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惡人，全靠他救活了_風聞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7天，730萬人看過，累計票房3.1億。

這就是曹保平新作《涉過憤怒的海》的成績，也是在國慶檔之後處於冷靜期的國產片市場的最好成績。

而且，至今仍處於票房冠軍的位置。

曹保平贏了。

他不僅準確無誤地戳在了觀眾的G點上，還看似跑贏了審核，把“大尺度”直接打在了銀幕上。

如今，作品好於90%的犯罪懸疑片。

也讓國產片終於有一部作品擺脱了“有噱頭，沒有內容”的短劇式大爽片。

但與此同時。

他也站在了爭議的風口浪尖之上，包括“父親”，包括“二次元”，片中的許多情節設計，都引來了一部分人的不滿。

為什麼我們對曹保平的電影欲罷不能的同時，又會很容易感到不適？

今天，Sir就想聊聊曹保平。

一個本該是“大多數”，卻最終成了“稀缺品”的導演。

01

和審查“對抗”的人

對很多人來説，曹保平就是個“刺頭”。

他曾説過這麼一個故事：

在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老師要求他們交短片作業，於是他寫出了這麼一個場景：有一個生病的女孩住在筒子樓裏，隔壁，有一對情侶在做愛，而女孩，則拿了一根葱和兩個雞蛋準備給自己煮麪吃。

低俗嗎？

曹保平不這麼認為。

但結果，還是被老師罵了一頓，説他故事有隱喻、格調低，思想境界不高。

無獨有偶。

在他參加工作之後，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

有一次，他寫了一個劇本《紅棉襖，紅棉褲》，把一個抗戰故事寫出了另一種風味，“寫地主一家在那個時候，共產黨也不敢得罪，日本人也不敢得罪，因為日本人住他們家裏了，他就兩頭虛與委蛇，委曲求全，最後一家全被殺掉了。”

現在看起來，就像是另一個版本的《鬼子來了》。

但。

最後劇本被拍成電影之後，將劇本里黑色的、殘酷的部分刪了，關鍵時刻展現人性抉擇的部分被一筆帶過，變成了一個英勇抗擊日劇的主旋律電影。

所以你看。

無論是“生病”和“做愛”兩種生命狀態的對比，還是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性展示，對於“審查者”（老師或導演）來説，都是不合時宜的。

這使得他每走一步，都會遇到重重關卡。

一個例子。

成名作《光榮的憤怒》。

在電影前期，這部片一直卡在劇本審核上，他在接受《南方週末》的採訪時“吐槽”説：“電影管理部門給羅列的意見多達幾十條，比如:怎麼可以這樣描寫黨的最基層支部書記，他會那麼猥瑣，他會那麼雞賊，會不擇手段，靠欺騙人把4個村霸打倒呢?而光天化日之下，又怎麼可能出現那樣的鄉村惡霸呢？”

怎麼可以，怎麼可能。

就是這些“不可能”讓《光榮的憤怒》拍出來後，出現了狗尾續貂的“天降神兵”，他彷彿只講了一半的精彩故事。

而之後呢？

《李米的猜想》，因為投資商的要求，刪掉了50分鐘的戲份。

《烈日灼心》，因為死刑場景，他又不得不再次刪減和調整。

就連《追兇者也》，一部喜劇犯罪片，也刪掉了一段王友全和女友在天台上的激情戲。

至於《狗十三》和《涉過憤怒的海》，一個是拖了5年才上映，一個是壓了4年才公映，其中的曲曲折折，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麻煩，更是無人知曉了。

可以這麼説。

曹保平每一次，都會像個不聽話的“刺頭”一樣不停地挑戰着審查的底線，或是“隱喻”，或是“格調”，或是“思想境界”，總之就是在可與不可之間反覆遊走，這讓許多人“頭疼不已”。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Sir覺得，還是因為他所關心的對象的緣故，無論是生病的女孩，還是騎牆的地主，他們都是“負能量”的形象，甚至於，如果你看過《烈日灼心》，可能會記得一大羣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羣。

