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和龐加萊：站在物理、技術與哲學的交叉路口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12-01 10:31
撰文 |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
編譯 | 1/137
“我感興趣的是彎曲光譜的邊緣，使抽象和具體直接碰撞。”
——彼得·加里森
真正的時間永遠不會僅僅通過時鐘來揭示——牛頓對此深信不疑。即使是鐘錶大師的傑作，也只能提供絕對時間的蒼白影子，絕對時間不屬於人類世界，而屬於“上帝的感覺”（sensorium of God）。潮汐、行星、月亮——牛頓相信，在單調的、永恆流動的時間之河的宇宙背景襯托下，萬物皆變。在愛因斯坦的電子世界裏，除非參考一個明確的關聯時鐘系統，否則沒有這樣一種可稱之為時間的“處處都能聽到的嘀嗒聲”的容身之所，也沒有辦法有意義地定義時間……對於一個靜止的時鐘觀察者（clock-observer）來説，同時發生的兩個事件，對運動中的觀察者則不然。伴隨着這一衝擊，牛頓物理學的基礎破裂了，而愛因斯坦對此心知肚明。晚年他在《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中插入對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呼告（apostrophize），彷彿其間的幾個世紀都消失了[1]；在反思他的相對論所動搖的絕對時空時，愛因斯坦寫道：“牛頓啊，請原諒我；你所發現的道路，在你那個時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維能力和創造力的人所能發現的唯一道路。”[2]這一翻天覆地的時間劇變的核心，是一個非凡卻又容易表述的思想，從那以後，它一直是物理學、哲學和技術的中心：要討論同時性，你必須用光信號將兩個時鐘同步，根據光信號到達的時間進行調整。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呢？有了這個時間的定義，相對論的最後一塊拼圖就找到了位置，從而永遠地改變了物理學。
實驗與儀器如何改變科學？
1979年紀念愛因斯坦誕辰百年時，所有這些重大事件的演講者都只把物理學當作理論來談論。我對此覺得十分奇怪，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一開始是一名專利局職員，對實驗抱有濃厚的興趣，卻留下了如此徹底的抽象形象。我對愛因斯坦的興趣即始於那個時期，但在愛因斯坦之外，我還對實驗和理論驚人的協同方式感到好奇，着迷於工藝知識與理論物理學的巨大抽象之間的緊密結合。
多年來，我的工作一直受到抽象思想與極為具體的對象之間奇特對峙的指引。科學史、社會學和認識論於我而言緊密相連，我在科學史領域所從事的工作始終受到哲學問題的推動與啓迪。例如，我對什麼算作一個論證感興趣；何為完成了一項論證？實驗者如何區分真實效應與儀器或環境的人為效應？我們自認為知道數學演繹的結論意味着什麼，但是如果我通過計算機模擬演示了某個結果，那又意味着什麼呢？如果我進行一次模擬，並展示了彗星尾部形成了島嶼，我是證明了這個結果呢，還是僅僅是開始了一個需要更多分析性的數學推導的解釋呢？這些問題如今仍然困擾着各個領域。它們不可避免地既是歷史的又是認識論的問題——也就是説，它們既涉及到普通的科學實踐，同時又是根本性的哲學問題。可以這麼説，當我選擇解決一個問題時，通常是因為它被這些不同的光照亮了。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當我和其他一些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開始關注儀器和實驗室時，在科學史研究中強調實驗研究似乎還相當奇怪。大多數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熱衷於表明（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工作餘波），所有的科學都源自理論。我想這是對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一種反動，當時哲學家們堅持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源於感知和觀察。無論如何，沒有人認真研究何為實驗室，實驗室從何而來，以及它如何運作。從那時起，對實驗實踐的歷史及其發展變化的探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更大的研究領域。我不僅對實驗室本身感興趣，而且對最抽象的理論也感興趣。例如，最近我一直在寫關於弦論的文章，具體而言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之間在試圖釐清什麼應該被證明時的對峙，這無疑是有史以來科學中最抽象的形式。
