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個大動作，誘使台積電急轉彎？｜文化縱橫_風聞

Seohee Ashley Park

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陳蕊 (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迦然 (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期台積電考慮在日本建設第三個芯片廠，用於生產3納米制程芯片。自2021年10月台積電與日本首次達成建廠協議以來，外界便對雙方的合作動向格外關注。近年來，半導體產業的深度調整波及全球，作為美國的堅定盟友、東亞半導體強國的日本，無論是參與美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印太經濟框架”及“四方安全對話”，還是推動本國《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和《半導體援助法》，都將其半導體產業與國家政經議程緊密綁定。那麼，日本半導體發展的戰略動因是什麼？當下日本的一系列行動，又出於何種地緣目的？

本文基於日本視角，以技術民族主義為框架，梳理日本產業政策變化過程，分析三個代表性案例——爾必達存儲器、鎧俠和台積電投資，指出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模式轉型：從發展導向的產業政策，轉向安全導向的地緣戰略；從依靠本土資源的內向型發展，轉為以多國聯盟為中心的外向型發展。眼下，日本積極推動台積電與索尼合作，在熊本投資建廠，不僅是為了重振其國內芯片產業，也凸顯其對美國戰略聯盟體系的倚重。不僅如此，日本還與荷蘭一道，配合美國對中國採取半導體進出口管制。

不過，作者認為，日本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安全訴求在總體上一致，並不意味着日本與美國的利益始終完全一致。事實上，日本面臨着協調本國優先事項與盟國利益的挑戰。為維護地緣經濟利益，日本會積極動用技術民族主義戰略，難點在於，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技術革命的衝擊與重構”之九，編譯自****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1, 2023），原題為《日本技術民族主義的模式演變：從發展導向的產業政策到安全導向的地緣戰略****》，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50期  總第159期

日本技術民族主義的模式演變：

從發展導向的產業政策

到安全導向的地緣戰略

**▍**引言

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是經濟學家Robert Reich在1987年創造的術語，描述的是技術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它最初是指，為阻止日本富士通公司收購仙童半導體，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的干預措施。

大國之間的戰略衝突，重新激活了這一概念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生命力。**當下，圍繞電動汽車、無人機、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5G網絡、物聯網、數據挖掘和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等先進技術，中美之間的競爭，比20世紀80年代的美日半導體貿易摩擦更為嚴峻。**這些技術關係到中美兩國下一代的國防系統、工業能力和信息實力。由此可見，技術民族主義在全球事務中愈發重要。

在制定二戰後的經濟和產業政策、培育國內產業、促進科技創新以及推動日本成為全球技術強國的過程中，技術民族主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為遏制中國，日本積極與美國結盟，對用於軍事用途的尖端芯片技術進行出口管制，並通過經濟安全法案保護關鍵技術。技術民族主義的抬頭意味着，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高科技領域的國際貿易將面臨調整。此外，隨着地緣政治格局、全球化和新興技術挑戰的不斷演進，日本的技術民族主義戰略也在不斷調整。

（本文發表截圖）

**▍**技術民族主義：一個分析框架

技術民族主義的概念涉及技術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強調發展本土技術，以及通過技術本土化爭取獨立自主的發展。尤其注重以國防工業的技術自主權，來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安全。

現有的關於技術民族主義的學術討論主要聚焦國防和高科技領域，主要有三種分析路徑: 保護主義方法（protectionist  approaches）、創新主義方法（innovationist  approaches ）和戰略產業方法（strategic industry approaches）。保護主義方法強調國家直接干預國內的高科技產業，通過貿易法規來限制外國競爭者。創新主義方法信奉技術創新能提升國家高科技行業的競爭優勢。戰略產業方法將國內高科技產業的實力與國家實力相綁定，利用本國高科技產業在全球市場的優勢運作政策，推進經濟議題的安全化和政治安全的經濟化。

