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標 | “第二個結合”的歷史淵源：一戰、新文化運動與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_風聞

“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在當今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黨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居今識古，我們自然地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的歷史。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歷史環境，而一戰後世界格局之變化激發了當時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反思，堅定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道路，並在此後的革命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持續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源頭活水。

一戰與中華文明的轉型之思

1915年，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時，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文化運動“趨新”的關鍵在於擁抱世界，借鑑吸收別國優秀文化。陳獨秀説：“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動輒相關……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之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説，以冀抗此潮流，是猶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知識。”換言之，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只有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鑑中才能實現。在此意義上，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過程也是“世界化”的過程。世界化與中國化相得益彰，如車之兩輪、人之雙臂，不可獨缺。一戰時期湧入中國的外來思想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如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克魯泡特金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等。這些一湧而來的外來思想加劇了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混亂。如何實現“世界”與“中國”的良性互動，如何對外來文化進行鑑別和取捨，進而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成為困擾時人的嚴峻課題。

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夕，美國總統威爾遜等標榜的“民族自決”“公平正義”等動人口號，一度令一些中國人神魂顛倒。但是，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最終向日本作出妥協，拒絕了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訴求。消息傳回國內，五四運動爆發。五四運動將原已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從狹小的知識階層擴展到城市裏的廣大學生、商人和工人階層。陳獨秀説：“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

**一戰時期中華文明的轉型，離不開知識階層的自我反省。**當時的中國政府與國際政治都是黑暗的、令人窒息的。這種悲愴的局面促使有識之士反思中華文明的復興之道。為此，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救國方案。比如，章太炎主張“學歷史以救國”，他説：“袁世凱、段祺瑞的失敗均為不讀歷史之故。”當時來華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則力主“教育救國”。歷史證明，這些説法皆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而真正能夠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有機結合的是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就是這一結合的偉大開端。一戰之後，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客觀上也是受到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刺激。他們看透了一戰之後的國際政治仍是強權政治的冷酷現實，滋生了爭取國家權利的革命自覺意識。

青年毛澤東就曾明確反對“教育救國”説，認為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毛澤東借用朱熹的話批評説，教育解決不了社會階級壓迫問題，“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因此，毛澤東認為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不過是“紙上談兵”，應借鑑俄國革命的經驗，組織共產黨，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主張建黨，是深受在法國留學的好友蔡和森的影響。他們二人均是成立於1918年的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新民學會會員們為何有此超前的時代遠見？除了他們自身卓越的見解能力之外，也與他們所耳濡目染的湖湘文化有關。

湖湘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一戰結束之後，歐洲政局動盪，國際共運分裂，造成馬克思主義本身即存在多種思想類別，形成各不相同的政治方案。那麼，為何新民學會會員大多選擇信仰蘇俄的“列寧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派別？其中原因複雜多重，但是近代湖湘文化對他們精神的影響尤其不能忽視。

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湘學。清末民初，湘學大顯於天下，引領着近代中國學術思潮的嬗變與發展。雖是地域化的儒學形態，但湘學確可堪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與時俱進、經世致用、重名輕利，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湖湘文化的突出特徵。近代以降，湖湘文化薰陶下的讀書人總能敢為天下先。如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代表湖南士大夫魏源，提出了著名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引領了其後洋務運動的方向，其著作《海國圖志》更是拓展了晚清知識學人的眼界，甚至受到同時期日本知識界的推崇。到了一戰時期，湖南一地更湧現出了傑出學者代表楊昌濟。楊氏早年就讀於湖南嶽麓書院，研讀王夫之、魏源、譚嗣同等湖南先賢作品。楊氏的言傳身教，又影響到他的學生如毛澤東、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在長沙任教期間，楊氏將古今中西的義理融於日常言行，形成一套備受學生敬仰的“生命範式”。毛、蔡等人受教於楊門，故而特別注重儒家的修養功夫和個人意志的鍛鍊，毛澤東的名言“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正是此精神哲學的日常實踐。正是對道德修養和意志力的執着追求，使他們對於精神信仰的東西情有獨鍾。換言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前，他們已經具備了準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稟賦。

蔡和森不為流俗所感，主張中外文化各有所長，反對新文化派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偏激言論。1917年，他寫道，“近來西歐文化東來，與吾舊有文化，每幹格難容。而倡新文化者，棄舊書不讀”，認為應該“多讀新書，而舊書亦必有研究。中國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盡然，而西歐文化制度，用之於我，不必盡是”。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列寧主義開始引起陳獨秀等《新青年》同仁的關注。在此期間，蔡和森與毛澤東等人開始討論列寧主義與俄國革命。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致信毛澤東，認為列寧為“近人近事”，可“假借之”，“以沖決世界之層層網羅，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一戰時期的法國，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域外試驗場。正是在那裏，“勞工神聖”的觀念使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獲得了心靈上的洗禮。在法國期間，蔡和森大量閲讀第三國際和法國共產黨出版的小冊子，如《人道報》《共產黨人》《第三國際》等。一戰之後，歐洲社會主義內部存在三種道路選擇：德國道路、英國道路和俄國道路。經過反覆的討論和思考之後，蔡和森於1920年7月提出：效法俄國十月革命，組織共產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學會在法會友在蒙達尼集會，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針。同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代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他提出組建共產黨，作為革命的“中樞”和“先鋒隊”。如果做一比較，可知新民學會同仁在建黨認識上比以陳獨秀為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甚至還早一些。

