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特稿：美國如何起訴叛國的前總統_風聞

在四季旅行2023年12月05日 17:37:052人蔘與1評論本文即將發表在2023年12月11日將要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上，標題是“The Mistrial”（What Happened When the U.S. Failed to Prosecute an InsurrectionistEx-President）。作者簡介：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是BBC廣播4台五集播客系列“埃隆·馬斯克：晚上的火箭”的主持人。

美國總統職位披着有罪不罰的外衣。如果戴維斯受到審判並被定罪，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Illustration by Barry Blitt

半盲的美國南方邦聯前總統傑斐遜·戴維斯拄着枴杖，步履蹣跚地走進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聯邦法院。就在幾天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記者在前往里士滿的船上見到了戴維斯，他寫道：“他的步伐輕盈而富有彈性。但在法庭上，面對叛國罪的審判，58歲的戴維斯卻顯得有些憔悴不堪。肯塔基州的一名記者形容他"面容憔悴，身體虛弱”，頭戴一頂黑色軟帽，身着黑色西裝，就像一具屍體。他曾在軍事監獄服刑兩年。他想被釋放。很多美國人都希望他死。“我們要把傑夫·戴維斯吊死在酸蘋果樹上”，他們在"約翰·布朗的屍體"的旋律下唱道。

戴維斯對法院很熟悉。里士滿曾是南方邦聯的首都，而法院則是其總部。叛軍總統和他的內閣曾把法庭當作作戰室。牆上貼滿了地圖。他還把法官室用作總統辦公室。他最後一次離開那個房間是在1865年4月2日晚上，當時里士滿已經被北方軍隊攻下。

兩年後，當戴維斯走進法庭時，他看到的許多人都是黑人。在200名旁聽者中，有四分之一是黑人自由人。然後大陪審團進來了。十八名成員中有六名黑人，他們是第一批擔任聯邦大陪審團成員的黑人。菲爾茲·庫克是奴隸出身，是浸禮會牧師。約翰·奧利弗出身自由，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波士頓度過。喬治·劉易斯·西頓的母親露辛達曾在弗農山被奴役。黑人鞋匠科尼利厄斯·利根·哈里斯（後來回憶説，當他在大陪審團就座並注視着被告時，“他看着我笑了”。

幾分鐘後，戴維斯保釋出獄了。幾個月後，聯邦政府對他的指控就失敗了。對於其中的原因，人們並沒有達成共識。戴維斯的律師查爾斯·奧康納最喜歡的解釋與第十四修正案第3條有關，即所謂的"取消資格條款"，該條款禁止任何曾經宣誓擁護美國憲法，但後來"參與叛亂或反叛，或向憲法的敵人提供援助或安慰"的人擔任聯邦公職。奧康納辯稱，第3條禁止擔任公職是一種懲罰形式，因此以叛國罪審判戴維斯將構成一罪二審。這是一種不同的危險。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發生騷亂之後，包括主要保守派在內的法律學者認為，該條款使唐納德·特朗普失去了競選總統的資格。28個州已經提出了要求將特朗普的名字從選票中刪除的挑戰。11起案件已被法院駁回或自願撤回。最高法院可能會有最終決定權。

美國總統披着一件紅白藍相間的免責斗篷。特朗普是第一位被彈劾兩次的總統，也是第一位被刑事起訴的前總統。如果他被定罪並判刑——最不可能的是進監獄——他也將成為第一個蒙受這些恥辱的人。他面臨四項刑事審判，總共91項重罪指控。其中34項指控涉及斯托米·丹尼爾斯涉嫌掩蓋事實，40項指控涉及特朗普對包含國防信息的機密文件的處理，其餘的指控分為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聯邦案件和佐治亞州的一個州案件，涉及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的努力，包括煽動武裝叛亂，以阻止國會聯席會議對選舉團投票的認證。他的惡名是前所未有的。