**技術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刺激了地緣戰略向安全化轉型。在經濟政策層面，藉助經濟制裁、出口管制、貿易壁壘和經濟援助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優先保護國內高科技產業及國家安全。地緣經濟學則利用經濟手段，塑造和管理國家所處的戰略環境，推動實現國家利益。**一旦高科技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競合關係被納入國際政治經濟議程，便能影響國際政治秩序。

當代技術民族主義推行的戰略產業方法，強調高科技優勢是國家權力的來源。鑑於全球價值鏈的相互依存，如經濟資源的戰略化利用、經濟相互依存的槓桿效應，一國能借機獲取戰略優勢，即所謂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賴”（weaponised interdependence）。經濟資源的戰略化利用，可為國內高科技企業創造有利的發展條件，包括税收減免、財政激勵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等。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使國家能夠利用貿易和投資關係施加影響，減輕潛在威脅。

**▍**日本早期的技術民族主義政策：戰後的經濟奇蹟

日本是施行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典型。**日本戰後採取了“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路線，試圖在不增加國防預算的情況下集中發展經濟。此時日本的技術政策有三個重點：（1）將外國技術本土化，刺激國內製造業發展；（2）面向全社會推廣技術；（3）培養創新和製造能力。**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相互促進，日本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也實現了經濟繁榮。

彼時，日本防衞部門的發展，產生連鎖效應，供應設備和部件的軍事承包商和分包商都從中獲益。**在推進工業本土化的同時，日本把軍事生產能力整合到大型民用企業當中，重建了國防工業和其他相關的製造業部門。**雖然日本的防務市場規模較小，製成品和大型武器平台的產能有限，但就材料設計和製造、零部件和配套系統生產而言，日本企業已是全球領軍者。技術民族主義對於“吉田主義”和日本“對沖戰略”的確立至關重要。無論戰前還是戰後，日本都試圖將先進技術從國防工業轉移到民用領域。

**另一方面，日本在戰後試圖利用軍工生產的優勢，平衡美國的外交施壓，以製造業部門的整體發展，來重振經濟。**時任首相吉田茂致力於建設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為了儘可能地把握軍事技術的自主權，日本當局憑藉技術民族主義策略盡力爭取國家戰略的自主性，還保留了自衞隊和軍事生產能力。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技術創新顯著提升了整體日本的軍事技術能力，國防工業的發展也有效刺激了製造業部門的發展。

**▍**發展主義導向階段: 培育國內的高科技部門

在以發展主義為導向的階段，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開始重點扶持國內產業。正如Chalmers Johnson和Daniel Okimoto所言，日本的國家主導型或官僚主導型技術民族主義採用的是創新主義方法。在協調投資、促進私營部門與政府合作方面，通產省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隨着日本從西方經濟體的追隨者，轉變為亞洲其他工業國的效仿對象，產業政策的轉型便日益迫切。面對全球經濟格局和市場競爭的變化，私營企業在推動創新和增長上越來越重要。**最終，通產省的政策體系走向崩潰。

在《日本第一》中，傅高義談到了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創新主義方法：為促進國內技術創新和發展，政策的包容性和有限開放是關鍵。正如超LSI技術研究組合（Super LSI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LSI, Large-Scale Integration）的成立所示，憑藉強有力的國家指導、國家與企業間的密切合作和貿易壁壘，日本的發展主義策略取得了成功。

**這一時期，經通產省等試點機構牽頭，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強有力的協作關係。**日本政府積極引導和支持國內產業發展，在制定產業政策、提供財政激勵、促進聯合研發項目中發揮主導作用。大企業也受益於此，專注於將自身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優先事項結合。日本企業一般通過兩種渠道發揮影響力：一是頗有影響力、在政治上持資本主義立場的財會（zaikai）團體；二是符合特定部門利益的行會（gyokai）。

