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獎女得主折射一個扎心真相: 科學界扼殺科學?｜文化縱橫_風聞

王元豐

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

北京交通大學碳中和科技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為作者授權原創發佈)

2023年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公佈了，又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科技界帶來新的興奮點。但是女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的經歷卻讓人唏噓。她在核苷鹼基修飾方面的發現，使得針對新冠大流行病的有效mRNA疫苗得以開發，為人類戰勝實際疫情做出卓越貢獻。**然而，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科研人員，她的職業生涯卻一直非常不順利，其研究不受同事、同行和學校的認可，年薪從來沒有超過6萬美元，一直沒得到一個正式的教職（曾短暫擔任過a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八年申請不到基金。**在學校的位置甚至被降級，後來不得不辭職，轉向產業界去在疫情期間各國人民都非常熟悉的BioNTech公司。而且當時也被同事嘲笑：去了一家連網站都沒有的小公司。

幸而，人類有了卡里科的堅持不懈，才在與新冠病毒的鬥爭中更早地取得了勝利。新冠病毒來了，證明了卡里科研究的巨大價值，挽救了無數的生命和家庭。**然而，試想下如果卡里科一直被打壓無法成功呢？應對新冠病毒的局面又會怎樣的糟糕？**卡里科的經歷不值得整個社會、不值得科學界對重大創新的遏制這種頑疾進行反思？予以改變、予以剷除嗎？

**卡里科的情況不是個案，在科學史上和現代科研中，遏制重大原始創新被打壓的事情屢見不鮮，真正能夠得到關注的都是堅持不懈的成功者，**有多少重大的研究，被科學界這個有着發現真理、探索未知美稱的共同體扼殺。科學界對重大原始創新的遏制表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在自己的單位與同事中，一個科研工作者有一個特別新穎、與眾不同的重大原始創新想法，**因為這些想法與原來很不相同，往往會受到周邊同事的抵制甚至反對。“這樣的研****究沒有什麼價值！”“這樣的研究毫無意義！”諸如此類的話語是不是有些耳熟？**卡里科的工作是一個非常生動的説明，在科學界這樣一直受打壓得不到機會的人非常多，只有像卡里科這樣少數的幸運者，有一天諾貝爾獎證明了她工作的價值，才能衝破壓制得到世人認可。不過可悲的是這個證明用了600多萬人死亡，整個人類跟着一起發燒、咳嗽，這樣幾乎每個人都有份的慘痛代價。

第二方面，重大原始創新的成果往往很難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同。因為重大原始創新往往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論，但是因為與主流的研究方向、方法不同，要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同也相當困難。這樣的事件不但許許多多的普通科研工作者經歷過，很多諾貝爾獎的得主也同樣不能倖免。

從遠的講，1938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大名鼎鼎的恩利克·費米(Enrico Fermi),對！就是物理學家説的“費米子”、還有著名的“費米悖論/費米之問”的貢獻者，他的文章當年曾經被最著名的科學雜誌Nature拒稿。再往近一點兒，羅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這位197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她當年曾經給《臨牀調查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投稿，結果得到的回覆是：“很抱歉我們不能接收您的文章。您的結論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持，較為武斷。領域內專家強烈反對您的部分結論。他們認為您的對照數據不足，不足以證明您的觀點。您的數據雖然有趣，但得出的結論卻不能讓人信服。”

再往近一點兒，諾貝爾獎得主得獎前的文章曾經被拒絕也是很多，比如，彼得·拉特克利夫（Peter Ratcliffe），這位2019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得主，他的文章1992年被Nature雜誌退稿。

