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否已經被邊緣化？是否走向沒落了？_風聞

之前賈平凹在某次大學講座中表達過一個觀點，我表示很認同。他説，需要客觀看待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熱，因為那個年代的文學不僅僅只是文學，它承擔了很多本不屬於文學的功能。

現在的文學被邊緣化了，許多人都在懷念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情況，那個時候大家還很小，或許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文學特別熱，一個短篇小説可以全民閲讀，一個作家可以在一夜就爆紅了，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文學有太多的新聞元素，到現在媒體高度發達，新聞元素完全從文學中剝離了，文學就成了純粹的文學，現在整個社會不熱衷於文學可以説是特別正常的事情，文學畢竟是人類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動，如果説人人都是搞寫作，都來空的也不行。

更能代表這個變化趨勢的，是報告文學的興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報告文學曾一度是非常興盛的文學樣式。這種文學樣式，是針對現實中出現的一些事件、人物進行描寫。與普通的新聞、深度報道相比，他的篇幅更長、文學性更濃；與其他虛構文學作品相比，則更貼近現實。

今天盛行的各種“非虛構”寫作，與報告文學有比較大的交集，但不完全相同。不過，從非虛構寫作的角度來看的話，今天的文學實際上是泛化了的——比如今天很多非虛構寫作放到當年都算是文學寫作，一些時評放在當年算是雜文。就現在知乎的這種形式，大家在下面回答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放到當年也能算是“寫作”。

當然，在賈平凹看來，文學自身也有問題：

當今文學被邊緣化，除了上面我談的原因以外，文學本身也有了問題，我們現在的文學確實太精巧，也太華麗，就像清代的景泰藍一樣，而中外文學史上的那些經典作品，有些現在看起來顯得很簡單，有些可能顯得很粗糙，但它們裏面有筋骨、有氣勢、有力量。文學最基本的東西是什麼？就是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寫什麼”，主要是關乎他的膽識和趣味，“怎麼寫”關乎他的聰明和技巧，這兩者都重要，而且是反覆的，就像按水中的葫蘆一樣，按下這個，那個又上來，這陣子強調這個，過陣子又強調那個。在目前，當社會在追逐權力和金錢，在消費和娛樂，矛盾激化、問題成堆，如陳年蜘蛛網，動哪兒都往下掉灰塵，這個時候我們強調怎麼寫，但更應該強調寫什麼。

文學被邊緣化，但並不是有些人擔心的文學就要消亡了，實際情況是愛好文學的人越來越多，各地都有不同層次的文學活動和規模大小不一的文學講堂。為什麼説它消亡不了，因為文學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是人的一種本能，就和人的各種慾望一樣，你吃飯上頓吃了下頓還想吃，昨天吃了今天還想吃，從來沒有厭煩。至於從事文學的人，寫作的人，他能不能寫出作品，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正由於文學是與人與生俱來的，每個人都有潛質和本能，這個人能不能成功，成功與否，區別只在於這種潛質和本能的大或者小，以及後天的環境和他本身的修養優劣決定的。

在知乎上，比較能代表這種爭議的作家是路遙。如果我們用賈平凹“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區別來看待路遙的話，那麼路遙的影響力和價值更多在於他的“寫什麼”而不是“怎麼寫”。即便是再喜歡路遙的作家，也很難説出《平凡的世界》在“怎麼寫”方面有何突破，而是更多強調“對人的觸動”、“時代價值”等等，這實際上還是在説“寫什麼”的問題。

然而，問題在於，在媒介變遷的背景之下，“寫什麼”的問題已經被消解了。在過去，紙媒的數量是有限的，想要在這上面發表作品，就必須得寫得好。在那個時候，可能100個人裏，也出不了5個達到“作家”這個水平的人。而沒有發表能力和渠道的普通人，只能從紙媒上看別人寫的東西。但隨着媒介的發展，人人都可以寫作和“發表”，文學的表達已經被“日常”給消解。

舉個例子，在40年前，你想寫一件自己的趣事給報紙投稿，你需要反覆斟酌修改，因為你知道在這上面發表很難。這意味着你需要被迫接受那種文學化的表達，學習文學創作的技巧。但是，今天你就不必如此，想寫什麼事直接就在朋友圈、微博等等平台寫了。這種日常表達已經替代了過去的大部分的文學表達，留給“傳統文學”的陣地已經比較小了。