國家與企業間的密切合作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保證政府對戰略產業的長期關注，保護國內市場免受外國競爭對手的威脅。兩方合作推動了高效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最終，日本在20 世紀 80 年代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

然而，隨着日本經濟的發展，創新主義方法愈發難以平衡企業的發展需求與政策中的技術民族主義傾向。**在不斷變化的格局中，通產省、私營企業與其他官僚和政治參與者之間的合作空間被壓縮，市場競爭佔據上風。**在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框架內，經濟持續增長與市場競爭的張力愈發凸顯。事實上，就如何達成平衡，學界並未展開充分討論。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環境和國內產業動態，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亟待調整。

**▍**安全導向階段：適應全球化和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動態

**對日本而言，全球化的進一步演進、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動態和新出現的安全威脅逐漸構成挑戰。這要求採取更加靈活、外向的政策，重點關注戰略聯盟、國際夥伴關係和區域合作。**為此，日本轉向了以安全為導向的地緣戰略。

全球經濟的相互關聯意味着，即使採取內向型的發展戰略，也無法與全球價值鏈（GVC）脱鈎。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技術進步往往有賴於跨國合作。然而，現實主義者認為，由於存在倒戈的風險，相互依賴的國家間不太可能進行平等合作。不對稱的依賴關係能被用作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會帶來潛在的風險。一種消極看法傾向於認為，國家會利用夥伴國的弱點，優先保障本國利益，無法實現互惠互利。

即便如此，**面對新出現的安全威脅，日本還是需要對技術獨立和戰略聯盟作出權衡。**一方面，為了增強國內的工業能力，日本需要保證技術的自主權。另一方面，戰略聯盟依然必要。對日本來説，某些特定的技術和資源無法在本土發展或獲取。因此，與夥伴國以及來自這些國家的全球高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就尤為重要。

在這一階段，為強化其技術民族主義戰略，日本積極投資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高科技，以及能促進地緣經濟利益的領域。就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而言，中國的經濟崛起，高科技領域日益加劇的全球競爭尤為突出。為了在技術獨立和建立戰略聯盟之間取得平衡，在關鍵技術領域保持競爭優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力推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重點聚焦四大戰略：強化供應鏈韌性、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審查、敏感專利非公開化、官民協作強化尖端技術研發。日本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有利於應對全球高科技領域的複雜性，符合日本當下的地緣戰略利益。

**▍**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案例研究

美國在冷戰中的優勢地位離不開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經濟增長也受益於半導體產業。憑藉政府與企業間的密切合作，東北亞國家逐漸成長為半導體行業的生產中心。在高峯期，日本的半導體產能佔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51%。但好景不長，美日貿易摩擦之後，日本的芯片產業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衰落。

本研究通過考察爾必達存儲器（Elpida Memory）、鎧俠（Kioxia）和台積電的投資案例，説明以發展主義為導向的產業政策，為何轉向安全導向的地緣戰略，以及戰略重心由單一國家向多國關係的轉變。這些案例突顯出，在全球化和市場力量變化之際，日本半導體行業對競合策略作出的調整。

1. 爾必達存儲器：以發展主義為導向

日本政府傾向以技術民族主義護航芯片製造領域。從1999年成立到2012年破產，爾必達存儲器的發展始終受到政府支持。

20世紀90年代，全球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譯者注：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一種常見的系統內存）市場蓬勃發展。由於韓國三星電子的崛起，日本DRAM製造商的全球市場份額有所下降。彼時，全球半導體行業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美國DRAM製造商退出市場，轉而專注於芯片設計和先進的微處理器，台灣代工企業也開始承接芯片製造的外包業務。而1987年《日美半導體貿易協議》簽訂後，日本的半導體產能開始下降。

