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m88巡演籤售被罰5萬元，Livehouse報批還有多少“雷”？_風聞

作者 | 朋朋        編輯 | 範志輝

 

“籤售既不唱歌也不跳舞，為什麼要報批呢？”

 

12月5日，從業者老六在微博上看到了9m88廣州站巡演由於籤售未進行報批而被處罰的新聞時，感到十分意外。與許多同行一樣，老六在此前從未聽説過Livehouse演出的籤售環節需要額外報批或者特殊説明。

在2020年，文化和旅遊部發布《關於深化“放管服”改革促進演出市場繁榮發展的通知》，其中明確指出，“對旅遊演藝以及在現場音樂廳（Livehouse）舉辦的營業性演出活動，要督促相關經營主體依法辦理報批手續，確保納入監管視線。”。

 

三年間，LiveHouse巡演的主辦方、場地方乃至音樂人都在着手應對愈加嚴格和繁瑣的報批條例。當籤售環節首次受到監管乃至大眾關注時，演出行業的不安全感又一次加劇。

 

籤售到底要不要報批？

 

12月5日，財經網報道，台灣音樂人“9m88（本名為湯毓綺）巡演-廣州站”演唱會承辦方廣州市普華永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因擅自變更大型活動內容，被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區分局罰款5萬元、沒收金額5萬元。

 

處罰詳情顯示，11月10日晚22時左右，承辦方在演唱會期間擅自更改演唱會申報的內容，現場增加簽售活動，經公安機關現場勸阻，仍繼續進行，情節較重，造成大量羣眾聚集，人流量過大，造成安全隱患。該公司總經理邱某某作為當日演唱會活動承辦方責任人，對實施擅自變更大型活動內容的違法行為供認不諱。

處罰依據是《大型羣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承辦者擅自變更大型羣眾性活動（參與人數超過1000人）的時間、地點、內容或者擅自擴大大型羣眾性活動的舉辦規模的，由公安機關處以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很顯然，9m88的籤售環節屬於擅自變更大型羣眾性活動的內容，而5萬元已經屬於頂格處罰。

夾在五月天假唱的輿論風波中，#湯毓綺演唱會擅加簽售環節被罰#相關話題鮮受關注，但在從業者中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許多舉辦過演出的主辦方、Livehouse場地的執行者告訴音樂先聲，在報批環節內，大家並不會特別關注到籤售環節，行業內也沒有對籤售未報批進行處罰的先例。

 

事實上，Livehouse巡演的事前監管主要分為文化安全監管與治安安全監管。前者主要由當地的文化和旅遊部門負責，依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對演出活動進行許可審批；後者主要由當地的公安部門負責，依據《大型羣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對超過1000人的場次進行安全許可審批。

資深從業者張勇（化名）對音樂先聲表示，營業性演出人數超過1000，需要先公安審批才可以。演出申報的時候需要註明，是單純演出還是演出+籤售，公安部門會根據場地條件給到建議，要麼不批，要麼只批單純演出。

 

“這個活動的人數肯定超1000人，也申報了公安。但是如果籤售環節的人數，公安許可是800人，而實際上來了1500人，那就不對了。”張勇補充説道。

當天到場的歌迷表示，本來籤售是“特別井然有序，隊伍分別排隊、依次進場”，但是籤售的當晚，廣州下了很大的雨，這就導致在巡演結束以後，許多觀眾躲雨而“沒能及時離開”，正是觀眾的滯留造成了治安的壓力。

 

在音樂經紀人健崔看來，這種偏文化類的嚴格執法很可能會引發不瞭解詳細情況的從業者產生負面的輿情，或許進而對公眾對城市的文化氛圍、商業環境都會產生不夠積極的影響。而在財經網微博的評論區，正佐證了健崔的猜想，不乏有網友調侃“真是開了眼界”，“發出來是讓大家笑嗎”。

據瞭解，當晚演出的場地大麥66 Livehouse位於越秀區，屬於廣州的鬧市區，所以才形成了治安壓力。而且正值年底，監管的力度也會相比往常更加嚴格。

 

無論是主辦方心懷僥倖，還是天公不作美，如今靴子落了地，讓巡演主辦方們在報批環節的不安全感又多了一份。

 

總結來説，凡是參與人數超過1000，就會使Livehouse的演出活動性質發生變化，從普通演出上升為大型羣眾性活動，監管方式也隨之改變。

 

懸在巡演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相較於演唱會和音樂節，Livehouse在營業性演出管理逐漸規範化、監管逐漸收緊的過程中，面對着更為長久而持續的陣痛。

 

