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氫政治”: 三個顛覆性預測, 為何都指向中國?｜文化縱橫_風聞

Jacopo Maria Pepe, Dawud Ansari, 

Rosa Melissa Gehrung

德國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SWP）

慧諾 (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迦然 (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當前，以氫能為基礎的經濟轉型勢頭日益強勁。一些區域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借氫能促進能源獨立，推動可持續發展，並加強以價值為基礎的貿易。那麼，氫能會如何影響全球能源格局？又有哪些國家可能從中脱穎而出？

本報告分析當前全球氫能發展的現狀。作者指出，氫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集中度一般較低，相比化石能源格局更像製造業——其價值鏈和供應鏈更長、更復雜、空間上更分散，相關主體的聯繫也更緊密。雖然西歐是當前推動氫能發展的激進力量，但中國、中東歐（俄羅斯）、中亞、中東、非洲等地區的相關產業發展前景更好，而拉美國家將迎來新的重大出口機遇。

基於當前氫能發展格局，本報告從歐盟視角出發，為2040年前的氫能地緣政治提出三種“顛覆性”的預測：“調整”、“依賴”、“氫能帝國主義”。作者認為，發展氫能會對當前能源地緣格局產生影響，但難以推翻一個基本現實——能源市場是全球化的，即使一個不進口氫能的經濟體，在原材料、氫能技術等方面仍然會與其他行動者產生關聯。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關鍵產業與關鍵資源之變”之六，編譯自****德國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SWP）2023年11月研究報告，原題為《氫能的地緣政治：技術、參與者和發展方向的2040展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53期  總第162期

氫能的地緣政治：

技術、參與者和發展方向的2040展望

**▍**能源地緣政治：資源、技術、權力與世界秩序

自工業革命以來，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一直影響着權力和繁榮的格局。長期以來，能源一直是一種權力貨幣和戰略資產，還是衝突根源。

技術以及資源的分配和集中，是能源地緣政治的關鍵。新技術可以引發開採、生產、運輸和分配方面的重大變革，從而引發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構性變化。然而，資源分配和技術本質上都不是“地緣政治”。相反，只有當它們被“部署在政治方向上”時，才會獲得地緣政治的意義。

市場機制和某些市場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依賴風險，化解衝突，並使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非政治化。然而，現有的地緣政治力量組合會影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政治偏好，並最終影響市場機制。這反過來又會影響能源關係、流動和市場。

**地緣政治與能源市場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延伸到了全球秩序。**一方面，能源關係有可能塑造全球框架（阿拉伯在20世紀在政治上融入世界體系就是一個例子；蘇聯/俄羅斯在2022年前向東歐經濟體出口天然氣則是另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框架為能源關係創造了條件。隨着1991年《能源憲章條約》的簽訂，人們更多接受主要由西方塑造的自由、多邊世界秩序。

但是，**“新”能源世界更受技術、關鍵原材料以及制定監管和技術標準並保持工業領先地位的願望所支配。****可再生能源資源的集中度一般較低，**然而，與化石能源相比，價值鏈和供應鏈更長、更復雜、在空間上更分散；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也更緊密。這些因素使價值鏈和供應鏈不同階段的依賴關係隨着地理位置的變化而變化，使其可能變得更加複雜。國家、公共實體和私營公司都在爭奪資源和運輸路線，爭奪關鍵市場、組件、生產流程、產業及其維護，甚至是投資流和融資。

圖1：新的氫能世界

（原材料、基礎設施與關鍵資源）

**氫的地緣政治可能會延續並加劇這些趨勢。**根據生產技術、認證途徑、運輸方式和最終產品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價值鏈、供應鏈和生產網絡。因此，技術、氫氣和原材料的出口商在建立和積極塑造依賴關係方面擁有既得利益，無論是通過技術和市場領先地位，還是通過有利於生產、運輸或應用中的特定技術的路徑依賴關係。

當前氫的資源、技術和運輸格局呈多樣態勢。新的氫世界很可能會改變集中資源在能源地緣政治中的決定性作用。例如，天然氣（氫的一種可能來源材料）相對集中，但其他制氫資源，如太陽能、風能以及核電廠，則分佈較為均勻。

**氫的多樣化可以降低地域集中的風險。**同時，如鎳和鉑等關鍵原材料，它們的提取和加工對制氫至關重要。與天然氣一樣，這些材料也相當集中，儘管它們涉及不同的所有者。運輸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建設新的或/和升級現有的基礎設施（尤其是港口、貨輪和管道網絡）將佔用大量資源，因此投資決策將形成長期的相互依存關係，並極大地影響氫能行業的參與者和權力佈局。

除技術、資源和運輸路線外，政治決策（受相互競爭的連通性、產業和能源政策偏好的嚴重影響）對塑造市場和地緣政治發展也至關重要。當前的權力態勢，尤其是不斷加劇的分化、侵蝕和蠶食，將嚴重影響氫能源市場未來的發展。

