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仍在使用已知有腦損傷風險的武器進行訓練_風聞

來源：微博@領事閒談

[怎麼感覺是在拿軍人做實驗？]

阿肯色州查菲堡- 一個秋日的下午，一聲爆炸打破了奧扎克山脈一片草地的寧靜。接着又是一聲，一聲，一聲，一聲，直到整個草地陷入火海。

特種作戰部隊再次使用火箭發射器進行訓練。

每個操作員都把發射管扛在肩上，距離頭部幾英寸，然後瞄準目標，以每小時 500 英里的速度發射火箭。每次發射都會產生衝擊波，衝擊着操作員大腦的每一個細胞。

幾代人以來，軍方一直認為這種爆炸暴露是安全的，即使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重複爆炸可能會造成嚴重而持久的傷害。

近年來，在受到這些衝擊波影響的退伍軍人的催促下，美國國會命令軍方設定安全限制，並開始跟蹤部隊的暴露情況。作為回應，五角大樓制定了一個龐大的 “作戰人員腦健康計劃”（Warfighter Brain Health Initiative）來研究這個問題、收集數據並提出糾正策略。去年，五角大樓首次設定了一個閾值，超過這個閾值的武器爆炸被認為是危險的。

儘管下達了命令，但實際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訓練基本照常進行。士兵們説，他們幾乎沒有看到任何限制或跟蹤爆炸暴露的措施。眾所周知，肩扛式火箭彈等武器產生的衝擊波遠高於安全閾值，但這些武器仍在廣泛使用。

這種脱節符合十多年來不斷重複的模式：高層領導大談保護部隊大腦的重要性，但軍方卻沒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安全。

前陸軍遊騎兵、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政策專家保羅-沙雷（Paul Scharre）説：“這讓人非常沮喪。“他在2018年發表了一份由國防部資助的報告，介紹了射擊武器反覆爆炸的危險。“我們多年來一直知道這些武器很危險。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來保護人們。但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在位於阿肯色州查菲堡的奧扎克軍事訓練中心靶場，這種脱節現象最為明顯。

草地上的火焰仍在躥升，幾名特種作戰部隊人員走到射擊線後面的一對空調拖車前，一個研究小組在那裏抽取血液樣本，將傳感器綁在他們的頭上並進行測試，尋找腦損傷的證據。

研究小組三年來對數十名士兵進行的測量顯示，在發射火箭彈後的幾天裏，他們的記憶力和反應速度變差，協調性變差，認知和執行功能降低，血液中作為腦損傷標誌的蛋白質水平升高。

安裝在操作員頭盔和防彈衣上的傳感器顯示，他們發射的火箭發射器--卡爾-古斯塔夫 M3--產生的爆炸往往是建議安全閾值的兩倍。

但是，當研究小組完成測試後，操作員又走了出來，開始再次發射。

首席研究員邁克爾-羅伊博士説，他設計了這項為期五年的研究，目的是提供能夠幫助軍方做出更好決策的經驗數據。

他説：“問題是，這是否會影響性能？我們發現確實有影響。如果你在執行任務時記不住事情，平衡感失調，那就真的會出問題。”

他的團隊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部隊似乎在幾天或幾周後就會恢復，就像人們從腦震盪中恢復一樣。但是，與腦震盪一樣，人們越來越擔心反覆接觸可能會導致永久性腦損傷，並對心理健康造成長期嚴重後果。

2021 年，海軍對 138,000 名現役軍人的記錄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那些從事與爆炸接觸較多的職業領域的人患焦慮症、抑鬱症、偏頭痛、藥物濫用問題、痴呆症和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內的多種精神疾病的風險增加。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在敍利亞和伊拉克，許多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員都曾暴露於重型火炮發射時產生的爆炸衝擊波中，回家後他們的精神和身體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特種作戰司令部在回答《紐約時報》的問題時表示，由於 “卡爾-古斯塔夫 “火箭發射器 “潛在的負面影響”，該司令部計劃繼續使用該發射器，但會盡量少用。但該司令部已採取措施減少教官和副炮手的爆炸暴露，它説，現在要求他們在炮手開火時站得遠一些。

在《紐約時報》最近觀察到的訓練中，卻看不到這些安全措施。

紐約羅切斯特理工學院工程學教授戴維-博克霍爾德説：“鑑於五角大樓所知道的一切，他們沒有採取行動確實是一種疏忽。”

2010 年，在軍方的要求下，博克霍爾德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一個團隊開發出了一種小型、可穿戴的測量儀，用於測量爆炸暴露。

2011年，該機構在派往阿富汗的約1萬名士兵身上使用了這種爆炸測量儀，目的是測量路邊炸彈的爆炸暴露。但研究人員在分析數據時卻發現，部隊中75%的暴露來自他們自己的武器。

