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拆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神話_風聞
有理儿有面-有理儿有面官方账号-12-07 07:23
出處 | 有理兒有面
西方人，無論是媒體、政客、學者或是普通老百姓，都很喜歡把“民主”掛在嘴邊，但所謂“民主”僅被狹隘地限定為他們自己的代議制政治制度，認為這是民主的唯一方式。既會明貶實褒地稱之為“不最壞的政治制度”（Churchill,1947），也會大言不慚地説它是“歷史的終結” （Fukuyama,1989）。
西方民主概念源自古希臘，廣義的解釋是讓人民參與政治決策，而古希臘時期所採取的政治方式，是為了管理僅有數千人規模的城邦民眾。
直到18世紀啓蒙時代，民主這一概念又被重新提起，在美國、歐洲逐漸形成一種政治理念。隨着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崛起，民主概念被逐漸狹隘地定義為選票與代議制，最初選舉權僅限於少數財產和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羣。
到這裏就不難看出，這種政治制度與理念，實際上就是為了新崛起的資產階級可以掌握政治話語權而被髮明制定。
隨着工業革命發展、殖民主義興起，西方國家始終處於經濟快速增長期，這個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賺得盆滿缽滿，選票與代議制制度在當時也體現出一些其他政體不具備的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優越性。
二戰後到冷戰後，是西方代議制民主制度影響力達到鼎盛的階段，這個時期經濟復甦、政治穩定，而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爆炸式增長，對塑造西方政體、政客形象產生關鍵作用。事實上，遠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書籍、報紙等這些最原始的大眾媒體就發揮了巨大作用。
以美國為例，1920年代無線電廣播的興起，使大眾媒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讓大量人羣同時且實時收聽同一事件。1924年，據統計可能有超過2000萬人同時收聽了美國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的競選演講。
二戰後電視機出現，到1953年，約三分之二的美國家庭至少擁有一台電視機。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電視機、汽車和郊區住宅隨之成為典型美國家庭的標配。電視成為主流大眾媒體，通過地面無線電波傳播信號的三大廣播電視網絡——NBC、CBS、ABC控制了超過90%的新聞節目、現場直播和情景喜劇。
1980年代和1990年代，電視媒體再次發生改變，出現了通過有線或衞星連接傳播信號的有線電視網絡，如FOX News、CNN、MSNBC等。用户在訂閲服務後，可以觀看到更多樣化、專業化的節目，如24小時新聞、特定類型娛樂節目等。
儘管如此，直到1990年代中期，電視仍然由三大廣播電視網絡（NBC、CBS、ABC）主導，但影響力開始衰減，到2004年，三大廣播電視網絡的觀看份額下降至不到30%。
在這段長達80年的美國廣播、電視發展歷程中，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始終在塑造美國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的積極形象並推動其影響力，例如總統選舉和政治活動的報道、政治辯論和討論節目，使得民眾認為自己參與到了政治決策中，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
而且基於美國大眾媒體在當時的領先程度，通過內容的廣泛傳播，也使得世界範圍內都普遍認為美國製度具有先進性和合理性。美國之所以贏得冷戰，某種程度上也要依賴於當時相對發達的大眾媒體不斷強調並傳播美國民主制度的優勢和價值。
無線廣播電視時期，三大網絡NBC、CBS、ABC曾經嘗試保持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和平衡性，雖然對外統一宣傳美國政治制度優越性，但對內並無明顯的政黨或政治觀點傾向。
而到了有線電視時期，各個網絡都採取了更鮮明的政治立場，如FOX News被廣泛認為傾向於保守派和共和黨立場，通過其節目內容和評論來支持和美化保守派政策和理念；MSNBC通常被視為傾向於自由派和民主黨立場，在其報道中更加強調民主黨和自由派觀點的積極方面；CNN雖然努力保持中立，但有時也會被觀眾感知為傾向於某一政治立場。
有線電視的這種明顯的政治傾向，在某些情況下會影響其對特定政治事件或議題的報道方式，從而在觀眾中形成對某一政黨或政治立場的特定看法。
即便如此，直到21世紀初期，以廣播、電視包括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總體上都在促進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形象塑造，通過一系列事件報道和內容輸出，美國民眾認為自己通過大眾媒體參與到了政治活動中，也讓世界範圍內的受眾認為美國製度具有先進性和合理性。
轉折點發生在2000年左右，互聯網的發展催生出新型大眾媒體形態——社交媒體。
1997年：社交媒體的早期形式出現，SixDegrees允許用户創建個人資料和互相加為好友。
2003年：LinkedIn成立，作為一個職業化社交網絡平台。
