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金融工作根本目的在於支持實體經濟發展_風聞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之路，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實現國強民富之路。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最近在北京舉行，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金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此次會議首次從“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更名為“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明確了金融定位和發展方向。會議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不斷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

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需要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西方金融制度的根本不同在於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而非西方的以利潤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這一點明確了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和政治性。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即中國金融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於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歸根結底也是為人民服務。總言之，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之路，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實現國強民富之路。

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需要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

金融工作關係着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會議提出，金融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疏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金融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協調發揮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支持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1981年就指出，要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二戰以來，西方各國處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關係的宏觀調控實踐，先後經歷了從財政主導到貨幣主導再到財政主導的演進歷程，近年來突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有多種形式，包括央行向財政提供資金支持，如發行國債、上繳利潤等，通過貨幣政策影響利率，以金融監管配合財政融資。央行也可以採取發行低息貼息貸款、擔保貸款，購買風險資產，救助非銀行業金融機構，配合政策性銀行信貸擴張等“準財政”多種方式。

在亟須加快經濟復甦，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當下，尤其需要穩健貨幣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更加註重做好跨週期調節和逆週期調節。在發揮總量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同時，也要重視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數量型貨幣政策強調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經濟運行，價格型貨幣政策則更注重對市場利率、匯率的調控），並加大財政貼息、減税降費等財政支持力度，更加高效地發揮支持實體經濟增長和滿足人民需求的作用。儘管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同配合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需要保持適度，以避免過度支持引發通貨膨脹。

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提出，“以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目標，以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當前，面對全國超過1.5億户的經營主體，應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針對經營主體金融需求大幅增長及經濟發展金融需求變化，針對綠色發展、普惠發展、創新發展，需要繼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要防控住金融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需要盤活資金存量、做優資金增量。地方債上，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房地產上，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加強房企和資金監管，在滿足房企合理融資需求上做到一視同仁，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加快保障性住房及保交樓建設，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發揮房地產對經濟發展的助力作用。同時，外匯市場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維護金融市場穩健運行，規範市場發行和交易行為，防止風險傳遞。

要優化調整金融結構。包括優化融資結構和資金供給結構。與發達經濟體的直接融資佔比過半相比，我國的直接融資佔比偏低，擁有巨大的提升潛力，伴隨着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應加快調整我國金融結構，完善金融體制，培育優質上市公司，建設一流現代投資銀行，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需求，為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模式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撐。

要增強金融創新力度。會議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科技金融是重中之重，為此應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伴隨經濟結構調整，應給予綠色發展更低利率的金融支持與安排。針對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現實情況，應發揮好政府、社會、企業多方力量，發展好養老金融，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提供更多支持。針對量大面廣、關乎民生福祉的中小微企業，應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步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金融應成為未來金融的發展方向，可根據長尾定律、平台經濟（大數據、智能化可服務於所有用户），立足平台經濟優勢，以更低甚至邊際為零的成本，實現邊際收益更高的金融支持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