賈平凹對待今天文學邊緣化的觀點是今天的文學過於關注“怎麼寫”導致的，文學更應當關注“寫什麼”。但這個觀點，其實也就等於承認，文學是否被邊緣化——或者説文學的影響力——主要取決於其“寫什麼”，即文學的內容而非形式。可如果文學是否被邊緣化更多取決於內容的話，那麼文學的邊緣化就成為了一個無解的問題。

因為，表達“內容”並非文學的專屬，影像也一樣可以表達內容且表達的更吸引人。

這讓我想到最近這些年，每每在網上看到一些有趣的、感人的故事的時候，彈幕或者評論中經常會有“這麼好的故事，趕緊改成電影”之類的內容。這就很值得玩味——今天的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已經習慣了影像的表達，因此在看到好的內容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改編成電影，而非寫成小説。

甚至，即便是對寫小説的人來講，絕大多數人所期待的也是賣出影視改編權——一本暢銷小説，可能拿到的版税不過幾十萬，但賣出影視版權則能收入幾百萬。現實中小説作品改為影視劇的比比皆是的，但反過來的卻鳳毛麟角——過去，倒是有些影視劇會在作品上線、上映的時候推出一個名為“原著小説”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現在也已經幾乎絕跡了。

一部小説，如果能賣到百萬冊，那絕對數屈指可數的年度成功案例。但一部電影、電視劇的觀看人次如果只有百萬，那投資人一個個虧得得去跳河。

那麼，在絕大多數人已經期待一步到位直接看電影的情況下，僅靠“寫什麼”來為文學提升影響力，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當然，以網文為代表的通俗文學，依然更關注“寫什麼”，但我們説“文學沒落”默認的也是“傳統文學”或者“嚴肅文學”。而且，即便是通俗文學，也越來越注重影視化，這也並不是簡單的通過“寫什麼”就可以改變的。

在我個人看來，其實今天的“文學”與其説是邊緣化，倒不如説是迴歸了“精英化”。實際上，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世界文學的傳統中，都存在“精英”與“大眾”之別。就如同在崑曲流行的年代，民間也有各種各樣的地方戲曲、民歌等等，後者的實際觀看人數、知名度實際上比前者高得多。只不過，在歷史的維度上，很多大眾藝術是缺乏長久時間下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是文學史還是其他藝術史，能夠在數千年歷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帶有一定精英性的作品。

在近代之前，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文學邊緣化”的爭論，這是因為前現代社會的識字率很低，普通人幾乎沒有可能瞭解和接觸文學——換句話説，他們與文學接觸最多的場景，可能也就是村頭來個戲班唱戲的時候。而那種以文字寫就的文學作品，幾乎是讀書人和上層的專屬。到了近現代社會，隨着義務教育的普及和識字率的提升，本民族的語言文學教育成為了構建民族共識的重要部分，但這樣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幾乎所有民族的語言文學史都是以本民族的經典作品編纂出來的序列，且大多數國家都會在義務教育階段講授這些經典作品，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提升了經典作品的知名度，但也讓普通人對前現代社會的文學傳播情況有了錯誤的想象。

實際上，我們能在語文課本上學到的經典文學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古代普通人接觸不到的精英文學。而當代人與經典文學作品的接觸，也基本止於語文教材。比如，大多數人都學過的李白《行路難》：

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其實，李白的《行路難》一共有三首，這首《行路難》只是其中之一。那麼，在語文課本之外，有多少人知道《行路難》其二、其三的內容呢？

應該説，絕大多數人對於經典文學的瞭解，基本就止步於初高中階段。雖然，相較於前現代社會，這已經是一個飛躍式的進步，但也無法改變離開了中學課堂之後，絕大多數人就不會再去接觸經典文學的事實——就如同知乎上頻繁出現的“我為什麼要看文學名著”、“我需不需要看文學名著”之類的問題一樣。

如今的文學——這裏主要指的是嚴肅文學，正在迴歸其歷史上具有的常態。而如果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標準，説它沒落也沒什麼問題。而且，按照整個媒介和娛樂方式的變化來看，也許它還會一直沒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