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王國論裏的又一個關鍵詞——barbarian，野蠻人_風聞

《他們應該統治世界的——西方籠罩下中東視野裏的中國》試寫繼續

第三章  天朝的事兒用不上人間的規律

第四節  那末西方人到底是不是野蠻人

 

一

 “騷擾”一文是當今西方才子典型的文風，行文中充滿代入感，只是代入的視角來回遊移。全文有一種哀怨的情緒，也很自憐。

在半島上，該文的起句為：

“1517年，在著名的廣州貿易避風港附近，頑固的外來野蠻人乘着帆船出現了。”

這是一句陳述句，按照當今歷史寫作的默認規則，應該是陳述真實的歷史事實。也就是説，句子中，1517年這個年份，廣州港、貿易、避風港、帆船、外來、野蠻人，總之出現在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真實的歷史事實。作者不可以事後在網上發條消息説：

我逗你們玩兒呢，其實是1982年，亞丁港，美國軍隊，和飛機。

同理，也不可以有另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寫：

1433年，在著名的霍爾木茲海峽，鄭和乘坐着航空母艦出現了，那是他最後一次率領龐大的明朝艦隊下西洋。

那位作者不可以辯解説：因為明朝沒有飛機，所以肯定也就沒有航空母艦，有基本知識的讀者都清楚那個情況，所以我在句子裏直接上了個比喻，無非是比喻鄭和的寶船有多大。

涉及歷史的陳述不能文學化，要概念準確和嚴謹，推出造句者相信的實際情況，不能用比喻、假設、誇張、抒情，逼着讀者去分辨造句者給出的概念裏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接受句子裏的信息。

其實內裏的意義在於，造句者不能用文學化的手法，如比喻和抒情，給讀者施加心理影響，形成誤導，讓作者得出錯誤的印象。“鄭和乘坐着航空母艦出現了”一句的危害正在此，讀者可能有足夠的基礎知識，知道航空母艦是個比喻，明朝沒有飛機，但是，該讀者接受信息時的狀態會發生混亂：

在知識上，他得知，鄭和乘坐的寶船非常之大。但在印象上，有可能他心裏想着鄭和，同時浮起亨利·方達扮演的尼米茲上將的影子，把鄭和往尼米茲的方向去想象。於是，在得知往事的同時，卻在心理上受到暗示的影響，產生錯誤的反應，並就此留下記憶的痕跡。

也就是説，從規則來講，“騷擾”一文的起句，“頑固的外來野蠻人”應該像同句中的廣州和帆船一樣，陳述了歷史的事實，最基礎的事實。

然而作者很有技巧，接着告訴我們，所謂“野蠻人”，是“中國人”視角里的形象，是中國人給歐洲人的定義。辦法是偷偷從客觀的歷史敍述，轉為代入中國人的視角：

“他們的語言是一個謎，而他們的八艘船在鄭和的“寶船”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他們的實際起源並不完全清楚。”

作者非常機靈，當成功欺騙了讀者，讓讀者以為是跟着作者在藉着明朝中國人的眼光去看那些新出現的陌生人之後，接下來的敍述卻很模糊，既像是明朝中國人做出的判斷，又像是作者在講述客觀的歷史事實：

“但與其他海洋野蠻人一樣，他們想要貿易是為了渴望珍貴的絲綢和中國的其他奇蹟，中國人稱之為“佛郎機人”，這是一個分類術語，用來指歐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他們是要切割中國海岸線的歐洲人中衝在最前的一批。”