為此，由日本創新網絡公司（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 INCJ）投資，通產省牽頭髮起成立了爾必達存儲器。為了重組日本國內的DRAM 產業，爾必達存儲器1999年併入了日本電氣（NEC）和日立的DRAM業務部門。在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譯者注：前身為通產省，2001年改組為經濟產業省）的主導下，2003年收購了三菱電機的DRAM業務部門。儘管其發展違背了芯片產業高度專業化的趨勢，但到2000年初期，爾必達作為日本唯一的DRAM製造商，已躍居全球第三大DRAM製造商。

然而，在2009年，爾必達的發展受阻，瀕臨破產風險。為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經濟產業省注入了公共資金施以援手。一直以來，國內芯片行業的發展始終受到政府的保護。這反映出，技術民族主義傳統內在的官僚主義制度慣性。

2009年6月，根據《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爾必達從日本政策投資銀行（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DBJ）獲得了300億日元的投資，從日本東京三菱日聯銀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等商業銀行獲得了1,000億日元的貸款，並從合作伙伴台灣記憶體公司（Taiwan Memory Corporation）獲得了200億日元的投資。通過這項投資，DBJ收購了爾必達的股份，政府用税款彌補了50-80%的虧損。

事實上，政府對爾必達財務狀況的干預，是時任首相麻生太郎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它的最終破產説明了彼時日本產業政策的侷限性。使用公共資金意味着日本產業政策的重大倒退。由納税人承擔企業虧空，就是試圖把爾必達當作國有企業。政府的持續干預是為了支持國內的芯片製造部門，保留本土製造能力，維護經濟發展和安全，但過度介入之下，爾必達還是難以為繼。2012年，爾必達被出售給美國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公司。

這一結果表明，**在瞬息萬變的全球高科技市場中，由單一國家推動的、以發展為導向的技術民族主義產業政策存在侷限。**此外，由於政府在財政上支持爾必達，納税人承擔了該公司的大部分損失。這提醒我們，當國家決定給予特定行業或公司以支持，產業政策的效果、效率和責任歸屬該如何評定？一旦支持無效，便有可能傷害公眾對政府施策能力的信任。

在這一案例中，**國家干預扭曲了市場動態，大力扶持特定部門可能會扼殺競爭和創新。當經濟產業省把重點放在DRAM行業時，對DRAM製造商的優待便導致了資源分配的失衡。相較而言，下游產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它們面臨的發展環境要艱難許多。**由於半導體行業未能形成良好的生態系統，包括半導體制造設備提供商東京電子在內的下游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海外銷售，其銷售額的85%都來自海外。

2. 鎧俠: 半導體行業發展的過渡階段

鎧俠的前身是日本領先的NAND閃存芯片製造商東芝存儲公司。它的發展經驗意味着，政府已經認識到，為了適應全球市場的連鎖快速變化和複雜挑戰，僅靠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資源是不夠的。為了提升產業的靈活性和競爭力，政府的戰略重點從單純支持國內企業，轉向促進資金來源的多元化。鎧俠的發展經驗揭示出，由單一國家推動的內向型、發展導向的技術民族主義已經無法適應半導體行業的變化，在多國之間建立夥伴關係日益重要。

2017年，東芝宣佈與日、韓、美合資的Pangea財團達成一項2萬億日元（約合180億美元）的交易，收購東芝旗下分拆出來的存儲器芯片業務。該財團包括貝恩資本（一家美國私募股權公司）、SK海力士（一家韓國存儲芯片製造商）和Hoya Corporate（一家日本醫療光學技術公司）。為了保證日本對本土最後一家存儲器企業保有控制權，東芝修改了收購協議。時任東芝總裁綱川智（Satoshi Tsunakawa）稱，考慮到政治因素和國家安全，INCJ和DBJ要加入收購案。

新成立的公司將SK海力士的股份限制在15%以內，10年內無投票權，且禁止其獲得關鍵技術。由於韓國資本受到限制，東芝保留了管理權，日本本國企業具有持股優勢，東芝存儲仍然是日本頭部的半導體公司。此舉保證了日本本土的芯片製造能力，同時，政府還寄希望於東芝存儲能與三星形成競爭之勢。

