方面，在當年那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張桂梅的這種行為並不怎麼受到重視；另一方面，當時的整體社會意識，也排斥這種“信仰敍事”。

在當年，這種思維的典型代表是《集結號》。關於這個電影，具體我也就不展開説了，能明白什麼意思就行。

只是時過境遷，到了今天，很多東西都發生了改變。從對《亮劍》的重新評價到《我本是高山》在今天引發的爭議，這是一個逐漸強化的過程。在這個趨勢之下，崇高敍事的價值是被重新重視起來的。對於創作者來説，如果描寫現實和歷史中真實存在的“崇高”人物，依然還是在用解構思維在進行創作，再遭受到這種批評乃至謾罵，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實站在我個人的角度來説，我也不贊同對這種現實中真實存在且活着的人物拍攝傳記電影或者相關題材的電影，因為在任何時代，“當代史”都是最難寫作的。對於這種人物，最好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在他們活着的時候，留下儘可能多的文字或者影像資料，然後等到他們去世之後，再通過蓋棺論定的考證和研究，去還原展現他們的一生。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對他們的一生有整體性的評價，且能通過時間的擱置來對人、對事有一個更冷靜的思考，二是——這也是從相對“陰暗”的方面來説——一個人只要活着，誰也無法保證他後面會不會因為他事情翻車或者評價發生反轉，萬一你這邊剛拍了個《許家印傳》説恒大是中國民營經濟的驕傲，轉頭正主本人就進局子了，對創作者也是不好的影響。

之於《我本是高山》而言，如果説這部電影本身表明的是編劇以及創作團隊在精神層面上無法理解張桂梅的話，那麼這次回應，則證明編劇在最基本的素質層面上也配不上這個作品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