“但與其他海洋野蠻人一樣，他們想要貿易是為了渴望珍貴的絲綢和中國的其他奇蹟”這一句，究竟在介紹歷史的真相，還是在模仿明朝中國人的心理，假設明人當時做出的判斷？

後半句確實是歷史事實，歐洲人來到中國，目標之一是購買中國的商品——但並不是唯一的目標。那麼前半句呢？“其他海洋野蠻人”，是作者在講述歷史真相嗎？

今天，西方精英的知識訓練越來越差，很可能作者真的沒有能力搞清楚闡述事實與描述主觀看法之間的區別。

隨後，那位作者似乎是認為，把歐洲人歸類為野蠻人，那確實是“中國人”單方面的看法，只是中國人的一種觀念：

“1517年，中國人從未想過這一點，在他們看來，葡萄牙人就像其他渴望貿易的野蠻人一樣，多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敢於乘船、騎馬和駱駝來到中國，無論他們來自臣屬國，還是印度、波斯諸國或日本。”

但在半島轉載的文章裏，全文以一句無比哀怨的句子作結尾：

“儘管他們（荷蘭人）堅持，但這些新的野蠻人——儘管他們堅持——也還是被推到了中國的世界的邊緣。”

很顯然，這一句採用的不是明清人的視角，而是歐洲人的視角，抒發的是西方人的歷史感受，表達的是——作者認為的——西方人對那一段歷史的結論。同時，也是一句陳述句，在陳述作者認為的歷史事實。那麼，句子裏的“新的野蠻人”，是在陳述事實了？有點類似，A説B是“性工作者”，B隨後説“我這個性工作者如何如何”，不管A説話時是什麼動機、態度，但所説的是事實，B也承認了這一點。

那麼，接下來自然就是，雙方都以B是個性工作者作為前提，來產生交鋒，討論也好，衝突也好，敲着盆子對罵也好，但前提是確定的，兩造均無異議。

這位作者是個優秀的做題家，在中央王國論上，他抄作業抄得極好。

文中對“野蠻人”的運用，恰是西方中央王國論的標準用法。

二

半島阿語譯文中使用的“al barbartun”，正對應英語中的“barbarian”（歐洲其他語言如法語都有同樣的詞彙）。我們中文中翻譯成“野蠻人”，有時也根據語境翻譯成“蠻夷”、“蠻族”。

 البرابرة 

阿語詞

عام 1517، ظهر قرب ملاذ التجارة الشهير في غوانزو برابرة غرباء عنيدون على متن سفن شراعية

 該句阿語原文

Barbarian——野蠻人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之於近代西方面對全世界的殖民活動意義重大，至於西方的“自我”與“他者”建構同樣重要，在西方學界有大量的探討。

Barbarian在中央王國論裏同樣非常重要，是該史觀的的基礎概念之一。

野蠻人在西方現代殖民活動中的作用，在西方近代文化建設中的作用，與其在中央王國論中的作用，是交織在一起的，互相激發，本人是無力探討的。我們還是儘量侷限在中央王國論裏，分析野蠻人在該理論體系裏的奇特意義。

在西方精英筆下，“騷擾”一文的方式是最普遍的方式，普遍到那些優秀的知識分子似乎都沒意識到他們行文裏的漏洞。

所謂最普通的方法，就是：

一口咬定，中國人把西方人認為是野蠻人，把所有非中國人都認為是野蠻人，然後，忽然就彷彿把那種主觀看法當做事實一樣，以之為前提發表看法。

這種方式的特殊之處在於兩點：

第一是反覆強調，近乎歇斯底里地強調，中國人把西方人視為野蠻人，把西方人與歷史上的所有其他人民一樣，都看做是野蠻人。

對此，在我們這裏，一般的反應是開始探討中國文化裏的“華夷之辯”，“蠻夷”究竟是什麼意思等等。

在我國自上個世紀以來的風氣，一般就是低頭慚愧，“西方人您怎麼呢麼聖明”，然後就開始反省，最後按照西方引導，得出清朝挨西方打都是清朝活該之類的結論。

還有則是辨析中國古代文化裏的“蠻夷”“戎狄”“四夷”等詞彙，與西語裏的“barbarian”的異同。實際上，barbarian，與蠻夷，有相疊之處，但不完全對等，這是任何兩種不同文化在交流時都會有的情況。