國會大廈的叛亂導致七人喪生。內戰損失了70萬人。但傑斐遜·戴維斯從未為這些死亡負責。他的定罪失敗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但這仍然造成了後果。如果戴維斯受到審判並被定罪，總統有罪不罰的外衣就會更加脆弱。對戴維斯的寬大處理也支持了白人至上主義的事業。戴維斯於1848年從密西西比州首次當選參議員，他信奉奴隸制、州權和分離主義，三者合一。1861年，戴維斯在參議院的告別演説中堅持認為，每個州都有權分離，密西西比州完全有理由這樣做，因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論 “已經"成為攻擊其社會制度（即奴隸制）的基礎”。幾周後，戴維斯成為南方邦聯總統。他的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説，新政府的基石"建立在黑人與白人不平等這一偉大真理之上"。特朗普也能贏得他的"失落的事業"。

戴維斯在羅伯特·李在阿波馬托克斯向尤利西斯·格蘭特投降七天前逃離里士滿。“我一定要反對傑夫·戴維斯的逃跑，“據報道，亞伯拉罕·林肯對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將軍説：“但如果你能設法讓他神不知鬼不覺地溜走，我想這對我不會有太大傷害。“林肯被槍殺後，他的繼任者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於4月15日發佈公告，指控林肯遇刺是戴維斯"煽動、策劃和促成的”，並懸賞十萬美元逮捕戴維斯。

5月10日，聯邦軍隊在佐治亞州抓獲了戴維斯，當時他正披着妻子的披肩試圖溜出帳篷。他被送往弗吉尼亞州的一所軍事監獄。亨利·維爾茲上尉曾在佐治亞州安德森維爾臭名昭著的邦聯監獄擔任指揮官，那裏有一萬三千名邦聯士兵死於飢餓和曝曬，他比戴維斯早三天被捕。在軍事委員會的審判中，維爾茲被判有罪並被處以絞刑。

對前叛軍總統的起訴從一開始就比較複雜。“我很遺憾戴維斯在被俘時沒有被槍決，“無畏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説。薩姆納希望戴維斯能像維爾茨一樣在軍事委員會受審。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弗朗西斯·利伯在維爾茨審判結束後給薩姆納寫道：“我焦急地期待着對傑斐遜·戴維斯的審判。但假設他沒有被判有罪，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完全恢復了公民身份嗎？併成為下屆總統的民主黨候選人？我不是開玩笑。”

利伯在普魯士長大，1857年搬到哥倫比亞之前，曾在南卡羅來納學院任教20年。他曾寫道：“在我身上可以看到內戰的象徵。“他的一個兒子為南方邦聯而戰，不幸身亡；另一個兒子為聯邦軍而戰，失去了一條胳膊。在戰爭期間，利伯編寫了一套戰爭規則，林肯將其作為第100號通令發佈，這就是著名的《利伯法典》。戰爭部長埃德温·斯坦頓任命利伯領導新成立的檔案辦公室，負責收集邦聯記錄。利伯滿以為會找到戴維斯與林肯遇刺事件之間"完美關聯"的證據。但證據並沒有出現。約翰遜搖擺不定，但到1865年底，他決定不以戰爭罪而以叛國罪審判戴維斯。

憲法將叛國定義為對美國發動戰爭或援助和支持美國的敵人。《費城問詢報》評論説，如果戴維斯沒被判犯有叛國罪，“我們不妨……立即將這個詞從我們的字典中刪除”。儘管國會在1862年修改了叛國罪的定義，但叛國罪與叛亂或暴動的區別仍然模糊不清。利伯希望檢方能 “將叛國罪認定為叛國罪”，但他也憂心忡忡。他堅持認為，“整個叛亂超出了憲法的範疇”。“憲法不是為這樣的事態制定的”。1864 年，他悄悄向國會分發了一份擬議憲法修正案清單，其中包括一項終止奴隸制的修正案，即後來的第十三修正案。(他在給薩姆納的信中寫道：“讓我們不要’奴隸制已死’。“它沒有死。沒有什麼是死的，直到它被殺死。）他還提出了一項不分種族保障平等權利的修正案，即後來的第十四修正案。他還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明確了叛國和叛亂之間的關係：“煽動武裝反抗美國當局，或建立或加入以武裝反抗美國當局為目的的秘密或公開的社團或組合，或通過收集武器、組織人員或其他方式為武裝反抗美國當局做準備，均直接構成嚴重犯罪”。利伯的叛亂修正案從未獲得批准。如果獲得批准，美國人將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唐納德·特朗普能得到公平審判嗎？審判特朗普是對國家最好的事情嗎？無罪釋放的可能性值得冒險嗎？每一次對叛亂相關指控的審判都會給他提供一個舞台，讓他證明自己贏得了2020年大選，任何無罪釋放都會被視為平反，他的支持者會質疑任何定罪的合法性。但是，不對他進行審判不僅是對民主的侮辱，也是對體面的侮辱。