在2019年更名為鎧俠後，為了籌集資金，鞏固市場地位，公司計劃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IPO原定於2020年10月，預計估值約16美元，有望成為日本最大規模的IPO。然而，新冠疫情和市場波動引發了憂慮，IPO被迫擱淺。

此後，與西部數據（Western Digital, WD）合併成為一種替代選擇。鎧俠與西部數據有長期合作關係，他們在日本三重縣（Mie Prefecture）合資建造了半導體制造工廠。經濟產業省對西部數據收購鎧俠持開放態度，這意味着，只要能在本土形成製造能力，日本就可以接受芯片行業的合資化。事實上，日美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有助於遏制中國崛起，也符合兩國高層的合作設想。

鎧俠的案例表明，日本的技術民族主義範式正從以發展為導向，轉向以安全為導向。面對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發展態勢，需要建立戰略聯盟，保障供應鏈安全，加強國際合作。**在東亞地緣政治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以及半導體行業重要的供應方，允許鎧俠與外資合作符合日本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目標。**事實上，跨國合作還便於日本充分利用全球資源，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術，保持競爭優勢。

這個案例展現了國家與企業之間更加微妙、動態的關係。以MITI為代表的國家意志，從直接的控制角色，轉為通過合作來提供支持。類似鎧俠這樣的企業能面向全球建立對外合作關係，從中獲取專業知識和財政資源。當下，半導體行業的連鎖效應愈發明顯，面對全球市場的挑戰和新出現的安全風險，跨國合作顯然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3. 台積電在熊本的投資：以安全為導向的地緣戰略

台積電在日本熊本縣投資半導體工廠，體現了日本以安全為導向的技術民族主義地緣戰略，以及對多國夥伴關係的重視。台積電的投資凸顯了戰略聯盟的重要性，日本藉此能保持競爭優勢，保障國家安全，強化供應鏈韌性，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提高技術的獨立性。

2021年，台積電決定在熊本建設新廠，日本政府提供了35億美元補貼。台積電攜手日本索尼半導體解決方案（Sony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Corporation, SSS）合資建設JASM（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晶圓廠，生產22/28納米制程的芯片。儘管與台積電在台灣量產5納米制程芯片相比，熊本工廠出產的不是高端產品，但合資仍能帶來協同效應。

多年來，索尼一直佔據着全球CMOS圖像傳感器市場的半壁江山。但由於其主要客户華為在2020年起被美國製裁，索尼的市場份額下滑顯著：從2019財年的53%下降到2021財年的43%。與此同時，三星的圖像傳感器業務在快速增長，市場份額從18.5%上升到22%以上。對索尼而言，手機攝像頭、自動駕駛汽車和智能工廠逐漸成為新的發力點和增長點。這些新領域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單個設備所需安裝的圖像傳感器也越來越大。

台積電熊本工廠的項目總成本約為370億日元，日本政府提供了190億日元的補貼。通過與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合作，台積電在日本建起一條生產線。新工廠選址熊本後，台積電與經濟產業省之間的談判進展迅速，當年12月，日本通過《半導體援助法》。依據法案，合資項目將獲得4000億日元的補貼，用於支付晶圓廠一半的建設成本，條件是承諾持續生產10年以上。

經濟產業大臣萩生田光一（Koichi Hagiuda）在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稱，從經濟安全等方面來看，經濟產業省堅持認為，為了穩定芯片供應、促進研發、振興國內半導體產業，應當接受外國芯片公司的投資。

儘管與經濟產業省相比，地區政府的重要性並不明顯。但在選址時，當地開發建設的基礎設施，以及良好的營商環境還是很具吸引力。在日本國內，地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希望振興國內的芯片製造行業：熊本縣政府希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刺激地區經濟增長；中央政府則希望加強國家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競爭力。