仔細看下面這個場景。

假軍人、吸毒者、肇事者、超生者、小蛇頭、刻私章、製毒藏毒、電話詐騙者、假藥販子、小姐……

一個又一個。

於是曹保平就像影片中那個偷聽的房東一樣，牢牢地記住了這些人。

比如“殺人犯”，也就是《烈日灼心》；“製毒藏毒者”，也就是《她殺》；“復員軍人”，也就是《涉過憤怒的海》（現在版本中已經刪去了老金的這一身份設定）。

這便構成了他的“灼心三部曲”。

是的。

相比於正能量、大團圓這些詞，曹保平感興趣的東西恰恰相反。

所以與其説他是與審查對抗。

不如説，他是更關心那些被遺忘、被歧視、被這個社會所不容的“底層人”，並在他們身上，找到人性的扭曲之處。

這也是為什麼他與同為第六代的導演相比，賈樟柯、張元、王小帥、婁燁，風格差別太大的原因。

他重故事，“愛”惡人，別人重自我表達。

就像是本《故事會》，與《詩歌精選》這些雜誌混在報刊亭裏，顯得那麼與眾不同。

02

演員的“絕望”

所以如果用一個故事來形容曹保平的風格，Sir覺得，可能還是很多年前，他在當老師時讀的那個故事。

那一次，他是在編劇課上，讓同學們花15分鐘寫一個聽過最有價值，必須是真實的故事。

在第二堂課。

他念了覺得最好的一個故事——

哈爾濱郊外的下午，夏天，天氣炎熱，有一條土路停了一輛堆滿西瓜的卡車，天太熱了，父子倆決定躺在車底下睡覺。睡了一會兒，兒子説，爸爸我渴了，我要吃西瓜。爸爸説，我們的西瓜是賣的，不能吃。爸爸看見路邊有賣西瓜的，賣得比自己的西瓜便宜，他説，你等着我給你買西瓜去。正在買的時候，卡車的手剎鬆了，車突然往下滑，正好壓在兒子的大腿上，把腿壓斷了。爸爸聽見兒子一聲慘叫，回頭看見很多人在幫忙把車頂住，不讓車繼續滑。爸爸大喊一聲，給我讓開，開到倒擋，並沒有停車，而是從他兒子腦袋上軋了過去。爸爸説，你們報警吧，我們家太窮，真的養不起殘廢的兒子。

來源：《影帝制造機”曹保平》|界面新聞

是的，這個故事戲劇衝突很強，但又隱含着“真實”，為什麼躺在車下睡覺，為什麼去別人的攤位買西瓜，為什麼要軋死親生骨肉，本質上其實只有一個字：窮。

窮困，會讓人徹底絕望。

老實説，這樣的故事很少有人會拍出來，畢竟人們害怕一個故事不真實，但同時，又害怕故事太真實。

而曹保平恰恰覺得有價值的只有後者。

於是。

你在他的電影裏，可以看到各種幾近癲狂的“絕望感”。

這會讓演員覺得很痛苦。

就如黃渤説的，《涉過憤怒的海》的劇本就像一杯釅茶，雖然人的感受程度不同，但每個人喝第一口的時候都會打一個激靈。

在一天的拍攝結束後，黃渤會找人喝酒聊聊天，“不能一直待在電影裏邊，時間長了會憋得很難受。”

郭濤説，“拍《烈日灼心》這部戲我心很累，就像經歷了一場災難一樣的感覺，你沒辦法解脱。”

鄧超在拍《烈日灼心》時，在拍攝最後執行死刑的那段戲，是真的有專業醫生拿針扎進靜脈裏注射，他説：“我在那個時候是回不來的，就是我躺在上面抽抽抽……沒了。全部都是那樣一個極致的狀態，我的眼睛也閉不上了，然後一個眼睛大一個眼睛小;臉部的肌肉都痙攣得亂七八糟了，那個樣子我也預料不到，我也沒有做到過。”

為什麼會這麼極端？

因為他的劇本的底色，人物角色往往都會進入一個極端環境中，並進行一個毫無希望的反抗。

因為在他的鏡頭裏，角色本就身處一種無法自拔的生活漩渦之中。

在《涉過憤怒的海》開頭，老金一直盤算着自己一艘漁船能掙多少錢，一隊漁船去掉工人的花銷，又能掙多少，夠不夠女兒留學。

這與《烈日灼心》裏陳比覺算着伊谷夏幫他們還的醫療費，或是《李米的猜想》裏李米念着男友寄來的信上，郵戳的數字，如出一轍。

他們都沉浸在自己的小算盤裏。

嘀咕一些旁人都不知道在幹什麼的算式。

鏡頭裏的人，有的為學費，為了醫療費，為了找男朋友…….

