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紅亮 | “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思考_風聞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包含着對於“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思考，內在隱含着一般意義的方法論原則，例如，前提、結果和過程相統一，守正與創新相統一，主體性和世界性相統一，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實踐檢驗與邏輯論證相統一等。這些方法論原則不僅對於我們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極有裨益，而且對於世界上很多國家傳承發展各自的傳統文化具有借鑑意義。

第一，“第二個結合”作為動態過程，體現了前提、結果和過程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第二個結合”過程進行解剖，結合的過程可劃分為前提、進展、結果等不同階段，由此可見前提、結果和過程在其中是統一的。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説：“凡在過程開始時不是作為過程的前提和條件出現的東西，在過程結束時也不可能出現。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為前提和條件的東西，在過程結束時必然會出現。”馬克思以此説明資本作為生產過程的前提，既出現在開始階段，也出現在結束階段。在有些人眼裏，當生產過程結束時，資本就消失不見了，馬克思批評説：“這隻能是由於資本貫穿整個過程的那些看不見的線被忽略了。”這裏，資本既作為前提也作為結果出現，統一在整個生產過程之中。用馬克思的觀點來反觀“第二個結合”，同樣可以説，前提和結果統一於結合的過程。結合的前提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彼此契合，結合的結果是兩者互相成就。

**從結合的前提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彼此契合和相通的。**例如，傳統文化藴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革故鼎新、自強不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禮義廉恥等觀念，和馬克思主義倡導的大公無私、人民至上、英勇鬥爭等價值觀念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有一致性和契合性。傳統文化包含着豐富的思想觀念資源，這些資源具有現代價值，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主要觀點相契合，共同為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難題提供智慧。

**從結合的結果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互相成就和支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入中國，以一種新的理論姿態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變革。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説：“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入，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賦予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形式和中國風格。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劉少奇引用《論語》中的“吾日三省吾身”，説明共產黨員加強自我修養的重要性，引用《詩經》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説明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的必要性，以傳統的思想文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修養觀。他也提出：“古代許多人的所謂修養，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離社會實踐的東西。”這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對傳統文化提出了變革要求。

**從結合的過程看，“第二個結合”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已經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展開。**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去整理研究傳統文化，出版了一系列理論成果，如侯外廬、杜國庠等的《中國思想通史》、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這些著作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和方法，既批判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又發掘出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唯物主義傳統，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因此，我們討論“第二個結合”的歷史過程，要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專業學者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如關注侯外廬、趙紀彬、張岱年等學者在“第二個結合”上的做法和貢獻，討論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傳統文化遺產，系統梳理傳統思想文化的優秀成果。

此外，我們也須關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其他思想流派如現代新儒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一些現代新儒家借鑑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來思考中國的文化問題。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解釋、有發揮，也有反對，這些解讀、反對和運用是值得注意的現代思想文化現象。當然，我們需要批判地分析現代新儒家對於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解讀，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毛澤東等理論家的理解有很大不同，甚至包含很多誤讀，但他們的理解也是一個參考維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哪些觀點，弄清楚他們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傳統文化以及這種運用的侷限。現代新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對當時學術界的影響力之廣。

第二，“第二個結合”是守正與創新辯證統一的過程，體現守正創新的方法論原則。

守正意味着築牢根基，堅守基本原則；創新意味着變革發展的可能性被打開，新的空間和領域被開發出來。守正和創新的辯證統一賦予“第二個結合”新的品格，為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提供了良好契機。

守正指的是守真理之正、守規律之正、守理想之正。在“第二個結合”中，守正不僅指堅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且指堅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在推動“第二個結合”中，魂脈和根脈都是我們必須堅守和傳承的，兩者缺一不可。當然，堅守不等於停滯不前，而是要順應時代和實踐的發展，不斷拓展已有的限度，打破桎梏，善於接納新生事物，推陳出新。

**守正創新的方法論原則賦予我們新的視野來看待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傳統文化中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一面。五四時期，魯迅等文學思想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和負面影響。“第二個結合”論中的“優秀”兩字説明，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而非糟粕，因此，推進“第二個結合”，要對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進行批判和揚棄，從中挖掘優秀因素，和馬克思主義主要觀點相融通。

**守正創新的方法論原則賦予我們新的姿態來對待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發展到近現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文化傳統。毛澤東在談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時，提出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國家，包括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就文化層面而言，“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國家，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這個文化建設目標包含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因此，推進“第二個結合”，需要注意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及由此形成的現代思想文化傳統，關注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過程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歷程的有機結合。

**守正和創新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有一定的適用性，在其他思想文化領域發揮其效應，可為“第二個結合”提供借鑑意義。**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堅持守正創新的典型例子。陶行知結合現代中國的教育實際情況，創辦曉莊師範學校。在理論上，他傳承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吸收杜威的教育哲學，又創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國風格的教育思想，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改造成“生活即教育”思想。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説明守正創新方法論原則的有效性，為其他外來思想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三，“第二個結合”體現了主體性和世界性、本土性和開放性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在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中，中華文化主體性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得到切實鞏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在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下結出豐碩的理論成果。在堅持文化本土性的同時，還要有全球眼光和天下觀，我們是在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推進“第二個結合”，是在世界舞台上鞏固和發展文化主體性。

