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是野蠻人你也不該歧視我啊_風聞

第三章第二節續

三

由此，引出了一個很荒謬的問題：

一八六〇年、一九〇〇年，圓明園兩遭劫難，那時候，西方人——歐洲人與美國人——是野蠻人嗎？

鄭和下西洋之後的幾個世紀，也就是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西方人真的是野蠻人嗎？亦即，到了二十世紀，西方人仍然是野蠻人嗎？

答案是不用想的，當然不是。誰會認為雨果與德拉克羅瓦、居里夫人與愛迪生是野蠻人呢。隨便舉例，那時西方人已經在使用蒸汽機、鐵路和電報，那都是現代技術，由那些現代技術，建立了現代文明。不管如今知識分子把“現代”討論得多麼複雜，但總都同意，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建立的是“現代文明”，所以絕不是野蠻人的文明。

然而，在我們“不用想”的馬上反應裏，實際上可以遭到這樣的質疑：

今天的世界是籠罩在西方文明當中，我們都多多少少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化，而且越是精英羣體，西化程度越高。因此，當我們覺得毫無疑問西方人不是野蠻人的時候，我們是採用了西方近代建立的價值觀。

這一下就把討論複雜化了，變出好多難以吵清的問題，諸如：

現代與野蠻有沒有客觀標準？

蒸汽機、鐵路與電報，雨果的小説、德拉克羅瓦的畫，科學家們的科學研究，以及一八四八年革命，巴黎公社起義，爭取投票權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等等，確實是事實。所有那些事實，即，歐洲在十九世紀全面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足以讓“西方人不是野蠻人”成為客觀事實？

但，我們要清楚的是：

在近代西方社會，人們並不是對上述設問進行討論。相反，如霍布斯鮑姆批評的那樣，西方人的思想基礎是，基督教文明是的唯一真正的文明，於是，只有該文明的價值觀是正確的，反映了客觀現實。

實際上，相關的討論應該進一步展開：

在西方人的思想裏，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觀最重要的是體現了神意，所以才反映了客觀現實。

可惜本作者在這方面實在缺乏知識，無力展開討論。但要記住，在後面討論中央王國論時，“反映了神意的價值觀才是好價值觀、才真正反映客觀現實”，是關鍵的基礎。

但是，很多西方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認識到，在基督教文明之外，還有其他文明，那些文明建立了各自的價值觀。其中有些文明歷史更為悠久，成就頗為燦爛，風貌很是迷人。這時候，中國文明不幸又被現場活捉，成了舉一反三——不是，是舉一反一——的例子。

漢學家們建立了中央王國論，然後讓同胞們知道，西方文明的價值觀並不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價值觀，中國人另有一套價值觀。

霍氏在雄辯中忽然使用“西方野蠻人”的概念，是為圓明園痛心，也有對西方中心主義、白人優越感的嘲諷與揭露，潛台詞是：

“西方人看着像野蠻人，幹事像野蠻人，不要因此而受到迷惑，他們就是野蠻人。”

照這麼一看，西方學者建立與援引中央王國論，是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反對對“唯一”的迷信，告訴世人，在西方的價值觀旁邊，有其他的價值觀並存。

那麼，中央王國論為什麼那麼詭異呢？因為，該理論不是舉一反三，而是舉一反一！相信它的西方學者疑似有信奉“中國中心主義”的傾向。

其中一條最為詭異的矛盾就是：

近代西方建立了文明與落後、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開化與不開化等一組組二元對立的話語，但日益遭到開明派的批評和質疑，在如今的政治正確氣氛裏，那一種二元對立的設定基本已經遭拋棄了。

與此同時，中央王國論建立了那一觀念——中國人認為一切其他人，包括西方人， 都是野蠻人，但西方的開明派們卻往往拒絕明確批評説，那一觀念是錯的！

相反，如前面分析的，漢學家們用大量論據鋪陳，中國人的其他偏見都並非偏見，是正確的，有現實支持，由此而影影綽綽地暗示，中國人的“這一”偏見其實也不是偏見。然後其他領域的學者就偶爾咣嘰一下把“西方野蠻人”安排在句子裏，把那個概念當做有效的概念。

