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義GDP超日本，德國卻再次被稱為“歐洲病夫”_風聞

全球報姐2023年12月06日 20:46:54 來自北京0人蔘與0評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顯示，2023年德國將在名義GDP上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不過，同一份預測亦稱：德國將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出現負增長的國家，經濟增速甚至在未來幾年也很難超過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德國新增就業人數自今年年初開始放緩，破產企業數增加，市場信心不足，就連工業也出現了下滑跡象。

在評價德國經濟時，英國《經濟學人》再度用上了“歐洲病夫”這個詞。不過，德國總理朔爾茨接受採訪時承認國家經濟正在走弱，但強調德國還不至於像“盎格魯-撒克遜媒體”（即《經濟學人》）説的那樣。德國央行行長則稱：“德國不是‘歐洲病夫’，我認為這是一個容易被很多人誤解的説法。我們應更加自信。”

1999年首次被冠名“歐洲病夫”後，德國只花了幾年工夫就在經濟上重整旗鼓，成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2011年歐債危機期間，歐洲經濟百花殺盡，德國成為一片蕭瑟中的一枝獨秀。這樣的表現令很多人記憶猶新。

這一次，德國能夠再度從谷底騰飛嗎？以及，當我們談論德國經濟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社會市場經濟促成巨大繁榮

一直以來，德國都被外界視為制度穩定的典範。所謂制度穩定，主要體現在其較為成功地兼顧了不同的社會利益，以經濟、社會、政治三個維度而論，均未出現明顯的“木桶短板”。

這就要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所採取的主要經濟制度——社會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繆勒-阿馬克在1947年提出，為戰後德國首任經濟部長路德維希·埃哈德採納，其中心思想是“保障所有供需雙方均有參與市場的自由，同時確保社會平衡”以及“開放市場準入和競爭共存，防止支配性的市場權力產生”。對市場的運行不能放任自流，而需要國家構建框架，既要確保有效競爭得以進行，又要促成市場參與者均有機會和意願發揮自己所長。

繆勒-阿馬克用“國家收入轉移過程”來形容社會市場經濟對收入分配的糾正。他指出，“只有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在市場地位中受保護較少的消費者才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引導經濟，這些消費者可能涵蓋所有階層。”

在他看來，“國家收入轉移過程”表現在社會政策上，就是各種福利金、養老金和均等負擔支付、住房建設津貼和形形色色的補貼，其目的是為那些無法或暫時無法通過出賣勞動力賺取市場收入的老、病、孕或失業人員提供社會保障，從而讓他們也能參與到消費中來。

得益於社會市場經濟，德國在20世紀50年代實現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史稱“經濟奇蹟”。當時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相搭配，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帶來了政治上對於內政的高度認同，經驗的總結進而演變成對於制度的路徑依賴。就德國自戰後所面臨的特殊國際局勢以及其戰後外交的先天性不利開端而言，能產生如斯向心力不可謂不難得。

◆大眾甲殼蟲被外界描述為德國戰後復甦的標誌。這張照片是1954年在聯邦德國一家工廠拍攝的。

“經濟奇蹟”的出現當然少不了外部條件。德國能如此迅速從戰爭的後果中恢復過來，離不開西方盟國的支持——冷戰時期，西方盟國需要在陣營的交界處有一個強大的盟友。這讓德國得以不被進一步解體，並受益於美國的“馬歇爾計劃”，該計劃對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國家進行了重建援助。之後的朝鮮戰爭則間接促成了這一經濟繁榮。

由於盟軍禁令而無法生產軍備的德國企業，可以集中精力滿足外國對資本和消費品的需求。得益於適合全球市場需求的產業結構、大量的產能儲備和合格的勞動力，軍事方面的大幅縮減反而造就了有利的環境。

例如有“世界鋼鐵大王”之稱的行業巨頭提森克虜伯（ThyssenKrupp），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軍火生產而聲名狼藉，被盟軍的炸彈幾近損毀，並在戰爭結束後被解散，也在20世紀50年代恢復了生產。

此外，德國還通過税收減免和低税率創造出巨大的投資激勵。這些條件帶來“自給自足”式增長，在1952年就實現了突破。1953年，倫敦債務協定又免除了德國近一半的外債。

經濟復甦初期困難重重，但社會市場經濟很快顯示出其頂層設計的成功，並塑造了比貨幣改革影響更長遠的政治經濟制度。儘管社會市場經濟本身未被寫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但德國法律體系的諸多核心要素（例如財產保障、合同和結社自由、職業和工作場所的自由選擇）都為社會市場經濟奠定了重要基礎。

“經濟奇蹟”背後的“人人富足”