毛澤東特別強調思想與實踐的統一，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的有效性。此種注重實踐效果，反對教條主義的觀念，使毛澤東與蔡和森在組織共產黨問題上達成了共識。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從湖南長沙文化書社寫信給在法國的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友時指出，“人性的自私心理”及資產階級、軍閥或帝國主義者出於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他們絕不會“自己肯收場的”，唯一的辦法是用“非和平”的手段，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急進派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可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

中國文化的轉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絕非一日之功。對此，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為此他甚至做了長遠的計劃：“根本計劃之確定會務進行方針、準備人才、準備經濟三條尤為卓見，以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前為純粹準備期，我以為尚要延長五年，以至民國三十年（1941）為純粹準備期”，當務之急就是發展壯大文化書社，在每縣設立分社。這是毛澤東在1920年底的未來文化建設計劃。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出乎當事人的預料。1921年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規劃東亞及西太平洋新秩序，把新興的蘇俄政府排除在外。為此，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欲打破英美列強的孤立，派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來華，於1921年7月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在這之後，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積極投身於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鬥爭中。他們曾經設想的文化書社計劃也擱置一邊。然而，一戰之後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前提條件應是中國的政治轉型，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只有先從政治上解決中國的國家建構問題，才能進行中華文明的漫長轉換。畢竟，在當時的中國，救亡圖存才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務。

使命未竟的新文化運動與“第二個結合”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第一個結合”，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命未竟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此種由文化運動到政治運動的突轉，既是國內外時勢合力作用的結果，也説明了此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侷限。比如，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胡適就有強烈的精英氣，使其與勞苦大眾之間始終隔着一道無形的牆，不能切身感受無產階級的苦難。值得一提的是，在歐洲戰場的華工羣體中曾發生了一場以晏陽初為首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展的“識字運動”，可以説這是發生在域外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啓蒙運動）。華工們身處現代文明發達的西歐，產生了對中西文明之間強烈的反差體認，認識到“識字”與維持“國格”的關係，激發了他們濃厚的愛國主義和自強精神。晏陽初在巴黎編輯的《華工週報》和通俗新知識課本，在華工羣體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果將晏陽初等人在歐洲發起的對華工的文化啓蒙運動與胡適等人在國內發動的新文化運動相比較，可以發現晏陽初等對華工的文化啓蒙是真正面向勞苦大眾的“白話文運動”（識字運動），而胡適等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其實仍侷限在“城市中的新興知識分子和工商業階層”。通過與華工的密切接觸，晏陽初切身體會到中華文明的偉大力量就藴藏在這些目不識丁的華工身上。華工們雖然出身窮苦、不通文墨，但是他們身上洋溢着樸素的人文情懷。有一位在法國的華工接受相關教學之後，寫信給晏氏説：“自從您編的報紙出版後，我開始知道天下大事。但是，您的報紙很便宜，一生丁就能買一份。我怕您的錢賠完了會停刊，因此，我把自己在法國勞動三年節省下來的365個法郎隨信附上。”這件事讓晏陽初終生感動，打動他心靈的是華工樸實無華的“義氣”，而“義”正是儒家道德倫理的思想精髓之一。相比之下，胡適享用的是庚款留美學生的高級待遇，他在美國過的是超過一般美國學生水平的生活。故而，胡適他們不知另一類開飯館、洗衣店的華人的疾苦，同時也沒有在美國討生活，故而只看見美國的好處，對美國一往情深，始終無法體會一戰後期中國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的艱難困苦。不同的留學生活經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胡適與蔡和森等人不同的道路選擇。

胡適所代表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傾向於温和的改革，反對暴力革命。在此方面，他與留學法國的蔡和森等有根本分歧。1926年7月31日，胡適與蔡和森相逢於莫斯科的旅館。雖然是舊人重逢，但兩人因政見不同，故發生了長時間的辯論。從下午三點一直到晚上九點，他倆的“舌戰”才因拉狄克的到來而打斷。這是發生在胡、蔡之間的面對面的爭辯，所爭論的關鍵點，就是胡適向來對美國的“讚揚”。惲代英在1926年也批評過這一點，他説，美國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兩次為自己利益犧牲中國利益以遷就日本，與近年事事與英朋比，壓制中國觀之，可知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無異致，乃以有教大與留美學生如胡適之博士，與其他教育界，學界名人為之説辭，至今尚有人認為中國唯一之友邦”。彼時的中國尚未廢除和列強簽訂的系列不平等條約，胡適秉持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不是“帝國主義”，這與1920年代中共的反帝主張格格不入。問題在於，中國文化的轉型是在列強侵華、國家淪亡的危機下發生的，要實現中華文明的復興，當務之急自然是救亡圖存。而這些有識之士意識到，經過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教訓，擺在面前的救亡之道只有一條路——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創建共產黨，武裝革命。

一戰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提出了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問題，注意到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如何交流互鑑的問題，但限於時代的侷限性，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並未完成。**中國的文化轉型，即如何吸收外來有益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中一個重要的“瓶頸”就是要實現“文化啓蒙”的大眾化。**但是，胡適等留美學生的精英氣，使他們的生活脱離社會大眾，故而言説始終停留在“自説自話”的狀態，此乃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一眾知識分子的困境所在。同時，迫於救亡的壓力，新文化派對中華文明的極力否定很大程度上也是“故意而為之”，有策略性的宣傳用意，如傅斯年就曾對胡適説：“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多，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

歷史證明，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要採取理性客觀的立場。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未竟的歷史課題，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讓中國幾千年形成的歷史傳統進行逐步轉化。如龐樸先生所言，“這個過程所需的時間會很長，可能很痛苦，也需要更大的自覺”，但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