展開類似討論當然是很嚴肅的學術，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實際上，西方學界並無興趣與我們中國人一起探討那一課題，只是我們的知識分子這些年在按照西方人的意思不斷自我否定。

在西方，中央王國論已然確立，就是歷史的真相，各類優秀知識分子想都不想那套史觀也許只是心理幻象。説白了，中國文化裏的蠻夷真正是怎麼回事，根本沒關係，相關的歷史脈絡，對中央王國論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我們排除真正的中國歷史本身，排除中國文化裏的“蠻夷”觀念，單隻審視中央王國論裏的“野蠻人”現象，其與整套體系的關係。

三

在中央王國論裏，有一套圓熟的敍事套路，那就是瘋狂地強調，但又是非常簡單地強調，中國人把一切的非中國人都看做野蠻人：

**“外國人被理解成野蠻人。而中國的土地稱為中國，即中心王國。”（**理查德·伯恩斯坦1982年《自世界的中心——尋求關於中國的真相》扉頁）

然後強調，中國人把西方人也看成是野蠻人。

在那頭兩步之後，接着就會出現驚人的現象，那就是西方學者把“西方人是野蠻人”彷彿當成一種事實，用在行文裏。

如果是主題相關中國的寫作，那麼往往出現“騷擾”一文的方式，在“中國人的主觀意見”與陳述事實之間來回滑動，不着痕跡地滑動。

典型如基辛格的《白宮歲月》，時而是：

“確實，按照中國的傳統，野蠻人來客一定假設成是挨着餓的，所以以創紀錄的速度給我們上了早餐。”（《尼克松的中國之行》）

在此，展示的是中國人的觀念，對來者的野蠻人特性，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假設。

然而同書其他地方卻有：

“回巴基斯坦的路顯得比前往北京的路程要短暫。我們都得意洋洋；又一羣野蠻人，屈服於中國人精妙的奉承，以及一套極致巧藏功夫以顯得平常的待客之道下。”（《訪問北京》）

“對我們來説幸運的是，中國人有很多經受了時間檢驗的辦法，來抗拒野蠻人入侵者。一旦他們明白我們先遣人員腦子裏的主意，那些長征老兵便欣然……”（《尼克松的中國之行》）

上述兩段，讀者完全搞不清作者的真正用意，是諷刺中國人自以為聰明？還是自嘲美國人的得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中的“野蠻人”説的是事實？還是在諷刺中國人的冥頑不化？至少，作者用了陳述句，採用了陳述事實的造句方式。

真正驚人的是，同一位學者在其用心創作的《論中國》中，直接把“野蠻人”一詞不加引號地直接用於中國史介紹中：

“它沒有發展出那樣的理論，認為應該去境外冒險以使野蠻人皈依儒家原則或者佛家法乘。”

（It developed no rationale for venturing abroad to convert the barbarians to Confucian principles or Buddhist virtues.）

在這樣的句子裏，應該判斷，作者認為歷史上確實真的存在野蠻人，那不是中國人的觀點，而是事實。

不過，該書中，作者的陳述也是不斷來回滑移，十分混亂。有的地方，他又照例陳述，那是中國人單方面的看法：

“至於周鄰的民族，中國人相信，只要他們承認中國政府的宗主權，就會從與中國的接觸和文明中受益。那些不這樣做的人就是野蠻人。”（Neighboring peoples, the Chinese believed, benefited from contact with China and civilization so long as they acknowledged the suzerain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se who did not were barbarian.）

在援引1863年中國皇帝給林肯總統的信時，如此分析：

“那種對中國的傳統世界秩序的自我假定一直延續到現代……當這封信發出時，中國已經輸掉了與西方列強的兩場戰爭，後者正忙於在中國領土上劃定利益範圍。皇帝似乎對待這些災難就像對待其他野蠻人的侵略一樣，最終，會被中國的忍耐力和優越的文化所征服。”（The pretensions underlying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endured well into the modern era. When the letter was dispatched, China had already lost two wars with the Western powers, which  were busy staking out spheres of interest in Chinese territory. The Emperor seems to have treated these catastrophes as similar to other barbarian  invasions that were overcome, in the end, by China’s endurance and superior culture

“至於諸如歐洲人那樣的遠方的野蠻人，他們對他們知之甚少，中國人保持着一種友好的、儘管居高臨下的冷漠。他們對讓他們皈依中國方式幾乎沒有興趣。”(As for  the remote barbarians such as Europeans, about whom they knew little, the Chinese maintained a friendly, if condescending, aloofness. They had  little interest in converting them to Chinese ways.)