其實，對於每個具體的例子，我最感興趣的是哲學問題如何啓發並被科學實踐所闡明，有時具體，有時抽象。我想我總是對拋開中級泛化（mid-level generalization）感興趣，而探索最抽象和最具體的結合方式，就像在《愛因斯坦的時鐘和龐加萊的地圖》（Einstein’s Clocks, Poincaré’s Maps）中做的那樣。對於從紫外線到紅外線的順滑光譜裏有什麼我並不感興趣，我希望“彎曲”光譜的邊緣，使抽象和具體更直接地碰撞在一起。
許多年前，當我開始我的工作時，科學史幾乎完全集中在思想和理論的歷史上。實驗與儀器，對於人們關注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作為產生理論的輔助工具。而我開始感興趣的是某些儀器，或者説它們的使用方式，如何影響知識的運作方式以及人們提出的問題。我的第一本書《實驗是如何結束的》（How Experiments End）講的就是，無論是使用小型桌面設備還是涉及數百人的大型實驗，實驗人員如何確定他們正在觀察的是真實的東西。
然後我轉向了物理學的另一種亞文化——是一種真正對機器本身，而不僅僅是實驗感興趣的人的亞文化。我想知道某些特定設備是如何承載基本原理的。例如，像雲室（cloud chambers）和氣泡室（bubble chambers）這樣能產生圖像的機器，是如何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成為一羣物理學家的標準證據的？或者，像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s）這樣有趣的小東西——當它們靠近放射性物質時，會發出咔噠聲——是如何產生一種統計上的論據的？並且讓我感興趣的是兩類科學家們的傳統的對照：一類想通過拍照來了解事物；另一類是計算的傳統，他們想把信息更定量地結合起來，你也可以説這是數字化的，從而產生一個論證邏輯。我的第二本書《圖像與邏輯》（Image and Logic）正是關於現代物理學中這兩個巨大的、長期存在的傳統的。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我認為是物理學的第三種亞文化：理論家。我想要了解的是，理論家在創造最抽象的物理概念時，無論是量子場論、相對論，還是任何其他理論分支，是如何將抽象概念同現實世界非常具體的機器和設備相關聯起來的。具體而言，在《愛因斯坦的時鐘和龐加萊的地圖》一書中，我追尋的是19世紀晚期對同時性（simultaneity）的廣泛關注——時間是什麼，時鐘又是什麼。這裏還有一個關鍵的抽象和哲學的維度，但它也源自純粹的技術關切。例如，你如何繪製地圖或通過海底電纜發送信號？如何協調和分流列車，使它們在同一軌道上相向行駛時不會相撞？最後，我對理論家的興趣讓我開始關注19世紀末最緊迫的物理問題，即當一個物體穿過人們稱為“以太”的無所不在的實體時，電和磁是如何作用的。
我對科學的物質性的興趣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曾祖父一直活到90多歲，他曾在柏林接受培訓，後來在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osn）的實驗室工作，是一名電氣工程師。我和他一起在他的地下室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完全被他所做的事吸引住了。那裏就是你能想象的弗蘭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電影中的實驗室，有巨大的雙擲開關，電弧閃耀於黑暗的空間中，架子上排列着裝滿水銀的瓶子。我喜歡這裏的一切。我17歲時離開高中，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學習了一年的物理和數學。我曾有機會跟隨偉大的數學家勞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學習。我去過法國很多次，會説法語，之所以想去法國是因為我對歐洲政治很感興趣——那是政治上的瘋狂時期，直到越南戰爭結束。我想，要想在一個有趣的地方工作，唯一的機會就是從事物理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給各個物理實驗室寫了信。而他們接納了我，一定是出於好玩的原因——一個17歲的美國人竟然會給理工學院寫信。
