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5年內使中國科技全面居於世界領導地位？_風聞
汪涛_纯科学-自由撰稿人-纯科学创始人，致力于将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2小时前
一、在科技領域的地位是一開始就選擇的基因和生存方式看到本文主題的提問，很可能有些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可能？但如果要問：為什麼不能？很可能這些人裏面又無人能準確回答出具體的科學理由是什麼，甚至都不知道該從什麼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後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來回答，那就是反過來討論，如果要否定這個目標的話，其確切的理由是什麼？主要有如下兩個：
差距（人才、經濟、教育、研究基礎等）實在是太遠了，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在5年內彌補這些差距。當前還有太多更基礎的工作要做，這個工作本身就不應當成為當前的目標和任務。正好近期受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邀請，為中國創新研究的著名學者封凱棟老師的新書《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創新中國書系）寫書評。讀完全書後，欣喜地發現該書為回答本文的主題提供了極為豐富和堅實的研究資料，它們證明了一些可能會令人非常詫異的真理：
要成為更高層次的科技生存方式（自主研發等），並不完全是一個線性遞增的過程，而是企業在一開始就做出的選擇。大量中國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企業並不是因為其生產發展得最為充分，或在商業上資金積累最為充分了才進入自主研發，而是在其非常弱小的一開始就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很多企業沒有成為自主研發型的企業，並不是因為自主研發有更多風險或更加困難，而是他們的思想理念就堅定不移地認為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在這個道路上獲得成功。大量堅決反對中國企業進行自主研發並不是出於經濟上的或理性的評價，而是出於一種可稱為“中國科技落後教”的宗教般的固執理念。很多企業不是在自主研發的行為失敗或最初做出決策時對風險和失敗的預測而退出這個道路，反而是在自主研發獲得成功、甚至是驚人成功之後堅定不移退出的。成功的事實結果並不是為他們提供了證明中國企業有能力進行自主研發的證據，而是帶給他們巨大的心理恐懼，必須趕緊逃離的堅定信念。
華為和中興都是在最初僅僅可以生存下來，只有剛夠維持生存的極少收入時就開始了自主研發的進程。中興（那時叫中興半導體，1985年2月7日成立，2002年2月8日這個公司已經吊銷）在開發出ZX500和ZX500A數字程控交換機之後，1992年1.1億銷售額，而其淨利潤居然高達9000萬。
當年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興老員工介紹，那時公司銷售人員籤合同的手都快要累斷了，客户是反過來提着茅台酒和中華煙來求中興銷售人員趕緊發貨。拉貨的卡車在中興生產廠房門口排起長隊，只要產品一生產出來馬上就被裝車運走了，根本就進不了倉庫。但在獲得如此驚天的巨大成功後結果是什麼？經營團隊決定乘勝追擊迅速開發2000門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但中興半導體的香港股東運興（香港）電子貿易公司堅決不同意，執意要求見好就收、儘快將利潤趕緊全分了。雙方在會議室大吵了一個星期，到後來雙方竟然達到拍桌子對罵的程度。最後全體員工辭職，放棄了中興半導體全部的知識產權、所有的研發設備、技術資料和研發的成品、半成品，連一個螺絲刀都不帶走，以避免今後引起任何法律糾紛。
1992年10月23日，組建了深圳市中興維先通設備有限公司，一切從零開始研發產品。後反過來與認可中興經營團隊理念的原中興半導體其他原始股東和新股東合資成立中興新通訊有限公司，並由中興新發起成立現在的上市公司中興通訊。如果運興（香港）當時沒有在中興半導體自主研發行為獲得驚天成功之後，帶來巨大的恐懼心理堅定不移地退出，結果會是什麼？那就是他們從此遊山玩水，根本什麼工作都不用幹，就能自動地成為自主研發型的國際型通訊產業的領導者。