從1950年開始，德國12%以上的高失業率有所下降，7年後便實現了充分就業。國內生產總值（GDP）則從1949年的790億德國馬克上升到1960年的近3000億德國馬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住房短缺問題明顯緩解，弱勢羣體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對很多德國人來説，這樣的經濟增長是幾年前在廢墟里始料未及的，更不要提曾親眼目睹德國眾多工業重鎮在二戰中被夷為平地的西方諸國，於是便有了“經濟奇蹟”一説。

不少人只知經濟奇蹟，而不知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的座右銘是“人人富足”(Wohlstand für alle)。這一方針是由路德維希·埃哈德提出的。他於1949-1963年任經濟部長、1963-1966年任聯邦總理。他在執政期間推出貨幣和經濟改革，並讓社會市場經濟成為德國的經濟秩序。“人人富足”也成為1957年大選前基民盟的主打口號，即讓每個努力做貢獻的人能夠買得起一些東西。

“富足”這個詞常常被外界譯成“繁榮”（對應英語的prosperity）。因此，人們很容易認為，其指向為個人、私人家庭或整個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程度，也就是使用GDP或人均收入來衡量經濟體的物質繁榮或生活水平。

但其實，德語中Wohlstand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舒適的狀態”。即使在上世紀50年代，德國語境裏關於“富足”的涵義至少包含兩個維度：物質維度和社會維度，即物質繁榮和社會的團結或參與度，而後者是通過生活質量意義上的個人福祉來體現的。

至今，德國已經發展出包括環境指標、個人能耗、健康狀況、醫療資源的供應與覆蓋、工作環境、教育均等在內的一整套用於衡量“社會的團結與參與度”的社會指數。當然，在可持續發展觀念被廣泛接受的今天，“富足”又被加上了包括生態參與度和環境經濟核算等指標在內的環境維度。

用大白話來説，“人人富足”追求的就是每個人——而不是宏觀的國家——都應該從“經濟奇蹟”中受益，其益處不應僅限於物質生活領域。和西德經濟騰飛相輔相成的是社會許多領域都發生了變化，包括工作條件、婚姻家庭、消費者行為和生活方式等。

實現經濟增長的正向循環

實現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衝突，如何解決衝突便成了一個問題。

1948年，作為美英法三佔區“經濟行政主管”的埃哈德重新引入德國馬克進行貨幣改革，工資最初處於“凍結”狀態，物價和失業率急劇上升。

當時，鋼鐵工業和採礦被確立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和能源來源，機械工程、化學和電氣工業也在隨後的經濟規劃中佔有重要席位。然而，私人消費品的生產在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並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工資一開始增長緩慢，公司利潤則被用於進一步擴張。

德國工會聯合會（DGB）成立於1949年。早在“經濟奇蹟”到來前，它就開始呼籲關鍵產業社會化、中央經濟控制和經濟民主化。隨着國家經濟騰飛，企業利潤的增速明顯高於工資的增速，激烈的勞資糾紛隨之產生。工會聯合會提出一系列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訴求，包括男女同工同酬、縮短工作時長以及為員工提供更多社會保障。

這樣的訴求起初不被聯邦政府採納。之後為了獲得工會聯合會對德國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支持，時任德國總理阿登納不得不與工會聯合會主席伯克勒協商並達成妥協：以法律形式賦予採礦業僱員平等共同決策權，但僱主聯合會和聯邦政府拒絕將該權利擴展到其他行業。工會聯合會隨即以罷工表達抗議。

◆1949年9月15日，阿登納宣誓就任首任聯邦德國總理。

最終，德國聯邦議院於1952年7月通過《工廠基本法案》，僱員在股份公司的監事會中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在經濟事務中，勞資委員會僅享有信息權。到了1976年，藉着社會民主化的東風，又通過了《共同決策法》，總算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取得了標誌性進展。

這讓僱員們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大收益。如今，前身是專業領域工會的金屬工業工會IG-Metall是德國最大的工會，也是世界最大的有組織僱員代表機構。早在1958年，IG-Metall就為僱員增加了6%的工資。與此同時，僱員每週的工作時長從1955年的49.8小時減少到1961年的46.2小時，休假時間則延長到每年平均15個工作日。1957年，通過為期16周的罷工，僱員在獲得帶薪病假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除了僱員，以往被忽略的其他人羣也被納入經濟增長正向循環的順風裏。以養老金改革為例，德國經濟學家施賴伯在一份報告中將養老保險稱作“兩代人之間的團結契約”，並提出構想：勞動者為退休人員支付養老金，養老金與工資總額掛鈎，僱員和僱主各繳納一半養老金，國家補貼補充國庫。這一構想於1957年2月在聯邦議院獲得通過。此次改革使養老金領取者的收入平均增加了60%。由此，退休人員也成為經濟增長的一部分。

