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_風聞

我們需要一個忠實科普、支持科普的強大的組織體系。

撰文 | 賈鶴鵬（蘇州大學）

科學家作為科學傳播的發球員，其投身科普的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強調，更多科技工作者要支持和參與科普事業，以優質豐富的內容和喜聞樂見的形式，促進全民科學素質的提高，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德高望重的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最近在反覆強調的“元科普”，就是動員科學家積極投身科普，發揮專業的科普作家無法或難以發揮的作用，比如對最新科技進展的解讀。

毋庸置疑，我國科學家參與科普不太積極。但所有研究都顯示，中國科學家對科普事業高度認可，為何會出現這種勇於言，乏於行的現象呢？

體制障礙真的是禍首？

我們和其他科學傳播學者都發現，我國科學家投身科普的積極性普遍不高。我們的研究發現，不到50%的科學家過去一年有過科普活動，而有過媒體經歷的更是隻有10%略多[1]。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幾次針對科學家進行調研的問卷都是果殼等科普網站在其科學家讀者中發送的，而這一羣體本身就是更支持科普的人。在這一羣體中實際參與科普的比例尚且如此低，那麼可以推知，在更廣泛的人羣中實際做過科普的人數比例就更低了。

和我們一樣，清華大學金兼斌教授的研究也表明，科學家實際參與科普的比例較低主要是因為缺乏政策激勵[2]。不僅如此，金兼斌和他的得意弟子、香港浸會大學的助理教授陳安繁博士的研究還發現，像西方一樣，我國科學家中也普遍存在卡爾·薩根效應，即科學家不太認可同行參加科普活動[3]。卡爾·薩根是已故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天文學家，但曾因熱衷科普而落選了美國科學院院士。

不過在今天，很難説卡爾·薩根效應還在繼續主導西方科學界了。研究表明，英美科學家普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4]。美國科學促進會成員有60%以上有媒體聯繫人，絕大多數科學家同意科技人員應該積極參與政策制定與辯論[5]。多項實證研究顯示，積極與社會互動的科學家往往也能獲得更好的學術表現，收穫更多的引用和基金[6, 7]。英美德等國家的公立科研基金，紛紛要求科研基金在結題時，要體現廣泛的社會影響[8]。無疑，科普工作是最能體現這種社會影響的。為了促進科技人員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西方大學與科研機構從研究生階段就開展了科研人員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建設活動[9]。

遺憾的是在中國，我們還看不到這種有具體科普任務的政策要求，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也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看齊了。目前的科研結題中有本研究對社會影響的選填項，而9月份國家自然基金委最新發布的通知，更是鼓勵科研課題要做科普。筆者瞭解，在《科普法》修法過程中，很多修法意見也強調了將科普作為科研課題的必選項。

然而，當科普真的成了科研課題結題的必選項時，動員科學家做科普的主要障礙就清理掉了嗎？未必。我和中國科普研究所王大鵬副研究員多年前進行的一次調研就表明，除了缺乏激勵措施外，時間不足、不知道科普渠道以及缺乏組織支持，都是困擾科學家做科普的主要障礙[10]。試想一下，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如果科普成為科研課題結題的義務，科學家結題時最自然的選擇，就是塗鴉一篇報道自己課題成果的文章或新聞稿來交差。至於這個科普文發到哪裏，有什麼影響，反而不會被重視。

有組織科普的雙刃劍

實際上，我們和其他學者的研究都發現，中國科學家高度支持科普的重要性或道義價值，其程度（認為科普很重要的比例在我們的幾次調研中都接近或超過了95%）甚至超過了西方几次針對科技人員的大型調研。無疑，這與科普一詞在中國被賦予的高度政治重要性是相關的。但有趣的是，國外多項研究（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都表明，科學家對科普的態度與他們計劃從事科普的意向（一般用未來半年或一年內是否打算做各種科普活動來測量）呈正相關。而在我們對中國科學家的研究中，兩者在統計上是沒有關係的，也就是説，科普態度不能預測中國科學家的科普行為意願。

上面提到的金兼斌教授的研究，用另外的數據（也是果殼網收集的）也發現了類似問題。如上所述，他主要用缺乏激勵措施來解釋這種知行反差。但在我看來，中國科學傳播的高度組織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就算科學家在態度上支持科普，但對於一名科學家來講，是否在半年或一年內做要科普，往往自己説了不算，要等組織安排。我們用科普態度不能預測科普行為意向的同一組數據發現，與本單位宣傳人員的交流頻率，是解釋科學家過去一年中是否積極通過媒體途徑參與過科普的主要指標[11]。在我們做的另一個調研中，科技人員做科普是為了贏得本單位領導認可的意願，也是他們願意與媒體打交道的一個預測因素[12]。這些微觀研究，説明不僅僅需要有宏觀的政策，單位積極組織和支持科普活動也同樣重要。

