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癆之疾：“天才”的災難_風聞

    沈約（441—513）是南朝文壇領袖，《南史》評價他學問淵博，精通音律。這樣的人物如果不是天才，也少不了勤奮苦讀。可是，《南史》偏偏又記載了一段他的母親“阻擾”他刻苦用功的故事。

    沈約雖然生於門閥貴族之家，但幼年險遭滅門，父親過早離世，等於讓他失去了“躺贏”的機會。因此，沈約從小專心好學，日夜兼讀而不知疲倦，以期在日益激烈的世家“內卷”中出人頭地。他的母親擔心他用功過度而生病，於是經常減少書房油燈裏的油，催促他早點上牀睡覺。

沈約石像，浙江金華八詠公園內

    讓沈母提心吊膽的是一種讀書人經常犯的內傷虧損的虛癆病，為禍最大的便是今天家喻户曉的結核病，民間俗稱“癆病”或以“肺癆”代稱。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其劃時代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已經注意到這種可怕的流行病，但有關它的傳染性直到12世紀的南宋才逐漸為極少數高明的醫學大家所瞭解，名為“瘵蟲”的病原體從此傳開。

    在對流行疾病認識還模糊不清的古代，虛癆病對文弱之士、飢寒交迫者而言是個大殺器，尤其在離亂之世“十癆九死”的説法毫不誇張。例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4人同一年內（217年）死於混合了虛癆的癧疫，曹植悲傷地稱之為“殭屍之痛”。

     在沈約那個年代，我國古代疫病流行的第一個高峯期還未完全過去，沈母“摳油”的辦法是頗為大膽且富遠見的“止損”操作，也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多虧了沈母的用心，沈約壽終於72歲。在當時，這絕對算是高壽，在今天也夠得着預期人均壽命的平均錄取線。倘若不是因多嘴而開罪了梁武帝，並遭武帝頻繁派人上門加以譴責，沈約大概還不會這麼早就死於非命。（有關古代疫病的情況參見2022年1月的舊文《從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兩低兩高”看當下新冠疫情何時“終結”》）

    然而，沈母的反操作在歷史上實在構不成美談。哪怕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社會遙遙領先世界的科學和醫學昌明之際，虛癆之疾依然讓醫學天才們束手束腳，他們不得不承認，人體氣血中轉站的肺器官看似一個簡單的器官，實則是個巨大的迷宮。

    科學在迷宮中彷彿鑽進了牛角尖。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而許多著名作家、詩人、作曲家、音樂家繼續因感染而丟失寶貴的生命。在他們的許多創造性作品和藝術作品中，“肺癆”一詞竟也樂觀地激發着另類浪漫的靈感。

    法國作家亞歷山大-仲馬（大仲馬，1802—1870）在一首詩裏如是寫道：“患肺病正成為一種時尚；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尤其是詩人；在30歲之前，一個年輕人在用盡煽情的言語後口吐鮮血而亡是一種非常悽美的形式。”

    鋼琴家和作曲家弗裏德里克-肖邦（1810—1849）疑似也得了肺癆，下面的句子，寫於他在“地中海的樂園”——西班牙馬略卡島修養時（1838）：

    “島上三個知名的醫生來給我看病。第一個醫生嗅了我的嘔吐物，他説我等於已經死了；第二個輕輕拍了拍我吐痰的地方，説我已經奄奄一息；第三個輕叩我胸部並聽了聽我吐痰的聲音，説我離去世不遠了。”

    19世紀，肺結核還是歐美幾部著名歌劇的核心主題。在朱塞佩-威爾第的《茶花女》（1853）和賈科莫-普契尼的《波希米亞人》（1896）中，受結核病折磨，脆弱而且虛弱如同患了“女人熱”的女人，成為歌劇中的主角。

茶花女，芭蕾舞劇照

    為《茶花女》配樂的著名音樂人亞瑟-格魯斯將部分音樂樂譜歸因於肺結核的特殊臨牀表現。如高音小提琴、斷斷續續的雙簧管部分表現“呼吸困難”，重複的重音或輕音表現的“喘息”，等等。

    吉米-羅傑斯（1897—1933）是一位20世紀早期的著名藍調和鄉村音樂歌手，在他的《肺結核布魯斯》（1931）中吟唱他患肺結核的痛苦：

    “我一直如獅子般戰鬥，看來我要輸了

我現在仍像獅子般在戰鬥，但看來我真的好像就要失敗了

因為從沒有人能打敗肺結核布魯斯？

我已經得了肺結核布魯斯”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1792—1822）20多歲身患肺結核。他給未來留下了“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遙遠嗎”這一巨大的精神鼓舞，但他自己終究沒能熬來戰勝肺結核的春天。春天的確有點遠，我們需要耐心過冬。