2004年：Facebook誕生，最初只對哈佛大學學生開放，後逐漸向其他大學開放，最終於2006年對公眾開放。
2005年：YouTube推出，提供視頻分享服務。
2006年：Twitter啓動，引入了微博客的概念。
2009年：WhatsApp推出，作為即時通訊平台迅速流行。
2010年：Instagram推出，重點放在圖片和視頻的分享。
2011年：Snapchat推出。
2016年：TikTok國際版推出，與Snapchat一同引入了更多元化的社交媒體功能，如故事和短視頻。
2010年代後期至今：隨着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開始融合更多功能，如直播、電子商務和虛擬現實。
與傳統大眾媒體相比，社交媒體具有許多獨特屬性。
首先是互動性，社交媒體提供了雙向交流的平台，用户可以直接發表評論、分享和反映，而傳統媒體如電視和報紙主要提供單向的信息流。
其次內容控制方面，社交媒體用户可以自行創造和分享內容，而傳統媒體的內容由專業編輯和記者製作。
另外在更新時效性上，社交媒體能夠實時更新信息，而傳統媒體通常有固定的發佈週期。
最後在使用成本方面，社交媒體通常免費，而傳統媒體可能需要付費訂閲或購買。
隨着技術發展，社交媒體又具備了可以提供定製化內容的能力，根據用户的行為和偏好推薦信息。
這些特點，使得社交媒體對美國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產生了比傳統大眾媒體更顯著的影響，而且影響的方向開始負面化。
在傳統大眾媒體影響下，雖然可能有政黨立場區別，但對於一些影響到美國現行制度的議題方面，是有統一口徑的，掌權資本在互相拉踩、爭利的過程中，依舊默契地通過媒體在維護着整體政治制度的正面形象。
美國民眾通過社交媒體，可以獲取到更多實時的國內外信息，開始產生更多不同角度看法，社交媒體的互動性也在鼓勵美國民眾表達自己的觀點。
在表達過程中，方式逐漸開始激烈並促使政治觀點顯著分裂。分裂的觀點催生出極端意見領袖，極端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又刺激投機政客們的積極仿效。極端政客掌權後為了穩固權力，再進一步加深美國民眾的政治觀點分裂。
在這個過程中，實時的國內外信息戳破了傳統大眾媒體費心營造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絕對”優越性幻象，也揭露了一些政治活動和政客的虛榮與偽善。觀點表達過程中的極端、激烈和不文明，加劇了美國民眾羣體戾氣，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分裂化趨勢，導致美國政體制度曾經引以為傲的效率與效果雙重崩塌，在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政治、行政決議上無法高效形成有效決議。
至此，傳統大眾媒體“兢兢業業”80年營造出的美國代議制民主制度“神話”，在21世紀短短20年的時間裏被社交媒體拆解得支離破碎。
事實上，社交媒體反噬美國政治的現狀，又是一段美國政體和其背後資本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經典橋段。他們一方面高舉着偽善雙標的“言論自由”旗幟，另一方面自己也喜歡利用社交媒體操縱國內民眾甚至是其他國家民眾的思想。
2008年和2012年，奧巴馬競選團隊兩次利用社交媒體進行了有效的選民動員和籌款，使得美國政客認識到社交媒體在美國選舉中的重要作用。
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圍繞着社交媒體，包括候選人宣傳、候選人醜聞、外國干預等一系列虛虛實實的信息密集傳播，最終靠出格言論博取眼球的特朗普當選總統。
特朗普的成功當選，啓發了一系列投機政客、意見領袖或是各類少數羣體，紛紛開始通過極端化來博取流量和支持。
也是在大約2010年到2020年間這同一時期，美國政府常常利用社交媒體滲透干預他國內政，發起或煽動所謂“顏色革命”，比如 “阿拉伯之春”、烏克蘭顏色革命等等，也包括中國香港地區。
美國政客肆無忌憚地將這些騷亂鼓吹為“美麗的風景線”，而最終在2021年1月6日，這道“美麗的風景線”出現在了美國國會。這場國會騷亂的組織動員、信息傳播、溝通聯絡的主要方式均是依託於各個社交媒體平台。
回到本文開頭引用的視頻內容，電視媒體統一口徑指責社交媒體是“民主”的嚴重威脅，按照西方人對“民主”的狹隘定義，的確屬實，社交媒體的存在使得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支離破碎，而努力宣傳了80年的傳統大眾媒體也確實有“資格”指責社交媒體。然而有兩點很可悲：
第一，傳統媒體日漸式微的趨勢無法避免，在美國這樣資本逐利至上的社會，苟延殘喘的倖存傳統媒體也會向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方式學習，變得更加激烈、極端並丟失嚴謹性，所以他們這個呼籲並沒有任何意義。
第二，社交媒體威脅他們“民主”的原因並不在於社交媒體，而在於他們的“民主”即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制度本身，這套制度所代表的政治理念過時、片面、短視且自私。當沒有經濟增長做支持、沒有大眾媒體做粉飾，財富集中化、工業空心化、政治分裂化的同時，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沒有提高甚至明顯下降的情況下，社交媒體威脅這樣的“民主”，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圖片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