但是，有組織支持就解決了一切問題嗎？我們在新冠疫情早期針對科學家是否願意積極投身新冠科普的研究卻發現，越是認為自己接受過足夠科普培訓的科學家，越沒有計劃在未來三個月進行新冠科普[13]。這一發現與各國彙報的科普培訓與科普意願的正向結果（不限於新冠等應急科普）都相反。按理説，越認為自己接受過足夠的科普培訓，越應該積極進行科普吧？但別忘了，中國針對科學家的科普培訓還很少，也沒有民間機構開展這類活動，都是體制內的科研或科普組織在開展這類培訓。而越是接受過科普培訓的科學家，往往越依賴組織創造科普條件，而新冠早期普遍的防疫措施讓各單位很難有力量開展有組織的新冠科普。這些情況都表明，雖然我國科學家參與公共事務是高度組織依賴性的，但這並不意味着只要組織發佈命令或提供一些培訓，科學家就可以大道朝天地投身科普了。

但也不能就把提供培訓等組織支持想得太違和。我們另一個逆天的發現可以為“組織管理”來“洗地”。我們發現，中國的科學家們越是能覺察到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有組織在干涉和管理，越會願意與媒體打交道[14]。這又與我們越認為有人管着自己的嘴就越不願意説話的常識相反。怎麼回事呢？我們後來做了一些訪談，發現對於缺乏獨立與媒體打交道能力的中國科學家而言，他們更願意認為組織的管理是在保護自己，也有助於屏蔽各種伸手要錢做宣傳的不良媒體。

所有這些研究都表明，我們需要有一個忠實科普、支持科普的強大的組織體系。但這個體系不能光是用來管人，必須要提供服務。在我過去20年做科技記者的生涯中，與中外科研機構的新聞官打交道的感覺完全相反，國外科研機構的新聞官一門心思想着為記者服務，需要什麼類型的科學家積極幫你推薦，一個科學家採訪獲得的信息不全面就再幫你推薦下一個；國內的則想方設法擋住記者。於是乎，我採訪國際機構的科學家時，總是會先通過新聞官。採訪國內科研機構時，總會想方設法繞過新聞官。雖然我的經驗是出於一名外部記者的經歷，但想必科學家們更如此。他們需要組織支持，甚至也需要組織管理，但如果組織因此主要就想着管理科學家，不想着支持科學家做科普，那麼支持科學家進行科普的組織激勵優勢反而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元科普如何“元”法？

上面指出的組織發揮的作用有限提示我們，需要在鼓勵科研單位行動起來去支持科學家進行科普的同時，也要細緻地甄別個體行動的影響因素，並進而設計出既符合我國科技界強組織特徵，又能有效動員個體科技人員進行參與的機制和策略。然而，是否作為科普的發球手的科學家們被動員起來了，科普效果就會大為改觀呢？

不見得！

我的蘇大團隊同事楊正博士在觀察了大量基於知乎的科學家科普的案例後發現，科學家直接投身與公眾互動的科普效果不一定好，因為科學家對科學權威的維護會影響他們對公眾訴求的把握[15]。楊正的研究發現，在知乎上的科學家答主們會特別用一些“我們實驗室”、“最新的研究顯示”、“昨天又做了一個實驗”等等詞彙，在自己或同行與沒有科學背景的公眾之間劃上一條界限[16]。界限裏面的，是科學、是權威、是可靠的知識，圈子外面的人，不論是提問者還是其他沒有科學背景的答主，是缺乏知識的，至少是缺乏專業知識的，缺乏邏輯和分析判斷能力的普通公眾們，需要依賴或認可有科學背景的科學家答主。這也與我與其他同事早年一個針對網紅科學家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我們發現，通過社交媒體做科普成為網紅的科學家們利用社交媒體投身公共話語空間後，更加強調對傳播過程的控制而不是與公眾互動[17]。

楊正最近還分析了大量由科學家們或者曾從事科研的科普作家們寫的科普著作的文本，想搞清楚在這些文本中，公眾是如何被呈現的。結果不出所料，這些文本中提及的公眾，都是缺乏科學知識的需要被普及的對象。這樣的結果其實在國外被用多種研究方法所實錘，其結論就是為什麼強調科學家去普及公眾來提升公眾科學知識的所謂缺失模型，雖然被科學傳播學者們廣泛批評，但在科普實踐中仍然會發揮那麼強大的作用。不論中外，科學家們參與科普，都與我們這種科學傳播學者們所希望的是與公眾開展對話和交流不同，他們最大的意願，還是來提升公眾的科學知識，並想當然地認為科學知識越多，對待科學的態度越積極。很不幸，實證研究已經表明這個路數不靈。比如，我們的研究就發現，中國公眾的科學素質與他們接種新冠疫苗或採取低碳環保行為的意願，都沒有相關性[18, 19]。

因此，調動科學家進行元科普固然重要，但元科普到底怎麼搞，這個問題還遠沒有説清楚。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把科學家科普比作發球，那一傳手、二傳手甚至對方的接球員，在科普過程中都是需要的，只有經過若干道中轉甚至反覆，科普這顆球才能真正得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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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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