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鋪超許可範圍賣豆腐腦被罰，輿論沒怎麼説到這個情節_風聞

北京市朝陽區一包子鋪在網上外賣平台賣豆腐腦，被監管部門認定為超範圍經營熱食，被罰1.5萬元。這一處罰引發了“小錯大懲”的爭議。有意思的是，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食品安全事故頻發的前幾年，公眾的感受可能會不一樣，當時大家都抱怨監管不嚴，處罰太輕，那時輿論場上經常發出的是“把違法者罰個傾家蕩產”的呼聲。但現在的情況反過來了，怎麼看輿論的轉向呢？

要説北京市朝陽區市場監管部門的處罰沒啥大問題，包子和豆腐腦雖然經常搭配着賣，但它們屬於不同的食品種類，當事人經營許可的項目為熱食類食品製售，限主食製品，而豆腐腦屬於豆製品，要求不同的經營許可。豆腐腦的製作需要添加劑等，製作過程的安全需要另一套核驗。所涉包子鋪不具備製作豆腐腦的許可，它自制自賣豆腐腦，如果出事，最嚴重的情況可能關乎人命。這件事還真不能簡單理解成包子鋪賣了豆腐腦，處罰的其實是它對豆腐腦的無照製作。客觀説，這方面的無照經營理應嚴管。

**輿論沒怎麼説的一個情節是，監管部門在做出處罰決定之前，多次對包子鋪現場檢查，並且4次給予其已經超範圍經營的書面警告，要求其履行增加經營範圍的手續，均遭到忽視，處罰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還有就是，食品安全就是一個特殊領域，殺一儆百是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考量之一。超經營許可售賣食品處罰的下限是5萬元，朝陽區這次罰款1.5萬元，從法律角度看，是相對比較輕的。

然而，輿論場為何反而覺得涉及食品安全的處罰

“太重”了呢？老胡覺得有兩大原因。一是這些年對食品安全的管理取得了較大成效，食品經營和售賣者的平均守法意識有了很大提升，老百姓對隨時可能買到不安全食品的危機感有了很大緩解。二是疫情這幾年服務業蒙受了巨大損失，民營經濟的營商環境出了不少問題，不僅引起了公眾的同情，而且對很多人的生計產生了影響，輿論場的敏感方向轉到了基層政府官員過於強勢，一些管理部門濫用權利，搞“一刀切”，導致商家、特別是小商家生意難做上。

所以，輿論場上的風向變了，出了新的敏感方向，對曝光出來的各種處罰大家都會先打上“該不該罰”“是不是罰重了”的問號，而人們判斷的依據很多時候並非首先是法律和規定，普通人往往也不瞭解相關法規，大家依據的更多是民間的常識和感受。比如，這個案例涉及的是包子鋪，人們在包子鋪吃豆腐腦喝豆漿是生活中的常態，一起賣怎麼了？而且賣包子豆腐腦的大多都是小生意，賺不了幾個錢，上來就罰1.5萬，直覺就是罰多了，讓人感慨“民生之艱辛”。

瞭解了所有這些，我們必須實事求是説，北京朝陽區市場監管部門罰包子鋪1.5萬元，理由是充分的。據瞭解，該包子鋪一年銷售總額為100多萬元，這種規模的餐館依法經營非常重要，而該餐館被屢次提醒後仍不及時補辦經營許可，被罰並不冤。

與此同時，公眾不清楚這件事的具體情況，產生了“小生意難做”的感慨，同情商家，官方不能僅侷限在這件事上，抱怨輿論“又偏了”，而應當從發酵的輿情中看到它所折射的有關營商環境的民意基本面。大家豈能不關心自己的健康？但現在卻嫌官方對食品安全隱患“罰得太重”，這樣的變化的確值得深思。

老胡就是北京朝陽區居民，客觀説，朝陽區的社會治理還是挺不錯的。舉個例子，疫情3年，朝陽區不斷出現病例，但全區從未進行過全面封控，連老胡所住的小區也從沒有封過，出了疫情只是封樓，封單元。朝陽區的營商環境也連續5年排北京市第一。朝陽區外國人多，各種名人多，社會治理的複雜因素多，但是全區能夠處理得比較妥當、平衡。

提高公權力的整體公信力十分重要，增加官民溝通是有效手段之一。老胡能感覺到，公眾的很多要求和願望在絕大多數時候也是基層政府的努力方向，因此溝通的基礎非常強大。像在包子鋪被罰這件事上，輿論場應該最終了解基層管理機構做出處罰是有依據的，官方則應瞭解公眾對營商環境的擔心也非空穴來風，對產生這種擔心的廣泛原因應當給予真正的重視，並且舉一反三，積極改進。對小生意要多扶持，執法要有温度，這應當成為全國所有地方的市場監管部門開展工作的座右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