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什麼關係？_風聞

作者：温伯陵1

教員和周先生共事的時間太長，發生的交集錯綜複雜，要用一篇文章説清楚幾乎不可能，所以關於教員和周先生的關係，就選幾個標誌性的階段，以點帶面簡單聊一下。

教員和周先生共事的起點，是1926年發生在廣州的中山艦事件。

那年元旦，教員以國民黨湖南省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的“二大”，因為他之前已經代理汪精衞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便在國民黨的大會上，代表宣傳部做了《宣傳報告》，反響非常好。

會議結束後，教員除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還兼任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的理事。

理事長譚延闓不在的時候，教員要代替譚延闓，負責講習班的日常工作，而且還要給講習班講授《農民運動》的課程，每週一到兩次。

專注於宣傳、教育、農民運動，基本不涉足軍事。

周先生則恰恰相反。

那時他已在黃埔軍校做過政治部主任，並協助蔣介石打贏兩次東征，聲名鵲起，1926年初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委員會的軍事部長。

這樣的地位，事實上是我黨軍事工作的實際負責人。

這兩個交集不大的人，最終被蔣介石給捏合在一起。

因為蔣介石得到兩次東征的戰功以後，在國民黨內迅速崛起，“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進入國民黨的最高層。

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力，也為了把我黨驅逐出國民革命的陣營，3月18日，蔣介石以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的名義，命令代理海軍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把中山艦調到黃埔軍校，等候差遣。

結果李之龍把中山艦調到黃埔軍校以後，蔣介石立即反咬一口，説共產黨員把軍艦調到黃埔軍校，目的是發起軍事暴動，危害國民革命，於是蔣介石宣佈戒嚴，並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

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信號，説明國民黨的右派勢力，正式對我黨出手了。

教員得到消息以後，立即趕到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團長季山嘉的住處，建議動員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前往肇慶，在葉挺獨立團開會。

目的麼，自然是依靠我黨的直屬武裝力量，團結國民黨的大多數高層，然後通電討蔣，削弱蔣介石的兵權、開除蔣介石的黨籍。

周先生也提議，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裏，各自成立葉挺獨立團式的軍隊。

如果這件事做成，我黨的軍事力量將大幅增強，就不止一個葉挺獨立團了。

但季山嘉拒絕了教員的建議，陳獨秀拒絕了周先生的建議。

事實上，那時駐紮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共有六個軍，蔣介石的嫡系只有第一軍，負責政治工作的幾乎都是共產黨員，而其他五個軍都不是和蔣介石一條心，甚至明裏暗裏都在反對蔣介石。

如果蘇聯能傾向我黨一些，陳獨秀能稍微強硬一些，教員和周先生的建議成功率極高，真要是這樣的話，可能近代史上就沒有蔣介石的事了。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從此以後，蔣介石進入人生的快車道。

雖然教員和周先生都沒有達成目的，但這是他們政治上的第一次合作，雙方都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感，為以後的長期合作打下基礎。

2

在廣州的時候，教員和周先生的地位相差不大，都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奮鬥，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兩人的地位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

因為顧順章叛變，中央特科遭到毀滅性打擊，進而導致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逐漸遷移到教員一手開創的蘇區。

而為了拿到蘇區的主導權，留蘇派的年輕書生便要極力排擠教員。

但周先生不同意把教員邊緣化，在留蘇派集中火力批評他的時候，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先生，還站出來給教員説話，甚至在教員最灰暗的“寧都會議”上，周先生也沒有走極端，而是做了“温和有限”的批評，留下一絲餘地。

他之所以這麼做，其實就是想和教員繼續合作。

具體方式就是削弱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教員和朱老總為輔助的班子，在蘇區這片紅土地上繼續革命。

但1933年1月，臨時中央正式轉移到蘇區，把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起來，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

這樣一來，周先生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成為留蘇派年輕書生的執行者，教員更是坐上冷板凳，沒人敢去看望他。