宣佈中國人把西方人認定為野蠻人，然後指出，中國人的那種看法是錯的，很難嗎？

但，不，西方人很少説中國人是錯的，只是批評，中國人對西方人存在着歧視。即，歧視是認為西方人比中國人低級，犯了政治正確的錯誤，所以是錯的，彷彿在説——就算我是野蠻人，你也不該歧視我啊。就好比如此説——就算我不如你有錢，你吃麪包喝汽水，哦，不是，是你開豪車坐私人飛機，你也不該歧視我窮啊。或者，好比如此説——就算我是個性工作者，性工作者怎麼啦，你是全職主婦，你就能用中產階級那一套歧視我嗎？

然而，正確答案難道不該是——你們中國人是不可救藥的愚昧，我們西方人有德拉克羅瓦，我們不是野蠻人！

可是，結果竟然是，當其他的同類型二元設定遭到否定和拋棄的時候，中國人與野蠻人二元對立的設定卻倖存下來了，還由漢學家及其他領域的高才們不斷由詭道而加以肯定。

我們法國的浪漫主義大師德拉克羅瓦的不朽名作《自由引導人民》，為紀念我們巴黎的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而作，在一八三一年的巴黎沙龍會展上首次正式展出。九年後，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三

中央王國論裏的“野蠻人説”的最詭異之處，在於建立了一組絕對的二元組合，即，中國人與野蠻人。它們既是對立的概念，但又是互為條件、彼此成就、相互依存的組合。

注意，中國人與野蠻人，並不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一種對應，而僅僅是，中國人與野蠻人。

在斯氏的《全球通史》裏，“蠻族”是很重要的概念，反覆用其討論歷史。該書第四編一本正經地上了如此的扉頁題詞：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

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邵雍（新儒教徒， 1011～1077）”

這段題詞如果把“洛陽”換成“北京”，那就是《賢良淑德的親王》裏男主鐵木真受封成吉思汗之後的人格狀態。

仔細分析起來，是這樣的：

中國人並不對應於西方近代文明裏的文明人，而只是對應着中央王國論裏的中國人。野蠻人，則對應着西方文明裏的某一款對野蠻人的定義，那是極其重要的一款定義。

真正核心的是，只有在這一組二元對立裏，西方人是野蠻人。一旦出了中央王國論，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出了中國人與野蠻人的組合，西方人就不是野蠻人。

也就是，只有面對中國人時，西方人才是野蠻人。一旦沒有了中國人作為對照，西方人馬上就不是野蠻人了。

所以，我們看到，西方作者在行文中，總是把中國人與西方野蠻人同時提到，因為前提在於，只有中國人出現的時候，西方人才獲得了野蠻人的身份。西方人是不是野蠻人，全靠中國人是否在場。

在人類創造的理論裏，這一條是相當詭異的了。

更詭異的是，中國人與西方人形成的那種二元關係，也並不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甚至都不是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不是發達與不發達的對立，甚至不是富有與貧窮的對立。它就是，中國人與野蠻人的對立與並存。於是，那種關係就是鎖死的，文明狀態的改變並不能令其發生變化。

如果用“認識”一詞概括人類主動運用唯人類獨具的能力——智力去把握世界，那麼上述二元對立組合是人類認識活動最荒謬的結果之一了。

霍布斯鮑姆等優秀的西方學者都充分了解，在其所屬的文明中，乃至在全世界不同羣體中，“野蠻人”概念充分體現了人心的複雜，他們也對西方殖民者如何運用“野蠻人”進行了剖析。《帝國的年代》有這樣一句幽默：

“很多受過教育的奧地利人都同意梅特涅的看法，“亞洲始於東高速路在維也納的起點”，而大多數意大利北方人都把意大利南方人看成某種非洲野蠻人。”

但是，到了中央王國論上，這位史學家的腦子卻開始打結。同是在《帝國的年代》中，他指出：

“屬於“已開發世界”的居民（以及設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區居民），其成年男性越來越符合資產階級社會的最低標準：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但是實際是不平等的——本文作者按）這種差異類似於上刑折磨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種合法形式（例如中華帝國[i]），與刑訊在官方的規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的差異。

分辨（十九世紀時歐洲的——本文作者按）進步與落後、已開發和未開發世界的差異，是一件複雜而無益的事。因為這樣的分類在性質上是靜態和簡化的，但是要歸類的現實卻非如此。

在物質方面，在知識和改變自然的能力方面，它（西方）像是擁有專利****似的，以至改變就意味着進步，而歷史——至少現代歷史似乎即等於進步。進步是以任何可以測量或人類選擇去測量的上升曲線來加以評估的。