    20世紀之初，舊中國還未從史無前例的鼠疫流行高峯中緩過勁來，肺結核又“攻陷”了中國文壇。文壇巨擘魯迅（1881—1936）常年飽受肺病折磨，55歲死於肺結核。他的經典短篇小説《藥》中那個驚世駭俗的“人血饅頭”成為肺癆患者病急亂投醫的悲劇縮影。

    還有，著名女作家蕭紅31歲死於肺結核。郁達夫（1896—1945）20歲便患上肺結核……百姓就醫跳大神，而英才吶喊而早逝，這一切構成了舊中國積貧積弱的大特寫。

    長期被肺部惡疾糾纏的巴金（1904—2005）在1947年創作了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説《寒夜》，其中男主人公汪文宣也是個肺結核病患。描述汪文宣感到胸部的隱痛，巴金寫的全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切身之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沒有一點抵抗的力量。”

    “為什麼就沒有一種人人都買得起的、真正靈驗的特效藥？難道我就應該那樣悲慘、痛苦地死去？”汪文宣的這段絕望獨白時隔70多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依舊振聾發聵。

    我們可以對這個折磨地球人類幾千年的頑疾歷史來做一番簡單的回顧，除了“肺癆”這個晚清中醫對結核病的俗稱外，“消瘦”“王者的罪惡”“兇險的空氣”等，都是它在西方的曾用名。從來沒有一種疾病像肺炎這樣與環境有着如此緊密的關聯。

    現代醫學研究指出，人類結核病的發生與牛的馴化有關。通過各種考古和古生物病理學研究，從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歐洲以及中國、印度、南美髮現的遺骸中找到了確切的結核病證據。現代分子生物學研究利用基因探針，從大約公元前1000年秘魯及其他地方的遺骸中檢測到結核分枝桿菌的DNA。

    在歐美西方，隨着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結核病影響到多達80%以上的城市居民。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帶來了農業和工業生產的增長，經濟的擴張，並從根本上改變了生活條件。湧入城市的人口劇增導致了過度擁擠、衞生條件惡化、疾病肆虐蔓延。據統計，25歲以下的死亡患者中結核病患者超過50%，而在25—45歲死亡患者中結核病約佔1/3。

    19世紀初，結核病在歐洲的一些城區中心肆虐蔓延，並在美國成為死亡的主要原因。直到1882年，德國醫學教授羅伯特-科赫（1843—1910）發現了結核病的原因。這被視為人們認識和征服這種致命性疾病的一個轉折點。科赫不僅證明了肺結核是感染性疾病，後來還開發了結核病免疫療法，即注射他稱為“結核菌素”的提取物，但這種方法引起很多不良反應。

    1929年，青黴素被發現後，為尋找新的結核治療方法，許多科學家開始了系統的研究。

    1943年，在塞爾曼-瓦克斯曼（1888—1973）的實驗室裏，美國拉特格斯大學的一名土壤學研究生阿爾伯特-沙茨（1920—2005）從土壤微生物中分離出一種物質——灰色鏈黴菌，這種菌顯示出抗結核活性。他們把它命名為“鏈黴素”，並以其純化的形式進行了臨牀試驗。

沙茨近照

    鏈黴素被發現後的幾年裏，人們對多種抗結核藥物都進行了鑑定，在這個過程中，結核病的預後逐漸有了改觀，由消極的治療轉變為有治癒可能。儘管一開始的結果是充滿希望的，但是試驗結果顯示出抗藥性和耳毒性等許多問題。

    20世紀50—70年代間，結核病感染率急劇下降。但是，隨着艾滋病的加快流行，以及多重耐藥結核分枝桿菌的出現，這種“減緩形勢”被證明只是暫時的。當今世界，肺結核又回到了世界各國的聚光燈下。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與疫情一次次賽跑的漫長寒夜，人類還從未領先過。力推疫苗、環保等一攬子應對策略之際，我們不妨先回到沈母之法中汲取一點有益的借鑑。沒錯，攻毒之先，首當強身。強身之要，則在兒童少年。

   最近看到有新聞介紹了深圳一項最新的教育舉措，即從2024年1月份開始，全市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必須每天要有一節體育課。此舉難道不與沈母之法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嗎？由衷地為深圳這一遲到的“創舉”點個大大的贊！

    讓學生壯起來，讓課堂動起來，讓教育活起來。深圳新舉措無疑是深化素質教育的一個好的開始。在此，熱烈期待有關部門和學校切實減少減輕孩子們的課業負擔之後，繼續加強對學生科學強身的指導。同時，也熱烈期待有關部門不斷改進學生課間的營養補充。

    經歷一番強身、健腦，不久定能重塑中國少年的英姿。健康強壯方為抵抗疫病真正的“特效藥”，也可為“天才”的災難畫上一個休止符。人民普遍強健才能確保民族復興偉業不會化作徒勞。

    今日，少年強，則中國強。明日，人民富有了健康，國家才真正實現了共富目標。民強國富，何懼疫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