德國人獲得新的民族認同感

1950年至1963年間，德國實際工業生產增長了185%。機車、工業設備、機器和發動機銷往世界各地。作為生產力飛速飆升的工業大國，德國吸引了許多國外投資者，對外貿易隨之蓬勃發展。“德國製造”開始成為出口商品的品質標籤。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私人購買力有所增加，德國人陷入“買買買”的狂潮。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降低了商品價格，繼而促進了電氣行業的蓬勃發展：洗衣機、冰箱、電視和收音機成為暢銷品。聯邦政府通過低息建築貸款，支持人們擁有“鄉村小屋”的夢想。人們休假時喜歡去露營或者自駕，買房時喜歡自建大平層小別墅，這些消費追求又反哺了德國工業。

私人消費領域的增長同樣體現在食品和旅遊方面。戰後廢墟中的德國姑娘曾經輕易地被一塊美國巧克力收買芳心，而50年代中期的德國人已經開始對黃油和咖啡豆挑挑揀揀了。另據1965年的電視報道，當時湧現出一批旅遊公司，定期組團飛往西班牙的馬略卡島，以至於該島被稱為“地中海上的日耳曼燒烤店”。

◆1973年，西班牙馬略卡島上的德語啤酒廣告牌，馬略卡是當時最受德國人歡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就連時任總理埃哈德，也在萊茵河遊船上，伴着《羅蕾萊》的歌聲，喝着雷司令葡萄酒，向到訪的外國首腦展示與二戰時期截然不同的、富裕講究的德國形象。

這樣的狂潮裏，大量的工人、因為戰爭流離失所的人乃至難民也被加以利用。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德國出現了工人短缺的情況，企業家開始僱用外國工人。1955年，德國與意大利簽署了第一份“客工”招募協議，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土耳其等地中海國家也緊隨其後。1964年，科隆中央火車站迎來第100萬名外來務工者。

已婚婦女也加入到經濟建設中來。雖然在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的眼中，女人一旦結婚就不該工作，當時的社會輿論裏也有很多關於女性工作對於家庭生活負面影響的警告，可已婚婦女的就業率依然不斷增加。不過她們的工資通常較低，且必須承擔家庭和工作的雙重負擔。

無論如何，通過發展經濟，德國再次贏得尊重。經濟日益繁榮的成果不是飄在空中的，而是實實在在和社會生活與日常消費緊密掛鈎。社會保障、充分就業——一切在今日德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標準，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

實際上，德國社會對於納粹和戰爭的大規模追溯、辯論及反思連同外交上具有里程碑象徵意義的勃蘭特華沙一跪，要到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得以實現。但這一切並沒有妨礙德國人在五六十年代——遠在外交和國際政治領域獲得國際承認前——就獲得了新的民族認同感。

埃哈德並不喜歡使用“經濟奇蹟”這個詞，與之相比，他更願用“經濟崛起”來形容這一過程。在他看來，這一切是通過國民新教徒式的辛勤工作、國家對於重建的努力以及社會重視滿足個人需求、“不使一人掉隊”的團結協作帶來的結果，並非天上掉餡餅式的奇蹟。

再度被貼上“歐洲病夫”標籤

1999年，德國有過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處於停滯狀態，從而被《經濟學人》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籤。當年的文章描述了經濟增長乏力、製造業萎縮和失業率高企的社會現實。經過了短暫的面壁思過期，德國迎來超過15年的穩健經濟增長，這被一些國際媒體形容為“經濟奇蹟2.0”。

二十多年過去，夢魘重來。“德國再次成為‘歐洲病夫’？”《經濟學人》在今年8月的一期封面中以此為題，並配有一張圖，圖中是一個正在輸液的小綠人——暗指德國執政的“紅綠燈聯盟”（由社民黨、自民黨和綠黨組成）。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今年8月的封面，標題是“德國再次成為歐洲病夫？”

截至2023年秋天，德國經濟增長連續三個季度出現停滯。而由於歐盟需求低迷不振，出口也遭遇意外下滑。據德國聯邦統計局12月4日公佈的數據，10月德國出口額1264億歐元，環比下降0.2%，同比下降8.1%；進口額1086億歐元，環比下降1.2%，同比下降16.3%。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在內的一些業內機構認為，2023年，德國將是所有工業國家中唯一經濟不增反降的。德國《南德意志報》評論説，“紅綠燈聯盟”執政已兩年，但德國依舊面臨技術工人短缺、能源價格上漲創紀錄、數字化落後等困境，因此才被人貼了標籤。