在科技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生產和交通量的發展上，進步表現得最為顯著。現代機械絕大多數以蒸汽為動力，並由鋼鐵製成……雖然到了19世紀80年代，大規模的發電和內燃機均已成為事實，但是電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代，甚至連美國也不能宣稱它擁有300萬盞以上的電燈……”

所有這一切事實都不妨礙他寫道，焚燬圓明園的是西方野蠻人。——當西方的司法正式廢止了刑訊的時候，而清朝還在讓伸冤告狀者滾釘板兒、對被告和疑犯上拶子打板子，他也大致清楚那一情況，但他一想到西方人竟然燒了圓明園，就忍不住認定他們是野蠻人。

中國人儘管沒有電燈，一切都比西方人落後，但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仍然是中國人。就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所以發明了電燈的西方人是野蠻人。

為什麼會那樣呢？為什麼擁有大規模的發電和內燃機的西方人，在中國人面前是野蠻人呢？為什麼出了柯南道爾的大英帝國，在清朝面前是野蠻人呢？因為中國人是那樣認為的。

四

至此，我們已經覺得中央王國論之野蠻人論荒謬到不堪了。然而那才哪兒到哪兒啊。

在中央王國論裏，中國人與野蠻人組合沒有年代，沒有出現的起點！該理論告訴世人：

中國一起頭兒就是個帝國，而帝國一出現，裏面該有的就都有了。哪怕那些不是一起頭就有的，也是很早就出現了，中國文明早熟嘛！

接着，該理論就會介紹，中華帝國建立了朝貢體系云云，而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組合是朝貢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於是，讀者就會自然地得出印象，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組合是隨着着帝國一出現就出現了，即使不是一起頭兒就出現，也是很早就出現了，總之很古老就是了：

“中國用以調整與外國的關係的納貢制度，是表明這種不同的又一證據。早在商朝時，中國人就將外國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蠻人。以後，他們把儒家關於家庭的道德規範應用到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由諸國家組成的家庭，自然須以天子為首。中國，即佔優勢的“中國”，為處劣勢的納貢國所圍繞；這些納貢國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當服從、尊敬他們的父母那樣，小國也須如此對待中國。具體地説，這表現為，小國定期派出納貢使團，向中國皇帝奉獻禮物並表示敬意，其中，還包括磕頭，即三跪九拜。派出這類使團的次數，各國不同，取決於和中國的接近度，如朝鮮，一年數次，而緬甸或老撾，則每 10 年一次。

這種納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證中國漫長的邊疆一帶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諸小國接受這一制度，原因在於：與中國朝廷交往可提高它們的聲望；從偉大的文明中心可獲得文化方面的好處；而且，居於從屬地位，經濟上也有利可圖，因為中國人賜給他們予它們的貴重禮物多於它們所奉獻的，此外，還授它們以某些貿易特許權。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國人的這一成功促成他們的毀滅。這一成功使他們更加以為，中國是一個沒有相競爭的國家或政府的世界體系的中心。納貢關係是他們唯一承認的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形式。諸國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對他們來説，難以理解。因此，中國人關於國際關係的觀念，與歐洲的原始國際法直接相牴觸。中國和西方世界沒有共同的立場可作為它們之間關係的基礎。”（《全球通史》）

之所以抄這麼長，是讓大家看看，西方學者們抄作業多麼整齊，一個個都是一字不差。該統一標準答案裏詭辯的卑鄙，再次讓我們熱血賁張——對，“中國和西方世界沒有共同的立場可作為它們之間關係的基礎”，所以呢？況且，這個世界上，人類歷史上，再沒有比西方人宣稱“諸國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更可笑的了。額，明白了，你們不和印第安人搞“諸國家法律上平等”，是因為他們沒有國家，而中華帝國是個帝國，所以你們動用了國家之間平等的原則，是這樣吧。這時候怎麼又忘了你們和中國人是野蠻人與中國人組合了？

二〇二一年，阿聯酋英語報紙《海灣時報》上，英國作者的文章《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我們還是整些新的二元概念吧》則以報紙文章的洗練，講述了中國人與野蠻人二元組合之古老：