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哲學問題很感興趣，認為學習物理是解決其中一些問題的途徑。我在一個研究等離子體物理的實驗室裏工作，現在很多實驗是在宏偉的實驗室中的巨型機器裏完成的，而當時還可以在比桌子大不了多少的設備上做小規模的實驗。我對這些機器，信號發生器、記錄裝置、示波器，以及關於世界的理論知識是如何從這些物質實體中產生的非常着迷。在哈佛讀書時，我找到了一種方法，將學習的大量的物理知識與歷史和哲學結合起來。
這把我帶回到了愛因斯坦。
協調時鐘：愛因斯坦的隱喻與明示
我們今天所瞭解的愛因斯坦大部分是基於他的晚年經歷，那時他為自己幾乎疏遠所有社交和人類事物而感到自豪，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心不在焉、超脱世俗的人物。我們記得愛因斯坦説過，對於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來説，最好的事情是在與世隔絕的地方靜靜地守護燈塔，以便能夠進行純粹地思考。我們對理論物理學家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並將其投射到愛因斯坦的奇蹟年，1905。人們很容易認為他在專利局做一份日常工作只是為了維持生計，而實際上他真正的工作純粹是腦力的。這種分裂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説毫無意義；我想知道他在機器和物體細節方面的工作是如何與那些抽象概念聯繫起來的，並開始思考相對論本身是如何與創造相對論的時間、地點和機器聯繫在一起。
多年以後——1997年某個夏日——我在北歐的一個火車站裏，看着站台上優雅排列的時鐘，分針都是一樣的。我想，“天吶，他們那時造瞭如此非凡的時鐘。多麼了不起的裝置！”但隨後我注意到，秒針也在同步滴答作響。這意味着這些鐘太準了。於是我想也許它們並不是精準的時鐘，也許它們只是被電信號連接在一起，同步前進而已。也許愛因斯坦在寫相對論論文的時候見過這樣的鐘。
回到美國後，我開始翻閲瑞士、英國、德國和美國的舊專利和工業記錄，結果發現在19世紀晚期有一個巨大的協調時鐘產業。突然之間，愛因斯坦1905年論文開頭的那個著名比喻看起來就不那麼奇怪了。愛因斯坦要求我們審視同時性的含義。他説，想象一列火車進站，你就站在這裏。如果當火車駛停在你面前，你手錶上的時針剛好指向7點時，那麼你會説火車到達和你手錶上顯示的7點是同時的。但是，當你的時鐘在7點時，一輛火車恰好抵達遠方的車站，這意味着什麼？愛因斯坦接着發展了一種技術來説明這意味協調時鐘，並解釋説這就是同時性。同時性的準操作（quasi-operational）定義成為他理論的基礎，並導致他得出了驚人的結論，即同時性依賴於參照系，由此長度的測量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是不同的。還有所有其他著名且驚人的相對論結果，都是源於這個概念。
突然間我明白了，愛因斯坦關於火車和車站的那些看似抽象的比喻，實際上完全是隱喻，但也完全是字面意思。擔心“同時性”的意義的人不止一個，不只有一個與世隔絕的燈塔看守人，還有一大羣人在擔心“一列火車即將到達一個遙遠的火車站意味着什麼”。他們將電信號通過電報線路發送到遙遠的車站，以此來確定同時性，這種方式與愛因斯坦在那篇改變歷史的論文中描述的方式非常相似。
龐加萊的技術與工程
因此我開始進一步研究，想知道在19世紀末還有誰會擔心同時性。事實證明，偉大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龐加萊與愛因斯坦的想法大致相同。他還想批判絕對同時性的概念，並讓它成為一種可以衡量的東西。龐加萊沒有選擇火車和車站，而是選擇了電報員在一條線路上交換信號作為他的關鍵隱喻。
在他1898年1月發表的著名哲學文章中[3]，龐加萊説，同時性實際上只是信號的交換，就像兩個報務員試圖確定他們之間有多少經度差。如果地球是靜止的，我們只要抬頭看看哪些恆星正對着我們，就能找到我們的經度。但是地球在轉動，所以要比較兩個經度，也就是兩個不同位置上方的恆星，你必須同時進行測量。因此，幾個世紀以來，地圖繪製者一直擔心同時性問題以及如何確定它。到19世紀晚期，人們通過海底電纜跨越大洋交換電時間信號（編者注：參見《一根電纜連起歐美大陸，人類通信歷史從此改變》），有趣的是，龐加萊就在其中——1899年，他被選為巴黎經度局（Bureau of Longitude in Paris）的主席。後來在1900年12月，他把他對時間的新定義從哲學和技術帶入了物理學的中心地帶。他表明，如果電報員在以太中移動時協調他們的時鐘，他們的時鐘就會“看起來”是同時的，儘管從“真正的”以太靜止系來看，它們並不同時。但現在，對龐加萊來説，同時性的新定義矗立在哲學、技術和物理三大領域的核心。