隨着汽車產業的技術範式從傳統內燃機向電動發動機轉型，日本需要穩定芯片供應，確保在與美國、韓國和中國的競爭中佔據相對優勢。對索尼而言，參與投建合資企業，能保持甚至擴大在全球芯片行業的市場份額。通過與台積電合作，索尼能利用其在芯片製造方面的專業知識，提高生產能力，提升創新潛能。

在台積電的熊本投資案中，以經濟產業省為代表的國家主體，與索尼、台積電兩個企業主體，是在對稱的權力關係中展開合作的。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供應鏈的脆弱性，以及半導體產業在經濟和國家安全領域日益增長的重要性，要求國家在推動技術民族主義時更注重夥伴關係。

本案例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日本政府與外資談判，不僅是為了重建國內芯片產業，也是為了解決地緣政治問題，增強全球價值鏈的韌性。**這意味着，為應對地區緊張局勢的潛在風險，日本開始積極主動地與主要的國際高科技企業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換句話説，台積電依託日本政府的支持，克服了在日本投資建廠的障礙。索尼也從合作中受益，確保了芯片的穩定供應，提高了全球競爭力。此外，日本積極與外資合作，能最大限度地平衡東亞地區的競爭態勢。

然而，合作也有潛在風險。第一，雖然台積電進駐日本有望刺激日本國內的芯片發展，但對新工廠的產能不應過於樂觀。第二，儘管熊本的晶圓廠試圖穩定芯片供應，但兩岸關係才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畢竟最先進的芯片仍由中國台灣生產。第三，與台積電合作雖然能為日本提供學習機會，但人們依舊對政府投資及工廠的盈利能力表示擔憂。一旦工廠運營不佳，納税人的利益將會受損。

**▍**結語

總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經歷了技術民族主義模式的重大轉變，從以發展為導向的產業政策轉為以安全為導向的地緣戰略。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上。

在前一個階段，為了促進國內產業增長和技術發展，日本政府通過提供補貼、研究補助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進行直接干預和控制。此舉雖然使日本成為了半導體行業的全球領導者，但也帶來了效率低下、過度依賴國內市場的問題。正如爾必達的案例所示，日本政府的保護主義措施，以及對全球半導體行業發展動態的消極應對，最終只能使企業走向衰落。爾必達的破產揭示了，以發展為導向的技術民族主義範式存在侷限，企業不應迴避在全球市場開展競爭，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也相當必要。

相比之下，以安全為導向進行戰略轉型，意味着**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相互依存度不斷提升，戰略聯盟對保持競爭優勢日益重要。**日本政府通過了Pangea財團的收購案，並進一步允許鎧俠與西部數據合併，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地緣政治局勢不斷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一直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多邊倡議，如“芯片四方聯盟”（Chips 4 Alliance） 、“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等。事實上，日本與中國台灣的合作對中美競爭的態勢影響顯著。

2022年10月，日本和荷蘭同意與美國一道，對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製造設備加強管制。通過與國際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合作，日本着力解決高科技領域的安全問題，保持技術優勢。當下，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與荷蘭阿斯麥（ASML Holding）掌控着全球先進半導體設備製造的市場，二者聯合起來對中國進行出口管制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

然而，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安全訴求即便總體一致，卻並不意味着日本與美國的利益始終完全一致。考慮到國內企業的商業利益和戰略關切，日本在尋求加強國內芯片製造能力的同時，也面臨着協調國家優先事項與盟國利益的挑戰。

此外，緩解地區競爭也很關鍵。日本政府曾於2019年限制向韓國出口關鍵的化學材料。這一地區爭端對全球價值鏈穩定構成了損害。2023年3月日本解除了對韓出口限制。此舉顯示出，日本在半導體行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為維護地緣經濟利益，日本會積極動用技術民族主義戰略。

隨着全球半導體格局的日益複雜化，在合作與戰略競爭之間取得微妙平衡，對日本的技術立國目標將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