**“公元前一千年間，對任何生活在古老中國的周帝國（Zhou empire）**的人來説，世界都是簡單的：他們是在“中國”，即“中央王國”，而外面的一切都是野蠻的（barbaric）。”

更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組合不僅沒得清楚的上限，它也沒得清楚的下限。

如前面兩章已經分析過的，種種條件都造成了它不可能有下限：

其一，中國帝國始終存在，世界一到了中華帝國那裏，就會無可奈何地按照它幾千年來的朝貢體系運轉，由此推理起來，作為帝國的一個關鍵的有機環節，那一對立組合自然是，簡直肯定就是，還存在着。既然帝國的存在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那麼你憑什麼以為那二元組合倒消失了？

其二，那二元對立的組合是一組靜止的、固化的配對兒，王八配狗，天長地久，不受任何其他條件影響，所以它自然會一直存在。內燃機不能破壞那一組合，原子彈就能了嗎？天真了。

其三……各位也動腦子想想！

如此迪士尼一樣的童話式思維就是存在於西方精英那裏。

如前面所分析的，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一會抱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國人按照古老的文化自信，依然把美國看成野蠻人，一會卻忽然把美國人直接表述成野蠻人。到了2021年，瑞·達利歐在其《原則：對應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裏告訴親愛的讀者們：

“孤立（應該就是指閉關鎖國，也就是不對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將學者身份超越在商業、技術和軍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響，導致它在商業、技術和軍事上的競爭力弱，從而導致它遭到更強有力的“野蠻人們”的打擊，或者落後於後者——諸如，蒙古人，鴉片戰爭中的外國強國，以及在毛的孤立時期的世界其餘部分。”

他把十九世紀的西方人，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以外的全世界，與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蒙古人歸在了一堆兒，都算成“野蠻人”。他給野蠻人一詞加了個引號，但用了陳述句，所以很難確定他是映射中國人的偏見，還是在陳述事實。但，總之，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固定的分類：

這個世界上存在着一種簡單的兩分法，一邊是中國人，一邊是野蠻人，有時候是帶引號的野蠻人，有時候是不帶引號的野蠻人。西方人因為不是中國人，所以不可避免地與一切歷史上的和現世的非中國人撮成一堆兒，給轟到野蠻人堆兒裏去。不僅原子彈不好使，GDP什麼的也沒用。

這段判斷的最有價值之處，在於道出了中央王國論之“野蠻人論”的精髓：

先進與落後完全不能影響那一組二元配置。就算中國人落後於什麼人，比如落後於西方人，但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仍然是中國人。至於西方人，既然不是中國人，那麼雖然明明比中國先進，還是最好自覺地、圓潤地滾到野蠻人堆兒裏去。根本不需要中國人發話挑明好吧。

於是，一位位博學、深刻的西方優秀知識分子，便一次次自覺地“圓潤”。

優秀的通俗性史學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中，就如此圓潤了一遍。在第二章中，她也先抄了一遍作業：

“在整個歷史中，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圍都是野蠻人……那些不幸生活在他們國家之外的‘夷人’（原文應是barbarian，野蠻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按，其實該把整段都拷貝上來，又是一次中央王國論的統一標準答案的準確複述。西方學者在腦子上的整齊簡直沒治了。）

然後，在同一章，她圓潤了，講述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讓“野蠻人”出現了在陳述句裏：

“中國清政府是憑藉其威信統治的，但由於被夷人打敗，這種威信被嚴重損害了。”

——她是認為她在陳述歷史真相嗎？英國人確實是野蠻人嗎？反正她用了陳述歷史實際情況的句式。

到了第十三章，她繼續用中央王國論解釋美國在蔣介石和國民黨那裏遭遇的挫折：

“在操縱外國人方面，下至大媽奴僕上至蔣介石夫婦,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這是他們最拿手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自信十足,技巧上也無法超越。他們手段嫺熟,不屈不撓,態度圓滑,往往能夠達到目的。日本人試圖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來制服西方,但中國人從來沒有試圖超越西方,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本來就比西方優越。儘管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歷了很多,但是其實他們仍然頑固相信夷人是可以被操縱的。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英國的熊將軍在到達倫敦時對同僚説:“讓我見見英國官員,我就會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

至少這位女性歷史學家有一點比她的那些男性同胞強，她的態度非常清楚：她明確指出，二戰時，中國人把美國人當做野蠻人，是出於非常愚昧的種族主義優越感；中國人的那種看法是毫無道理的，是極其愚蠢的；美國人不是野蠻人，但中國人卻堅持那麼“認為”。

（但是，如前面所述，她用陳述歷史的方式把鴉片戰爭時的英方説成野蠻人，所以我們不免推斷，她認為，鴉片戰爭的英國人面對中華帝國時確實 是野蠻人，但到了二戰時，中國人把美國人看成野蠻人，就不對了；美國人和英國人、其他西方人不一樣，不是野蠻人。）

