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原體感染爆發，“叫魂"的一種結果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北方朔風

最近關於兒童的支原體等傳染病的嚴重流行，給醫療衞生系統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部分地區的兒科已經到了爆滿的程度。

面對即將入冬的複雜傳染病形勢，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今天也發佈了要求各地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點傳染病防控的通知。

今年春天開始，已經陸續出現了甲流，二陽，三陽，最近則是支原體和甲流等混合流行。有一個嶄新的現實是必須去面對的，那就是在後新冠時代，我們需要面對的公共衞生情況和之前完全不一樣了，無視並不能解決全新的問題。

後新冠時代，弱雞支原體也能成氣候

長期以來，對於類似於肺炎支原體這種，絕大多數情況可以自愈的疾病，醫學界的研究投入不算大，因為往往對症治療之後等待自愈就好，可是現在的情況變了。

**某種疾病能夠較快地自愈，是建立在人羣普遍免疫力可靠的情況下，但是這一前提顯然出現了改變。**我們都知道，很多對於常人來説並不嚴重的感染性疾病，對於免疫力缺陷人羣來説是相當複雜的。按照過往經驗，這些不幸的患者在人羣中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新冠的流行一定程度改變了這一點，新冠對免疫力的負面影響，使得這些自限性疾病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複雜程度來説，**都變得更加棘手。**如果不打算裝鴕鳥的話，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改變的。

還是從疫苗説起，最近關於肺炎支原體沒有疫苗的事情，上了熱搜。肺炎支原體因為其特殊的結構，其脂質特殊的生化免疫性質，以及複雜的血清型，疫苗研製的難度是很大的。

但是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以肺炎支原體為代表的這些常見但是自限的傳染性疾病，因為缺乏經濟動力，所以疫苗藥物研發動力不足，只從技術來説，就算是普通感冒也是可以研發疫苗的，最近流行的各種傳染病都是如此。而隨着人羣免疫力環境的改變，類似的疫苗會成為人民羣眾健康需求的一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疫苗研發都屬於吃力不討好的投資，類似肺炎支原體疫苗的研發，恐怕不能單純依靠市場，單靠市場的結果，相信大家也已經知道一部分了。

還有個熱點是關於抗藥性的問題，長期以來支原體肺炎感染首選的藥物是阿奇黴素，確實有不錯的效果，但是目前已經在人羣中積累了很明顯的抗藥性，指南推薦藥物可能需要調整。不過這並不是個單純研發新藥的問題（當然新的抗菌藥物是很重要的）。

通常來説，一個抗生素快速形成抗藥性，意味着這種抗生素好用且方便，以至於到了濫用的地步，口服的阿奇黴素確實比較符合這一點，新一代的抗生素在性價比，可及性上能否補充缺口，就存在一些變數了。而同時，新的抗藥性也會逐漸發展出來，這不是單純新藥能解決的，這需要整體層面優化抗生素的使用，否則總有一天，會出現無藥可用的窘境，而遺憾的是，新冠從整體層面加速了全球細菌抗藥性的產生，類似這樣的公共衞生災難，不是裝作看不到就不存在的。

同時，這樣的問題不止存在於支原體這樣的細菌感染之中，很多自限性的病毒感染情況類似——但是並不是因為抗藥性而無藥可用，而是因為這些自限的病毒感染本來就沒有有效的抗病毒藥物，都是指望機體自愈，常用的各種抗病毒藥物實際上並不適合類似普通感冒這樣的感染。只不過，這種事情不應該成為一種理所應當的狀態，同時，新冠帶來的羣體免疫力下降，也使得這種理所應當正在動搖。但是資本市場是否願意在這方面投入，實在是難説。

回到目前一些地區醫院爆滿的問題，從現實的角度講，我們不可能廉價又快速的建設數量足夠龐大的醫院來滿足這種需求。但是好在，雖然免疫力受到了影響，但是對於大多數患者來説，類似支原體感染這種情況，並不需要特別優質的醫療資源就可以解決，簡單地説呢，這是分級診療該乾的活，但是分級診療在我國很難強制性的推進。同時，在涉及到兒童和老人的疾病上，大多數普通人對基層醫療的信任是很差的。或許之前，涉及到分級診療與基層醫療的某些問題還可以得過且過，但是現在，麻煩已經到了門口了。