龐加萊不僅是他那個時代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他也是一個擁有高超工程技能的人。他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和巴黎礦業學院受訓成為一名見多識廣的工程師，後來成為綜合理工學院最傑出的教授之一。讓我感興趣的是龐加萊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就像愛因斯坦一樣，當龐加萊援引經度測報員時，他既是在比喻，也是在字面上的。他改變了所有物理學的核心概念，同時也解決了地圖繪製者的實際操作問題。
雖然遠不如愛因斯坦出名，但在世紀之交，龐加萊的大眾哲學著作《科學與假設》（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和《科學的價值》（La Valeur de la Science）在法國都是暢銷書。這兩本書對現代科學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人們仍會在哲學課程中閲讀它們。它們很早就被翻譯成許多其他語言，包括德語和英語，並被廣泛傳播。龐加萊開創了包括拓撲學在內的眾多數學全新領域。他幫助創造了混沌科學，我們對複雜性科學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他對後來的相對論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後者在物理學的許多其他分支中也很重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全才，還繼續從事工程方面的工作。埃菲爾鐵塔是為國際博覽會而建的，龐加萊是拯救鐵塔免於被拆除的人之一，因為他發現了一種把它用作軍事天線的方法。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在龐加萊的指導下，埃菲爾鐵塔本身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天線，可以向世界各地發送時間信號——從加拿大到非洲之巔的測繪員都能靠它工作。他在高等工程和抽象數學之間流暢地來回切換，在許多領域都留下了豐厚的遺產，他總是以具體、直觀的方式進行推理——可以説，他是一個抽象工程師。他對時間的看法也不例外。
物理、歷史與哲學的交匯
在瞭解了更多關於龐加萊的知識後，我試圖理解他和愛因斯坦是如何從根本上重新定義時間和空間觀念的，為此我審視哲學上的抽象問題，研究物理學上的問題，以及一些技術問題（比如防止火車相撞，協調橫跨帝國的地圖繪製等），而這些問題可能適合整合成一個故事。它從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開始：如果我能讓兩個事件的時鐘顯示相同的結果，則這兩個事件是同時發生的。那麼我們該如何協調這些時鐘？我從一個時鐘發送一個信號到另一個，並考慮信號到達對方所需的時間。這是基本的思想，但卻是相對論的所有，E=mc^2，以及愛因斯坦得到的很多結果的基礎。問題是，這個想法從何而來？愛因斯坦和龐加萊這兩個人提出了這個實際的、幾乎是操作性的同時性概念，我想把他們看作是技術、哲學和物理推理的交匯點。他們是站在這三項交叉點正中間的兩個人。
有時人們問我，愛因斯坦和龐加萊關於同時性的解釋的真正基礎是什麼？它真的是物理學嗎，還是本質上是技術，抑或歸結為哲學？我認為這些都是錯誤的提問方式。對我來説，這就像是在問星形廣場（Place de l’Etoile）到底是在福煦大街（Avenue Foch）還是雨果大街。星形廣場之所以是一個地方，是因為它位於這些大街的交匯處。我們正處在一個哲學、物理學和技術交匯的非凡時刻，正是因為在世紀之交，三股非常強大的事業和推理潮流交匯在一起。這就像在一個巨大的劇院裏，有三盞聚光燈同時射向同一個位置，那裏就是焦點。
對於鐵路工程師和地圖繪製者來説，知道如何定義同時性是很重要的。對哲學家來説，弄清楚時間是什麼、時鐘是什麼，以及如何定義時間也是很重要的：是利用機械時鐘，還是利用天文現象，還是某種隱藏在所有表象背後的抽象時間。對於物理學家來説，理解什麼是同時性非常重要，這樣才能知道如何解釋物理學中最重要的方程：關於電和磁的麥克斯韋方程。龐加萊和愛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關心這個交匯的所有三個部分，這就是為什麼要把它們放在一起理解。當然，時鐘並沒有導致相對論，就像相對論沒有導致現代時鐘同步的轉變一樣。
