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不能把大學教室變成老師的審訊室｜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近年來，大學裏的一些怪現象引發社會關注，而“大學老師越來越難當”、“年輕學者被迫內卷”、“學生焦慮抑鬱變多”等話題也不斷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優化乃至革新大學教育，如何培養良性的教學科研環境和師生關係，才能適應新時期的知識創新要求和高等教育需求？

近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生連續撰寫《不能把大學教室變成老師的審訊室》、《在嚴重的時刻，我們如何做老師》、《讓老師從容“死亡”》三篇評論，從教師角色以及師生關係角度，思考今天的大學難題。他認為，不能把大學教室變成老師的審訊室和學生的監禁室，而要適應新變化，從多方面做出改變：

一是改變教室空間結構。今天教室的傳統佈局是以教師或講台為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而學生的課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這種佈置呼應的是聽寫式的封閉單向的權力結構，學生除了接受別無他途。

二是開放性的教學模式。很多大學刻意強調讓學生坐在前排或認真做筆記，宛若領導講話時下屬不停記錄的場景。如果我們可以改變這種模式，擺脱對老師的作為唯一知識權威的依賴和服從，因此讓老師從容“死亡”，則有望迎來學生的創造性新生。

三是大學老師轉變心態。今天大學老師不僅在考核上面臨壓力，而且正在失去知識獲取和傳授的優勢。老師不能再滿足於以知識的“領袖”或生活的“導師”自居，還要有“自身的清明”，應該像學生一樣具有勇氣，能夠戰勝自身思想的軟弱和直面現實的膽怯。

**本文三篇評論均轉自公眾號“法國理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不能把大學教室變成老師的審訊室

✪ 張生  |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不能把大學教室變成老師的審訊室，學生的監禁室。

現在的大學教室可謂豪華之至，講台有電腦，空中有投影，黑板有屏幕，前後有攝像，再加上董小姐牌的空調和風拂面，簡直四季如春。但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走進這樣的教室所感到的卻並不是收放自如，如沐春風。相反，走進這樣似乎“無微不至”的教室，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無形中卻都有一種拘束之感。

因為教室裏有了投影儀和收放自如的屏幕，似乎上課已經變成了PPT的演示秀，而上課有無PPT也成了考核老師教學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有了電腦管理系統，現在的大學教學已經變成了“照本宣科”或者“照大綱宣科”，每節課都要按照教學大綱來像電腦程序一樣對照執行。而有了空調和排列的整整齊齊的桌椅，則使得很多教學管理者自信的認為，只有老師和學生規規矩矩的在教室裏一張張的放PPT才是真正的教與學，至於老師真的教了什麼，學生真的學到了什麼，則變得並不重要了。而也因為教室裏有了攝像頭，教室裏的一切活動似乎都有一雙“看得見”的“眼睛”在隨時審視着各種“動靜”，所以，也許對老師來説，走進這樣的教室如同走進審訊室，對學生來説，走進這樣的教室也和走進監禁室差不多。

其實之前的大學當然不是這樣，我八九十年代先後在武漢的華師和南大唸書，長江邊的城市一律冬冷夏熱，可大學的教室裏夏天只有吊扇，冬天凍的只能靠跺腳取暖，但大家似乎對這樣的環境並沒有多少怨言。而老師們上課時或者板書，或者讀書，隨時與學生進行交流，直抒胸臆且直言不諱，讓人覺得興致盎然。有的老師不僅上課時邊抽煙邊講課，下課了還和我們一起抽煙聊天。有時老師們一時興起，還和一起我們走出教室上課，到教室外的草坪上一起漫談。可能正是因為那時大學養成的這樣的自由且灑脱的風氣，使得當年的大學成為思想開放的源泉和知識創新的中心，並且因此一度引領了時代發展的精神。

我記得後來畢業在交大教書時，自己也曾在這種寬鬆的校園氣氛中，和學生們坐在教室外的草坪上談天説地，上課時不僅也曾和學生一起彼此毫無顧忌的討論各種學術甚至社會問題，有時還和學生坐在走廊上看着閃光的思源湖水抽着煙討論着他們正在做的課堂作業中遇到的問題，可是，如今這一切卻已經都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往事。撫今思昔，我不禁忍不住要感謝當年我交大的學生，他們並沒有因為幾乎和他們一樣年輕的我的率性而為，還有思想的散漫和上課的隨意而抱怨，相反，他們有時還因為偶然想起我當年的任性和上課時的口無遮攔，還不時的熱情的請已經離開交大到同濟教書的我去參加他們的聚會，或者突然的在朋友圈裏點讚我一下對我進行無言的鼓勵，我想，這或許就是最難得的所謂“風雨故人情，深情自是有”吧，因為我和我的這些學生們一起經歷過那個開放自信渴望瞭解世界並且勇敢融入世界的時代，也努力通過自己也許微不足道的努力而使得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他們也許因此像我一樣懷念那個已經漸行漸遠的時代吧。

