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情深——基辛格坦陳“中國情結”_風聞

**編者按：**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國的常客。自1971年銜命首次秘密訪華至今，五十餘年間他去而復返，訪問中國百餘次。博士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他曾説過：“中國是我交往最久、交際最深的國家，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許五十年前面世的《上海公報》傾注了他太多的智慧和心力，博士對上海似乎懷有一種別樣的情愫。

此文系作者寫於十年前，為向昨日故世的基辛格老人表達敬意與懷念 ，特刊發此文。

心繫上海 情寄浦東

198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步入了第9個年頭。基辛格會同包括4位美國前總統、6位前國務卿在內的有識之士、商界巨頭及中國問題專家等一道，共同發起創建了“美中協會”，並親任主席。

這年9月，小別兩年後的基辛格再訪上海。他高興地發現，此刻的上海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令人振奮”。在詳細考察了美國投資上海的第一個項目——上海福克斯波羅有限公司後，他稱讚説，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希望雙方加大步伐，“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開展合作”。

訪問期間，他向市府當局索要了一份有關上海急需投資的項目清單。“我要向美國實業家推薦上海，鼓勵他們到上海來投資”，他對主人説，“這是美中協會的宗旨之一，也是我作為中國的朋友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應盡的義務”。

隨着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80年代後半葉，上海的面貌一年一變樣。有一次，當博士登上“新錦江”的旋轉餐廳俯瞰上海全貌時，他喜不自禁地朗聲讚歎道：“上海長高了！多少年來，國際飯店一直雄踞上海第一高度，而今它落後了，變成小弟弟了！”

90年代初，中國政府宣佈開發、開放浦東。當時，美國國內不少人對此抱以懷疑。基辛格則對他們説：“中國開發浦東決不會是一句空話！”

基辛格博士與時任上海副市長趙啓正合影

不久，他就來到浦東，面對着眼前一片生機勃勃的熱土，他一字一句對時任上海副市長趙啓正説了這麼一段話：“浦東的開發是富有創造力的，它必將為世界注入活力！”

此後，凡有上海領導人訪美，他都出面熱情接待，併為溝通上海、浦東同美國經濟、金融界的聯繫做了大量工作，以至有人甚至説：此公大有“情繫浦東”之懷。

基辛格是個大忙人，每次來華幾乎都是來去匆匆。1997年6月，與往常一樣，博士的訪華時間表被預先安排得滿滿當當，待他在北京結束同中國領導人的會晤時已是18日下午，而回國的時間早已定在19日一早。可博士的心仍念着浦東，他決定抓緊當晚僅有的幾個小時去浦東看看。當他風塵僕僕驅車行進在黃浦江東岸時，時針已指向18日晚7時……

第二天清早，登上飛機舷梯的基辛格對送行者説：“有機會我一定再來，我要介紹更多美國投資者到中國來，到上海來，到浦東來。”

可以這麼説，“發展上海、振興中華”，博士與我們人同此心。

“上海公報”一報雙名

不過，有一件事也許會讓上海人大吃一“醋”。

1988年，浙江省由省長帶隊在美國舉辦一個產品展銷會，基辛格應邀出席剪彩儀式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説，我對杭州有着美好的記憶，“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實際上是在你們杭州的西湖賓館草簽的，所以應改名為《西湖公報》。”此言一出，杭州人歡天喜地，即刻送上一陣熱烈的掌聲。

後來，我曾同浙江省外辦的一位朋友聊到過這件事。我對他説，博士此舉令我感受了“一碗水端平”的滋味。朋友則笑道：“不盡然。”

他告訴我，1972年2月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簽字前，26日晚，美方內部突然對“公報”內容出現分歧。國務院一些人提出一大堆異議，並聲稱“到上海要大鬧一場”。這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大為惱火，因為此前美國總統及中國政治局均已審查通過了這份公報。尼克松不願因此使“公報”面臨受攻擊的危險，只得請求中國方面“給予理解和協助”。

中美《聯合公報》標準本底稿

（中國國家博物館圖）

於是，基辛格和喬冠華在杭州賓館又整整熬了一夜，再次對“公報”進行修改，終於“化干戈為玉帛”，平息了風波。“你想，對這樣絞盡腦汁、耗盡心血的經歷，博士能淡忘嗎？”