這種情況下，對於德國名義GDP超過日本一事，德國媒體表現得格外冷靜。德國《世界報》指出，在本世紀的前二十年，德國從全球化和俄羅斯廉價能源中受益匪淺，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未來可能會更困難。該報引述專家的話説：“未來德國大約每三年就會出現一次衰退年，甚至可能每兩年經歷一次經濟衰退。如果通脹隨後下降，歐元對美元匯率下跌，第三的位置很快會旁落。”

面對種種非議，德國政府多次強調，困難是暫時的，轉型成功後將迎來更大機遇，比如全球對清潔技術日益增長的興趣，將有利於德國。總理朔爾茨就稱，由於脱碳投資，德國正面臨高速增長時期，類似於“經濟奇蹟”時期。

首個將德國稱作“歐洲病夫”的經濟學家霍爾格·施密丁也覺得，外界對德國經濟的預期有些過於悲觀了。他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德國現在的經濟地位比1998年要強大得多，如今德國擁有創紀錄的就業水平和強勁的公共財政，使其“更容易適應經濟衝擊”。

但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儘管新冠疫情對德國經濟造成的損害沒有人們擔心的那麼大，德國恢復的速度仍比其他地區慢多了——和歐盟區平均值相比也少了三個點位。民意研究機構Forsa今年10月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者預計德國的生活水平將持續惡化，62%的人選擇“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國面臨經濟危機”。

原本的優勢如今成為阻礙？

通過梳理德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會發現，那些原本給德國帶來穩定的特點，卻讓其在目前的危機中進退兩難。

在德國的經濟組成中，外貿和工業一直髮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目前，德國工業領域創造的價值份額達到18.3%，明顯高於意大利（15.2%）、法國（9.2%）等歐洲國家。

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德國一直被視為（有別於英美）依靠生產和出口質量優良的產品而繁榮發展的協作式資本主義模範：德國工業成功的金融基礎帶來穩定充足的資本供應，它主要源於三支柱銀行體系（商業銀行、儲蓄銀行部門和信用社）和國內股票持有者。

德國銀行在大量放貸的同時，還持有大型企業的股份並控制着大量投票權，從而鼓勵企業對勞動力技能和漸進式產品創新進行長期投資，企業對於市場的敏鋭又會反映到與之合作的科研單位的技術研發上，而後者正是“德國製造”出口成功的保障。

2003年，時任總理施羅德提出“2010議程”，決心進行全面改革，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增強德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復甦和就業增長。為了加強德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政府加大了工資限制以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並通過降低社會工資來改革社會保險制度。

◆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2010議程”，決心進行全面改革。

這是德國首次直面大規模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一系列“失靈”。彼時，距離兩德統一（1990年10月）沒過太久，距離第一次被稱作“歐洲病夫”也不太久。

“2010議程”被認為是德國二戰後實施的最艱難的社會改革，它讓兼職工作變得普遍，並擴容了低薪但不穩定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工資不平等和勞動力靈活性同時增加，讓德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受益匪淺。

◆2003年5月17日，德國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正在召開有關“2010議程”的黨級會議。

1996年至2008年，德國的出口增速為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的兩倍，勞動力成本與生產率增速幾乎相同，而其他歐元區成員國的勞動力成本增速快於生產率增長，這使它們面對德國時毫無優勢。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將股東價值引入公司治理等舉措提高了德國的競爭力，反過來也強化了德國的出口主導型增長戰略。

近20年來，德國出口的商品遠多於進口，一直保持貿易順差，就連盟友美國也對此多有微詞。與此同時，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也導致需要通過控制工資來維持出口商的競爭力。

眼下，德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財富分配卻停留在過去，這徹底改變了“經濟奇蹟”時期“人人受惠於增長、人人在增長中消費”的狀態，反而讓國內消費受到抑制。

與1996-2008年間德國出口量增長相對應的是，德國家庭的國內需求相對於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每年下降1.5%。2003年至2016年，德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從76.6%下降到73.3%，私人消費從57.7%下降到53.6%，家庭消費從56.1%下降到51.8%。同期，國內總需求佔GDP的比重從96.3%下降至92.5%。個人消費佔比從69.3%下降至66.4%。

與此同時，一些非金融企業獲得了更多利潤，不再依賴銀行提供資金，反而越來越多地利用留存利潤來投資融資，並積累了大量儲蓄。

財政盈餘不少，這也符合德國“量入為出”的傳統財政觀念。但增加的一部分並沒有被用在國內投資，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均有所滯後。銀行所能發揮的宏觀調控作用也被削弱，從而也削弱了昔日支撐傳統德國模式的資本體系中的關鍵一環。