1865年，許多美國人希望戴維斯立即受到審判。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繩索製作者寫信給約翰遜，自願製作繩索來絞死戴維斯。但是，美國司法部長詹姆斯·斯比德（James Speed）卻希望把事情拖慢。美國人仍在哀悼林肯和他們在戰爭中失去的一切。斯比德生性謹慎，他希望事態降温。正如法律歷史學家辛西婭·尼科萊蒂(Cynthia Nicoletti)在其2017年的著作《審判中的分裂:對傑斐遜·戴維斯的叛國罪起訴》中所言，許多人擔心，將戴維斯送交審判可能會讓戰敗的南方邦聯獲得一場相當驚人的勝利。對於叛國罪的指控，戴維斯預計會回答説，當密西西比脱離美國時，他已經喪失了美國公民身份，而你不能對另一個國家犯下叛國罪。根據尼科萊蒂的説法，由於擔心無罪釋放會確立分離的合憲性，起訴戴維斯的興趣就煙消雲散了。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前刑事辯護律師羅伯特·伊肯豪爾·拉米雷斯（Robert Icenhauer·Ramirez）在2019年出版的《審判中的叛國罪：美國訴傑斐遜·戴維斯案》一書中寫道，起訴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參與起訴的人都有遠大的政治野心，不願冒輸掉如此重大案件的風險。這兩種解釋都沒有涵蓋所有事實。

其中一個障礙與審判地點有關。約翰遜的顧問們對軍事委員會能否在和平時期進行叛國罪審判存在分歧。為了公平和政治合法性起見，在民事法庭進行審判似乎是最安全的。這就需要在戴維斯涉嫌犯罪的地方進行審判，也就是里士滿。但在南方邦聯的前首都，哪個陪審團會判戴維斯叛國罪呢？

利伯也提出了一項憲法修正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份草案寫道:“對叛國罪或煽動叛亂罪的審判應在犯罪發生的州或地區進行，除非有關州或地區的司法行政受到將要審判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事態的阻礙。”換句話説，你不應該在一個不可能判他叛國罪的州以叛國罪審判他。那項提議沒有成功。在1807年對亞倫·伯爾的起訴中，有一種被稱為“推定在場”的原則，它可能會主張在北方的一個州進行審判——例如，印第安納州的州長自願在他的州審判戴維斯，因為南方邦聯軍隊曾在該州大肆掠奪。但斯皮德盡其所能地謹慎行事，決定在里士滿審理此案，部分原因是美國首席大法官薩爾蒙·蔡斯(Salmon P. Chase)當時在里士滿的美國巡迴法院。(當時，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巡迴法官。)蔡斯曾在俄亥俄州擔任美國參議員和州長，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廢奴主義(人們稱他為“逃亡奴隸的司法部長”)和他的野心(據説他和“凱撒大帝一樣雄心勃勃”)。1864年，當他還是林肯的財政部長時，他就尋求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之後林肯接受了他的辭呈，並提名他進入最高法院。斯畢德希望蔡斯在戴維斯案的審判席上，與一名地區法院法官一起，能提供適當程度的權威和嚴肅性。但這並沒有解決陪審團的問題。

然後是律師的問題。斯皮德把這個案子交給了弗吉尼亞東區的聯邦地區檢察官盧修斯·錢德勒(Lucius H. Chandler)，他實際上沒有任何審判經驗。錢德勒從緬因州搬到弗吉尼亞，從來沒有支持過邦聯，他是弗吉尼亞僅有的兩個沒有因為不忠而被取消在里士滿聯邦法院執業資格的律師之一。斯皮德請來了紐約律師威廉·埃瓦茨(William Evarts)來指導起訴。埃瓦茨幾乎和蔡斯一樣雄心勃勃，他很樂意參與他所謂的“當時最偉大的刑事審判”。但他把跑腿的活兒留給了錢德勒。

