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建設，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_風聞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從來就不只是辦個好學校，而是為了救亡圖存。所以陳獨秀才會説，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我要的是中國的生機盎然。

不辯,不爭,不可以。

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節，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破天荒發表了一份全中文演講。

演講題目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運動，是愛國主義運動。

口號是外爭主權，內出國賊。

誓死力爭,還我青島"。

還有"取消21條"。

然而在波廷格的演講中，卻對此絲毫不提，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所謂的民主。

他聲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啓蒙運動。

是民主理想"。

“五四運動"有爭取民主的成分不假，但主要問題從來都是爭取主權與愛國主義。

除了歪曲"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核，波廷格還點了三位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張彭春、胡適和李文亮，兩位古人，一位今人。波廷格為什麼要捧這三人呢？

按波廷格自己的話説，張彭春的最大貢獻是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還在"五四運動"中推廣民主精神。後來辭去外交官職務。

是因為"對中國缺乏民主感到沮喪”。

實際上這是不要臉的篡改歷史。

對於巴黎和會的失敗，張彭春是痛心疾首的。日後辭去外交官職，也是因為看透了叢林世界的法則，知道沒有國力為基礎外交沒有意義。波廷格捧他的目的是先製造歷史，然後暗示新中國封殺了他，封殺了民主精神。

實際上，由於長期駐外，張鵬春很少在國內，和國內的各種事件聯繫不大，才導致沒名氣，壓根不是被封殺。

説完張鵬春，來説説第二個人物胡適。波婷格捧胡適的目的，也是認為他推廣了所謂的民主精神。五四運動發生後，胡適立主將北大遷到上海，遠離是非之地，理由是專心學術，不談政治，事實上就是逃避。

不談政治又怎麼能推廣民主精神呢？恐怕事實與波婷格所説有很大的出入。

在覺醒年代中，胡適反對郭新剛去和北洋政府抗爭，希望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還希望帶着北大南遷躲避紛爭。但於和偉扮演的陳獨秀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之所以這麼窩囊，就是因為郭新剛太少，胡適之太多。

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讓北大變得生機盎然，現在學生去參加五四會，毀了這大好局面。對此，陳獨秀表示，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我要的是中國的生機盎然。

沒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確實有貢獻，但把他捧成五四精神的代表，認為他傳播了民主精神，這就有問題了。莫非帶着北大南遷，對巴黎和會視而不見就是五四精神？

最後是李文亮醫生。波聽閣把李文亮醫生説成五四精神的當今代表，無非是那時正值疫情，想趁機踩一下中國的痛點。

但他沒想到迴旋鏢來得飛快。先是董王政府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現，導致100多萬人死亡。再提疫情也沒底氣了。

更大的迴旋鏢出現在2021年1月6日。這一天，無數美國人前往國會山追逐自由，波婷格卻在1月7日辭職了，理由是對川普的煽動行為感到失望。

按照美國的標準，國會山事件是典型的民主運動，是美國人民前往國會山追逐自由，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失望。

當然，嘲笑之餘，對於波婷格的五四演講，我們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因為今天我們看到了太多類似的結構，如我本是高山這部電影，將一個原本崇高的黨員的故事給拍成了單純的個體故事。

集體和黨的作用，還有奮鬥的理想在影片中完全看不到，我們也不清楚是故意的還是單純的沒拍好。

由於不熟悉內幕，這裏就不妄下結論。又如最近某個媒體公開將爭取主權、爭取工人權益的五薩運動給歪曲城上海市民在租界爭取資質。租界本來就是非法的，哪來的什麼爭取資質？這是在暗戳戳否定中國對上海的主權。

實際上前兩年好萊塢拍的花木蘭也是這樣的套路，把中國傳統的保家衞國故事歪曲成追尋自由還有為了家族榮耀。

幸虧由於好萊塢自身的墮落，導致影片質量稀爛，要是拍好了影響是非常壞的。必須強調本人對劉亦菲沒有任何的不滿。

注意。

波聽格的職務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的上級就是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當年秘密訪華時的職務就是國家安全顧問，這是一個總統的直屬職務。

按理説，五四運動和國家安全沒有任何關聯，要是出於外交禮儀，發個賀詞讓國務卿發就可以了。但偏偏這事是波婷格來做。

看波婷格的履歷就明白了，他曾在華7年，先後在路頭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分部任職。2005年9月加入海軍陸戰隊擔任情報官。意識形態上是個英派，能講教流利的中文，號稱中國通。

