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壽 | 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中的問題與路徑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12-06 21:26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被提到重要位置,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批項目得以實施,出產了大批成果。2020年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短視頻傳播也風生水起,民間力量得以激活,不少學者和民間知識分子,都以短視頻的方式廣泛展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與傳播活動。但是,這些研究、教育和傳播大多仍停留在對傳統文化發掘、整理和簡單解讀的層面,甚至有一些糟粕也通過短視頻等新媒體方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裏,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面臨如下問題。
**一是相關言説大多從考古説起,但受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影響較深,皆從城市、文字、鐵器等方面證明中華文明。**即使是後來柴爾德和曼塞爾提出的關於文明的諸項標準,也仍然是以兩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區的文明為考古對象而總結得出的。我們一味地根據海洋文明特徵而評判中華文明,是誤入歧途,至少是不恰當的。百年以來,由於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大量引進西方文化,很多人受西方的觀念影響很深,考古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在其他方面這種問題也普遍存在。
**二是與科學精神對立,導致關於中華文明的言説誤入虛境。**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統攝在五四時期被從西方引進的科學、民主、自由、博愛等精神打破,但百年來討論最多的卻是與科學精神相對立的問題。儒家六經之首《周易》,為所有禮樂和政治制度創立的基本法,其所用曆法是天干地支表達的干支歷,不僅僅被用於農時,也被用於生活;以《易經》和陰陽五行為基礎創立的中醫,以《周易》為思想創立的太極等體育修身方法,以及建築中以《易經》為基礎所創立的建築方法、風水學等,都被簡單粗暴地命名為迷信。百年來,我們已經確立了科學方法為我們看待世界的普遍方法,但是,今天,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堅持中華文化不能用科學來證明的大有人在,如此也反向導致中國傳統文化進入一個無法自證的凌空蹈虛之境。
**三是五千年中華文明中的前兩千年上古文明尚未被證明、説清。**我們總是説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而能用文字實證的歷史僅三千多年,前兩千年的文化又當如何敍述?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城市考古、食物考古恐無法説清五千年文明是什麼的問題。那些古代城市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彩陶上的符號是什麼意思,玉器上的紋飾表達了什麼……這些才是我們所要揭示的先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説,目前我們考古界所描繪的是一個殘缺的肉身世界,如吃、住、用等,而其靈魂世界無從知曉,但真正決定人是什麼的是人的精神特徵。我們今天可能需要回答,上古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究竟如何等問題。甲骨文中80%以上都是占卜文字,其更多表達的是先人的道德精神世界,這又當如何講述?
**四是中華文明往往被認為獨立、自足於世界,但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我們在陸地文明時代就與世界發生着非常多的聯繫,**不僅僅是我們接受其他世界文明,中華文明也影響着其他世界文明。這些問題被百年來的思維習慣所左右,導致我們往往不能從世界文明這個維度客觀地看待中華文明。比如,既然中華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斷,那麼,是否可以用我們的上古文明去論證其他地區的上古文明?如此,人類文明或許就能獲得某種完整性的敍述。
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還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科學、深入、系統地瞭解。正因為如此,一個沒有得到很好解釋的中華五千年曆史就呈現於我們眼前:**一個精神性的中華文明被某種程度地知識化、物化,甚至窄化了。**真正的傳統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它需要重新解釋,但用什麼方法,用什麼思想資源,人們難以確定。做好“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指明瞭方向。從這一方法與方向入手,面對上述困境,首先要釐清一些方法和路徑問題。