這些算式是他們的生活的奔頭，也是他們對渴望的東西、生活，痴迷的狀態。

他們“軸”。

並且都妄圖在生活中尋找一個出口，可最後，也是徒勞，是被迫認命。

但，他們又沉醉於盤點這樣的算式，不論何時何地，想起這些數字，反而感覺愉快。

他們將算式當做困苦生活裏的“嗎啡”。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既定的無望的命運，註定與自己的親人、愛人失之交臂。

但，還是願意停留在這樣的“臆想”中。

這也是熱衷於描寫“絕望”的曹保平，隱藏着的“温柔一刀”。

導演看似讓人物面對自己的命運有自由最大化的選擇，可命運卻又以另一種方式駛上了它既定的軌跡。

但，其實，他們的命運也如牲畜一般，掌握在別人的手裏。

03

人本就是動物

沒錯，在Sir看來，在曹保平的鏡頭下，他往往拍的不是“人”，而是“動物”。

他試圖找到人身上的“獸性”。

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當做一種隱喻。

比如，《狗13》。

鏡頭多次將少女李玩與一隻叫愛因斯坦的狗放在一起，少女與愛因斯坦一同長大，在丟了狗之後，急瘋了的李玩在院裏“汪汪”地叫着。

彷彿她已經知曉叫回愛因斯坦的語言。

所謂狗，何止愛因斯坦一隻？

或者，《烈日灼心》。

那三隻分別叫白雪公主、葫蘆娃、小巫婆的小金魚並非閒筆，它們是故事重要轉折之處，也隱喻了對應的人物。

三隻跳出魚缸曬死的小金魚，也成為了辛小豐他們三兄弟未來的走向——在即將“缺氧”的環境中，為了求生，只能殊死一搏。

甚至《涉過憤怒的海》裏，人，也是魚。

在電影裏，小娜的生日正好是日本的男孩節（五月初五），導遊介紹，在這個日子裏，家家户户都會掛鯉魚旗。

爸爸，是黑色的鯉魚旗，母親，是粉紅色的鯉魚旗。

小娜在神社裏將所有硬幣拋進水裏希望神能給她賜下滿滿“緣分”，下一個鏡頭，就是一支黑色的鯉魚旗，慢慢地沉到了水缸裏。

這也是小娜父親的鯉魚旗。

與此同時呢。

另一方面，“動物”，也是人去除了現代社會賦予的“人性”之後，最本能的反應。

人性不過是獸性的保護色。

就像《烈日灼心》裏。

道哥與伊谷夏其實是兩隻老虎，互相搏鬥。

或者《涉過憤怒的海》裏。

周迅飾演的景嵐**，彷彿一隻母狼。**

景嵐為了護自己的“惡童”兒子， 她所表現出來的那股遇神殺神的勇氣，以及在最後，得知兒子可能被殺後，撞死老金未果，自己也開車衝下山坡。

當老金追得越緊，她“女人”的身份就越削弱，她大紅色的口紅沒有了，耳朵上的耳環越變越小。

也是在此時，齜出獠牙，顯露本色。

《烈日灼心》裏，有這樣的一句話：

在我眼裏，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

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

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惡

人，本身就是具有動物性的。

在許多文藝作品中，人面對極端的處境時，會規束自己的行為將理性壓制於動物性之上，與“天性”、“動物性”的搏鬥，最後，成就“人”的理性至上。

但，曹保平的電影裏，他將人性與動物性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中，並沒有孰高孰低的判斷，甚至，有時候還有共存的時刻。

