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什麼關係?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12-05 17:34

作者:温伯陵1
教員和周先生共事的時間太長,發生的交集錯綜複雜,要用一篇文章説清楚幾乎不可能,所以關於教員和周先生的關係,就選幾個標誌性的階段,以點帶面簡單聊一下。
教員和周先生共事的起點,是1926年發生在廣州的中山艦事件。
那年元旦,教員以國民黨湖南省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的“二大”,因為他之前已經代理汪精衞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便在國民黨的大會上,代表宣傳部做了《宣傳報告》,反響非常好。
會議結束後,教員除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還兼任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的理事。
理事長譚延闓不在的時候,教員要代替譚延闓,負責講習班的日常工作,而且還要給講習班講授《農民運動》的課程,每週一到兩次。
專注於宣傳、教育、農民運動,基本不涉足軍事。
周先生則恰恰相反。
那時他已在黃埔軍校做過政治部主任,並協助蔣介石打贏兩次東征,聲名鵲起,1926年初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委員會的軍事部長。
這樣的地位,事實上是我黨軍事工作的實際負責人。
這兩個交集不大的人,最終被蔣介石給捏合在一起。
因為蔣介石得到兩次東征的戰功以後,在國民黨內迅速崛起,“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進入國民黨的最高層。
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力,也為了把我黨驅逐出國民革命的陣營,3月18日,蔣介石以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的名義,命令代理海軍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把中山艦調到黃埔軍校,等候差遣。
結果李之龍把中山艦調到黃埔軍校以後,蔣介石立即反咬一口,説共產黨員把軍艦調到黃埔軍校,目的是發起軍事暴動,危害國民革命,於是蔣介石宣佈戒嚴,並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
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信號,説明國民黨的右派勢力,正式對我黨出手了。
教員得到消息以後,立即趕到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團長季山嘉的住處,建議動員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前往肇慶,在葉挺獨立團開會。
目的麼,自然是依靠我黨的直屬武裝力量,團結國民黨的大多數高層,然後通電討蔣,削弱蔣介石的兵權、開除蔣介石的黨籍。
周先生也提議,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裏,各自成立葉挺獨立團式的軍隊。
如果這件事做成,我黨的軍事力量將大幅增強,就不止一個葉挺獨立團了。
但季山嘉拒絕了教員的建議,陳獨秀拒絕了周先生的建議。
事實上,那時駐紮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共有六個軍,蔣介石的嫡系只有第一軍,負責政治工作的幾乎都是共產黨員,而其他五個軍都不是和蔣介石一條心,甚至明裏暗裏都在反對蔣介石。
如果蘇聯能傾向我黨一些,陳獨秀能稍微強硬一些,教員和周先生的建議成功率極高,真要是這樣的話,可能近代史上就沒有蔣介石的事了。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從此以後,蔣介石進入人生的快車道。
雖然教員和周先生都沒有達成目的,但這是他們政治上的第一次合作,雙方都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感,為以後的長期合作打下基礎。
2
在廣州的時候,教員和周先生的地位相差不大,都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奮鬥,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兩人的地位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
因為顧順章叛變,中央特科遭到毀滅性打擊,進而導致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逐漸遷移到教員一手開創的蘇區。
而為了拿到蘇區的主導權,留蘇派的年輕書生便要極力排擠教員。