這樣的增長模式使得德國經濟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消費和投資份額的持續走低又會使得德國經濟過度依賴於國外需求，從而進一步擴大貿易順差。畢竟，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只有三個來源：國內消費、國內投資和淨貿易。

疫情期間，供應鏈受不可控力產生的延遲乃至一度斷流，一度引發德國企業的大規模恐慌。過度的路徑依賴也易使德國在經濟全新升級的當口出現動能不足，無論是電動汽車還是數字化的佈局莫不如此。

這一框架同樣有助於加深對中德經濟關係的理解。德國出口型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其和中國的深化改革開放同頻共進，可謂互相成就。德國經濟從中國市場獲益良多，反之亦然。但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放緩趨勢。

儘管一些德國企業依然視中國為投資熱土，但它們在中國所獲收益的增長幅度短期內不可能回到從前。而在德國經濟面臨轉型的當下，德國對華的經濟依賴關係也被一些人拿來作為反思材料。

◆中國已連續第七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出口市場對於某些行業來説確實重要。比如，德國汽車企業在中國的銷售量大約佔其總量的三分之一。但實際上，德國的對外貿易比其表現出來的數字更為多元化。

不少德國政治家，包括專業評論人員，津津樂道於德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以及家庭主婦也能聽懂的賬面財政經濟學，卻很少討論環境與制度的互補關係。事實上，德國經濟遠比坊間討論的更深地捲入到全球化的進程中。

受到全球格局變動的衝擊

在這個當口，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動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這裏必須談到俄烏戰事帶來的衝擊。德國的工業嚴重依賴於化石燃料，而長久以來，這些燃料主要從俄羅斯進口。與俄羅斯切斷能源來往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德國經濟。而在2011年立法禁止核電後，德國目前的發展程度也遠遠無法滿足其能源需求。截至2021年，氣候中性能源（即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僅佔德國一次能源消費的22%。今年關閉核電站後，這一比例會進一步下降。其餘的能源來自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燃煤發電計劃於2030年結束，但由於電力需求不斷增長，剩餘產能必須在七年內增加一倍。

◆德國此前55%的天然氣供應依賴俄羅斯輸送，但自從俄烏戰事爆發後，德國開始投資建設自己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2022年12月17日，位於北海港口威廉港的德國首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啓用，德國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哈貝克（左）、總理朔爾茨（中）和財政部長林德納出席啓用儀式。

在碳中和目標和實際工業生產之間有一個巨大缺口，俄烏戰事激化了本就沒準備充分的轉型過程中的矛盾。

而隨着與衝突有關的貿易中斷的風險增加，許多德國公司將被迫開拓其他市場，使供應來源多樣化並適應新環境，這將導致成本上升。德國本土能源價格的上漲也使得能源密集型企業更多將投資轉向美國和中國。

另外不要忘記的是，德國不可能像“經濟奇蹟”時期那樣全情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自冷戰結束以來，德國原本減少了國防開支在預算中的比例，並將資金轉向更有利的用途。由於二戰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發生戰爭，德國人將依靠北約尤其美國來保衞其國土。

然而，時也勢也，俄烏戰事的爆發促使總理朔爾茨喊出了“時代轉折”的宣言，他不僅宣佈2022年撥款1000億歐元用於建設聯邦國防軍特殊基金，還承諾將在2024年前實現讓軍備預算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這意味着每年需要籌集約250億歐元。

◆2022年8月，德國總理朔爾茨參觀用以訓練烏克蘭士兵的聯邦國防軍訓練設施。

新的地緣政治形勢要求德國增加軍備開支，加上氣候保護方面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及應對人口變化和數字化等方面的影響，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負擔。就在11月20日，德國財政部凍結了未來幾乎全部財政支出計劃，一些德媒形容，這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危機”。

如今，伴隨着不平等加劇，離心力席捲了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在德國，主流執政黨被批評變成了“沒有範式的政黨”，能代表大範圍選民利益的社民黨的基本盤正在不斷縮小。

對德國來説，面對重塑中的國際秩序，獲得更多的政治話語權是否能意味着在經濟上實現某種破局呢？這可不是小修小補，而是結構性的調整。

◆2022年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抵達北京，開啓就任總理後的首次訪華。

如果説，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同步發展帶來了“經濟奇蹟”，那麼，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德國經濟發展和環境所帶來的新的不平衡逐漸反映到了國內。能否實現“再平衡”，決定着德國能否迎來下一個“經濟奇蹟”。

（作者系德國漢堡大學社會與經濟學院講師、時政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