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霸權，敗也霸權：歷史轉折中的日本經濟_風聞

一界oneworld2023年12月10日 07:37:020人蔘與0評論

成也霸權，敗也霸權：歷史轉折中的日本經濟

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3年日本名義GDP將被德國超越，跌落至全球第四位。

這源於兩國貨幣對美元相對貶值程度的差異，日元的疲軟是其經濟下行的重要縮影。曾經強勁的日本經濟，正變得搖搖欲墜。

日本國內資源和市場規模有限，經濟發展依賴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同國際關係密切相關。本文擬從國際關係視角回顧二戰後日本經濟的興衰。

01

戰後新生

戰後日本的經濟復甦，與美國的戰略目標選擇息息相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美國政府越過反法西斯同盟，任命麥克阿瑟為盟軍在日本的最高統帥。9月7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成立，它以美方為主體，實際成為美國佔領和管制日本的工具。

麥克阿瑟領導下的日本改革，旨在將日本非軍事化，使其能為美所用。因此，政體改造成為關鍵，改革天皇制即是美國協調國際社會呼聲和自身東亞利益的重要體現。

美國允許日本以軍方名義投降，降低了戰敗對天皇地位的影響。在隨後的改革中，美國同意保留天皇制，而裕仁發表《人間宣言》，宣佈天皇為人而非為神。

天皇自降神格，促進社會民主，能有效防止法西斯主義復辟，順應了國際要求；保留天皇制則出於美國的自身利益：天皇作為政治實體而存在，有利於日本穩定政局，便於後續政策實施，更避免日本因動盪而倒向共產主義陣營。

二戰爆發前，美蘇已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二戰只是暫時掩蓋了兩國間的分歧。太平洋戰爭後期，隨着日本“絕對國防圈”被美國突破，戰局已然明朗。杜魯門政府便設想將日本作為其戰後東亞戰略的重要一環。

1947年，冷戰爆發，美蘇關係急轉直下，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優先級迅速上升。為了建設東亞反共橋頭堡，遏制紅色政權擴張，美國政府開始重視日本經濟自立。

1948年，杜魯門政府大幅削減日本賠款數額。次年，美國推行著名的“道奇路線”，保持美元對日元1:360的固定匯率。在國際貿易中，日本無需採取任何措施即可維持貨幣的穩定低匯率，這成為日本長期保持傾銷姿態的基礎。

50年代伊始，日本迎來戰後第一次經濟景氣，即“特需景氣”，這直接得益於朝鮮戰爭中美國的軍事需求。

隨着美軍失利，美國對日訂單從紡織業擴展到機械製造業，瀕危的豐田汽車回暖，三菱重工等曾服務於軍國主義體制的工廠也收到了美國維修坦克的訂單。

在此輪景氣中，日本承接了美國的大量技術轉讓。

日本的獲益不止資金和技術。在朝鮮戰爭的刺激下，美國政府愈發重視日本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地位。1951年，美國推動簽署《舊金山和約》，結束盟軍佔領，日本得以恢復正常國家地位。

朝鮮戰爭後期，美國軍事訂單的減少使日本再次陷入經濟危機。艾森豪威爾政府意識到日本經濟在離開軍事訂單後的脆弱性，擔心其受經濟危機影響而出現政治動盪。

因此，1953年9月，美國在關貿總協定第八次全體會議上，提出日本非正式加入的方案，並以2/3多數票通過。1955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關貿總協定。

自此，日本在出口貿易中不僅擁有了穩定低匯率的貨幣，更獲得了壁壘較低的自由市場地位。日本成為美國東亞戰略上的重要節點，美國利用自身影響力，成功將日本納入其經濟霸權體系中，日本也因此獲得了經濟紅利。

02

矛盾初現

穩定的低匯率和廣闊的國際市場是日本出口貿易的福音，日本經濟在整個六十年代突飛猛進，進入下一個十年，紅利卻受到削弱。

在東南亞地區，越南人民政權的壯大使美國政府感到威脅，為遏制中南半島倒向共產主義陣營，美國發動越南戰爭。

頑強的北越政權給了美帝國主義當頭一棒，越南戰爭失利迫使美國在冷戰中轉入守勢。

尼克松政府上台後，調整原有全球戰略，重視修復中美關係，聯合中國對抗蘇聯。尼克松政府對日實行“越頂外交”，繞開日本同中國接觸。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尼克松訪華做鋪墊。

此前，日本政府一直跟隨美國保持反華立場，得知美國對華態度的突然轉向後，日本政府措手不及。朝野稱此為“尼克松衝擊”，堅定反華的佐藤榮作內閣因此垮台。

1972年田中角榮任日本首相，新內閣意識到美國對華戰略的轉向已成定局，旋即跟進實現中日建交。

朝鮮戰爭為日本經濟帶來了繁榮，越南戰爭卻相反。它給美國帶來巨大財政赤字，國際收支狀況迅速惡化，美元危機多次爆發。日本經濟在深度捆綁的日美關係中受損。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佈實施“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兑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由此瓦解，日元固定匯率制終結。越戰重創了美國經濟霸權，日本經濟在此霸權體系下的收益也隨之削弱。

