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 | 唯物史觀視野下的“第二個結合”_風聞

習近平總書記對“第二個結合”給予高度重視，他在《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裏的邏輯範疇包含：兩個概念，即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判斷，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成為”現代文化而非“已是”現代文化，只有經過“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不是原生態的傳統文化）才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應該説，這兩組邏輯範疇是依據唯物史觀而得出的，我們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去分析並回答文化與文明的相關問題。

唯物史觀視野下不同形態文化與文明的比較

面對不同形態的文化與文明，我們是否應該堅持唯物史觀所確立的文化形態之先進性評價標準？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現在有一種傾向是，在評價文化形態的先進性時，有人會完全依據主觀判斷和情感傾向來進行。比如，有的文章為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性，但又難以迴避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差異，於是乾脆進行純主觀認定，脱離歷史實踐去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如儒家思想早已內含先進的現代性要素，並不輸於歐洲的現代化理念。脱離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去談某種觀念形態的現代性，是一種典型的唯心史觀。馬克思、恩格斯在論及唯物史觀時説：“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

關於經濟、生產方式、工具在文明評價中的重要性，恩格斯曾表示認同摩爾根的説法，認為人類是“經過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達到文明時代的”，“矇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產品主要是用作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摩爾根所謂矇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外在於文明時代的觀點會帶來誤解，讓人以為矇昧時代和野蠻時代與文明狀態無關。實際上，“矇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確實還沒有將人與動物徹底區分出來，而“野蠻時代”人們學會了畜牧和農耕，其實已經標誌着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有了人的創造物，即文明成果。

事實上，恩格斯當時就注意到了所謂“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生產及生活方式，稱其是“從採用魚類（我們把蝦類、貝殼類及其他水棲動物都算在內）作為食物和使用火開始。這兩者是互相聯繫着的，因為魚類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東西”。恩格斯認為，火的使用完全符合“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這一判斷，因而摩擦生火的意義甚至超過了蒸汽機。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還提出，18世紀以後，“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這裏，文明的先進性前提就是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可見，在唯物史觀看來，生產力、技術即使不是文化、文明先進性的唯一標準，也是首要標準。

事實上，只有唯物史觀才可以合理地解釋，今天的中國為什麼能夠以中國之模式來談論中國式現代化和討論人類文明新形態，答案就在於中國發展起來了，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甚至在某些新興領域領先世界。僅靠中國之前的古老思想資源如儒家思想來談中華文明的先進性，還是離唯物史觀太遠了。

歷史唯物主義地看待近代歐洲文明的全球擴展態勢

不必諱言，當我們提出建設新文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時，現代化這個詞便在客觀上折射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影響。15世紀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特別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諸國向全球版圖的擴張，形成了事實上的“西方中心主義”。這裏所言之“中心”不是取其地理意義，而是一種文化標準，也就是現代化的標準——西方社會發展模式向世界其他國家展示的文明理由。

在整個殖民主義時期，“西方中心主義”對非西方國家人民的影響乃至傷害是不言而喻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一段家喻户曉的文字：“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但是，這裏進一步產生的問題是，是否如某些文章所説，所謂“西方中心主義”只是歐洲人向世界強行推行的一個觀念形態，是西方國際法學家以自己的“文明”標準來衡量各個國家的行為而將世界劃分為“文明”“半文明”和“野蠻”三類不同國家或民族，進而將中國列入“半文明”國家，只有歐洲國家和歐洲移民建立的國家才是“文明國家”？如果説，19世紀“文明”“半文明”和“野蠻”三類不同國家或民族的劃分只是出於西方國際法學家的“計謀”，並不反映事實上存在的文明進步與發展的內涵，那麼，唯物史觀又會進一步追問：如果可以確認當時的“文明”國家在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上的優勢，那文明進步與否到底是取決於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還是一種道義的訴求呢？倘若取後一種回答，就又會落入唯心史觀的陷阱。