華為在創業過程中也遇到類似問題，最初華為是有包括任正非在內的6個投資人創立。剛開始的業務是代理香港康力公司的HAX的用户交換機，並且業務很不錯。在獲得了最初始的商業積累後，華為很快也開發了自己的用户交換機HJD48和JK1000。無論是代理香港康力的HAX用户交換機還是自己開發的用户交換機，業務都很好。但在任正非決定進入局用交換機領域時，其他5位投資人都堅決不同意，並且帶着恐懼最終通過股權贖買先後退出了華為。如果他們不退出，同樣可以從此什麼工作不用幹，都可以自動成為國際通訊產業的領導者。
在華為和中興進入局用通信領域之前，做用户交換機的國內公司有200多個。包括華為中興在內，大多都是很小的角色。當時在這個領域的巨無霸是深圳長虹，全名是：深圳長虹通訊設備有限公司，1984年10月18日成立，全國資背景。該公司早已經被吊銷，所以現在知道這個公司的人極少。我當年在深圳工作時，有一段時間開車去蓮塘上班，天天都要從位於八卦嶺路邊他們公司廠房大樓旁經過，這個廠房樓頂有很大的“深圳長虹通訊”的招牌，非常顯眼。這個地方是深圳長虹全資成立的“深圳高桑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的地址，專門從事生產深圳長虹的用户交換機產品。
當時中興的老員工説1990年左右的華為和中興員工都夢想着有一天哪怕能趕上深圳長虹的一半，這輩子就太幸運了。如果要從用户交換機進入局用交換機領域，深圳長虹可以説是當時最具實力和條件的。可是今天，這家公司早已經不見蹤影。
當年的聯想同樣實力遠遠超過中興和華為。1993年2月，由倪光南領導的團隊開發的聯想程控交換機的原型機實現了實驗室通話，並被命名為LEX（Legend EXchange）聯想交換機，當年就實現了銷售合同的簽訂。1994年元旦凌晨，第一台聯想程控交換機LEX5000在河北廊坊開局成功，用户數量是華為C&C08A的2.5倍，遙遙領先、遙遙領先。其售價超過100萬，很快就掙回了開發投入的費用。1994年8月，聯想的程控交換機獲得了郵電部的入網證，基本模塊可以支持5000個用户，並可擴展到32000個用户，遙遙領先、遙遙領先。
憑着當年聯想的經濟、規模實力和倪光南團隊的人才技術實力，聯想如果成立一個通信事業部，現在的聯想領導人根本什麼事情都不用幹，坐着不動就可以自動成為世界通信業的領導者，其規模尤其利潤可能遠超過現在的聯想一個數量級。如果那樣，可能也就沒有華為中興什麼事兒了。但是，聯想堅定不移地、通過巨大的努力和長期的、堅決的鬥爭，成功放棄了已經獲得技術和商業巨大成功的交換機產品線。聯想最大的罪過不是高管錢拿得太多，而是堅定不移地、做出如此巨大努力和堅決鬥爭地主動放棄自己一出世就遙遙領先的通信產品技術。
當然，面對“中國科技落後教”，我們並不試圖去搞出另一種針鋒相對的“中國科技領先教”。自主研發應當是一種符合商業邏輯的行為，而不是基於一種盲目的信仰。聯想堅持不去做PC的CPU芯片和操作系統是有商業合理性的，這個可以理解，因為這是其自己的產業鏈，不能輕易去和自己戰略性的產業鏈上游進行競爭。但當年通信領域的程控交換機對整個中國企業來説都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誰搶到就是誰的。聯想當時推出LEX5000後已經處於當時最為有利的市場地位，在這個領域主動放棄是完全不可饒恕的錯誤。
如果在產品技術開發和商業上巨大的、甚至可用“驚天”一詞描述的成功，居然都是自己沒有能力的證明，那什麼才能成為證明？這種把成功、甚至太過成功被當作自己沒有能力的證據而主動放棄並不是個案，而是過去中國發展過程中相當普遍的現象。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今天的深思了。
我當年曾陪同一批去中興通訊展廳參觀的客户，參觀結束後其中一個客户卻説：我的看法和一般人不一樣，如果説中國公司研發一下彩電、生產一些鍵盤鼠標還好理解，怎麼可能去開發什麼高科技的通信產品？這不是像肯尼亞居然説要去自己研發生產彩電一樣可笑之極嗎？這種話讓所有人都深感詫異。如果説對哪個產品宣傳的技術參數有疑問可以質疑，如果對宣傳的市場佔有率數據有疑問也可以質疑，甚至提出激烈質疑都算是正常的。但這個客户並不是對中國企業自主開發出來的大量通信設備有質疑，也不是對市場佔有率數據有質疑，而是面對明明白白擺在眼前鐵的證據，就是在觀念上和感情上堅決不能接受中國企業居然也能進行高科技通信產品自主研發這個事實。
如果這樣，就不是提供更好科學證據的問題，而是要完全改變一種特殊宗教信仰的問題了。對於這樣的人，你不可能用任何證據去證明，並且你提供證據越是充分，對方越是會心生恐懼和牴觸。