在中國，Livehouse從誕生之初就帶着“地下”的標籤。1983年在北京開業的馬克西姆餐廳被認為是國內最早的Livehouse演出場所，中國第一批搖滾人匯聚在這裏狂歡，崔健稱這裏的搖滾演出是“內部活動”。

千禧年以後，許多初具雛形的Livehouse在全國湧現。在那時，Livehouse依附於酒吧而存在，酒吧闢出一塊場地供樂隊演出，所謂的觀眾也是以消費各類酒水為主，並不是專程為了觀看演出。這也就決定了這些Livehouse遊走在灰色地帶，大多沒有音樂版權、商業演出許可，與管理部門打游擊戰。

 

直到2006年，北京星光現場的出現才開啓了Livehouse正規化經營的階段。那時，星光現場還是國內第一家採用正規票代系統以及文化公安報批系統的獨立音樂場所，引領着Livehouse從地下走到地上。但看Livehouse尚且還是小部分人的文化生活，在規範化管理的視線之外，始終不緊不慢地發展着。

時間來到2019年，《樂隊的夏天》讓Livehouse一夜之間進入了主流的視野，大批的年輕人湧向Livehouse，眾多獨立樂隊的票房號召力也成倍攀升，Livehouse從小眾的狂歡一時之間成為大眾的夜生活選擇。

 

商業化的發展帶動了規範化的行政管理。如前所述，2020年，文旅部發布的《關於深化“放管服”改革促進演出市場繁榮發展的通知》中，明確要加強Livehouse中營業性演出的監管。Livehouse演出的主辦方、場地的主理人乃至眾多開展演出的獨立音樂人和獨立廠牌，都要花費更多精力和資金去應對愈加複雜和繁瑣的審批流程，讓演出和場地更“合規”。

對於Livehouse演出的主辦方而言，以Livehouse為主陣地的巡演往往要覆蓋數十個城市，各地的審批條件和審批週期各不相同。儘管一般由場地方負責演出報批，但每一次巡演仍要繃緊一根弦，時刻擔心在某一個環節出現意料之外的紕漏。

 

而且，如果巡演的音樂人來自港澳台或者海外，所有審批環節的嚴格程度要再上一個台階。《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的第十四條就為舉辦外國的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文藝表演團體、個人參加的營業性演出，增設了三條額外的條件。

此外，一般大陸藝人的演出只需向區縣一級文化主管部門提出申請，而香港、澳門和海外的藝人則需要向省市一級申請，台灣地區的藝人則需要向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的審批機關提出申請。

 

而有過邀請海外藝人來華經驗的主辦方表示，在實際操作層面要求會更加嚴格，有些地區的文化部門還要求主辦方在兩年之內有過三次國內演出的報批經歷。有演出主辦方曾總結過在北京市海淀區舉辦一場台灣藝人的演唱會所需要做的準備，需要先後向文化局、公安機關、巡特警、交通、消防等數個部門報批，報批材料上百份，售票前從市文化局報批、外事辦工作簽證、公安報批整個流程花費了近50個工作日。

 

對於場地方而言，Livehouse經常每晚都有演出，售票週期短，容錯率極低。再加上生於地下的Livehouse文化天然就帶着反叛、自由的基因，不可預料的因素就更多。比如今年7月22日，石家莊紅糖LiveHouse就因邀請的暴力香檳樂隊演出時存在“危害社會公德”等問題，被要求停業整頓，罰款20萬，涉事藝人行政拘留。

與此同時，即便Livehouse演出的主辦方與場地方在事前做足了功課，卻也要時不時面對突然出現的惡意舉報。在2022年，丟火車、海龜先生、大波浪等樂隊都發生過巡演前緊急取消的狀況。而南昌的春迴音樂季更是讓眾人咋舌，這些人沒搶到票就惡意舉報，甚至在羣裏耀武揚威，教唆沒買到票的樂迷一起舉報演出所在的B19 Livehouse。

更可怕的是，這些舉報除了來自非理性的樂迷，還可能來自同行的冷箭。

 

於是，即便眾人憤怒，卻也難逃“一次惡意舉報，所有審批文件淪為一紙空文”的困境。

 

結語

 

當繁瑣的審批環節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當面對惡意舉報只有無能狂怒，這是目前許多巡演主辦方所面臨的大環境。

 

而如今9m88因籤售環節未報批而被事後處罰一事，陡然又增加了一種無序感與無力感。似乎，Livehouse商業演出的規範化進程，勢必要以不斷犧牲的巡演成本以及無法預料的行政處罰為代價。

 

俗話説，無規矩不成方圓，但我們也希望，對於仍尚處於恢復的演出市場，有時候“槍口抬高一寸”，或許能讓這個生態更加繁榮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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