但周先生不同意把教員邊緣化,在留蘇派集中火力批評他的時候,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先生,還站出來給教員説話,甚至在教員最灰暗的“寧都會議”上,周先生也沒有走極端,而是做了“温和有限”的批評,留下一絲餘地。
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實就是想和教員繼續合作。
具體方式就是削弱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教員和朱老總為輔助的班子,在蘇區這片紅土地上繼續革命。
但1933年1月,臨時中央正式轉移到蘇區,把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起來,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
這樣一來,周先生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成為留蘇派年輕書生的執行者,教員更是坐上冷板凳,沒人敢去看望他。
此時的教員和周先生,未嘗沒有一絲同病相憐的感情。
緊接着就是留蘇派的年輕書生們損兵折將,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轉戰兩萬五千裏。
正是在長征路上,周先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過往,得出一個結論:“我不是帥才”,於是他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教員的意見,指揮紅軍繼續向西走,而不是到湘西找賀龍。
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周先生更是以老資格中央領導的身份,和博古、李德等留蘇派決裂,並和留蘇派分化出來的洛甫一起,支持教員重新出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遵義會議是教員代表蘇區根據地、周先生代表中央和軍隊、洛甫代表中央和分化出來的留蘇派,在政治上聯手推翻以博古、李德為首的一部分留蘇派。
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遵義會議以後,雖然教員的身份是周先生的軍事助手,但在四渡赤水的時候,教員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黨和紅軍,並憑藉這份功勞壓服眾人,徹底拿到軍事工作的主導權。
於是呢,教員和周先生的地位便顛倒過來,從教員做周先生的助手,變成周先生做教員的助手。
這次身份轉變是形勢逼人,不得不為之。
到了陝北,教員登上岷山眺望崑崙,然後便寫下氣勢宏偉的《念奴嬌·崑崙》:
橫空出世,莽崑崙,閲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説?
而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這首詞,可以看作是教員在長征後的氣質轉折點,他經過長征的歷練,已經從專注於具體問題的實幹家,擁有了目盡青天懷今古的領袖氣質。
而在1940年,周先生從蘇聯回國,準備到重慶工作,乘坐汽車路過陝南的時候,他命令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去看古蹟。
所謂古蹟,其實就是紀念漢初國士張良的留侯廟。
周先生站在留後廟裏,説了兩句話——
他不是帥才。
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這兩句話,説明周先生徹底放下了爭領袖的心思,開始以留侯張良自詡,打心底裏認可了“助手”的身份地位。
到了重慶之後,他還專門抽時間去成都,參觀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杜甫的兩句詩脱口而出:“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他下定決心以諸葛亮為榜樣,上佐領袖下安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處理廣州中山艦事件的時候,他們兩人尚且是平等合作關係,但經過中央蘇區和長征的動盪風波,最終變成上下級關係。
這個過程説起來簡單,但身處其中的兩人,無不是經歷了腥風血雨和反覆考量,才形成新的關係。
其中的血與淚、悲與喜,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3
正因為教員和周先生確定了上下級關係,兩人也都明確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們在工作上非常有默契,尤其是抗美援朝時期,教員和周先生合作的親密無間。
抗美援朝是教員極力堅持的,戰爭的大方向也是教員把控的,在朝鮮前線指揮志願軍作戰的是彭老總,但抗美援朝有很多具體事務,教員又不擅長處理具體事務,所以教員不方便直接指揮彭老總和志願軍,必須通過一箇中間人。
那這個人是誰呢?