**第一,科學與人文相結合,反思現代考古學,重建人類文明家園。**現代考古學一經誕生,就是以科學為方法。最近,電影《封神》上映期間,有考古學者稱,從現有的考古研究來看,紂王這個人可能並不存在,因為沒有實證。但是,從周以來的那麼多文獻記載難道都不是實證嗎?這些人類的記憶難道不是證據嗎?西方學者從挖掘出邁錫尼城證明了古希臘神話存在的合理性,由此確證了古希臘文明,現有的世界史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把古希臘文明寫進了文明史中;研究者將《聖經》中關於摩西的諸多細節與埃及法老的年譜對應,由此確立了《聖經》產生的年代,《聖經》考古也成了西方考古界的熱門。這是西方考古學支撐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方法,但是,中國的很多學者只拿器物説話,而對古代文獻視若無睹,甚至認為是偽説,這種方法是否本末倒置呢?從西方文明考古史的經驗來看,考古是要證明古代文獻和神話傳説中的人物及事實,要與神話、傳説、歷史記載相互印證,而不是用器物來重新講述一套歷史。《史記》裏明確記載的崑崙山和河源未被考古證實,黃帝和伏羲文化就更難被證明了,三星堆的出現便令人們束手無策,更不用説《山海經》一類的神話著作長期以來不被重視。在中國,考古學成了簡單的器物學、物質史。
**從人類早期確立文明的標準來看,人的倫理是最重要的標準,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在中國,伏羲是人文始祖,他創立的文明首要特徵是確立夫妻倫理,把人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相伴隨的是世界觀、禮樂制度的產生,其次才是馴服動物、製造工具等。比如性,動物有發情期,天然有節制,但人類沒有發情期,無節制,所以需要一種規則節制其行為,這就是倫理,而有了這種節制之思想,就是文明。我們現在講的中華五千年文明是從器物上來論證的,而中華文化首先講的是倫理。如果從《周易》的思想來看,一萬年前(這個需要對伏羲進行考古)就已經是文明期了。《聖經》説,亞當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園,受蛇的誘惑而偷吃了智慧樹上的蘋果而產生了羞恥感。從這個故事也可以看出,人有了倫理(智慧)才成為人而走出伊甸園。在這裏,中西方對人和文明的定義是一致的,都是從人的倫理產生來定義人,同時也定義了什麼是文明。現代以來流行的文明論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期,是在進化論和科學主義、物質主義盛行之時,根據歐洲和兩河流域的考古發現而確立的一套標準。其初是根據雅典城的特徵而確立文字、鐵器、城市三個文明的標準,後來,柴爾德提出的城市文明標準已經包含十項,曼塞爾加以補充,形成了人類早期文明的十二項標準,但仍以物質性標準為主,缺乏對禮儀、倫理等精神性因素的重視。所以,反思人類文明考古的這種物化標準,借鑑人類文明產生初期對人和文明的一系列定義,有助於我們找回初心。
**第二,以科學為方法,對伏羲、黃帝文化等上古文化進行系統解釋,在此基礎上重釋中國禮教傳統。**伏羲是人文始祖,他仰觀天象,俯察大地,中觀人和鳥獸魚蟲、萬物變化而創立了易經八卦。在那個時期,這就是科學方法。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源,將天道、地道、人道,宗教、巫術、科學、人文統在一體,陰陽、五行、八節、八方等表達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產生於此。至黃帝時,黃帝與岐伯寫下《黃帝內經》,發展出中醫,漢字被髮明,干支歷被確立,一套天人合一的倫理制度被創立。至文王時,八卦演繹為六十四卦,周公制禮作樂、建成周城,設立三百六十個官職,最終確立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制。孔子進一步將之前《易經》方面的資料進行整理,作十翼,而成《周易》,為六經之首。司馬遷《史記·天官書》中講的天人關係與伏羲文化一脈相承,揭示了天人之際和古今變化的規律。到北宋五子研習《周易》時,便有了張載的“橫渠四句”,其中“往聖之絕學”即《周易》這套體系。有了這套被稱為天然法的天道體系,理學才產生,理學稱此天道為天理。但是,這套體系在日常生活中運行時,其禮教系統越來越走向極端,最終在五四時期走向衰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回答伏羲創立的這套體系是否科學,為何衰落,又為何中興,有沒有值得發揚繼承的東西等一系列問題。
要進行這樣一場巨大的研究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們現代人熟悉的科學方法,用科學的力量把古代文化這面鏡子擦亮。其一是用天文學、地理學對河圖、洛書、八卦、天干地支等進行一次現代闡釋。比如,古人認定的二十八星宿等,至今仍然在天際運動着,假若這套星象系統被現代天文學所證明,那麼,中國上古文化就可重見光芒。其二是用現代地理學、冰川學、氣候學、生物學、物理學等對上古時代文字尚未出現時的人類記憶進行考古闡釋。比如,用冰川學關於地球冰川紀最後兩大冰川崑崙冰川和祁連冰川的相關研究,來印證中國神話中的大洪水記憶和洪水治理等。其三是用現代氣候學、醫學、心理學、遺傳學、生物學等來論證《黃帝內經》和中醫理論,從人體結構來證明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維和中醫理論體系。一旦這些關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內容能通過科學論證,那麼,周公、孔子以來按照天道系統設立的人道倫理就容易解釋了。如此,中西方思想和知識皆被重新調動,中國傳統文化可獲得重新解釋,且古今相釋,既不迷信今天的現代價值,也不盲目泥古,中國傳統文化也將可能成為現代人類最寬廣最科學最系統的文化,進而被全世界逐步認識和接受。
**第三,用上古中華文明來解釋其他人類上古文明,在根本上貫通中西和古今思想系統,形成新的中華文明觀。**軸心時代以來的文化我們都熟悉,且我們已經熟悉了一種觀念,認為在互不相關的幾個地方,突然出現聖人和哲人,形成了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文化體系,至今仍然各自在起作用。但是,軸心時期先哲們的思想又是從哪裏來的?為什麼同一時期會在不同地方產生?它們有沒有一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如果我們對比考察,就會發現幾個重要特徵。比如,上古時期所有人類都從星空確立大地和人類信仰,即星象學的確立。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古埃及都有自己的歷法,瑪雅文化的歷法曾震驚世人,但這套體系後來只有中國人繼承了下來,且逐漸形成了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體系,直到五四前還有天文學家在測量日月的運行,校準曆法,而其他古文明都在後來出現了宗教,取代了人類探索天地人關係的方法論,代之以聖人、宗教領袖來直接宣示天地大法。假若用中國上古時期的方法和思想體系去解釋目前留存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上古文明的遺址內容,甚至互釋《聖經》、古希伯來文獻和古波斯文獻中的星象學內容,將會發現很多共同的特徵,由此或可總結出人類上古時期關於人和文明的定義,前已述及。
這些尚未開始的比較與討論將為人類文化開闢一個新的境界,即在文明衝突難以解決的時候,人們可以退回到人類最初探索文明的情景中去,重新尋找文明的方向,重新尋找人類共同的思維,從而反思現代文明發展中的諸多弊病,達到中和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