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看日本人的流淚表演_風聞

前不久參加一個朋友舉辦的宴會，席上有一個日本老人，在不足兩個小時的聚會中，兩次把話題扯到日本侵華所犯的罪惡上，躬身低頭謝罪，然後摘下眼鏡擦眼睛。有一大半在場的中國人都很感動，反過來倒勸解和安慰那位日本人，越發地把他待為上賓，説着恭維他和為他開脱的話，不停地為他斟酒佈菜。

我不懷疑那個日本人的真誠和善意，卻就是感到渾身有一種説不出的不舒服。任何一個民族總有一些好人和惡人，那個日本老者，應該説還算是日本好人圈裏的一員。但日本的主流社會對侵華時期所犯下的罪惡的基本態度是百般狡辯，拒不認罪的。1998年底，中國人特別關注傳媒爆炒的一條新聞：“在江澤民出訪日本前夕，《日本經濟新聞》和《朝日新聞》披露，日本政府已做出決定，在江澤民主席訪日期間將發表的日中聯合宣言中，日本將就侵華戰爭的歷史問題明確在宣言中寫入向中國人民‘謝罪’的字樣，代替此前的‘反省’。這將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明確表示‘謝罪’。”我將信將疑地等着看日本人的公開“謝罪”。等來等去卻等來了這樣的報道：“當江澤民主席帶着中國人民的良好願望踏上日本的土地時，日本政府拒絕向中國人民作書面道歉。”

連“道歉”都拒絕，談何“謝罪”——這就是日本。

這有人種上的原因，或者説是由民族特性決定的。泰戈爾説，蠻橫和嗜武恰恰表現了一個民族的軟弱和不自信。在日本人的性格里就有尚武好鬥的一面，他們最著名的神話是《桃太郎》，講一個從桃子裏出生的英雄征伐鬼島，打敗島上首領，把金銀財寶全部掠奪一空的故事。還有另外兩個神話英雄——“一寸法師”和“五分次郎”，都是身高只有一寸和五寸的“微型英雄”，卻能以小勝大，兇狠好戰。同是二戰罪魁的德國，公開向世界人民謝罪的話不知説過多少遍，他們的前總理還曾在一個非常隆重的場合雙膝跪倒，以謝天下——這不就看出民族的差異和心態、境界的不同了嗎！

日本之所以對所犯罪行頑固抵賴，死不改悔，還有另一個原因：自恃是亞洲第一大經濟強國，有恃無恐，心靈上沒有壓力。他們歷來崇拜強大和征服，嶽建國先生在《對日本要有清醒的認識》一文中説：“公元663年，日本軍隊在朝鮮半島被中國軍隊打敗後，馬上派使者赴長安向唐王表示祝賀，並開始向中國學習。140年前，美國海軍准將佩利率強大的艦隊強令日本開關，日本戰不過，屈服了，隨後還在佩利登陸處為其建紀念碑，又開始向美國學習。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日本人馬上稱盟軍司令麥克阿瑟為‘恩人之帥’，並準備建紀念碑。”

世人早有共識，對死不改悔的惡人，要有法，要有懲治的力量。如果善者處於弱的地位，對於強大的惡勢力一味遷就、感化、期盼、示愛，又怎麼能奏效呢？試想，如果日本當年侵略的是美國，美國會允許它這樣強橫嗎？如果我們現在強大如美國，日本敢這樣出爾反爾嗎？於是我想到那些算是不錯的日本人，到中國來鞠躬謝罪，磕頭上墳，心裏也有一點“根”——那就是相信我們一定會原諒他們，一定會對他們客客氣氣的，這是通過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有恃無恐”。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強硬不服罪；一方面是個別日本人的哭天抹淚，我們又為之感動、讚賞，這不是有點太尷尬了嗎？

日本人謝罪有一種非常著名的方式——剖腹自殺。失敗者向上司謝罪，激進者向政府抗議，或是對愛情絕望的失意者，都喜歡採用這種自戕方式。我們從日本的歷史書籍中和電影畫面上見到的這種場面太多了，日本人似乎是很為自己的這種“剖腹精神”自豪的。為什麼沒有一個日本人用這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謝罪呢？

我這樣説並不是鼓勵對華有悔罪的日本人都剖腹自殺。即使我肯這樣鼓勵，日本人也未必真的能被激出這樣的勇氣。我只想提醒日本人和喜歡看日本人鞠躬流淚表演的中國人，不要把這種事情看得那麼輕巧，特別是不能容忍懷着一種優越感表演“反省”。中國人更是千萬不要讓極少數日本人的“反省”表現影響我們對日本總體傾向的判斷，對日本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學習的，對他們的有些方面則需要嚴加警惕。

1993月4日的《報刊文摘》報道：“到2003年，日本將發射4顆偵察衞星，將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偵察衞星大國。日本偵察衞星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世界熱點地區的形勢特別是軍事形勢的發展變化，亞太地區則是重中之重。中國從香港到北京的廣大沿海地區，每天至少一次受到日本偵察衞星的特別關照……”日本是這樣做的，我們又怎敢輕信他們“反省”之類的託詞？更不能相信個別善良日本人悔罪的眼淚會對整個日本的走勢能有多少約束力。美國人魯斯.本尼迪克特説：“美國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也説過：“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我們更不該忘記的是，在近現代一百多年裏，中國接連吃了日本幾次大虧。中國人民始終是願意和日本人民友好相處的，但不能光靠客客氣氣，還是應該以強大自己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