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還真不能把農民起義簡單地當做內患來對待_風聞

【本文來自《為什麼歐洲的農民起義非常少，而中國直到明末還要處理這類內患？》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歐洲始終是封建制度，社會沒有經過中央集權制革命，一方面封建貴族始終佔統治地位，農奴階級對於被封建領主統治認命，封建領主的地位、世襲的貴族身份始終有效，歐洲也始終產生不了中央集中政權，歐洲地區也無法完成統一，農業時代，生產關係沒有得到解放，生產力十分低下；另一方面歐洲始終擺脱不了宗教僧侶階級的控制，教權凌駕於王權之上，這實質上是造成歐洲各國分封於教廷，而不是分封於更高一級的國家政權，這加劇了封建統治力，也加劇了宗教與封建相結合對社會的控制力，農奴階級更沒能力組織起來推翻由宗教僧侶與封建地主相結合的雙重統治及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控制，對於任何社會問題，農奴都跪拜在教廷之下，在教主的喃喃細語中尋求解脱，而不是從社會本身去尋求解決辦法。

而中國，一方面經過春秋戰國的反封建革命，到秦始皇完成統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政權，又經過漢代到唐代的帝王與封建門閥的拉鋸鬥爭，貴族門閥被徹底消滅，農民對於封建領主的依附關係徹底打破，生產關係得到解放，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周朝統治階級（文王）確立了家-國-天下的國家基本行政架構（幸運的是沒有采取宗教精神控制的方式），經過春秋戰國的混戰，到秦漢確立大一統，雖然封建制度被打破，但憲章文武更進一步得到加固，使得宗教勢力在政治架構中被徹底清除，而家-國-天下的政治架構（家-國-天下同構）理念被刻入全體國民文化基因，這代替了宗教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分析，家-國-天下同構理念代替宗教對人精神的控制，這使中國社會徹底擺脱了宗教對社會消解的可能性，而一步步加固了國家統一不可分裂的信仰。家-國-天下同構理念之下也讓中國人民培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神聖歷史責任感和使命，它導致一旦社會出現重大問題、國家出現不治的亂世，必然有人從社會自身尋求解決的辦法。上無道，必有人英雄人物揭竿而起、替天行道；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的精神感召又使反抗暴君沒有任何精神負擔，這才是中國比其他地方發生農民起義多得多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如果深入分析每一次農民起義，幾乎每一支起義軍中都有士人（讀書人）參加，併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採取更加高明的軍事鬥爭策略，二是實施更有技巧的政治統治政策，這讓農民起義並不十分純粹，幾乎每一次都是由最初的農民反抗社會不公平的鬥爭演變成整個社會力量對社會的重新整合，而整個社會最終又回到本來的道路上。

中國的農民起義本質上是社會進步力量對社會的重新整合，雖然這種進步力量沒有帶來徹底的思想革命，但終究是在一段時間的進步，螺旋式的，步伐很小的。所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還真不能把農民起義簡單的當做內患來對待。

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歐洲社會完完全全被封死在封建勢力的黑包裹中，歷經一千多年，農奴始終沒有衝破包裹的動力，因為他們的精神一直被宗教所麻醉，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在教皇的帶領之下，懺悔自己的罪過，這種形勢直到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方式替換封建領主對人民進行剝削才得以改變——剝削方式的改變。當這些從頭到腳都留着血與骯髒東西的傢伙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現寶藏並搶回家後，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的代言人，對本國人民的剝削興趣也以千萬倍的暴力形式轉移到了殖民地人民身上，而他們——那些仍然從頭到腳都留着血與骯髒東西的傢伙給自己換上了一身保護人權的外衣。所以你看，歐洲農民哪裏會有時間搞什麼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