不錯，資本主義特別是殖民主義充斥着血腥和罪惡，但這不是文明進步與否問題的核心，**核心還是生產力與技術的發展。**在歷史上，最罪惡的制度莫過於奴隸制，但恩格斯説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古希臘的藝術和科學，也沒有古羅馬帝國。這就是經典的唯物史觀分析，道義問題不是文明問題的核心。循着唯物史觀的邏輯，馬克思對資本的文明意義也是這樣肯定的，他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這個“更高級的新形態”，如果不是文明新形態又是指什麼呢？

即使到了20世紀，歐美地區的文明優勢也很難簡單否定。毛澤東在1973年會見發展中國家人士時説過一段很重要的話：“我們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發展中的國家。你不要看中國有什麼展覽會啊，其實啊，是一個很窮的國家。西方國家呢，不大行了，但無論怎麼樣，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創造了文化，創造了科學，創造了工業。現在我們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們的科學、工業、文化的好的部分。”毛澤東在這裏實際上肯定了歐美在20世紀的文明優勢——**創造了科學技術與工業，然後上升為文化，承認發展中國家應該利用之而不是否定之。**這一邏輯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1849年的説法，他説：“作為動力的階級，運動的代表者，即資產階級，到處都是德國的或馬扎爾的資產階級。斯拉夫人好不容易才開始形成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而對南方斯拉夫人來説，這種現象也只是極個別的情況。由於有了資產階級，德國人或馬扎爾人便掌握了工業，掌握了資本，德國的文化也發展起來了。”這裏，從工業發展到文化發展的邏輯清晰可見。

唯物史觀不會停留在空洞的邏輯論證中，它必須運用於對世界問題的理解與分析，我們不妨以馬克思1853年對印度與英國之關係的論述來作為解開問題的鑰匙。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未來結果》中，開篇就提及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他尖鋭地提出：“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征服印度，而在於我們是否寧願讓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而不願讓它被不列顛人征服。”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達200年（1757—1947年），關於印度之前的狀態，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由於印度極端缺乏運輸和交換各種生產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產力陷於癱瘓狀態。儘管自然資源豐富，但由於缺乏交換工具而使社會非常窮困，這種情況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嚴重。”

對於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進行了雙重評價：一方面，英國人“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另一方面，“不列顛人用刀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將通過電報而鞏固起來，永存下去。由不列顛的教官組織和訓練出來的印度人軍隊，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國入侵者就要成為戰利品的必要條件。第一次被引進亞洲社會並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子孫所領導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社會的一個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當地印度人中間，正在崛起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知識而且熟悉歐洲科學的新的階級。蒸汽機使印度能夠同歐洲經常地、迅速地交往……”馬克思明確説英國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提到，“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侷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總結了英國與印度的文明衝突的意義，“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由此，英國是在不自覺地把工業文明帶到殖民地，實際上發揮了一種歷史作用——為世界新的文明打下基礎，“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顯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近代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既是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對非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同時也客觀反映了工業革命以來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如此才能理解馬克思所説，“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也才能理解1964年12月毛澤東所説，我們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什麼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所謂“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當然是指現代化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指其非道義的行為。

必須指出，如果把馬克思的相關論斷説成是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當成馬克思思想的侷限性，那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大廈就可能坍塌。

只有現代性的馬克思主義才能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文化

 “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兩者結合的結果一方面是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另一方面是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文化。後一方面揭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成為現代文化，必須將之置於歷史過程中去理解，而不能當成一個古已有之的命題來分析。無論我們多麼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不能違背文化史的基本事實。

中國文化與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發生斷裂，這是事實，足以使中國人感到驕傲，這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必須在一種文化關係中來討論。在生產力落後，特別是交通技術落後的時期，各個民族國家總體上是相互隔絕的，這種隔絕可能造成幻影式的文化自信——缺乏比較而盲目自信。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各民族國家的交往越來越頻繁，特別是在18世紀進入“世界歷史”時代以後，任何民族國家的文化遲早會因為進入世界舞台而直面域外文化。