只能是周先生。
那時周先生是軍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每天除了處理政務院的繁瑣工作以外,還要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彙報。
據留下來的資料顯示,周先生對朝鮮戰場的敵情我情、志願軍團一級部隊的人事、志願軍分佈在哪個村莊、哪個山頭都瞭如指掌。
而且志願軍司令部每天要向中央彙報戰況,直接彙報對象就是周先生,等周先生整理歸納以後,再帶着邏輯清晰的報告向教員彙報。教員根據彙報做出決定,給周先生下達命令,周先生再轉給志願軍司令部。
除此之外,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後勤物資,包括武器、彈藥、糧食、藥品、醫療器材等等,這些物資都需要從國內運到朝鮮。
從什麼省份收集什麼物資,通過哪條鐵路線運到朝鮮前線,運到朝鮮前線以後如何交給作戰部隊,這都是非常繁瑣但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做這些事情的,就是身為政務院總理的周先生。
聶老總後來回憶説:“整個後勤工作,都是在他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這方面的事情,我幾乎每件事都向他請示。他抓的很細。”
可以説,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周先生就是承上啓下的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人,把教員和彭老總直接聯繫起來,可能兩個人都會很難受。
自1951年7月開始,朝鮮戰場開始停戰談判,此後兩年時間,教員依然是指揮談判的大政方針,但負責談判具體工作的就是周先生。不過彭老總很快就回國了,開始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否則的話,周先生便要打三份工……
在停戰談判的過程中,以李克農、喬冠華為首的代表團,每天都要向周先生髮一份書面報告,周先生整理報告並在腦海中梳理邏輯,清晨的時候,再向即將睡覺的教員電話報告一次。
按這個時間來算,每天晚上他都不能睡整覺。
有時候前方的談判代表團發來緊急文件,周先生便立即寫出數千字的回電,然後發送教員審閲,教員看完一字不改,直接回給周先生,發送前方的代表團。
現在留存下來的一百多件電文,幾乎都是以中央的名義發送的,但實際起草人其實是周先生。
教員和周先生的合作方式,基本就是這樣。
教員離不開周先生,周先生同樣離不開教員。教員需要周先生細緻入微的執行力,周先生需要教員高屋建瓴的分析力和決斷力。
這樣的合作模式,早已超越名揚千古的“房謀杜斷。”
4
雖然教員和周先生能親密無間的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方式,註定了他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上,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遵義會議以後的數十年,教員總是高屋建瓴,從宏觀方向上掌握大政方針,他本身又是思想深邃的哲學家,所以教員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發點,往往是主義、思想、生產關係、世界革命等宏觀方向。
周先生數十年來一直負責落實教員的大政方針,並以大管家的身份,處理所有的具體事務,所以周先生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發點,往往是幹部、紀律、生產力、科學技術等細分領域。
就像1956年,教員在《論十大關係》裏寫道:“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天下一切都為我所用,我把一切又還之於天下,可謂是大氣磅礴。
1963年,周先生做過一次報告,期間説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沒有任何問題。
他們晚年的分歧與矛盾,幾乎都來自對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不同理解,為此,他們之間爆發了很多次鮮為人知的衝突,例如“反冒進”和“反反冒進”、“抓革命”和“促生產”的先後順序等等。
而這樣的分歧,同樣影響了他們對身後事的安排。
1973年8月“十大”召開,教員要求:“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要三四十歲的人多一些才好”,於是在開幕式上,周先生代表中央做了政治報告,小王緊排其後,做了修改黨章的報告。
正是在這次會議結束後,代表們長時間鼓掌,不願意離開,教員因為腿腳不便,便和代表們説:“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周先生站起來和代表們説:“主席目送大家退場,請大家行動起來。”
而在“十屆一中全會”上,教員繼續當選為主席,周先生和小王當選為副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教員正在長沙休養,周先生便乘坐專機到長沙,和教員進行了數次長談,後來稱之為“長沙決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便是周先生提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教員同意。
教員説了兩段話:
“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開二中全會補他為常委、副主席,並擔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你身體不好,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頂。”
但同時,教員決定小張做總政治部主任,負責軍隊的宣傳、思想、政治工作。
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召開,周先生在《政府工作報告》裏,重申了1964年“三屆人大”時提出的兩步設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會後,小平同志正式當選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周先生治病療養期間,主持一切會議和呈批文件。
周先生還當眾説到:“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小王和小張擔當大任,和教員關心思想、主義、生產關係是一脈相承的,小平同志復出工作,是接替周先生主管一切具體工作,並執行科學技術強國的目標。
這幾項人事任命,歸根到底是來自他們兩人的理念分歧。
當然,他們兩人做“長沙決策”的時候,都已經進入風燭殘年,隨着兩人的離世,他們的理念分歧,也以疾風驟雨的方式,暫時劃上一個句號。
時隔將近五十年,世事如滄海桑田,早已脱離了他們兩人的預期。只有他們兩人的往事,烙印在歷史的長河中,留待後人評説。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多大的英雄,都不能永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