博克霍爾德説：“這非常非常令人驚訝。危險的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自作自受”。

與此同時，其他研究也表明，這類爆炸的威力足以造成腦損傷--儘管它們的威力只是敵方炸彈的一小部分。

2009 年，瑞典軍方進行了一項研究，用豬來評估爆炸對大腦造成的損傷，結果發現，被置於 “卡爾-古斯塔夫 “號發射陣地的豬，在三次爆炸的衝擊波作用下，出現了大量微小的腦出血。隨後對接受爆炸和狙擊訓練的軍事人員進行的研究發現，有證據表明爆炸對大腦功能產生了暫時的負面影響。

不過，陸軍並沒有擴大爆炸測量儀項目，而是在2016年悄然將其擱置。軍方當時表示，這樣做是因為爆炸測量儀無法提供一致可靠的數據。

博克霍爾德創辦了一家生產爆炸測量儀的公司，但他於2021年離開了這家公司，現在沒有任何經濟利益。他説，他認為之所以擱置測量儀，是因為數據告訴了領導者一些他們不想聽到的東西。

兩年來，他一直催促陸軍外科醫生和國會議員恢復該計劃。他認為，如果沒有實時監測，軍方就會對風險視而不見。他説自己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幾位研究人員説，僅僅向軍人發放測量儀就可能大大減少暴露量。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為部隊配備測量儀並讓他們看到自己的暴露情況後，部隊一次又一次地自行改變了行為，避免了爆炸。

“士兵們很聰明，“Borkholder 説。“給他們提供工具，他們往往就能解決問題”。

但這種情況尚未發生。雖然 2018 年通過的一項國會授權要求對爆炸暴露進行監測，但五角大樓仍在研究如何去做。特種作戰司令部在 2019 年表示，將開始向所有操作人員發放測量儀，但四年後，只有那些參加研究的人員才擁有測量儀。

特種作戰司令部告訴《泰晤士報》，其爆炸測量儀計劃正處於 “最後開發階段”。

弗蘭克-拉金（Frank Larkin）是前海豹突擊隊隊員和特勤局特工，曾遊説立法者制定國會授權，他在接受採訪時説，爆炸暴露 “是一個隱蔽的威脅，絕對會影響我們的部隊，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期間，拉金曾在五角大樓的一個小組工作，該小組的任務是研究如何應對路邊炸彈的威脅。他説，幾年後他才意識到，他錯過了一個重大威脅。

他的兒子瑞安-拉金（Ryan Larkin）當時是一名海豹突擊隊員，被部署在戰場上。他參加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多次交火，並因英勇表現獲得勳章，但正如他父親後來意識到的那樣，他職業生涯中幾乎所有的爆炸都來自他自己的武器：卡爾-古斯塔夫手槍、狙擊步槍和用來在牆上炸洞的炸藥。

弗蘭克-拉金説：“我們認為他所經歷的爆炸有 80% 是在訓練中發生的。”

瑞安-拉金的父親説，在服役 10 年後，瑞安-拉金經歷了太多的爆炸，以至於他幾乎無法正常工作。他無法入睡，恐慌發作，頭痛，記憶力下降，對酒精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海軍給他的診斷是創傷後應激障礙，並用大量強效藥物治療他的症狀。但沒有診斷出腦損傷。

他的父親回憶説：“他一直説他的頭有問題，但沒人聽他的。”

瑞安-拉金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在對一名軍官發出威脅後，他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之後不久，他就因服役期滿而離開了海軍。

幾個月後，即 2017 年，他自殺身亡。

“這是我最大的負擔，“弗蘭克-拉金在回憶兒子的死時説。“我的職業生涯一直在努力保護人們，卻無法保護自己的兒子。”

弗蘭克-拉金把兒子的大腦交給了國防部為研究腦外傷而建立的腦組織庫。研究人員發現，瑞安-拉金的大腦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損傷模式，這是暴露在爆炸波中的人所特有的。

弗蘭克-拉金推動在軍事撥款法案中加入相關規定，要求軍方制定安全標準，跟蹤和記錄部隊人員的爆炸暴露情況，並將這些數據存入部隊的醫療記錄中。但他説軍方一直在抵制。

他説：“這是一場與我們一貫做法的鬥爭。”

在戰場上，士兵們説他們看到了變化，但還不夠。

科裏-麥克沃伊是一名特種作戰軍醫，今年 8 月離開了軍隊。在服役期間，他曾要求更好地跟蹤爆炸暴露情況，以便當職業特種作戰人員開始崩潰時，軍方可以將他們的情況認定為服役造成的傷害。

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説，他對目前仍未建立相關係統感到失望。

他説：“在政策層面，他們在談論所有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我這個層面，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些東西。如果我沒有看到，你可以肯定一個普通步兵排也不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