在汽車領域，以自主研發立足的奇瑞、吉利等，主要研發人員很多都是來自“市場換技術”型的企業。在那些以“市場換技術”方式生存的企業裏，並不是沒有自主研發的成果，但幾乎都被主動放棄了。特別強調一下，它們都是在已經成功的鐵的證據和事實面前被主動放棄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企業都有自己的基因，他們做出戰略選擇和決策並不是因為經濟的評估、商業的風險和宏觀的變化，而是因為其基因本身天然決定的行為方式。這裏面有機制和環境的影響，但也並不完全如此。當年的深圳長虹與華為中興都在深圳特區，都是擁有完全的經營決策自主權的企業，尤其是華為和中興曾經的股東更是如此，但他們之間的行為和戰略選擇卻完全不一樣。
中國能不能在5年內使科技、教育、產業全面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如果不能，絕對不是因為沒有能力，不是因為沒有領導世界的研究成果，不是因為沒有人才，不是因為沒有機會更不是因為沒有資金，僅僅會是因為有太多人根本不相信中國能做到這一點，並對領導世界的科技、教育、產業努力和行為、成果，會堅定不移地主動放棄，竭盡一切努力地自我打壓、自我遏制、自我阻檔。之所以這樣，不是出於任何科學的、理性的、經濟的評價和選擇，而僅僅是出於一種邪教般的執念。他們會對一切能夠領導世界科技、教育、產業的實際成果和鐵的證據都會心生巨大的恐懼、怒火和反感。
對很多中國人來説，本來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做，坐着不動都能自動成為世界科技、教育、產業的領導者，只要從“中國科技落後教”的邪教深淵中超脱出來即可。所以，如果你認為中國不能在5年內成為世界科技、教育、產業的世界領導者，就請你徹底閉嘴，坐着不動，什麼事情都別幹，你只要自動地去享受世界科技領導者的成果和地位就可以了。一定要學會這一點，儘管學會這一點非常困難，遠遠比做科技創新的工作困難得多。
二、從模仿生產、管理、研發到模仿創新和原創我們已經不需要再去詳細討論中國目前的現實國情 —— 根本不缺資金、不缺人才，甚至不缺伯樂、不缺原創性的成果……，需要的、極度缺少的只是將考慮問題的層次再提升一個檔次，只是消除“中國科技落後教”這種迷信和執念。
低層次的生存方式在數量上的積累並不能自動地上升到更高層次。甚至於相反，低層次積累的更多的人和企業、單位，反而更有可能阻礙其層次的提升。向更高層級躍升的，從來都不是實力、資源最具條件的企業。資金積累充分以後，並不能自動進入自主研發。一些持貿、工、技發展路徑理念的企業，最終實際變成的是技、工、倒。做生產成功的並不一定就會自動上升為做品牌。華為與中興的成功不是先積累足夠資金和人才以後再進入自主研發，而是在初期賺得極少的第一桶金之後就迅速進入自主研發的狀態。很多企業已經積累了極為豐厚的億萬資金，至今依然堅定不移地、冒着滅亡風險地、盡大努力地、付出儘可能巨大代價地避免進入自主研發的生存狀態。
在新能源車領域，很多初期佔據極為有利政策條件的企業，不是把國家支持新能源車的政策當作機遇，迅速增強研發能力，而是內心深處就堅定不移地認為新能源車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國家推出的一切產業支持政策（包括新能源車），對他們來説都只是難得的行騙機會。他們付出巨大努力、巨大成本、巨大代價、冒着巨大風險、絞盡腦汁，以遠比搞研發困難得多的創造，去鑽政策的漏洞進行騙補。本來他們可以極為輕鬆地利用這個大風口賺取百億、千億的利潤，但就是要把心思全用在騙補上、付出遠遠比搞產品技術研發困難得多、風險大得多的“政策漏洞研發”獲取幾個億的小目標。
我們很多人都認為美國創新能力很強，那他們為什麼創新能力很強？多去研究一下，我們學過來不就得了嗎？原來我們只是模仿和學習先進國家的生產、管理、研發，現在需要更多關注模仿其原創能力。但是，認為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科技和教育領導者的人不是基於任何科學的原因，而只是基於一種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他們認為美國原創能力很強的確不錯，但並沒有因此激發出很自然地對美國創新能力的理性研究，而是無論有任何科學證據存在，他們都會堅定不移地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去考慮這個問題。一切中國具備的領導世界科技的成就，全都會被他們當作中國不具有這種能力的證明而迅速去打壓和放棄，一切這樣的證據帶給他們的不是新的認知，而只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恐懼，如同最堅定的宗教信徒遇到異端時的恐懼一樣。