像是《追兇者也》裏的這個橋段。

買兇者掐住殺手的鼻子，責怪殺手辦事不牢，買兇者咄咄逼人，兇手礙於“買賣”唯唯諾諾，此時是“人與人”之間的較量； 

但，當喘不過氣的殺手揮手就是一刀，劃破買兇者的頸動脈，此時又變成了“動物”之間的較量。

一瞬間，人與動物的形態，瞬間轉換。

在這裏。

不論是什麼地位，什麼身份的角色。

最後它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就只剩下“人”最本能的“動物性”。

他彷彿撕開了人生的虛無與無奈。

告訴我們：

**人與世間萬物一樣，不過也是在服從命運的安排，**在無數的偶然中，走向了既定的必然。

04

挑釁觀眾的人

這樣拍出來的故事，註定是會引起爭議的，它從根上就不會那麼“正確”。

就拿少數羣體來説。

曹保平在當年的《烈日灼心》裏就拍過少數羣體的生活，那次是同性人羣，本該是國產電影形象的一大突破，可依然有人覺得，這是在獵奇與消費他們。

同性元素充滿了獵奇式的消費

台詞就差把恐同寫在腦門了

而到了《涉過憤怒的海》，更嚴重了，因為電影裏出現了coser的形象，就有人覺得這是對二次元羣體的抹黑。

不尊重二次元文化

更不尊重受原生家庭傷害的人

是在消費或者抹黑嗎？

倒也未必，因為在他的電影中，他一直是無差別地“挑釁”所有人。

包括觀眾。

其實從影像呈現來説，曹保平的犯罪片更像是處於日片與韓片的中間地帶，都是底層犯罪，韓片重視覺刺激，日片重人性挖掘，而曹保平呢，兩個都要。

他既要有可以刺激的觀眾的視覺衝擊。

也會在讓觀眾不舒服的時候表達自己的思考。

舉例來説。

曹保平會把最醜陋的東西，直給到你的面前，讓你不舒服。

比如直視人的本能疼痛——

在《烈日灼心》裏，阿道自己給自己縫針的場景，將鏡頭直接拉成大特寫。

比如把牀戲拍出“醜陋”——

沒有浪漫、沒有愛情，更像是以一種有目的而為之的慾望宣泄，慾望成了人物走向極端的內在驅動，就像《涉過憤怒的海》裏，其實是雙方互相壓制與征服。

他甚至想在《烈日灼心》裏，將屍體高度腐敗的“巨人觀”呈現出來，最後因為費用太高而放棄了（還好沒錢）。

他是真狠啊。

與此同時。

他也會時刻挑戰着你的“三觀”。

渣男，最後贏得了痴心女友的寬恕；殺人犯，獲得警察的憐憫，甚至一度還能成為“好人”；殺手，殺人的目的，是想與女朋友過上穩定的日子；父親，自私地只為保全的尊嚴，並不愛自己的孩子。

……

所以是故意製造“奇觀”，以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嗎？

確實，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影片就很容易兩頭不靠，要麼變成獵奇的展示，要麼變成獸性的宣泄。

但在多數情況下。

曹保平還是做到了與那些為了“大尺度”而大尺度的電影不一樣，他在這些不舒服的背後，表達出了一種真實。

台灣影評人焦雄屏評論曹保平的電影風格——

從現實主義出發，逼近角色審視其生存狀態，在痛苦和沒有出路的僵局中迸現人性，而且自始至終沉浸在悲觀的氛圍中，這是中國式的黑色電影。

真實與荒誕共存，生活與求生之間拉扯，突破現狀與安於保命的糾結。

最後，便釀成了曹保平電影裏的底色——   

悲劇。

老實説。

如果單純從電影創作的角度來看，這些其實也都不稀奇，畢竟每個國家（地區）似乎都會有這樣一批創作者，在商業和藝術，大眾與小眾，視覺與深度之間尋找平衡點，形成自己的風格。

就像90年代的邱禮濤，或者拍出《看見惡魔》的金知雲。

他們看似拍出了一種毀滅性的快感。

骨子裏表達的，卻是人性的複雜。

而這樣的作品，本該是一個國家（地區）犯罪片裏的大多數，是一種常態的。

但可惜。

國產片裏，我們只能見到一個曹保平。

或許是因為審查。

或者是因為商業。

甚至是因為我們不敢違逆主流的三觀。

我們的電影總是在緊跟着大眾的刻板印象，不容許出一絲偏差：好人只能純潔無瑕，不然就是心懷不正，壞人不能獲得成長，不然就是給他洗白，人們小心翼翼地順從着這個社會的情緒，並靠着這種迎合，獲得票房，獲贏得流量。

而這。

恐怕也是為什麼有人即使對《涉過憤怒的海》不太滿意，但依然願意推薦的原因。

我們這樣的電影，這樣的導演，實在太稀缺了。

説到這裏，Sir忽然想起曹保平作為演員，出演的一部致敬庫斯圖裏卡《地下》的短片來。

那是一個電影拍攝的場景。

曹保平頂着個爆炸頭，飾演着一個吹着小號，一直在原地轉圈的演員。

攝製組精益求精。

每一個道具每一個場景都必須精確地復刻出原版的精髓。

可忽然。

有一羣穿着白大褂的人衝了進來，制止了這場拍攝。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

這羣努力的電影人，包括管虎、曹保平、張元、唐小白、郝傑……不過是一羣精神病院的瘋子。

瘋子是不容於世的，他們遊離於這個社會體系之外。

但同時。

就像《鬥牛》裏黃渤飾演的牛二，《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古倫木，又或者像新片《河邊的錯誤》瘋癲的羣像，他們的瘋言瘋語，説出一個時代的真相。

如今。

這個社會上，小心翼翼守着每一個規矩的“好學生”太多了。

所以我們會珍惜每一個“瘋子”。

電影需要“瘋子”。

否則千篇一律的迎合與妥協，也實在太無聊了。

而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

何嘗，又不是如此呢？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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