波聽格對中國有一定了解，知道中國的熱點在哪裏，弱點在哪裏，所以才會發表這種解構中國歷史的演講。背後反映的是美國已經把按照美國價值觀解構中國歷史這件事提高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

敵人對我們的歷史文化進行結構和偷樑換柱是有組織的。

這種組織並不是指幕後有一個長老式的人物在發號施令，而是去中心化的有無數個n、g、o公司、機構組成，有時候身處其中的個體本身都未能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要在中國進行歷史文化結構是非常便利的。核心原因有兩個。

一、是中國存在許多文化間諜，這一點我在間諜為什麼這麼多譯文中已經詳細説過，這裏就不再細説。

除了文化間諜，第二個原因也是我們在文化領域被動挨打的關鍵，文化評價體系的缺失。什麼叫文化評價體系呢？通俗一點就是各類獎項、各類電影節數量越多，體系越嚴密，構成的體系就越完整，文化評價體系很重要。

對娛樂圈有一點點了解的人都清楚，各種獎項是足以引領審美和內容潮流的。美國這些年政治正確膨脹極其迅速，與奧斯卡密不可分。近10年來，奧斯卡可以在頒獎時傾向於政治正確，甚至制定了光圈2025計劃。

這個計劃概括起來就是4個要求，一、主角或重要配角中至少有一人是政治正確羣體。

二、政治正確羣體必須在整部電影的演員總人數中佔比30%以上，注意，是演員總人數佔比。

三、所有人員比例必須有30%的政治正確人羣，也就是攝影師、化妝師、打光師、服裝剪輯、特效製作等崗位也必須有30%的政治正確羣體。營銷、公關或發行團隊中也要遵循這一比例。

以上4個要求必須達成兩個，達不成的直接就不讓參加奧斯卡評選。

試問有多少人會不想評上奧斯卡的？圈內人哪怕不喜歡，也會為了獲獎而迎合藝人們的粉絲。受其影響，有不少人會相信這一套，認為這一切就是最新穎的潮流，跟着潮流才會酷。於是政治正確就這樣傳播開來了。

這就是文化評價體系的威力。1966年開始，蘇聯陸續投入了多達5.6億美元拍攝戰爭與和平那個年代的5.6億美元呢？之所以要投入這麼多錢是有原因的。

1956年，好萊塢拍攝了美國版的戰爭與和平。影片的內容就和今天解構中國一樣，把戰爭與和平這個飽含愛國主義和集體精神的劇作給歪曲成了愛情片。

片子從頭到尾都在講三角戀，蘇聯人看到影片後大受刺激，竟敢這樣結構和歪曲，我們的經典絕對不允許！

為了拍出真正的戰爭與和平，蘇聯不僅由中央撥款投入巨資，還先後動用了包括大批軍隊在內的60萬名羣演。作品的質量很出色，一經上映就引發了轟動。

信心滿滿的蘇聯人更是在1969年將片子送選到奧斯卡。美國人看了後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好作品，最終榮獲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外遇片。

蘇聯上下都覺得反擊成功了，然而真的成功了嗎？並沒有，影片確實是成功的。但將影片選送奧斯卡，並以在奧斯卡的獲獎為成功，無意中暴露了蘇聯的一個問題，文化評價體系缺失。

連戰爭與和平這樣的鉅作都需要奧斯卡獎項，蘇聯是不可能有文化評價體系的，自然就不能守住自己的文化。美國人歪曲一次你能反擊，但是10次、8次，幾百上千次呢？

後來無數人感慨是格爾巴喬夫上台放開意識形態，讓蘇聯輸掉了文化戰爭進而從內部瓦解。其實要我説，自從戰爭與和平決定選送奧斯卡，以奧斯卡為評價標準的時候，蘇聯就已經輸了。

一個沒有文化評價體系的國家，註定守不住文化的陣地。文化評價體系和國家的關係。就好比平台之於網民和平台鬥，連董王都被全網封號，你鬥得過才怪。

對國家來説，唯一的辦法是建立自己的文化平台，也就是文化評價體系。

中國演藝圈雖然也有不少獎項，但這些獎項的分量不夠，再加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所以無論是演藝圈的人還是普通人，都更關注歐洲的三大電影節以及奧斯卡。

你想在人家那獲獎，自然得遵循人家的文化評價體系，遵循人家的價值觀。因而中國演藝圈高度西方話，有時候甚至比西方藝人更激進，有種皈依者的狂熱。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自己的文化評價體系，從而將審美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一切不能蠻幹，這方面應該解剖一下美國的文化評價體系怎麼來的？文化評價體系需要一個基本的條件，全球化。直白的説，你的各類獎項得有全球性影響力，否則就是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罷了。