正是基於要搞清楚美國的原創能力到底原因在哪裏，我在十多年前利用在硅谷做投資的機會，與硅谷創業者、投資界進行過深入的合作與交流，參加像ROTH這樣的硅谷投資大會。這個硅谷投資界的盛會一般都是在加州一個叫Dana Point的濱海風景區五星級酒店裏茨卡爾頓（The Ritz Carlton）舉行。
只有參與對方，進入對方的圈子，與對方一起玩，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其內在邏輯，而不是僅僅基於一種信仰、執念和自以為是的陳詞濫調。對美國抱有宗教一般信念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沒去過美國。美國為什麼具有原創能力的底層邏輯，我可以説已經非常清楚。這個本文不展開談，但可以給出一個結論：中國要掌握這種原創能力的話，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難度。最關鍵只是一個觀念問題，必須首先把內在的堅決不允許中國做原創性工作的宗教剷除。否則，所有原創性的成就都會帶來恐懼，被人們盡一切努力地阻止和扼殺掉。
所以，可能與人們的想象完全相反，並不是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去進行原創，原創性的工作當然是有其自身規律的，但只要中國社會別帶着宗教般的執念，耗費巨大代價地、堅定不移地去主動將原創性工作成果定向扼殺和清除掉就可以了。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原創性的工作更容易的事情了，它們會自動地大量生長出來的。道理很簡單，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原創性的工作，也沒必要，只要少量最傑出的人才來做這個事情就可以了。但中國那麼多最傑出的人才為什麼會跑到美國去搞原創？因為在中國他們的絕大多數工作會被堅決地精準扼殺掉。可能對你來説做原創性的工作難如登天，但對那些天才們來説，他們的社會生活適應性非常非常差，除了做原創性的工作就不會幹別的。如果他們能在中國勉強地活下來，為什麼要去美國？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説，只有從一開始就立足於領導世界的科技、教育和產業發展戰略，才會符合今天的時代。什麼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用大白話來説就是要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科技、教育、實業的引領者。為什麼要提出四個自信？就是要完全破除“中國科技落後教”的邪念。
一切不是以領導世界為目標的科技研究、科技政策、科技體制，統統都應該迅速做出調整。如果中國不能在5年內科技、教育和產業全面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認為自己不可能做到，所以也就根本不去考慮如何去做到。即使有無數的機會、有無數的證據證明有能力做到，也會堅定不移地放棄。
今天（10月25日）是中國抗美援朝紀念日，因為這一天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打贏了第一仗。73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對中國最大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就是改變了信心。在出兵之前的決策中，最初是隻有一個半支持出兵的。也就是説，即使當時在我人民解放軍中大量戰神級別的將帥中，也幾乎沒有人支持出兵。他們這麼認為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當時的解放軍與美軍的武器裝備差距，整個中國經濟與科技實力差距的確是太大了。但是，事實如果只是事實本身，可以有理性的和科學的分析。如果事實上的差距在心理上完全固化，就可能變成一種宗教般的執念。過去我們在科技、教育和產業上的確落後於美國，但在經過70多年的發展之後，我們已經基本拉平，並且已經在很多方面開始反超或遙遙領先的時候，有太多人還是沒有從過去已經變成宗教般的落後執念中超脱出來。
三、對創新的研究本身也需要創新——對創新的定義****1. 自主研發與真正的原創