有時，或許我們需要改變的還不僅是教學方式，還需要改變的是教室裏的空間的結構。因為我們的大學教室和研究生的教室絕大多數還是傳統的以教師或講台為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而學生的課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這種空間佈置其實與福柯説的規訓空間無異，這種空間的佈置其實呼應的依然是聽寫式的封閉專制的單向的權力結構，而國外的很多大學的教室的佈置或者研究生教室的佈置，早已經是去中心化的空間安排，大都以回字型展開，老師和學生平等的坐在回字型的桌椅周圍，平等的探討着知識，或許也因此更加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的再生產的開放的平等的討論或協商模式。

而更早的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的老師經常昆明和重慶的茶館裏給學生上課，而那時的教室也不過是簡陋的鐵皮甚至茅草頂的房屋，不僅四面透風也透雨，可是各種思想也因此而得以像風雨一樣自由的出入教室，師生因此得以如琢如磨，如切如磋，真正得以教學相長，老師得以發明學術，學生得以發現自己，一起在國家危難之際絃歌不絕，共同推動了學術的進步和人才的養成，所以，那個時代的大學也因此成為今天難以忘懷的現代大學的紀念碑。

但是，轉瞬間，這些年來，我們的大學教學似乎已經完全成為數字和計劃的表格填空，大學也變成了中學甚至幼兒園，學生和老師們有時甚至是被當成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樣管理，這樣的大學教育又怎麼能因應時代的變化呢？其實，大學的教室是思想的實驗場，是學術發明的產房，是師生共同研讀知識探討真理的前沿陣地，因此不能將其變成老師的審訊室，也不能變成學生的監禁室。因為只有老師和學生自由的探討學術，才能激發真正的思想，也才能真正的培養出可以迎接這個時代的挑戰的人才，最終才能使得我們的大學成為國家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科學中心，真切的推動社會的進步和世界文明的發展。

—— 延伸閲讀之一 ——

在嚴重的時刻，我們如何做老師

✪ 張生  |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再次來臨，作為一名從94年就開始在大學執教的老教師，自然收到了眾多學生的問候，然而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我在為有緣結識的學生們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的同時，更多的卻是為自己多年來的知識的空疏，勇氣的怯弱，和更多的可能的誤人子弟感到慚愧。

尤其是在今天，作為一名教師，我更加感到力不從心。因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劇烈的變化，已經人感到做一名教師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不勝負荷。這不僅僅是大學的日益公司化所導致的量化考核所帶來的直接的壓力，以及由此出現的大學老師的新的等級化所導致的巨大的收入差距，還有上課時面對各種錄像和錄音的如履薄冰的“現場感”和“表演感”，以及各種非學生的線上和線下的“實時”聽課，同樣讓人戰戰兢兢。

我從八十年代讀大學到現在，幾十年來，從未離開過校園，但是，好像還從來沒有感到大學的生活和工作像現在這樣“吃力”，對我來説，這似乎是個“嚴重的時刻”。里爾克有首詩，叫《嚴重的時刻》，讀來總是讓人感到驚悚卻真實：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誰在夜間某處笑/無緣無故在夜間笑/在笑我

那麼，在這個“嚴重的時刻”，我們該如何做老師？

韋伯在《以科學為業》中曾經談到如何做一名大學老師，我覺得也許可以給人以啓發，或者給我這樣現在多少有些迷惘的人以鼓勵。他認為隨着現代的理性化的時代的到來，不僅“世界的祛魅”已經成為現實，人們已經勇敢的走出了不無神話色彩的充滿着非理性的人神崇拜的宗教世界，也讓曾經有着類似的個人崇拜色彩的光環的老師也迎來了“祛魅”的時刻。因此，韋伯認為作為一名大學老師，他不應該成為學生所期待的“領袖”，也不應成為學生生活的“導師”，哪怕學生對此有所期待，因為在大學課堂上學生不得不保持緘默，而老師卻被允許滔滔不絕，這個時候老師如果以知識的“領袖”或者生活的“導師”自居，其實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意淫。

那麼，面對學生，老師又該如何自處？韋伯認為除了可以教會學生學會理性的“計算”（Berechnung）和思想的方法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頭腦的清明”（Klarheit）或者“自我的清明”或“自我反思”（Selbstbesinnung），這當然需要老師首先自己就已經“頭腦清明”，那就是要告訴學生，當他選擇某種手段來達成某個目的的時候，他將不得不接受由此帶來的某種後果，尤其是這個結果可能導向的善或惡的結果，而他只能選擇一個。韋伯認為，如果一個老師做到了這一點，那就可以稱之為一個盡職的老師：

如果一位教師做到了這點，我會想説，他是在為“道德的”勢力服務：他已盡了啓人清明並喚醒其責任感的職責。我認為，他愈是有意識地避免從他這方面把一種立場用強迫或用提示的方法加諸聽眾身上，他愈能夠善盡這項職責。（《韋伯作品集》（1）：《學術與政治》，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