18世紀的“中學西漸”盛況讓國人自豪，可是到了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卜鐵（Pauthier）感嘆，在萊布尼茲時代，哲學界、宗教界對中國問題抱有強烈興趣，而“今則連極有限的少數人都難引起注意”，“我們每天認為野蠻的民族，他們早在我們的祖先尚居於高盧及日耳曼森林以前就達到極高的文明水平，現在僅引起我們一種深度的輕視”。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折呢？這是由於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戰敗的事實證明，比起工業化的歐洲國家，近代中國的相對落後是不可否認的。馬克思在1853年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對這場戰爭下了如此論斷：“滿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基於唯物史觀，馬克思做出了三個判斷：其一，當時的中國處在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其二，中國敗於“不列顛的槍炮”，即現代化裝備；其三，接觸到新鮮空氣的中國必然要解體，即中國的傳統文明必定會轉型為現代文明。關於19世紀以來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之狀態，毛澤東也是確認的。1938年，他在讀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時所做批註中也曾經寫道，“中國社會組織歷久不變原因在他又好（妥當調和性）又高——這是不對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業文化當然高於遊牧文化”，但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碰撞及中國的失敗，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高於封建社會。故兩者相遇後者失敗，其賬已結”。

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中國一直在不斷反思一個問題：中國與歐洲的差距到底在何處？其間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論，國人終於意識到，根本性差距就在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向現代化的轉型，導致了中國落後於歐洲諸國。青年毛澤東亦如此比較中西文化：“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瀰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要求變革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聲浪日高，來自域外的“科學、民主”大旗高張於中國思想文化界，新文化運動橫空出世，毛澤東稱此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化運動。

從理論上説，用域外的科學、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在客觀上就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但是，這裏又冒出一個非常特殊問題，即西方思想文化的侷限性問題。一方面，西方列強在激發中國的現代化慾望時，對中國實行了欺凌和掠奪，毛澤東稱為“先生老是打學生”；另一方面，西方制度的方案在運用於中國時，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各種西式的方案都試過了，中國的情況還是一天天糟下去。就在此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顯示出了異樣的光輝。

就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改造來説，棄西方觀念而轉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新的文化推動力之重要性在於——不是説中國傳統文化不需要改造便自行現代化了，也不是説西方文化不具備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了，而是説**西方文化不能再直接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了，其必須經過一個過濾裝置，這個裝置就是馬克思主義。**對這一層複雜關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有一頗為深刻的説法，他認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説，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的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所謂“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那就是指馬克思主義作為歐洲現代思想對儒教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這與科學民主思想的功能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由於堅信馬克思主義之現代性內涵，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認為，19世紀有遠見的人，不會是馬赫迪、庇護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馬克思——並不是因為社會人文主義哲學優於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神學，而是因為“馬克思等人瞭解新的科技現實及人類的新體驗，因此能夠針對工業社會的新問題提出切中要點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創的想法，告訴眾人如何從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得利。為了一個美麗新世界，社會主義打造了一個美麗新願景，承諾以科技與經濟為工具”。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西方觀念的“過濾器”，乃在於其誕生於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必然包含了科學民主在內的歐洲思想文化精華，而且通過其“世界歷史”理論確認了全球現代化的必然性，這就符合了當時歐洲新思想新文化衝擊舊有傳統的合理趨勢；同時，它又高於一般西方觀念，因為它批評了西方的資本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立場。這樣，中國的先進分子便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規避以西方的科學、民主文化要素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侷限性，現實地使“中華優秀傳統成為現代的”。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西方文化三要素之關係，1949年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進行了一個對比：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高度文化”相比較，馬克思主義“不知要高出幾多倍”。毛澤東的論斷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第二個結合”中的特殊地位。

如果説，20世紀初是馬克思主義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第一次歷史行動，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再一次站到了一百多年前的點位上（當然，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再一次”）：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最終完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過程當然也還沒有完成，還有必要去學習域外所有現代化文化經驗；但是，西方國家的舊習未除，依然奉行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中國不可能“全盤西化”，也不會容忍霸權主義的欺凌。如此，中國還是需要像當年那樣，既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靈魂，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過濾器”來過濾外來文化觀念，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正是藉助這個“過濾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充分肯定了自古希臘時期到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先進文化理念，又深刻洞察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幻性。如此，中國既可以對西方話語霸權説“不”，又可以容納和學習所有外來文化的好的方面，最終完成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