《潮起》一書中是將具備自主研發能力的企業稱為“創新型企業”。例如在李寅老師為該書所作的序言“技術擴散之迷與自主創新的中國答案”中寫道：“我們完全可以把後發國家的技術學習看成一種創新活動，這種技術學習不僅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而且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它的發生是一種選擇，是一種戰略，是一種自主的組織行為。因此，後發國家對先進技術的獲取與追趕本質上就是一種自主創新行為”。但如果最嚴格地説，這是一種以學習型活動為主的自主研發行為。這種自主研發與真正意義上的原創型的自主創新之間的區別在於：
自主研發：進程高度可控，失敗率極低。對象是產品，技術已經清楚並掌握，只是解決產品需求、設計、產品生產與使用中的工藝問題、可維護性、供應鏈（原材料採購、運輸、清關等可能的相關問題）、生產銷售等需要的資質等。自主研發很可能以現在市場已經有競品為學習對象，主要是在以上方面進行微創新。
原創：進程不完全可控，有顯著程度失敗的幾率。對象主要是技術。即使是產品形態上表現為現有產品的改進，遇到的也主要是解決新技術的問題。例如汽車發動機的更高要求的排放技術。
正因為如此，我們一定要理解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大型企業並不適合從事原創性的工作，因為顯著的失敗幾率會給他們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摩托羅拉在銥星上的失敗導致了50億美元的鉅額虧損。中國的央企中鋁曾在惰性電極上進行研發，並且列入了863計劃。但這個技術即使在國外也沒有成熟應用過。因此兩度立項，兩度都失敗了。這個表明兩點：首先不能説國企就沒有創新的主動性。中鋁雖然在惰性電極的研發上沒有成功，但也是值得點讚的。另一方面是，雖然我們讚賞中鋁的創新精神，但並不支持大型企業在原創性的工作上投入過多精力，這需要不同的模式。我們過去將真正創新的希望只寄託在有實力的大型企業和研發機構身上的想法並不正確。這個並不是簡單的説對失敗寬容就能解決問題的，必須要有系統的支持原創活動的理念、體系和方法。
2. “市場換技術”與“市場換資金”
《潮起》一書重點是對比“市場換技術”與自主研發兩種模式在中國的發展，並且主要集中在汽車和通信兩個非常典型的市場。這兩個行業都有共同的特徵，也有一些重要的區別。他們都在最初形成了“七國八制”，但具體的原因和結果卻是不一樣的。但到今天都基本實現了從追趕到接近領先甚至遙遙領先的全過程，因此都具有很好的對創新主題的研究價值。
汽車業是更典型的“市場換技術”思路，而通信業事實上是更多體現為“市場換資金”的思路。當年都認識到通信需要大發展，但當時的郵電部沒錢。所以，國家給的大量政策主要集中在如何使通信業快速獲得建設資金上。國家當年對通信發展給出的優惠政策有：
四個一起上。國家、地方、集體、個人一起上;十六字方針。統籌規劃、條塊結合、分層負責、聯合建設。三個“倒一九”。即郵政和電信部門所得税按利潤的10%上繳，非貿易外匯收人上繳10%，預算內基建資金按10%實行撥改貸。初裝費。20世紀90年代初一部電話5000甚至上萬。我父母80年代末在家裏裝的第一部電話交的初裝費是5000元，還不包括300多元的電話機費用和200元安裝費，還等了一年多才實際裝上。事實上，除了以上顯性的政策外，還有不那麼顯性體現出來的可算是不成文的政策：就是只要有電信設備生產能力的國家政府提供優惠貸款，我們就採用他們國家電信設備商的產品。這是當時的電信網形成七國八制的關鍵原因。因此，當時中國電信網上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國家和企業的電信設備。除了美國、歐洲的廠家外，還有加拿大、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家的電信設備。這個領域也搞過不少合資企業，但遠遠不如汽車業那麼多、那麼普遍。很早就有國內民營企業介入電信設備和終端的研發和生產製造，並且在90年代迅速在國內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
但汽車業進入的門檻要高得多，因此形成了大量的合資企業，長期以合資企業為主，更充分地體現了“市場換技術”的思路。並且，同樣是幾乎世界上除了印度等中國實在看不上的國家以外，但凡有汽車生產能力國家的企業都在中國有合資，每個中國汽車的央企還都是和兩個外企搞合資。但在奇瑞、吉利、華晨、比亞迪獲得汽車牌照，尤其是新能源車時代大量新勢力進入，中國汽車業也開始重複90年代中國電信設備領域的故事，而且進展更快、勢頭更猛。
3.可測量的創新類型定義