除開浮動匯率制的影響，七十年代日本出口貿易的瓶頸是日美逐步深化的貿易摩擦。

日美貿易摩擦始於紡織業。早在明治維新時期，紡織業便受日本政府重點扶持，在二戰後日本政府新一輪扶持和美國政策優惠下，紡織業再次興盛。

1955年，日本向美國大量出口廉價襯衫，美國紡織業遭受衝擊，國內工會組織反傾銷運動，美國政府因此向日本施壓，日本紡織業自1956年實行出口自主限制。此後，日本多次同美國簽訂協議，限制日本對美紡織品出口。

隨着產業升級，日本製造業也給到美國經濟相當大的壓力。1963年起，日本成為世界鋼鐵出口量最大的國家。七十年代美國鋼鐵業遭受石油危機重創，美國成為鋼鐵淨進口國。

日本鋼鐵在美國市場中佔據過大份額，再次使美國政府警覺。

迫於美國壓力，日本鋼鐵業實行多輪出口自主限制。1976年，美日簽署《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除紡織業和鋼鐵業外，汽車、家電及半導體等產業的出口規模均受到美國不同程度的打壓。

石油危機也是影響七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重要因素。

1973年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決定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石油，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

1972年，日本所需石油的99.7%依靠進口，中東地區進口占比為80.7%。石油危機給予了日本經濟沉痛打擊，基礎產業因能源不足而被迫停產，1974年，日本經濟出現戰後以來首次負增長。

第一次石油危機激發了日本的思變意識。日本企業開始重視能源利用效率，向“節能化”“技術化”方向發展，儘可能降低能耗。

日本政府也充分利用貨幣緊縮等政策，使日本在應對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時展現出逆勢上升的強勁韌性。

浮動匯率、貿易摩擦和石油危機，是影響七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面臨“滯脹”壓力的背景下，日本經濟在逆境中繼續前行。

03

黑船再臨

70年代末，美國經濟在長期滯脹後迎來轉變，凱恩斯主義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1979年起，美聯儲連續八年維持貨幣主義政策，直接控制美元供給，間接刺激利率提升。

通貨膨脹雖得到控制，但利率上升又引發匯率上升，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弱化。1982年起，美國對外貿易出現鉅額逆差。

里根政府選擇對經濟夥伴施壓以扭轉貿易逆差，日本經濟因此受到限制。美國的對日經濟政策主要為打壓出口和要求市場開放。

對美自主出口限制覆蓋了汽車、家電和半導體等幾乎所有具備競爭力的產業。高關税和出口限制協議也阻礙了日本出口貿易。

1983年，美國向日本摩托車徵收45%的關税；1986年，日本簽署第一次《日美半導體協定》；1987年，美國對日本電視和計算機徵收100%的關税。

此外，自由化浪潮下，國際社會出現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的呼聲，日本再次感到“黑船來航”的壓力。

高度封閉的國內市場曾是日本獲取外貿優勢的重要支撐，但這次美國在鉅額逆差面前，沒有為日本開綠燈，大量保守落後的國內產業必須面對國際市場帶來的巨大壓力。

1985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日本必須擴大內需，以緩和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冷戰局勢變化加劇了日本在日美關係中的被動地位。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1985年初上台的戈爾巴喬夫對外積極同西方對話，對內實行“新思維”改革，冷戰局勢倒向美國，日本作為意識形態對抗前線的地位下降。

同年9月，美國順勢促成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美國逆差困境緩解。

實際上，日本政府認為日元升值有利於發展內需型經濟，因而同美國一拍即合，但日本設想目標遠不及美國要求。

美國政府繼續以強硬姿態要求日本加強幹預，日本大藏省被迫大量拋售美元，助推美元貶值，同時迫使日本開放金融市場，試圖通過國際資本流入加劇日元升值。1988年1月，日元對美元匯率達到了120：1，日本出口貿易的匯率優勢驟減。

廣場協議簽訂後，政府經濟政策的失誤導致了泡沫經濟。日本政府在一年內連續五次降息，1987年宣佈《景氣對策》，釋放六萬億日元以刺激內需。

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升值失控，向國內民眾傳遞了錯誤經濟信息，隨着金融市場開放，投資實業的熱潮衰減，大量資金流入地產和股市投機活動。

對比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的日本，這次緊縮政策來得太晚，1989年起，日本央行採取強硬緊縮政策，刺破經濟泡沫，日本經濟走入“失去的三十年”。

泡沫經濟主要歸咎於日本發展內需型經濟中的錯誤決策，但日本經濟由出口導向轉入內需導向的過程，則同美國的脅迫息息相關。

美國利用自身霸權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在八十年代收回日本曾經的外貿特權，日本經濟在試圖擺脱美國陰影的過程中走向歧途。

04

結語

二戰後日本的經濟繁榮實際以美國經濟霸權為前提，日美關係實質上也是一種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種依賴關係隨着霸權國家戰略的調整具有不穩定性，日本作為高度依賴的一方，隨時面臨被施加霸權的風險。冷戰結束以來，多極化趨勢進一步加深，被霸權桎梏的日本或許該重新審視日美關係的基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