實際上，韋伯對老師的期許與康德對現代人的期許有相通之處，那就是幫助學生勇敢的運用自己的理性去正視擺在自己面前的不得不走的道路，逼迫自己大膽的進行選擇，而不是聽從各種權威（包括老師自己）或者某種教條來進行選擇。

這當然不僅要求老師“自身的清明”，還要求老師應該像學生一樣具有勇氣，能夠戰勝自身的思想的軟弱和直面現實的膽怯。

當然，對於老師的職責，不僅有韋伯這樣的“消極”的限定，也有人鼓勵老師應該“積極”的作為，我覺得周作人在《偉大的捕風》裏就有很好的説明：

察明同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人可以當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為一種有趣的消遣。虛空盡由他虛空，知道他是虛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説是偉大的捕風。

作為老師，在我們這個時代，要做到韋伯的所期待的老師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是對於自己，做到周作人所期待的知識人，也許可以力所能及的吧。

當然，這也只是我自己努力嘗試讓“自我”的“清明”的一點反思，並不值得為其他同行們所道。

—— 延伸閲讀之二 ——

讓老師從容“死亡”

✪ 張生  |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最近一段時間，很多大學出台很多政策，以改善課堂教學質量為名，要求學生上課時坐在教室的前排，有的甚至還要求學生帶紙質的教材進入課堂並做筆記，以此來考核教師教學的質量和學生學習的質量。但這些舉措猶如夏行冬令，在互聯網已經高度普及的今天，還做如此刻板的形式化的要求，不禁讓人感到悲哀之至。

因為現在大學教學存在的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學生應不應該坐前排，或者是否要拿着紙質教材進課堂或者記筆記，而是在這個知識已經處於網絡化的高度開放的時代，大學和老師應該如何改善之前傳統的教學方式，以因應知識生產及傳授的新模式的問題，而不是仍然像過去那樣把學生當鴨子，把老師當成填鴨的飼養員來看待和管理。

而傳統的知識傳授模式主要是“聽寫”式的，因為知識獲得渠道的單一和壟斷性，因此以老師作為知識傳授的唯一權威對學生進行單向傳遞，而學生除了被動接受別無他途。我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讀大學和研究生時，基本上都是老師站在講台上唱獨角戲，而身為學生的我們上課時都奮筆疾書，忙着把老師的講課內容記成筆記，以備課後學習和考試。但那個時候不僅圖書館的藏書很少，就是老師講授的知識都很難“共享”。而這種大學裏的知識的再生產的聽寫模式並不“孤單”，其實這正是那時的社會的權力運行模式的投影，那時的社會權力也正是以聽寫的形式予以運行的，其最為典型的場景就是領導講話，而下屬拿着筆記本記錄個不停的情景。而這種知識和權力的聽寫模式的同構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封閉的時代的特徵。

但時至今日，早已時移勢易，隨着互聯網的移動化，手機的智能化，尤其是知識的獲得的開放化和多元化，使得學生獲得知識的途徑增多，早已經超出課堂之外，並且因此而得以用一種更為開放的世界眼光來審視老師在課堂講授的知識，如果老師再以“一言堂”的方式來傳授知識，所產生的還不僅僅是學生是否願意坐前排或者帶着教材記筆記的問題，而是這樣做是不是讓我們的學生獲得知識獲得的方式與當下這個世界的知識生產模式背道而馳的問題。**顯然，當下的知識的更新和獲得知識途徑的便利，使得學生和老師變得更為平等，也變得具有“共時性”的特徵，因此平等的討論和“協商”成為知識再生產的主要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痴迷於過去的那種聽寫式的教學方式，那就難免和我們這個已經變得開放的社會的精神相悖了。

有時，或許我們需要改變的還不僅是教學方式，還需要改變的是教室裏的空間的結構。因為我們的大學教室和研究生的教室絕大多數還是傳統的以教師或講台為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而學生的課桌成排或者成扇形排列的形式，這種空間佈置其實與福柯説的規訓空間無異，這種空間的佈置其實呼應的依然是聽寫式的封閉專制的單向的權力結構，而國外的很多大學的教室的佈置或者研究生教室的佈置，早已經是去中心化的空間安排，大都以回字型展開，老師和學生平等的坐在回字型的桌椅周圍，平等的探討着知識，或許也因此更加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的再生產的開放的平等的討論或協商模式。

巴特曾經説作者的死亡迎來的是讀者的誕生，正因為作者的死亡，才使得讀者對文本的閲讀也擺脱了“作者-上帝”對文本的壟斷和權威性，使得文本從封閉走向豐富，也使得讀者激發出自己的創造性，將之前封閉的可讀的文本轉化成可寫的文本。而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改變我們的教學模式，不要刻意強調讓學生坐在前排或者記什麼筆記，擺脱對老師的作為唯一的知識權威的依賴和服從，因此讓老師從容“死亡”，則必將迎來學生的新生，從而也可以使得我們的學生對知識的學習變得更為開放，更為豐富，也更具有創造性，進而為我們的文化的振興，乃至世界學術的進步作出更大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