具體什麼叫創新，這個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實操問題。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理論”(creative destruction)在創新研究的學術界影響很大。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相當模糊的、不可精確測量的概念。
我們可以將可測量的創新進行新的分類。
如果按創新的對象進行分類，可以分成：
降成本創新。
微創新。
原創技術及產品。
運營規則。
技術體系標準。
提升經營層次創新。從代理銷售逐級提升為：生產、品牌、渠道、自主研發、技術體系結構、商業模式、技術標準、標準組織。
成本創新是指通過技術工藝的改進降低生產或運輸、交易的成本。
顛覆式的降成本改進。表現為降成本的巨大幅度及生產工藝改進。例如汽車領域的一次成型生產工藝技術，這個可以使成本獲得非常大的下降。
在原有產品基礎上的微創新包括：
增加功能提升性能提升品質提升設計：軟硬件的用户界面設計、內部工藝可維護性設計、人體工學設計其他產品技術原創是指創造新的技術和產品。諾基亞把智能手機當作只是手機的一種微創新。而蘋果從一開始就是把智能手機看作是一種全新的產品，是一種原創。這是諾基亞在智能手機時代為什麼失敗，而蘋果能夠成功的關鍵性原因。原創往往是跨界行為，由新角色進入而產生。成熟廠商在技術進步到原創時代更容易輸給跨界角色。
顛覆式創造是指：
改變行業規則。往往伴隨產品技術原創。改變技術體系結構。從新能源車與燃油發動機排放進步對比就可看清這一點。前者就是技術體系結構的改變。進入新的更高經營層次。低層次的數量積累並不能自動進入更高層次。四、社會測量方法——調查研究方法我對《潮起》一書很願意給出極高評價，關鍵原因並不在於封凱棟老師在書中給出的研究結論，而是他的研究方法，我稱之為社會測量方法，他在書中稱為“田野調查”（參見書中P361），或社會調查，調查研究等。他在過去20年間直接採訪了相關企業的500多個人員，是以這些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寫下的本書，這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樣的研究才是真正可以稱得上是科學的研究。
絕大多數的學術論文往往是這樣：美國某學者A怎麼説的，德國學者B怎麼説的，英國學者C在A基礎上提出什麼新的説法，日本學者D在B基礎上提出了什麼新的學法，美國學者E在總結A、B、D基礎又提出什麼新的説法，比利時學者F提出一種新的説法，荷蘭學者在D、E、F基礎上又提出一種新的説法，中國學者G在A、B、C、D、E、F基礎上提出了個微調的建議……然後這個學者在論文中對各種説法的區別做了深入研究、對比優劣，自己也提出一個修改的建議。
這種論文純粹只是坐在書齋裏搞出來的東西，根本就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你自己新的測量數據是什麼，這才是真正有科學意義的東西。引用他人的一大堆説法只是一些廢話。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會帶來一個好處，就是大家的論文被引用數據可以造得比較漂亮，但這對科學研究來説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如果沒有新的測量數據，是不會帶來任何新信息的。被引數量越多，只是説明廢話越多而已。大多數科學和文獻測量的數據指標都是一些如被引等二手數據，而不是論文本身的一手數據。如果只是以這樣的測量指標作為評價依據，是有可能把科學研究活動帶偏的。由此潛移默化地在論文中形成以相互引用為主要模式的學術習慣。作為原創性研究來説，高度個人化的第一手測量數據豐富程度才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這裏順便推薦一下陳平老師最近的系列文章“國慶反思科學強國的崎嶇路（風聞調研委員會）”（參見《觀察者網》：眉山劍客，2023年10月8日至20日七篇文章）。這個系列文章主要是在介紹陳平老師個人學術研究的經歷和跨學科研究的思路形成過程。
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中也曾介紹過我自己學術研究的經歷，有些學者在微信羣裏就曾提醒我：汪老師，寫學術文章不應該在裏面談個人的經歷。事實上正相反，如果沒有高度個人化的第一手測量數據支持，是沒有資格去寫學術論文的。如果去認真學習國外那些有高度原創性的學者文章，可以很容易發現他們個人在什麼情況下見到什麼現象時，突然產生什麼樣的新想法。這是理解其原創思想最重要和最關鍵性的信息。而中國學者們居然已經普遍產生相反的、完全排除個人化研究信息的學術習慣，這等同於是一種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嚴格排除原創性研究的思維定勢。