首先，要肯定塔奇曼是很有洞見的歷史學家，她在第二章裏對於鴉片戰爭前後中西關係的闡述，比很多同時代同行強，比今天的西方學者們更不是不知道強到多少倍。

但是，正是上述的闡述，讓我們看破了中央王國論之野蠻人論的本質，那就是一種極其嚴重的種族主義：

中國人的心智是固定的，在智力上不可能有任何改變，在思想上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按道理來説，這種設定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西方人嚴重的種族主義，基於一神教的種族主義，就是能讓如此荒謬的假設變成“歷史事實”，變成“世界歷史”的基礎之一，變成了西方知識分子思考中國問題時的一個出發點。

在那一設定上，西方人繼續運用他們的種族主義思維，對中國人進行進一步的歪曲：

由於中國人在不知什麼時候起就變成了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者，而中國人的思想又是不會改變的，所以中國人始終都是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者，而且永遠都是種族主義者。

中央王國論就是如此迪士尼動畫情節式的幼稚：

中華帝國是自古以來永遠存在的，中國人自古以來是永遠存在的，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者。

中華帝國是沒變化的，中國人是沒變化的，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觀是沒有變化的。

於是，中國人全體都成了人類裏面的唐氏兒童！他們活在自己的邏輯裏，無法理解現實，更無法根據現實調整看法，相應進行合適的反應。

如此的理論實際上反映了西方人的種族主義的基點：

一切非西方人，一切非西方民族，其頭腦都是簡單的，其歷史都是簡單的。他們沒有思考的能力，他們的歷史沒有變化。相反，只有西方人的智力是複雜的，是能運轉的，是能夠發展與提升的，也只有西方人的歷史在不斷髮生變化，在前進，因為只有西方人有足夠的的智力，創造歷史。——所以，西方人註定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他們是歷史創造者的唯一候選人。

霍布斯鮑姆在分析歐洲時，非常警惕“分類在性質上是靜態和簡化的，但是要歸類的現實卻非如此”，但涉及中國時，他卻絲毫沒有察覺，中國人與野蠻人組合是靜態和簡化的分類，與變動的、複雜的事實相違背。

那一對靜態與簡化的分類引向了一個敏感的疑問：

那麼到了今天呢？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人的腦子也沒發生變化嗎？川普發動貿易戰前後，中國人是怎樣看非中國人、看美國人的呢？

對此，西方學者們曖昧地不予回答。他們只是如“註定一戰”一樣，一遍遍對中央王國論抄作業，告訴讀者：中國就是那樣的；它過去是那樣的，它現在也是那樣的。於是讀者就接受了暗示：既然中國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改變，那麼漢學家給出的中國歷史，也正是今天中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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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譯本在此譯為“中國的清朝”，原文為Chinese Empire。該書中屢次運用Chinese Empire，其實很反映作者的觀念世界，不過中譯本一律譯成了中國。很遺憾作者因為精力有限，沒有核對塔奇曼的原文，不知原文是否為“中國的清朝政府”，譯文中為了信達雅而作的調整，往往會讓我們無法掌握作者的原意。

 

 

中國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亂世”。南半部由中國皇帝相繼統治；北半部則由各突厥 -

蒙古征服者管轄。中國人視南方皇帝為漢朝的合法繼承者，而否認北方統治者的帝王稱號。

實際上，這幾個世紀中，南北兩部都支離破碎，只是北方由於長期連遭蠻族侵略，受到的破

壞最為慘重。“在蠻族的衝擊下”，一位權威人士説：“不難想象，牧畜經濟可能代替中國北方

的農業經濟，阿爾泰語可能取代漢語。”（全球通史）

 

歷史進程，即同漢代一樣獨特的中國式的歷史進程。

 至於印度，遭受侵略的時間要晚得多：中國陷於“亂世”之際，笈多王朝正處在鼎盛時

期。然後， 5 世紀，東支匈奴人，即所謂的“白匈奴”，渡過奧克蘇斯河，向南推進，到達

印度；西支匈奴人則越過俄羅斯平原，挺進歐洲。在匈奴人的猛烈進攻下，笈多王朝於 6 世

紀前半葉崩潰。有關後半個世紀的情況，現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測，或許發生過許多戰

爭，或許進一步遭受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