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我們中國領先了兩千多年一直到滿清才落後的你怎麼看？_風聞

在有關社會、歷史等各種問題的思考上，如果一切都是以情緒為先的，一個人就很容易被幾個簡單的問題繞進解不開的死循環裏。

比如，在這個問題下，有些人就試圖證明西方的領先是自古以來如此，或者説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領先過。繼而，又從技術的“落後”引申到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

但如果是這樣，那麼今天“復興傳統文化”之類就毫無意義，因為這些東西就是導致中國“落後”的因素。

而既然這個東西是落後的，那麼落後的東西自然無法戰勝先進的東西，“文化輸出”也就是泡影。與此同時，那也就沒必要動不動就問“為什麼打不贏輿論戰”，進而拽着人文學科痛批一番。

當然，如果承認“中國領先了兩千多年一直到滿清才落後”，那麼同樣也會面對那些用技術來證明中國如何不如西方的問題。

然而，如果我們稍微仔細看一下所謂的“西方”歷史的話，就會發現“西方”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

現代西方科學的源頭被認為是古希臘，然而在羅馬時代，凱爾特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還都被稱為蠻族，這是因為他們的文明程度是遠遠落後於羅馬的。更北方的維京人，留給世人的最響亮名號就是維京海盜。

然而，千年之後，這些北方蠻族卻“反殺”羅馬和希臘，開創了人類科學的新篇章。在日耳曼，從康德到馬克思，從高斯到愛因斯坦，其文明成就閃耀人類的各個領域。而在斯拉夫，從托爾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門捷列夫到巴甫洛夫，其成就也都非常之高。反而是當年作為“文明”的羅馬，核心文明區大多都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國家。

這些昔日的蠻族能夠在近代湧現出大量的文化、學術等各個領域的精英，所能證明的是文明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如果你能從其他文明中吸取好的東西，並加以創造和發揚，那麼你就是新的文明。反之，如果因為各種內外部因素，造成了文明的衰落，那麼這些東西自然也就被人忘記乃至消失了。

今天我們在談論“西方”的時候，其實有個很容易被人忽視的根本性錯誤，在於“西方”成為了一個結論性的概念。因為在絕大多數時候，我們説到“西方”，指代的不是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也不是沙特阿拉伯和烏克蘭，而是所謂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是説，一個國家只有成為“發達國家”才有可能被稱為“西方”，但這樣一來，你就會發現“西方”的優勢怎麼論證怎麼都對——因為他們發達，所以一切都是對的。

但只要跳出作為整體的西方的概念，轉而從“西方”內部去審視文明的傳播，就會從西方各國的盛衰交替之中，感受到歷史的滄桑無常以及異域視角下中國文明的價值。

回到開頭的問題，想要避免陷入那種死循環，我覺得這個回答下​@見血封喉 的觀點是恰當的：

在網絡上，很多人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思維被“東西二元對立”這種立場論套得死死的。無論思考任何問題，都會優先從這種立場出發。在他們看來，歷史研究就是為了證明這種“絕對的二元對立”的存在。

然而，我們應當看到的是，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人類各個主要文明之間，是和平共處而非絕對對立的。甚至可以説，任何時期，包括今天這個時代，和平共處都是時代的主流。正是各古老文明之間的相互借鑑，才促進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

即使在今天，文明之間的對立，也不是矛盾的首要方面。

研究歷史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杜絕從立場出發，把精力浪費在用史料去證明立場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存在着諸多的可能性。

回顧歐洲各國的歷史興替，其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常識性的結論：一個落後國家的文化中也可能藏着向上的一面，而一個先進國家也不可能永遠保持其地位，在時代洪流之下，各個國家乃至各個文明的消長起落本就是歷史常態。

而關於文明本身，其實我很建議對此有興趣的人看一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雖然這是一本30多年前的書，但還能解答今天的很多問題。在書中，亨廷頓很明確的區分了“文明”與“技術”。在他看來，構建起西方在現代世界優勢的“技術”會通過不斷的傳播而為不同地區的人所掌握，在此背景下西方在近現代歷史中所擁有的技術優勢會逐漸縮小，各個先後步入現代化的“文明”將取代國家成為未來世界衝突的主體。

當然，你完全可以不認同亨廷頓的理論。但他的理論裏，有一點是要注意的，即他從不把技術層面的領先歸結到“體制”、“文化”等等因素，也從不認為技術是無法學會的，他反而更關注如何“組織”技術與暴力。也許這個觀點會有所偏差，但只要稍微回顧一下人類的歷史，就會知道與那種將一時的盛衰歸結於“文化”而得出永久性結論的觀點，亨廷頓的認知無疑是更合理的。

如果任何東西都扯到文化、文明、科技的層面上，那麼征服歐亞的蒙古帝國，就會成為一個永遠無法解釋的BUG。

如果能具備這個思維的話，那麼就可以以相對理性的視角去看待各個文明，也不會輕易用“先進”、“落後”這樣的詞語去評價一個文明的歷史和當下。因為現在興盛的未來可能衰敗，現在衰弱的可能後來居上，不以一時的優劣勝敗去給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下永久性的判定，而能注意到各國、各文明之間都存在“盛”與“衰”的矛盾，那麼無論看待歷史還是看待現實中的國家、現實中的人，都可能會有一個更大的視角。

對於普通人來説，因為我們的一生只有短短數十年，最長也不過百餘年。在現實中，大多數人雖然學了歷史，但是對於世界的判斷依然是基於當下的，並且會在一個時間點“鎖死”自己的認知。假如一個人在20世紀初出生在美國，且在1990年代去世，在不瞭解歷史的情況下，他會認為美國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在他生命的所有階段，的確都是如此），進而可能會認為美國就是永遠不會衰弱的山巔之國。然而，只要稍具備一點歷史知識，就會知道國家間的此消彼長是常態，任何試圖拿一個國家當下的某種優勢作為這個國家永遠不會衰落、解體乃至於消失的證據的論斷，只能證明這個人對社會的運行缺乏最基礎的瞭解。

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將文明看做了生命體，認為每一個文明體都有生老病死的過程，同時衰落的文明遇到合適的時機也有可能重生。而如果以生物演化的視角來看，任何一個物種的盛衰也不取決於其本身是否強大，而是能否適應環境。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技術環境——一個國家和文明的命運可能就發生巨大改變。比如，只有在石油成為了全世界主要能源的情況下，沙特等國家才有可能有今天的經濟繁榮，而在蘇聯解體的背景之下，俄羅斯等國家的命運也與國際能源的結構和價格息息相關。具備這種動態的看待歷史的視角，才可能不侷限於一時、一域——用最通俗的話來説，就是要以發展的、運動的、矛盾的視角來看待世界。

對於個人來説，有“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這樣的感觸並不稀奇。想要在短短的人生中，超越數十年的人生侷限，而對世界有更大的認知，瞭解歷史無疑是最好的途徑之一。如果能放下對一個國家、文明的優劣之爭，歷史才可能真正發揮“讀史使人明智”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