戴維斯仍在軍事監獄中，他安排妻子瓦瑞娜聘請了查爾斯·奧康納，他是紐約著名的出庭律師，也是支持奴隸制的邦聯同情者。奧康納喜歡説：“我不放過任何一塊藏有活物的石頭。“他是美國最有名的律師之一，但也受到美國黑人的鄙視。舊金山一家黑人報紙的社論宣稱他是 “和傑夫·戴維斯一樣的大叛徒”。奧康納為他的新客户制定的策略是儘可能拖延審判時間，讓全國的情緒冷卻下來。對奧康納來説，幸運的是，慢動作也是斯皮德想要的。

利伯擔心戴維斯可能競選總統並沒有錯。1866年1月，南方邦聯前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當選參議員。兩名前邦聯參議員和四名前邦聯眾議員也被派往上個月召開第二屆會議的第三十九屆國會。由於書記員拒絕點名，他們從未宣誓就職。但他們的存在清楚地表明，有必要採取措施，“至少將一部分罪行已證明他們是聯邦的敵人、不值得公眾信任的人排除在公眾信任的職位之外”，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寫道。

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重建聯合委員會開始考慮取消前邦聯成員擔任聯邦公職的資格，同時保證自由人享有平等公民權的提案。1866年1月，該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調查拖延起訴戴維斯的原因，並傳喚了負責此案的弗吉尼亞州法官約翰·安德伍德（John C. Underwood）。安德伍德是紐約出生的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1864年被林肯任命為美國地區法院法官，他曾做出一系列保護平等權利的裁決，在一個案件中宣佈 “必須廢除一切膚色差別”。他還建議以每英畝半美元的價格將戴維斯的密西西比種植園賣給前奴隸。弗吉尼亞州的白人鄙視他；這種感覺似乎是相互的。委員會問安德伍德，弗吉尼亞州是否有陪審團會判戴維斯叛國罪。“安德伍德回答説：“除非事先買通了陪審團，否則不會。“委員會隨後傳喚了羅伯特·李，他給出了類似的評價：

問題：假設法庭清楚明確地指示陪審團，戴維斯先生或任何其他主要人物對美國的這種戰爭行為本身就構成了《美國憲法》規定的叛國罪；陪審團是否會聽從這一指示，如果事實清楚地擺在他們面前，是否會將罪犯定罪？

回答：我不知道，先生，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會怎麼做。

問題：他們一般不會認為這是叛國罪吧？

回答：我認為他們不會這麼認為。

那麼黑人陪審團呢？黑人被禁止擔任陪審員，這帶來了可怕的後果。1865年和1866年，在得克薩斯州對五百名被控殺害黑人的白人進行的審判中，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認定五百名被告全部無罪。一家黑人報紙的編輯問道：“難道我們的生命、榮譽和自由要交到那些在最頑固、最狹隘的偏見下掙扎的人手中嗎？“3月，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規定了在刑事審判中作證的權利。約翰遜在律師亨利·斯坦伯瑞（Henry Stanbery）幫助起草的一份聲明中否決了該法案，他警告説，該法案可能導致國會宣佈"不分膚色或種族，誰都有權擔任陪審員”。國會推翻了否決，並繼續擴大黑人的權利，同時剝奪前南方邦聯成員的權利。4月，激進的共和黨人薩德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在擬議的第十四修正案中增加了一個新的條款，規定凡是 “參加過後期叛亂"的前邦聯官員或軍人，一律不得擔任議員。隨後，人們對究竟哪些人應被取消資格進行了大量討論，其中一個版本的修正案規定，“所謂的美利堅合眾國邦聯總統和副總統……被宣佈永遠沒有資格擔任美國的任何公職”。然而，這並不是國會在6月送交各州批准的版本，無論如何，前邦聯各州都拒絕批准該版本。一位北卡羅來納州人説，國會希望南方人"喝自己的尿，吃自己的翔”。

利伯對這個糟糕的結果聽天由命。“審判傑夫·戴維斯的審判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想。“數以萬計的最可惡的叛國罪行將被揭露”，但"戴維斯肯定不會被陪審團判有罪，那樣我們將被徹底擊敗”。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指責約翰遜，正如一家報紙報道的那樣，他預言"戴維斯將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只因為約翰遜先生決定用一種他不能被審判的方式審判他”。而且，即使對他進行了審判，任何判決都會被上訴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 “判決之後，很難説已經獲得了無條件的信任。《哈珀週刊》問道：“有人會認真地斷言，這個政府存在的權利該由法院來判嗎？”如果在2024年有類似的事情，美國人會信任最高法院嗎？