不過正像是筆者多次重複的那樣，像是這樣的傳染病流行，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考慮到現在的環境，學校，養老院等場所為疾病流行做好準備是有必要的。比如説在學校和養老院安裝高標準空氣淨化設備，在出現傳染病流行的時候，學校調整教學方式等等。

這些事情突出一個不受歡迎，可是現在的情況足以説明，社會面對全新的環境，如果不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做出調整，總歸是有問題和代價的。

**很多人試圖裝作一個事實不存在，那就是我們熟悉的公共衞生環境已經永久的改變了，**在這個新的世界，有更多全新的問題。不過或許這些全新的問題並沒有那麼新，他們是曾經舊的問題，在被無視之後，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

**一年之後，覆盤“叫魂”**目前距離去年疫情放快已快一年，我們有必要對一些事情進行復盤。筆者在2022年冬天“陽康”（即核酸/抗原轉陰，並不是真正的康復）後就曾以“叫魂”的角度做出覆盤，現在來看，無論是完全存疑的“支原體”肺炎，還是爆滿的兒科病房（筆者的外甥女甚至一度被開具了病重通知書），無一不是在説明，當時關於“叫魂”的揣測，或許是有道理的。

 

筆者當時發的朋友圈

首先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去年最後兩個月疫情政策的轉向是突然的、原地掉頭的，以至於許多人感覺猝不及防。

我們重新回溯一下2022年我國各階段，以輿論場為指針：

①   防控亂象：如新疆地區連續封控長達數月之久，無法有效撲滅疫情，以及各地在管控過程中出現的所謂“亂象”

②  叫魂疑雲：在夏秋之際，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大會之後放開”，雖然這一説法有些荒誕不經，（荒誕是因為不符合科學常識，在相對乾燥和寒冷的環境中，呼吸系統疾病威力會強力增大。去年冬天疫情中北京的體感症狀相對其他地區如此痛苦，上海對冬天疫情感知“症狀要比春夏之際那次猛烈”，以及今冬兒科的爆滿和北京“除了新冠外各種流行病都在肆虐”都是例子），但這一説法仍不脛而走。

③  羣眾運動：頂層出台了重新解釋《第九版》的“二十條”，同時大會結束、人流管控有所放鬆，帝都發生了疫情散發，隨後控制不下去，疫情告急。多地疫情快速擴散，重新再度加碼管控，此時突然爆發了強烈的輿情，線上線下均對管控的各項措施或書面或武力的表達了不配合與對抗性情緒。烏木木齊小區火災被輿論“嫁接”到封控導致後，出現了A4紙，和多地衝卡現象。

④  新十條和完全放開：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威懾和拘傳了極個別分子（僅僅是象徵管治權，不具備傳染病防治的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則被迫事實上停止管控，以方艙和大規模核酸流調為代表的過去三年的防疫工具被停止使用，並在數日後以“新十條”的頂層文件正式宣告。隨後就是在極短時間內進入了“事實躺平”的新階段。

本文主要覆盤這種“叫魂”實現的現實原因，至於為什麼沒有實現所謂的“漸進式”，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覆盤。我們用熱力學思維方法來看問題。對超大規模的經濟社會這個事物，對它精細治理、合理有效的管控，是一種“低熵體”結構。那麼社會高度的有序化，是精確治理、精準有效的前提，這樣的秩序維持，是需要不斷輸入能量才能得以維繫的。

我們知道，新冠病毒特別是Omicron毒株，其空前強大的傳染能力，靠簡單的封堵是無法管控的。如果用傳統的集體主義可以簡單的戰勝Omicron，那麼如朝鮮古巴越南等具有集體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友好國家也不至於都被迫停止管控，特別是仍在堅持國營經濟模式的朝鮮。這説明，對病毒的超強傳染力，必須有十足清醒的認識。如新疆等部分地區，長達三四個月的封控，如上海2022年上半年花了兩個半月才動態清零。

對Omicron毒株的清理，應該是大小圈模式，即通過不斷縮小次風險區域，來剝離沾染區。這個過程是動態的，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控制中樞和一個積極、穩健、靈活的基層執行組織，而這個動態過程是低熵體行為，不但中樞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基層也必須補充相當的能量。於社會組織而言，就是“人財物”。那麼，當能量耗盡且無法有效補充的時候，低熵就無法保持了。