此時的教員和周先生，未嘗沒有一絲同病相憐的感情。

緊接着就是留蘇派的年輕書生們損兵折將，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轉戰兩萬五千裏。

正是在長征路上，周先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過往，得出一個結論：“我不是帥才”，於是他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教員的意見，指揮紅軍繼續向西走，而不是到湘西找賀龍。

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周先生更是以老資格中央領導的身份，和博古、李德等留蘇派決裂，並和留蘇派分化出來的洛甫一起，支持教員重新出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遵義會議是教員代表蘇區根據地、周先生代表中央和軍隊、洛甫代表中央和分化出來的留蘇派，在政治上聯手推翻以博古、李德為首的一部分留蘇派。

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遵義會議以後，雖然教員的身份是周先生的軍事助手，但在四渡赤水的時候，教員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黨和紅軍，並憑藉這份功勞壓服眾人，徹底拿到軍事工作的主導權。

於是呢，教員和周先生的地位便顛倒過來，從教員做周先生的助手，變成周先生做教員的助手。

這次身份轉變是形勢逼人，不得不為之。

到了陝北，教員登上岷山眺望崑崙，然後便寫下氣勢宏偉的《念奴嬌·崑崙》：

橫空出世，莽崑崙，閲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説？

而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這首詞，可以看作是教員在長征後的氣質轉折點，他經過長征的歷練，已經從專注於具體問題的實幹家，擁有了目盡青天懷今古的領袖氣質。

而在1940年，周先生從蘇聯回國，準備到重慶工作，乘坐汽車路過陝南的時候，他命令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去看古蹟。

所謂古蹟，其實就是紀念漢初國士張良的留侯廟。

周先生站在留後廟裏，説了兩句話——

他不是帥才。

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這兩句話，説明周先生徹底放下了爭領袖的心思，開始以留侯張良自詡，打心底裏認可了“助手”的身份地位。

到了重慶之後，他還專門抽時間去成都，參觀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杜甫的兩句詩脱口而出：“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他下定決心以諸葛亮為榜樣，上佐領袖下安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處理廣州中山艦事件的時候，他們兩人尚且是平等合作關係，但經過中央蘇區和長征的動盪風波，最終變成上下級關係。

這個過程説起來簡單，但身處其中的兩人，無不是經歷了腥風血雨和反覆考量，才形成新的關係。

其中的血與淚、悲與喜，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3

正因為教員和周先生確定了上下級關係，兩人也都明確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們在工作上非常有默契，尤其是抗美援朝時期，教員和周先生合作的親密無間。

抗美援朝是教員極力堅持的，戰爭的大方向也是教員把控的，在朝鮮前線指揮志願軍作戰的是彭老總，但抗美援朝有很多具體事務，教員又不擅長處理具體事務，所以教員不方便直接指揮彭老總和志願軍，必須通過一箇中間人。

那這個人是誰呢？

只能是周先生。

那時周先生是軍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每天除了處理政務院的繁瑣工作以外，還要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彙報。

據留下來的資料顯示，周先生對朝鮮戰場的敵情我情、志願軍團一級部隊的人事、志願軍分佈在哪個村莊、哪個山頭都瞭如指掌。

而且志願軍司令部每天要向中央彙報戰況，直接彙報對象就是周先生，等周先生整理歸納以後，再帶着邏輯清晰的報告向教員彙報。教員根據彙報做出決定，給周先生下達命令，周先生再轉給志願軍司令部。

除此之外，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後勤物資，包括武器、彈藥、糧食、藥品、醫療器材等等，這些物資都需要從國內運到朝鮮。

從什麼省份收集什麼物資，通過哪條鐵路線運到朝鮮前線，運到朝鮮前線以後如何交給作戰部隊，這都是非常繁瑣但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做這些事情的，就是身為政務院總理的周先生。

聶老總後來回憶説：“整個後勤工作，都是在他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這方面的事情，我幾乎每件事都向他請示。他抓的很細。”