唐納德·特朗普曾大肆宣揚，在負責對他提起刑事訴訟的四名檢察官中，有三名是黑人：他們是：佐治亞州富爾頓縣地方檢察官法尼·威利斯（Fani Willis）、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Letitia James）和曼哈頓地方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Alvin Bragg）。特朗普給這三位檢察官貼上了"種族主義者"的標籤，稱布拉格為"禽獸”，稱詹姆斯為"躲貓貓”，並堅稱對他的指控既有政治動機，也有種族動機。有時，人們會覺得傑斐遜·戴維斯的審判與唐納德·特朗普的審判之間相隔的一個半世紀似乎並不遙遠。

1867年3月，國會再次推翻了約翰遜的否決，通過了《軍事重建法》，要求美國軍隊佔領前邦聯，並規定任何州在未批准第十四修正案之前不得重新加入聯邦。國會還支持黑人男子擔任陪審員。在得克薩斯州，當軍方州長宣佈允許黑人男子擔任陪審員時，一些法官拒絕開庭。在弗吉尼亞州，安德伍德為戴維斯的審判任命了黑人陪審員。許多北方人對此表示贊同。"《紐約論壇報》寫道：“對傑斐遜·戴維斯代表奴隸制領導叛亂的審判應該由部分自由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如果只是為了歷史的公正，更不用説這種結局的戲劇美與和諧。但南方的報紙對"大陪審團中的黑人配額"表示反感，稱這些人對着《聖經》宣誓，“在得到許可的情況下，對着這本神聖的書咂嘴”。一篇刊登在南北方報紙上的社論問道：“如果戴維斯要接受黑人陪審團的審判，那麼一個人應該由他的同儕組成的陪審團來審判的概念又會變成什麼呢？”

當新的審判日期——1866年6月5日到來時，戴維斯沒有出庭；他在軍事監獄裏。盧修斯·錢德勒生病在家。首席大法官蔡斯在華盛頓的圖書館度過了一天，在那裏他給女兒寫了一封信。窗外，他聽見報童在喊:“每日紀事報！全面報道“傑夫戴維斯的審判”!’”奧康納知道蔡斯不會來，也懶得去了。蔡斯堅持認為，他不能出席弗吉尼亞州的民事法庭，因為該州仍處於軍事統治之下。蔡斯計劃在1868年競選總統，他不想參與對傑斐遜·戴維斯的審判。他關注的是這次選舉。

安德伍德將審判重新安排在了10月。但首席大法官也無意在10月露面。與此同時，隨着國會共和黨人推行重建計劃，起訴戴維斯的勢頭逐漸減弱，該計劃涉及將前邦聯視為一個被征服的國家。如果舉行審判，戴維斯辯稱他不可能犯有叛國罪，因為密西西比分離後，他就不再是美國公民了。但如果他在戰爭期間一直是美國公民，那麼邦聯就不是外國交戰方，美國就不能以"被征服省份"為由佔領該地區。在這種情況下，激進的共和黨人成為戴維斯最熱情的支持者。火熱的廢奴主義者格利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幫助保釋戴維斯，而國會中最激烈的激進分子薩迪烏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則秘密表示願意代表戴維斯。

夏天，斯比德辭職了：他支持第十四修正案，而約翰遜反對。約翰遜任命斯坦貝里（Stanbery）接替斯比德的職位，斯坦貝里曾撰文否決了總統的《民權法案》。當錢德勒前往華盛頓與埃瓦茨和斯坦貝里商議時，新任司法部長解釋説，他不僅不會領導起訴，也不會出席審判。三人決定不反對奧康納提出的保釋戴維斯的要求。就這樣，1867年5月13日，傑斐遜·戴維斯走進里士滿的聯邦法院，注視着大陪審團，露出了微笑。(大陪審團的工作是保密的，通常不會出現在這樣的聽證會上，但安德伍德似乎堅持讓這個混血陪審團出席，正如他所説的那樣，是為了作為"種姓和階級的殘酷時代已經遠去，一個正義和平等的新時代衝破迫害和偏見的陰雲，正在到來"的明證）。當檢方表示不準備進行審判時，安德伍德同意保釋戴維斯。“事情已經結束了，“奧康納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戴維斯先生永遠不會被傳喚出庭受審”。