愛因斯坦和龐加萊極具吸引力，因為你無法想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處比這他們更相近的人了。他們有共同的朋友，在許多相同的地方發表文章，在許多相同的問題上傾力研究。他們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處於頂尖地位，都喜歡為更廣泛的讀者寫作，都被哲學家們非常認真地對待，都對技術工程有濃厚的興趣並接受過訓練。然而他們之間卻遠得不能再遠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讓我想起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他來説，閲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幾乎是無法忍受的，因為（弗洛伊德在幾個場合説過）尼采的思想（和他）太接近了，但卻是圍繞着另一種不同的方法組織起來的。
龐加萊和愛因斯坦各自擁有19世紀和20世紀最多的科學通信集，包括他們和其他人數以千計的往來信件，他們兩人卻在生命中的交集裏從未交換過一張明信片。在龐加萊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們見過一次面，當時龐加萊主持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理學會議中的一場，愛因斯坦在會上報告了他關於光量子的新想法。在會議的尾聲，龐加萊説，愛因斯坦的報告與物理學應有的樣子——即，它可以用因果相互作用（causal interactions）來描述，可以用合理的微分方程來描述，可以用原理和推論的清晰陳述來描述——如此不同，他簡直無法忍受，並在做結語時明確表示，愛因斯坦所説的是如此自相矛盾，以至於可以從它得出任何事情。他認為這對科學來説是一場災難。愛因斯坦回到家後，給一個朋友潦草地寫了一張便條，講述了同行們所做的令人驚歎的工作，他是多麼欽佩甚至仰慕洛倫茲（Hendrik Lorentz），但卻貶低龐加萊似乎什麼都不懂。他們就像夜行船一樣彼此擦肩而過，根據相對性，互相無法認可對方的存在。然而，在他們不愉快的相遇的幾周後，龐加萊為正在申請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的愛因斯坦寫了一封推薦信。這是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信中大體上説，這個年輕人很可能會做一些最偉大的事情，即使他的瘋狂想法只有少數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這封信極富風度和慷慨。他們再也沒有直接交流過一句話，也再也沒有見面。
愛因斯坦和龐加萊之間的對比，以及他們對所做事情的不同理解，代表了20世紀現代科學的兩種宏大而互相競爭的願景。儘管龐加萊和愛因斯坦對於相對論提出的方程非常相似——本質上完全相同，龐加萊始終認為他所做的是通過應用理性來校正、修復或延續過去。正如他的一位親戚曾經説過的那樣，他是在填補世界地圖上的空白。愛因斯坦願意用不同的方式，他説舊的方法太複雜了，充滿了零敲碎打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的是用幾條堅實的原理作為純粹經典的基礎，從頭再來。龐加萊認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了一個帝國——毫無疑問是法蘭西帝國，但也是十九世紀物理學的帝國。他雄心勃勃，但與愛因斯坦的現代主義不同，這是一種補償性的、改良的現代主義，一種充滿理性希望的第三共和的現代主義。愛因斯坦的現代主義更具顛覆性、分類性和淨化性。只有通過理解哲學、物理學和技術的三重交匯，人們才能真正理解新世紀的每一個不同願景。
科學發展的“臨界乳光”
你可能會問，我也經常想知道，現在該如何看待這類事。也就是説，現在有沒有這種三重交匯的類比？我是這樣想的：當你考慮龐加萊和愛因斯坦時，你是在試圖理解各種不同尺度下的時間協調和時鐘同步（synchronization）。他們試圖弄清楚如何在一個房間或天文台、一個街區或整個城市內協調時鐘，與此同時，擔心這些事情的人也在敷設橫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電纜。愛因斯坦和龐加萊不僅擔心行星水平的尺度，還考慮如何在整個宇宙中的不同參照系中協調時鐘。他們在問，同步是什麼意思？同時性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出現在各個尺度，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從哲學和物理直至鐵路沿線的電線。從這個意義上，它不像我們在科學中提出的大多數問題，因為它沒有這樣的特徵：從純抽象的東西開始，然後變成應用物理和工程，最終在工廠車間結束。這不是柏拉圖式的提升，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樸素版本，在其中，機器和機器車間的關係被慢慢地抽象到更廣闊的領域，直到它們成為一種宇宙理論。