沒有影響力，而決定各類獎項的全球影響力的根源，是你能不能產出足夠多的優秀作品。為什麼歐洲三大電影節和奧斯卡是當今電影圈的最高獎項？是因為他們曾經產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

歐洲至今仍是世界文藝片高地，好萊塢則憑藉工業化電影打得各國本土電影沒有還手之力。你的好作品多了，各國觀眾都喜歡看，連帶着各類獎項也都關心。

試想一下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對美國文化的接觸，哪個不是從優秀作品開始的呢？

雖然兩者近年來都有衰落趨勢，歐洲電影深陷文藝片的泥潭無法轉型升級，好萊塢則在過度工業化與政治正確中日漸墮落。但不可否認，論優秀作品的存量，西方還是最多的。

存量龐大的優秀作品托起歐洲三大電影節以及奧斯卡，造就了曾經的輝煌。如果一個地區沒有足夠多的優秀本土作品，是不可能有什麼權威獎項的，也就不存在自己的文化評價體系。

金馬獎即使沒有2018年那檔子事，衰落也是必然的，因為台灣拿不出成規模的優秀電影作品，偶爾來那麼一兩部意義不大。香港的金像獎也同理。

儘管金像獎的衰落有過度本土保護的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香港電影衰落導致的市場。連香港電影都不關心了，還會關心一個獎項嗎？

好的作品才是文化這座金字塔的根基。而文化評價體系也就是各類獎項屬於這座金字塔的塔尖，只有塔基牢固，塔尖才能存在。從這個角度説，中國要做的是努力發展自己的影視產業，產出更多優秀作品。

中國電影曾長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盲目的圍牆中打轉，就像國足一樣，一會模仿這個國家，一會學習那個國家。直到近年來，小破球等國產工業化電影的出現，才為我們指出了明確的戰略方向。

但有了戰略方向不等於能夠快速成功，一切註定是慢功夫。一種工業品至少需要5個階段，理論設想、理論驗證、實驗室生產、實用化攻堅和批量生產。

2019年之前，雖然知道好萊塢的工業化電影，但沒有人相信我們能走上這條路。此前也只有戰浪二、紅海行動等少數電影具有工業化痕跡，因此僅處於理論設想階段，直到流浪地球一的出現。

球衣的質量其實算一般，卻是一部標準的工業化電影。它的意外成功為我們指出了明確的戰略方向，意外完成了理論驗證，到了球二，信心更足，還有了各種創造性，使用了大量新技術和新理念。

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實驗室生產。雖然球二票房過得去，質量更是硬核，但終究只是個別現象，距離真正的批量生產還有很大距離。

現在來到了第4步，實用化攻堅。這一步需要將工業化的理念鋪開，解決各種基礎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一步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內部的技術，還有外部的阻撓。

文化買辦們試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電影扼殺在搖籃裏，畢竟那可是神明的專利，作為低等文明怎麼能去研究神的專利呢？應該安安靜靜呆在黑玉里，不要想光速飛船的事。然而黑玉也是光速飛船產生的，這意味着我們沒得選。

為了活下去，只能走工業化電影之路。通過技術變革以及注入中國價值觀，創造足夠多的優秀作品，才能打造出國產文化評價體系，才不用像蘇聯那樣照奧斯卡評價自己的經典。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法科禮堂內擠滿了人，大家來到這裏的目的只有一個，商討對策。

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來，令各界痛心疾首。中國明明是一戰的勝利者，卻不能收回青島。北大作為最高學府，學生們又熱血，因而羣情激憤。法科學生謝少敏當場咬破手指寫下四字血書，還我青島。

而今天，我們的一個又一個英雄人物被對手解構，連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核對手都試圖偷樑換柱，一旦成功，無異於文化上的巴黎和會是慘敗。

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我們是要做胡適帶着北大在關鍵時刻南遷躲避，假裝專心學術不聞世事，還是要做奮起反抗的郭新剛和陳獨秀？

胡適認為，讓北大學子參與政治會毀了北大。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片生機盎然的局面也的確有幾分道理。但如果北大的生機盎然僅僅止步於北大，那新文化運動又有何意義呢？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從來就不只是辦個好學校，而是為了救亡圖存。所以陳獨秀才會説，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

不變、不爭、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