新的審判日期定在11月25日。沒人期待檢方會準備好。在戴維斯被捕兩年後，錢德勒仍然沒有進行任何調查，也沒有準備一份替代起訴書。安德伍德告訴斯比德，他認為錢德勒是邦聯的同情者，通過出售赦免來賺錢。但很有可能是，陪審團中有黑人的前景導致政府放棄了起訴，擔心黑人做出判白人死刑的判決會使國家陷入無法挽回的憤怒。奧康納一度向瓦里娜·戴維斯保證，“錢德勒表現出最善良的性格，並説他會努力爭取白人陪審團。但這是不可能的。安德伍德的決定不會變。”奧康納警告説，審判陪審團“將由8到9個黑人和3到4個在里士滿能找到的最卑鄙的白人組成。”他在給瓦里納的信中寫道:“我無法相信我們註定要在安德伍德和一羣新近獲得解放的黑人面前的審判中扮演如此卑劣的角色，但同樣無法自信地斷言這件事不會發生。”

事情並沒有發生。在審判開始的那天，一羣人聚集在里士滿，等待從華盛頓來的火車。《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報道説:“有色人種似乎對訴訟程序非常感興趣，而且大批到場。”火車停了下來。“蔡斯先生來了嗎?”人們喊道。他沒有。在法庭上，安德伍德宣佈休庭。這是整個悲慘故事中最悲慘的時刻之一。一家報紙報道説，法院外聚集了一羣人，“主要是黑人”，但聽到宣佈後，人羣“安靜地散開了”。沒有正義，只有和平。和平是不夠的。

當時和現在一樣，一半人認為對國家最好的東西，另一半人認為最壞的東西。1868年2月，眾議院彈劾約翰遜，調查他故意破壞對戴維斯的起訴。利伯贊成彈劾，尤其是因為彈劾會開創先例。“就歷史而言，在沒有革命的情況下第一次推翻一個大國的統治者將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他寫道。同樣的猶豫導致了對戴維斯的起訴，也導致了對約翰遜的彈劾：對一個國王來説，這是一件如此嚴重的事情。無論如何，對約翰遜的彈劾審判嚴重干擾了對戴維斯叛國罪的審判。在參議院彈劾審判中，蔡斯作為首席大法官主持了審判，埃瓦茨領導了約翰遜的辯護，斯坦貝里(他已經辭去了司法部長的職務)也加入了辯護，這導致了更多的推遲。

最後一次機會。隨着錢德勒地區檢察官的任期於6月到期，埃瓦茨聘請了波士頓律師理查德·亨利·達納(Richard Henry Dana)加入控方。戴娜努力為審判做準備。在里士滿的一家旅館裏，他和埃瓦茨根據多位證人的證詞準備了一份新的十四項起訴書，其中包括羅伯特·李，他曾在一個新的大陪審團面前作證指控戴維斯。(埃瓦茨對錢德勒先前草率的起訴書進行了模仿:“我已經發現，戴維斯曾在重大場合穿過南方邦聯的制服，而且有一個證人可以證明這一點，就是昨晚來找我的一個有色人種服務員。”)但達納不情願地得出結論，不應該繼續審判。似乎更緊迫的是取消戴維斯再次擔任公職的資格；把他送回監獄，或者，天知道，絞死他？對國家來説幾乎和無罪釋放他一樣糟糕。達娜代表兩位律師起草了一封辭職信，並把它寄給了埃瓦茨，埃瓦茨把信裝進了口袋，不知道該怎麼辦。

1868年12月，當蔡斯和安德伍德最終在里士滿開庭時，第十四條修正案已經獲得批准，蔡斯謹慎地向辯方提出了一個新的理由：戴維斯不能再以叛國罪被起訴，因為在修正案獲得批准時，他已經被剝奪了競選總統的資格(辯方説，“它不需要國會的立法來生效”)，他已經受到了懲罰。奧康納興高采烈地提出了這個論點，這是首席大法官親自向他提出的。達納知道這種説法是無稽之談，她反駁説，憲法不是刑法，被取消公職資格不是一種懲罰。蔡斯同意奧康納的觀點;安德伍德同意戴娜的説法。這個案子本來會打到最高法院的。但是，在聖誕節那天，約翰遜赦免了“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最近的叛亂或叛亂的人”，不久之後，撤訴。劇終。