在政策轉向前，筆者已有專門論述過在防控過程中實施主體——基層組織——所面臨的的困境。現在再次回溯，其實防控工作到了中後期至少需要面對四個主體困境：**①基層組織困境；② 各級政府的財税困境；③各個市場主體的困境；④全社會普遍性的心態疲沓乃至對抗。**其中基層組織困境已經有過專門論述，參見舊文《兩難困境與基層之痛》。

這裏稍微説明下，**市場主體的困境和政府財税的困境有重合點，但原因不完全一致。**市場的困境原因主要是：一個方面，作為我國貨幣金融市場信用創造機制的地產行業，在2022年，“預期”被殺死了，因此難以創造更不要説加快活躍國民經濟的信用創造和派生關係，而隨着美國通脹不斷上行和全球其他國家央行加息，我國的出口同樣前景不佳；另一個方面，則是2022年以來各關鍵物流節點頻繁產生的不可預測的管控，這對國民經濟循環的打斷，影響深遠，對穩定市場預期非常不利。

而政府的財税困境則是這樣的：一個方面，是因為土地預期被殺死，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 “膝蓋斬”，還要考慮到饒是已經如此惡劣的情況，其實大量的土地是被地方政府控制的城投公司平台拿地，或者地方政府控制的優質國資企業——如貴州茅台——主動拿地，就是説地方政府面對的財税困境已經很惡劣了，但真實情況更加惡劣；另一方面，則是國民經濟循環的轉速下降，讓作為流轉税（增值税）為主要財税來源的税收大幅下降。

對比年初全國兩會通過的2022年度中央和地方公共預算法案和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際情況，大致可以預估，2023年各級財政收入將會出現3萬億左右的短收。（這是2022年底的估計值）

短收，不是赤字，而是財政預算表不平衡。如本年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預算支出，這叫赤字，將使用國債、備用金等方式填補，在預算表上是平衡的。然而，公共預算收入的短收，則將根本性危及公共財政。12月中央財政再度發行7500億特別國債，這個發行方式很有意思，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中國式MMT。而2022年開始，各地方為防疫情、保民生、刺激經濟恢復，還臨時多支出了不少錢，諸如許多地區的核酸公司沒結賬根本就不是新聞。如《第九版》將“14+7”改為“7+3”，其實背後體現的強烈動機是“降成本”。

（上文是當時的推算，根據2023年公佈的數據，2022年全國財政公共決算和預算的差值是-6490.71億，即決算數比預算數少了。而2021年的差值是3025.67億，即決算超過預算。需要注意的是，税收部分差值是-13459.9億元，税收比預期少了，而非税部分差值是6969.19億元，即非税部分實際比預算多收入了6969.19億，非税主要是收費、罰沒、國有資本經營、國有資源使用權轉讓等。而更多的差值比例在地方。税收方面地方政府2022年實際只完成了預算數的88%，而非税收入則完成了預算數的113.7%）

所以，當時之所以“核酸公司發了大財”的“都市異能傳説”大行其道，充分體現出社會的根本背景，即在防控下民氣已失，社會對疫情防控疲憊不已。這些傳説其實也是“叫魂”的一部分。在不觸及根本體制變革、結構變革的情況下（指為了防疫，改革社會結構，大幅度乃至根本性擴增政府的税權），難言作為。甚至當時一些局部地區對封控不僅僅是不配合，而是自購“自衞武器”，準備對基層工作人員“斧鉞相加”。

老話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封控所次生的經濟衝擊，被輿論當做是全國性經濟蕭條的原因，實際上為防疫主要支付成本的，是中低收入階層，而中高收入階層受到的影響要小得多。而中高收入階層又極其在意“個人自由”，這就是為什麼無論窮富，提起“防疫”都意願消退、意志消沉。

時代尚未誕生新集體主義如果這是是現實決策中的背景，想必有一些讀者朋友們是會不滿意的。因為似乎還不是“不可解決的困難”。

的確，必須承認的是，在之前所提到的這些疫情防控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並非是完全不可逾越的。即便是在政策根本轉向的時刻，動態清零的防控體系也並非是全然破產。在更深層次上，我們遇到的問題是：**時代呼喚新的集體主義，但時代尚未完全誕生新的集體主義。**如逆水行船，“行動點數”已然耗盡。