時間的約定俗成性問題，以及它如何與物理過程和程序等同起來的問題，是人們所考慮的所有問題中的關鍵。我們在實踐和哲學之間來回穿梭所需要隱喻，不僅僅是從抽象到具體的凝結；（這個過程）也不是蒸發，在蒸發過程中，水變成蒸汽時密度降低。相反，更有用的是物理學家稱之為臨界乳光（critical opalescence）的現象。通常的乳光是牡蠣殼的顏色，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顏色都被反射出來，珍珠光彩奪目的表面或某些貝殼的內表面，你可以同時看到紅色、綠色和白色。物質的臨界乳光發生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例如在一個由水和蒸汽組成的系統中，温度恰到好處。在這個關鍵時刻（臨界點）發生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情：液體開始在所有的尺度上——從幾個分子大小到整個系統——發生蒸發和凝結。突然之間，由於各種大小的液滴形成——從幾個分子聚集到整個系統——每種波長的光都會反射回來。如果你用藍光照射，你看到的是藍色；如果你用紅光照射，你看到的是紅色；如果你用黃光照射，你看到的是黃色。
這就是我們在看待這種情況時需要用到的隱喻。龐加萊和愛因斯坦在哲學問題、物理問題和實踐問題之間來回切換。在19世紀90年代末，龐加萊在讀者是地圖繪製者和經緯測繪員的雜誌上發表文章，同時他也在物理學雜誌和形而上學與道德雜誌上發表文章。他的思維在哲學、物理和技術這三個領域之間來回切換，速度非常快。
這樣一來有人可能會問，這與現在相比如何？什麼樣的臨界乳光標誌着近代的科學？在我看來，這似乎相當罕見，但你可能會在圍繞計算而發展起來的科學藏品中看到它。在這裏，關於意識，關於計算機如何運行，關於科學、代碼和數學物理的思想都彙集在一起。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認為，意識及其器官（記憶、輸入—輸出、處理）是設計編程計算機的一種方式。這樣被編程的計算機就成了意識的模型。在計算發展過程中被編碼的信息思想，也成為更普遍地理解語言和交流的方式，並再次反饋回設備中。信息、熵和計算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成為我們的隱喻。這種臨界乳光的時刻並不常見，肯定比我們所説的科學革命更罕見。它們是另一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臨界乳光指向的是科學所處的時間和地點——在那裏，我們開始在完全不同的尺度上，使用並通過機器進行思考；我們在抽象和具體之間如此高頻地來回切換，它們以根本性的全新方式互相闡釋，而這種方式不是簡單的蒸發或凝結模型可以比喻的。當我們看到這種乳光時，我們應該深入地挖掘它們，因為它們是我們文化的變革時刻。
譯者注
[1]即“頓呼”，指寫文章或講話過程中，敍述某人或某物時突然撇開聽眾或者讀者，而直接和所涉及的人或物説話的一種修辭格。
[2]原文為：“Newton, forgive me; you found the only way which, in your age, was just about possible for a man of highest thought and creative power.” 此處直接採用了許良英等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增補本第一卷，商務印書館）中的譯文。
[3] H. Poincaré, La mesure du temp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6 (1): 1-13(1898).
作者簡介
本文編譯自Peter Galison, “EINSTEIN AND POINCARE, A Talk with Peter Galison”，有刪節。
原文地址：https://www.edge.org/conversation/peter_galison-einstein-and-poincare。
出品：科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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