這時候，作者是在講述歷史事實，還是在採取中國人的心態和視角，反應中國方面的觀點？又不清楚了。

《論中國》中瘋狂使用“野蠻人”一詞，如“以夷制夷”，翻譯成“用野蠻人控制野蠻人”。

又告訴讀者如此的歷史事實：

“****最初，歐洲人接受了中國朝貢秩序中祈恩者（上表乞恩者）的角色，在這個秩序中，他們被貼上“野蠻人”的標籤，他們的貿易被貼上了“貢品”的標籤。但隨着西方強權在財富與自信上的不斷強大……”（Initially, the Europeans accepted the role of supplicants in the Chinese tributary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labeled as “barbarians” and their trade  as “tribute.” But as the Western powers grew in wealth and conviction,……）

這段話裏，野蠻人一詞加了引號，顯示把歐洲人看成野蠻人確乎是清朝人單方面的錯誤成見，不符合事實。歐洲人一度弱小，無助，可憐，就接受了上表乞恩之輩的角色。可歐洲人是否同時也接受了野蠻人的定義呢？作者沒有明説，只説，當清朝人給予歐洲人在朝貢體系中的臣屬角色時，是把歐洲看成野蠻人的。隨後又説，等到歐洲人從狼崽子長成大尾（按老北京口音，發成“已”）巴狼了，就奮起推翻朝貢體系，顛覆祈恩者的定位。至於歐洲人在顛覆祈恩者定位的同時，是否還顛覆了野蠻人的身份，基辛格根本沒給個交代。

而且，在講述又一輪英廷的努力時，書中如此講述：

“中國人可以滿足於迫使另一輪叛亂的野蠻人服從。但這將是英國人最後一次接受拒絕。”

（The Chinese could take satisfaction in having forced another round of rebellious barbarians into compliance. But it was the last time the British  would accept rejection.）

又沒引號了。

上面是兩個陳述句連在一起。那麼，英國人究竟是不是叛亂的野蠻人呢？叛亂的野蠻人，是中國人單方面強加給英國人的錯誤定義，還是一種事實？即，事實是，英國人不僅真是野蠻人，還對清朝發動了叛亂？

順便説一句，讀這些無恥文字，我們當然感到很噁心。像大言不慚的“自由貿易”，也是人類歷史上最虛偽和無恥的概念之一了。另外，該書的觀點確實與“騷擾”一樣，反覆控訴中國拒絕了西方人的要求，所以西方人用武力侵略中國就合理了。國際交往，難道不該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嗎？一個國家不願意按照西方人想要的方式與西方人交往，有什麼錯哪？雙方自願，那不該是基本的國際規則嗎？

不過在此我們集中於中央王國論裏的“野蠻人”概念。難以置信的是，基辛格的著作中出現了“叛亂的（也可譯成造反的、反叛的）野蠻人（rebellious barbarians）”的概念。這一概念反映的是基辛格的整套理論，也就是中央王國論：

中國人認為其皇帝是全世界的統治者，因此，任何人的不服從，都是叛亂。

《賢良淑德的親王》中，恰恰有一處細節，中華帝國在冊封成吉思汗時，把從帕米爾高原另一側闖來的遊牧民族稱為“叛亂的入侵者”。

這兩處隔了四十年的呼應，説明西方的中央王國論是多麼的成熟，多麼的完整，多麼的結實，多麼的深入西方文化人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