國會大廈襲擊事件已經過去將近三年了。去年11月，科羅拉多州的一名地方法院法官判定，特朗普確實參與了針對美國的叛亂，但該法官拒絕下令將特朗普的名字從該州的初選選票中刪除。最高法院會裁定第十四修正案取消特朗普的資格嗎？紐約、佛羅里達、喬治亞或華盛頓特區的陪審團會判他有罪嗎？他可能會被無罪釋放。或者他可以被定罪，贏得總統職位，然後赦免自己。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受到一半國家的質疑，而且會有代價，而代價不會是平等的。

大赦是一種慈善。它通常不會對任何人懷有惡意。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在1871年對國會説:“自兩軍之間最後一槍交戰以來，已經過去了六年多。我們很有必要考慮一下，現在是否應該取消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的殘疾。”國會不顧第一批黑人議員的反對，投票通過了大赦。在參議院，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試圖將民權條款附加到法案中，理由是這兩項措施都涉及消除殘疾和保障權利。薩姆納説:“既然有人建議我們應該慷慨地對待那些參與叛亂的人，我就堅持要為這片土地上所有有色人種伸張正義。”或者，正如黑人國會議員約瑟夫·雷尼(Joseph Rainey)在談到前邦聯成員時説的那樣，“我們願意給予他們選舉權，今天在這裏投出我們的選票，以便他們可能得到赦免。”但是，“這個國家還有另一類公民，他們擁有某些寶貴的權利和豁免權，他們希望你們，先生們，記住並尊重這些權利和豁免權。”特赦法案在沒有公民權利保障的情況下通過了。1875年確實通過了一項民權法案;八年後，最高法院裁定該法案違憲。

薩爾蒙·蔡斯曾在1868年和1872年競選總統，但都失敗了。利伯死於1872年，蔡斯和安德伍德死於1873年，薩姆納死於1874年。1876年，盧修斯·錢德勒把石頭放在口袋裏淹死了。1889年，傑斐遜·戴維斯死於感冒，享年81歲。他被埋葬在新奧爾良；他的遺體後來被轉移到里士滿。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者推倒了愛德華·瓦倫丁於1907年在里士滿紀念碑大道建造的一座8英尺高的他的雕像。這座重達1500磅的雕像——被污損、傾倒、佈滿油漆——目前陳列在里士滿瓦倫丁博物館的一個房間裏，該博物館的創始主席就是這位雕塑家本人。2021年，一個自稱“善意謊言也很重要”的組織從塞爾瑪的一個墓地偷走了一把獻給戴維斯的石椅，並索要贖金。《哈珀》雜誌今年秋天報道，“新奧爾良一家紋身店的老闆被洗清了罪名，他企圖將傑弗遜·戴維斯的紀念椅變成廁所，以勒索贖金。”

除了1867年5月在里士滿的那一天，戴維斯從未出現在法庭上為自己的叛國罪辯護。但是，對於這場從未發生過的總統審判，二十四個人被召集起來作為陪審團。其中12個是黑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所以這24個人坐下來合影：12個白人和12個黑人，臉頰貼在一起，手搭在對方的肩膀上，擺出一幅充滿希望的畫面。約瑟夫·考克斯是一名鐵匠，和他的陪審員同伴劉易斯·林賽一樣，他是1867年弗吉尼亞州制憲會議的代表。在代表們選舉安德伍德主持會議的活動上，林賽提出了一項取消資格條款，該條款將禁止前南部聯盟的支持者擔任公職。生而自由的約翰·米勒當過理髮師；後來，他被選為弗吉尼亞州眾議院議員。阿爾伯特·羅亞爾·布魯克斯出生於1817年的一個奴隸家庭，他花了800美元贖買了他的妻子露西·古德和他們最小的三個孩子的自由，以及“未來增加的女性數量”——他自己未出生、尚未懷孕的子女和孫輩。露西·古德·布魯克斯製作了一個浮雕：她丈夫的剪影，這張照片是他作為陪審員被傳喚來決定傑斐遜·戴維斯是否犯了叛國罪。她把它當胸針戴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