正如我在創立“統一測量學”過程中所一再指出的，因為過去沒有人系統地研究科學所有學科領域的實驗與測量方法，造成了相關名稱的不統一。這給人們理解相關測量方法、尤其是準確應用帶來了極大困難和偏差。
田野調查被認為是人類學學科，文化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生物學，環境，地質，地理，生態學，海洋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使用相對簡單的測量工具——書面記錄、照像機、視頻錄像、錄音。它是一種相對初步的測量方法。“田野”這一名稱形成於考古、地質等測量活動中，它們的確就是主要在田野上操作和實現的。但這個詞彙應用於在會議室裏的訪談，就顯然有些不太適合了。
另外，調查一詞也會顯得相對較為初步。考古學更深入的測量方法有探方、勘探、測年。
田野調查對應的詞彙有直接觀察法，包括公開觀察法，隱蔽觀察法。
另外還有訪談法，實地觀察法。
我個人當然主張統一以“社會測量”來進行描述，並非完全排斥原有概念的使用，但應當在用“統一測量學”進行重新嚴格定義後再來規範地使用。
五、科技成果轉化等最重要的方式是人才的轉移和流動《潮起》一書中討論的問題是非常廣泛的，對於技術的學習和轉移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案例。我們過去在校企結合、知識成果轉化上做出過很多的努力，但效果並不是很好。事實上，知識和技術轉移的最好方式是人才的轉移和流動。這個本文不再深入討論。
六、高校與企業的分工與合作 —— 鄔江興創新工作的重大意義書中詳細討論的鄔江興團隊發明04機的案例具有很多深入研究的價值。我當年因為申請863項目的原因，去鄭州信息工程學院鄔江興院士的辦公室與他交流過。當時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巨龍公司的董事長兼CEO，可是當我去他辦公室看到他居然穿着軍裝，感到非常驚訝。我問他你不是巨龍公司的董事長嗎？怎麼還在學校裏？他笑着説那只是臨時的，當時已經卸任了。他那時是國家863信息技術專家組的組長。鄔江興院士雖然發明了04機，對中國通信產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他個人始終就沒有興趣到企業去賺錢，而是一直在高校從事前沿性的創新研究工作。
一提到自主創新，我們可能只是想到企業的自主創新，對於高校、研究機構與高科技企業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並沒有清晰的認知。事實上，鄔江興院士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正面案例 —— 對於整個國家和社會來説，並不是所有人都要去企業通過高科技研發賺錢一條道。正如前面我們在原創與自主研發的對比分析中所指出的，因為原創具有相當程度的失敗幾率，並不適合大型企業去做。因此，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重要職責就是進行原創性的試錯。試錯的另一個特別重要角色是個人和初創企業，這兩類試錯的成本是可控的。在學校裏，即使失敗了，也培養了人才。個人和初創企業試錯的投入本身就會極小化，其失敗的損失對全社會來説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在美國高校裏做的很多原創性的工作，會以免費的形式提供給全社會，並不一定都要形成專利，並且通過專利進行轉化。免費向全社會公開和人才流動是成果轉移最普遍的形式。我們現在大量技術開發中從網上獲取的源代碼，相當多都是美國高校研究出來的結果免費在網上公開的。鄔江興的04機技術幾乎是向整個中國通信產業界公開了，這是那時中國整個通信產業界程控交換機技術大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貢獻是非常巨大的，遠比他本人去開一個企業賺錢的意義大得多。雖然巨龍公司並沒有因此發展壯大起來，但04機的關鍵技術已經成功流進華為和中興等公司程控交換機產品的血液裏。
如何去支持個人與初創企業的原創性工作，也是有規律和成熟操作方法的。本文不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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