如果説被周圍同事小範圍的不理解不認可，是我們的周邊同事視野眼界不夠，**可是科學共同體，尤其是科學界最高聲譽的學術雜誌，對於原始創新也以很多荒誕的理由輕易地拒絕，這是值得科學界反思的！**科學界目前的學術成果發表制度，能夠有效識別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嗎？一方面現在科學界產生的文章非常之多，很多雜誌的投稿量非常大。不要説Nature、Science這樣世界頂級雜誌的正刊錄取率非常低，只有6%左右，就是一般國際SCI期刊的錄用率平均也只有30%左右，而且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在這樣被大量拒稿的文章中，一定會有不少非常有原始創新想法，對於學科，對於行業有重大影響的研究成果。但是現在隨着科學界發表文章的途徑越來越狹窄，編輯會用一些自己的主觀臆斷，就輕易的拒稿。尤其比如像Nature、Science這樣綜合性的雜誌，編輯的知識面未必很寬，對於一些重大的科學問題不一定有識別能力，僅僅是為了減少工作量，更是非常隨意，沒有深入的理由，沒有經過同行評議把80%左右稿件駁回，不進行同行評審。

另一方面，由於原始創新成果，尤其是重大原始創新成果，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在基金申請和論文發表的同行評議中，同行學者對此並不瞭解，甚至不接受與原來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很容易不被接受。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成為阻礙科學發展的一個重大頑疾，非常需要科學界改革（抱歉！具體辦法需要羣策羣力）。不然的話，還會有許許多多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被埋沒、被扼殺。

第三，很多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會受到科學界權威的反對甚至打壓。這裏面有兩個非常著名的案例，一個是198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錢德拉塞卡是印度裔的美籍科學家，1953年他到英國牛津大學求學，他所提出來的理論與當時天體物理學的傳統理論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他的研究恰恰受到了他的導師，非常著名的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勳爵的打壓。

**愛丁頓勳爵就是那位通過觀測證明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非常著名的科學家，是在人類科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學家。但是恰恰是這樣科學界的極其有威望的權威，卻對自己學生的理論不但予以反對，甚至在學術會議上撕毀了學生的文章，**當着全體會議人員的面羞辱這位提出新觀點的學生。錢德拉塞卡在1953年就提出了重大創新的理論，可是一直未受到科學界的認可，50年後才獲得諾貝爾獎！半個世紀呀，人類要等到這麼久才能對一個重大發現予以承認，時間不是太長了嗎？

另一個例子就是科學界的巨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了狹義相對論，後來又提出了廣義相對論，他其中還用到了洛倫茲變換（Lorentz transformation）。這個變換是1902年諾貝爾獎物理學得主亨德里克··洛倫茲（Hendrik Lorentz）提出的。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卻沒有得到洛倫茲的支持，他一直反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觀點。好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較快得到了驗證。但是即令如此，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時，諾貝爾獎委員會也不敢對他在相對論方面的成果予以確認，是把愛因斯坦光電效應方面的研究作為他的獲得諾貝爾獎的成果，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諷刺。

因此，綜上所述，科學界對於重大原始創新一直有着阻礙、不認可，甚至由於人性的醜陋故意的打壓。科學界被號稱是最具創新性的羣體，但是歷史和現實充分的説明，科學界內部還有着非常強烈的因循守舊傾向，對創新，對於創新成果，尤其是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存在抵制反對的環境和氛圍。

從16世紀末，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de Galilei）奠定了實驗科學，從1642年，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奠定了經典力學，開創了人類的科學研究之先河，人類的現代意義的科學研究歷史也有400多年了。這400多年間，上述遏制重大創新科研的案例是非常多的。**但是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人類正在面臨聯合國説的三重危機（Triple planetary crisis）：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危機，以及貧困、疾病等多方面的挑戰，特別需要我們現在有重大原始創新，才能應對像氣候變化這樣的危機。**國際能源署（IEA）的評估表明，目前人類的技術水平還不足以支撐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確定的控制1.5°C度或者2°C温升目標，因此也特別需要科學界、技術界的原始創新來為人類找到走出困境的途徑。

然而，科學界一直存在這樣的因循守舊、遏制創新的文化與制度，如果不改變，人類怎能應對21世紀面對的重重挑戰？難道我們還需要下一場危機？像新冠疫情這樣的下一場危機？我們才能證明一個新的諾貝爾獎級的成果嗎？如果像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預言的，人類每20年就會發生一場大流行病。而恰恰下一次大流行病發生時，我們不再幸運的有人像卡里科這樣為新疫苗研發奠定了科學基礎的成果，人類能夠應對的了下一次大的流行病危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