**堅持主體性方法論原則，就要堅持走自己的路，鞏固文化的本土性和文化自信，堅持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統一。**文化本土性的塑造不僅建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上，而且建立在繼承近代革命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上，同時也建立在借鑑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上。在一個國際比較的環境中，文化本土性和民族特徵得以有力彰顯。從這個角度看，世界性和本土性相輔相成。

**堅持世界性的方法論原則，就要堅持胸懷天下的世界觀，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吸收各種外來文化的優勢資源，並把本土文化以嶄新方式推向世界，在世界範圍內發出中國文化的強音。**胸懷天下的世界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之一，它要求我們懷有為世界謀大同的使命感和為人類共同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智慧的責任感。

世界性方法論原則已經體現在一些理論概念的表述中。比如，它體現在全球文明倡議中。在2023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其中一條指出：“充分挖掘各國曆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內的各國曆史文化，都有為各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智慧的價值。推進“第二個結合”就需要胸懷天下的情懷，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下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第四，“第二個結合”體現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中國具體實際和傳統文化具有特殊性，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體現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藴含的天人合一、民為邦本、大同理想、講信修睦等價值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特殊性，中華文明作為東方文明的傑出代表，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徵，和以希臘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較大差異。推進“第二個結合”，既要從普遍性上看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可行性，也要從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上看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特色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有效性。

毛澤東和梁漱溟曾就普遍和特殊的關係有過討論。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和毛澤東有過幾次長談。毛澤東不同意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他指出，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出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是走改良主義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而中國社會的革命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毛澤東説：“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略其一般性了。”毛澤東批評梁漱溟過於重視中國社會及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而忽略了普遍性，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有共通性，可以應用唯物史觀的普遍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毛澤東和梁漱溟當時的分歧預示着馬克思主義走中國化時代化的道路，走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的道路。這構成了“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背景，對於結合的推進具有深刻的參考意義。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論原則在一些領域可能被誤用，產生一些消極作用。這對深化“第二個結合”研究具有警示意義。近代以來，西方哲學被譯介進入中國，形成一種文化現象，即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詮釋中國哲學的文本和概念，劉笑敢稱之為“反向格義”。北朝時一些學者以老莊的術語解釋佛教教義，稱為“格義”，引申開來，格義常指用本土的經典來解釋外來的理論。在現代中國哲學史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是運用反向格義方法的一個例子。他用西方哲學尤其是實用主義的理論來整理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把墨子的哲學稱為應用主義。現代中國哲學家運用反向格義的方法是一個潮流。後來，有不少哲學家也都用西方的分析哲學、現象學、詮釋學等哲學方法和觀點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在反向格義的背後，隱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論原則誤用的可能，即把西方哲學的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以此來過度分析和解讀具有特殊性的中國古代哲學，這有可能導致對中國哲學概念和思想的誤解，得出錯誤的結論。從反向格義的例子來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誤用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這是“第二個結合”研究推進過程中需要加以防範的地方。

第五，“第二個結合”體現了實踐檢驗和邏輯論證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目標是產出一批理論成果，推進理論的體系化和學理化，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些理論成果既需要接受實踐檢驗，也需要接受邏輯論證。

**實踐檢驗的方法論原則要求我們在“第二個結合”中把理論和現實結合起來，堅持問題導向和成果導向，堅持實踐標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方法的含義，隱含實踐檢驗的要求。“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從實踐檢驗的方法來理解，這句話呈現出完整的實踐檢驗步驟。第一步，從實際出發，從問題入手，觀察事物，掌握多方面的情況，把握事物變化發展或問題的根據。第二步，分析事物或問題的矛盾，分析事物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找出其中的必然趨勢或假設，提出解決矛盾的方案。第三步，分析人們的可能需求和目的，結合需求和目的，把解決方案應用於現實，付諸實踐，促成事物可能性的轉化，使有利於人的可能性變成現實。由此，原先有待驗證的假設被證明是有效的假設。“第二個結合”產出的成果，需要接受實踐標準的檢驗，才能被證明是可靠的和科學的。

**邏輯論證的方法論原則要求我們對“第二個結合”的創新理論進行合乎邏輯地討論、辯論和論證。**邏輯論證有不同的層次，相對簡單的做法是指出犯了哪些形式邏輯錯誤，如偷換概念、循環論證、虛假證據等；相對複雜的做法是進行觀點批判，對觀點展開批判就要對觀點進行具體的、歷史的考察，運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揭示其內在矛盾，把握其合理性和共識性。而不論哪種層次的邏輯論證，都離不開實踐檢驗。

我們要在實踐中紮實推進“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不斷增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助力。思考“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得出五個主要原則，這五個主要原則是互相關聯的，以過程論為基礎：前提、結果和過程相統一的原則把“結合”理解為完整的過程；守正與創新相統一的原則把“結合”理解為創新的過程；主體性和世界性相統一的原則把“結合”理解為開放的過程；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原則把“結合”理解為動態的過程；實踐檢驗與邏輯論證相統一的原則把“結合”理解為可驗證的過程。深入思考“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原則，有助於我們更好把握結合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歷史邏輯，在新時代產出新的理論和文化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