可以説，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周先生就是承上啓下的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人，把教員和彭老總直接聯繫起來，可能兩個人都會很難受。

自1951年7月開始，朝鮮戰場開始停戰談判，此後兩年時間，教員依然是指揮談判的大政方針，但負責談判具體工作的就是周先生。不過彭老總很快就回國了，開始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否則的話，周先生便要打三份工……

在停戰談判的過程中，以李克農、喬冠華為首的代表團，每天都要向周先生髮一份書面報告，周先生整理報告並在腦海中梳理邏輯，清晨的時候，再向即將睡覺的教員電話報告一次。

按這個時間來算，每天晚上他都不能睡整覺。

有時候前方的談判代表團發來緊急文件，周先生便立即寫出數千字的回電，然後發送教員審閲，教員看完一字不改，直接回給周先生，發送前方的代表團。

現在留存下來的一百多件電文，幾乎都是以中央的名義發送的，但實際起草人其實是周先生。

教員和周先生的合作方式，基本就是這樣。

教員離不開周先生，周先生同樣離不開教員。教員需要周先生細緻入微的執行力，周先生需要教員高屋建瓴的分析力和決斷力。

這樣的合作模式，早已超越名揚千古的“房謀杜斷。”

4

雖然教員和周先生能親密無間的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方式，註定了他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上，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遵義會議以後的數十年，教員總是高屋建瓴，從宏觀方向上掌握大政方針，他本身又是思想深邃的哲學家，所以教員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發點，往往是主義、思想、生產關係、世界革命等宏觀方向。

周先生數十年來一直負責落實教員的大政方針，並以大管家的身份，處理所有的具體事務，所以周先生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發點，往往是幹部、紀律、生產力、科學技術等細分領域。

就像1956年，教員在《論十大關係》裏寫道：“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天下一切都為我所用，我把一切又還之於天下，可謂是大氣磅礴。

1963年，周先生做過一次報告，期間説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沒有任何問題。

他們晚年的分歧與矛盾，幾乎都來自對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不同理解，為此，他們之間爆發了很多次鮮為人知的衝突，例如“反冒進”和“反反冒進”、“抓革命”和“促生產”的先後順序等等。

而這樣的分歧，同樣影響了他們對身後事的安排。

1973年8月“十大”召開，教員要求：“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要三四十歲的人多一些才好”，於是在開幕式上，周先生代表中央做了政治報告，小王緊排其後，做了修改黨章的報告。

正是在這次會議結束後，代表們長時間鼓掌，不願意離開，教員因為腿腳不便，便和代表們説：“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周先生站起來和代表們説：“主席目送大家退場，請大家行動起來。”

而在“十屆一中全會”上，教員繼續當選為主席，周先生和小王當選為副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教員正在長沙休養，周先生便乘坐專機到長沙，和教員進行了數次長談，後來稱之為“長沙決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便是周先生提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教員同意。

教員説了兩段話：

“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開二中全會補他為常委、副主席，並擔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你身體不好，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頂。”

但同時，教員決定小張做總政治部主任，負責軍隊的宣傳、思想、政治工作。

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召開，周先生在《政府工作報告》裏，重申了1964年“三屆人大”時提出的兩步設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會後，小平同志正式當選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周先生治病療養期間，主持一切會議和呈批文件。

周先生還當眾説到：“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小王和小張擔當大任，和教員關心思想、主義、生產關係是一脈相承的，小平同志復出工作，是接替周先生主管一切具體工作，並執行科學技術強國的目標。

這幾項人事任命，歸根到底是來自他們兩人的理念分歧。

當然，他們兩人做“長沙決策”的時候，都已經進入風燭殘年，隨着兩人的離世，他們的理念分歧，也以疾風驟雨的方式，暫時劃上一個句號。

時隔將近五十年，世事如滄海桑田，早已脱離了他們兩人的預期。只有他們兩人的往事，烙印在歷史的長河中，留待後人評説。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多大的英雄，都不能永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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