正如本文上一部分就已經説過的：對omicron毒株的防控，需要新的方式方法。幻想用“一封了之”的辦法解決，便是“封閉僵化的老路”。而與新冠的搏鬥過程，恐怕會是新時代的集體主義的誕生的“螺旋上升”這一普遍性規律現象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僅西方國家，也不只是我國，對新冠疫情“疲了”“麻木”的心態是全世界共有的。人類社會不拿新冠當回事，不是因為“新冠是小感冒”，而是“當代的人類社會組織不起來，人類拿新冠沒辦法”。而這種全世界的“沒辦法”，又再度加註到了我國身上，並最終為我國人民所承擔。

這類似於歐洲在二戰爆發前的“綏靖”思想，即“禍水東引”，不解決問題。“我給我國公民發錢，他們只要能生存下去，病毒遏制什麼的就沒關係了”，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有限的管控措施只是給了病毒演化的“選擇壓”，即篩選出了更強有力、具有對戴口罩等防護措施、對疫苗免疫逃逸乃至對羣體免疫也具有逃逸能力的超強病毒。

從這個程度上來説，如奧密克戎以來的各種具有“玄幻般”感染和傳播、免疫逃逸能力的病毒，**是當代人類特別是西方社會總體放縱的結果，正如是西方綏靖政策一手養大了納粹德國。**如果沒有萊茵重新武裝，出賣捷克，拿下法國，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軍備不會武裝到牙齒；不是在西方國家有限的管控中充分演化、和疫苗乃至“陽康”的免疫羣體充分練兵升級，不會誕生Omicron以來的各種病毒，須知新冠病毒原始株遠遠沒有這麼魔幻的傳染、逃逸能力。

在奧密克戎之後那種戴口罩也傳染，做核酸也傳染的病毒，是在西方國家漏洞百出的管控和各自為政的防護裏，被層層篩選進化出來的。能克服障礙、感染更多的人的病毒，就可以將基因更多延續，這是病毒演化的選擇壓。

病毒的超強存在是一方面，另一面，則是我國同樣小生產思想和小生產者大行其道。希望達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和超級強權的治理效果。包括14+7最終被改為7+3，是對現實中小生產羣體的無奈選擇。

我們説，當代世界幾乎已經沒有完全產業鏈的掌控者了，隨着產業融合、價值鏈整合，股權分置和上市公司改革，分工協作日益細化，這導致無論是底層勞動者還是中間層的管理者、工程師抑或是專業技術服務人員，還是上層的掌權者，大資本家，每個羣體都具有“小生產者”的特點。從局部算賬，搞局部均衡分析，是小生產者思維方法的普遍特點。在這種思維方法來看，砸掉承重牆，就可以拓展房子的建築內可使用空間。

在上文裏筆者將去年8月以後“大會後放開”的思潮稱之為“叫魂疑雲”，就是因為當代小生產者這種普遍認為各種防控措施特別是14+7的入境防控措施阻礙了其生產生活的秩序，“會損害我的利益”，這一思維方法與孔飛力名作《叫魂》中所描述的小農的思維方法如出一轍，某種程度上來説，他們是同一種社會結構的產物。

“所有人都説有人叫魂，最終釀成大規模誤傷後，所有人都説自己是無辜的”“所有人都有（海外）朋友得了病沒事，都説已經是感冒了，放開後大部分人都病痛難忍”

如果回溯筆者之前一篇文章曾提到的內容：“新冠治理的場域，成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對主權（sovereign）的直接感知，這一場域中是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的競合與博弈，個人既依賴於國家的庇護但也恐懼這一權力嬗變後的危害，在許多中產看來，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其政治性後果則歸於抽象的“國家”。”

可以看到，當代中產階級認為，大集體應該保護自己，對大集體也頗具熱愛，即認為國家是保護自己的，也應該保護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愛國言行。**然而需要注意，宏觀函數是微觀函數的疊加，在具體的微觀生活場景裏，每個微觀行為的主體都是精緻而利己的，**這當然沒辦法長時間保持宏觀狀態的穩定。

這就是當代人類社會的現狀，大的集體主義思想已經迴歸，然而指導每個人具體行為的，小的客觀的具體而微的新的集體主義，他的生活準則、行為範式等，仍在路上，將隨着新時代的苦難而呼之欲出。當代社會的普遍結構仍然是原子化的，是自由主義的，因此構築於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其整合能力具有物理極限。中國已然是世界上這種物理極限的代表，但在未來的新時代，這仍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