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與芒格_風聞

相隔一天，相隔一歲，芒格和基辛格先後去世。基辛格100歲，芒格再過一個月也要100歲了。兩人都是高壽。

更重要的是，兩人都具有非凡的眼光和定力。都是領潮人，而不只是衝浪人。

基辛格訪華之前，美國沒人膽敢與中國接觸；之後，美國無人質疑與中國接觸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芒格沒有那麼耀眼，但芒格對比亞迪的大筆投資帶來了30倍的收益，這對投資界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芒格對中國經濟的看好可能最終比基辛格對中國的國際政治作用的重視更有意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馬克思的真知灼見在蘇聯的隕落和中國的崛起中得到最有力的體現。

偉人之偉大就在於這樣看清大勢，敢於“頂風作案”，而使得世人只有過後拍案叫絕的份。

偉人之偉大也在於超過個人好惡，尊重現實。基辛格未必喜歡中國，中國只是他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只是這棋子越來越大，逐漸佔領了大半個棋盤，這是基辛格在秘訪中國的時候也未必預見到的。

芒格也未必喜歡中國，中國只是他的以盈利為中心的世界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只是這棋子越來越大，逐漸佔領了大半個棋盤，這是芒格在投資比亞迪是也未必預見到的。

基辛格的晚年一直在為管控美中衝突獻計獻策，堅信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戰略空間。芒格到最後時刻依然高度看好中國經濟，認為中國有適合自己的制度，在面對經濟繁榮時表現得比美國更明智，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非凡成就，認為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將為美國帶來更多的安全和創意。

這樣的清醒之見是喧囂中的美國罕見的。但美國已經沒有了聽取清醒意見的胸懷，從政界到輿論，追求的是“即時愉悦”。既然中國是“壞人”，詛咒、懲治才是“對的”。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一書。他指出，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都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同理，中國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它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

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基辛格認為，中國崛起尋求的是安全和尊重，而非統治世界，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合作之路必定複雜，一時的感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仍能持續的行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兩邊的領導人有義務建立共同協商、相互尊重的傳統，共同進化到“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

基辛格的這種看淡一時感覺而培養長期行為的思維，正是中國一再強調的定力。這首先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礎上的。

政治家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定力，但美國政客如今只有煽動的本事，已經沒了定力，因為沒有了自信。

對於中國來説，基辛格的故去或許代表了美國政治精英時代的過去，政治不再是領導國家向前走，而是每天澆滅眼皮底下的火。

精英如今名聲很壞，但精英才容易做到不為眼前煙雲所困擾，而擁有足夠的定力。

美國商界也一樣，被季報、年報調動得團團轉，更是被中國製造追得病急亂投醫。

基辛格在書中比喻，西方喜歡下國際象棋，尋求對中心的掌控與完勝；中國人則喜歡圍棋，一種耐心耗時的包圍遊戲。其實另一個例子可能更加適合：西方對於大國關係用克勞塞維茨的“決定性戰役”思維，用一場或者幾場決戰定輸贏；中國則按《論持久戰》的思路：防禦、相持、大反攻，在時間和空間中彈性防禦，在造勢中相持，水到渠成的時候才大反攻。

美國有很多人急於與中國“決戰”，中國也有很多人急於與美國“決戰”。中國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從防禦轉入相持了，大反攻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人們很可能也是在後知後覺中才意識到大反攻已經到來。而且這首先是經濟和科技上的，然後才是政治和軍事上的。

1965年丘吉爾去世的時候，英國依然是“吊尾一流國家”。基辛格的故去也代表美國時代的淡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