朋友娓娓道來，“就連尼克松本人事後也有一番感慨，説‘想不通的事到了杭州就能想通，談不攏的事到了杭州就能談攏’，他們都難忘西湖啊！”

聽罷朋友一席言，我甚是折服。因“公報”的誕生而鍾情上海，又因曾經付出的心血而難忘西湖，正是從那一刻起，在基辛格的心中落下了難以泯滅的“中國情結”。

“我對中國的感情基於對周恩來的認識”

1987年基辛格訪滬時，我尚在上海市府外事辦公室供職。

在與時任上海市長會見時，基辛格深情相告：“我贊同中國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感情。”為此，他特意向初次見面的市長回述了自己1971年的秘密訪華。

基辛格説，70年代初，他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既沒有同中國打交道的任何經驗，也缺乏對中國的研究，更不知道來中國會發生些什麼”，所以初次來華他“只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去接觸中國人及其領袖”，試圖通過對話尋求雙方利益的某種平衡點。

然而在觀念上，他承認自己依舊停留在冷戰時期美國人慣常的思維定勢上，未能區別中國同蘇聯的不同。變化起自同周恩來的結識。在與中國人的多輪談判中，他逐漸領略了周恩來的人格魅力。周恩來信守原則，又能真誠體諒對方的處境，在艱難的談判中，他常常會要求雙方充分闡述各自對問題的看法，然後“十分巧妙而令人信服地從中找出共同點，求同存異，使你不能不跟隨他的思路前行”。

當時，最大的難題是有關台灣問題的談判，由於雙方立場相距太大，中途多次出現僵局，甚至一度險些因表述方式的分歧導致整個會談毀於一旦。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同美國總統尼克松舉行會談，會談後雙方簽署了中美《上海公報》，中美關係走向新的時代。

當談判處於最艱難的時刻，周恩來的出現令局面出現轉機。在周恩來的感染及啓發下，基辛格殫精竭慮想出了“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這一後來傳揚天下的“名言”，終於打破堅冰，把雙方重又拉到了一起。

對此，周恩來倍加讚賞，不止一次在外國記者面前誇獎説“這是一個奧妙的發明”，“不愧是博士水平！”，讓基辛格在世人面前出盡風頭。

對推動中美關係作出貢獻的人，周恩來總是情義相報，這一點基辛格感觸尤深。

在尋求改善中美關係的共同努力中，周恩來總理的寬闊胸懷、坦蕩人格及其清新的外交風格深深打動了基辛格。

他説：“1971年10月，我第二次訪問北京，周恩來總理在歡迎儀式上對我説：‘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三頭六臂，但你會發現我們是可以講道理，也是可以認真交談的’。經驗告訴我，在周恩來面前，你會很自然地意識到你面對的是一位偉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博士坦言，正是基於對周恩來的這種認識，使他“對中國產生了特別的感情，並從此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

1993年11月，在日本“北方論壇”基辛格的專人講座上，有個日本人向基辛格提問：“您一生中最欣賞的世界領導人有哪幾位？”博士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戴高樂、薩達特。”五人中，中國領袖竟佔了三席！難怪有人説“基辛格對中國着了迷”。

《上海公報》發表地——錦江小禮堂。這座小禮堂曾於1998年、2006年兩次改建，樓宇部分門窗細節還保留着上世紀70年代《上海公報》發表時的模樣。（圖片翻拍自錦江飯店史料集，錦江飯店提供）

1996年9月13日，在上海市長陪同下，基辛格故地重遊，再次來到中美聯合公報的誕生地——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他極有興致地來回走動着，向人們述説當年中美領導人在這裏簽署公報的情景。撫今追昔，老人彷彿重又置身於那個令人難忘的歷史時刻……

“我是中國永恆的朋友”，博士這麼説過。我相信，此乃真言。

——本文寫於2013年12月

修改於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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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 《外事隨筆 小白樓憶舊》（出版於2014年）

作者 | 李天震    圖片 | 作者提供及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