（本文發表截圖）

**▍**氫能發展：制氫與運輸

目前，**作為能源載體的氫既沒有全球市場，也沒有地區市場，供需雙方都在建立過程中。**氫的生產方法、技術、產品、運輸路線和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對原材料、零部件和專業技術的不同要求，反過來又會創造出不同的能源市場結構、新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新的權力中心。

（一）制氫環節

1.“灰氫”與“藍氫”

目前生產的大部分氫氣（>99%）都來自化石燃料，沒有減少隨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蒸汽甲烷轉化（SMR）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生產技術，它利用熱量和水（蒸汽）從天然氣中提取氫氣；這一過程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2021年，每生產1噸天然氣，就會排放12至13噸二氧化碳當量。通過SMR從化石燃料中提取的氫通常被稱為“灰氫”。

圖2：氫能價值鏈（簡化版）

要使氫成為低碳甚至無碳的能源載體，其生產必須去碳化。碳捕集與封存（CCS）方法可以分離SMR過程中產生的排放物，並將其封存起來，通常是封存在地下。捕獲的二氧化碳還可用於生產，例如提高石油採收率或用作原材料；這一過程被稱為碳捕獲、利用和封存（CCUS）。這種過程將得到“藍氫”。

雖然這種“藍氫”產生的碳排放量較少，但該過程並非完全無碳。剩餘排放量取決於相關CCS/CCUS工廠的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在過去幾十年中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和政府支持）相比，CCS和CCUS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成熟，目前只能捕獲總排放量的一部分。對未來減排量的估計差異很大；此外，有必要阻止天然氣供應鏈中的甲烷泄漏。

利用SMR生產氫氣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然氣的價格。從歐洲的角度來看，隨着2022年能源危機的爆發，天然氣價格明顯上漲，有時達到約5至8歐元/kg。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利用天然氣生產低碳氫氣將開拓天然氣生產商的市場，因為他們將通過已經形成的貿易關係對天然氣進行出口。而碳捕集與封存（CCS）的成熟（以及天然氣儲量的規模）將決定**化石燃料出口商在可再生能源市場所佔的比重。**已建成和規劃中的商業設施主要位於北美、澳大利亞、北歐、海灣國家、中國和東南亞，計劃到2030年擴大產能，尤其是在歐洲和亞太地區。

2.綠氫生產

不過，德國和歐盟正在將制氫的目標集中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電解水制氫上，即所謂的“綠氫”。電解是指使用電解槽將水（H2O）或其他液體分離成氧氣（O2）和氫（H2）。如果電能來源是無排放的（如太陽能、風能或核能），那麼電解產生的氫將是無碳的。

**目前綠氫的成本為4.60至7.30歐元/kg，相當昂貴。**這些成本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降低，但一般取決於開發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因此也取決於地理和氣象因素。例如，據估計，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綠氫生產成本約為1.90歐元/kg，海灣國家約為1.50至2歐元/kg。

**電解槽和製造電解槽所需的原材料對於擴大綠氫市場至關重要。**目前主要有兩種類型的電解槽：鹼性電解槽和聚合物電解質膜電解槽（PEM）。

鹼性電解槽是歷史最悠久、成本效益最高、應用最廣泛的技術，佔全球裝機容量的61%。它們需要鎳和（鍍鎳）鋼。鎳加工主要在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日本進行。由於如印尼等國家努力防止出口未提煉的鎳，中國正通過戰略投資確保這些礦業國家的現場冶煉能力。這使中國不僅有能力生產世界上大部分的鹼性電解槽，而且還能以約190歐元/kW的價格提供這些電解槽，這是歐洲價格的六分之一。

PEM電解槽略微更適合可再生能源的波動性供應，但其技術不太成熟，而且比鹼性電解槽更昂貴。它們目前的全球市場份額略低於31%，每千瓦成本從1,300歐元到1960歐元不等。歐洲目前在PEM專利和生產方面佔有優勢。生產需要鉑和銥，而它們的分佈和潛在的供應鏈高度集中。南非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鉑族金屬儲量（約91%），包括銥，其次是俄羅斯（約6%）和津巴布韋（約2%）。與鹼性電解槽不同，PEM電解槽的部件供應往往集中在歐盟、美國、英國和日本的個別製造商手中。

與化石燃料的價值鏈相比，利用可再生電力制氫很可能導致在新的、更加分散的價值鏈上出現新的出口商；這些價值鏈上的依賴關係也將更加分散。對資源的競爭可能會減少，但對部件、專業知識和運輸方式的競爭仍然存在。

（二）運輸：管道、航運和“咽喉”

大規模氫氣運輸原則上可以氣體或液體形式進行：通過管道（氣體）或貨物運輸（以液態氫形式，或氨等氫衍生品的形式）。目前最受關注的是液氨運輸和氣態氫的管道運輸；這是因為這兩種運輸方式都能受益於現有的基礎設施、經過測試的生產方法以及成熟的供應鏈和市場。

現有的天然氣管道可以重新用於氫氣，也可以建造新的管道。據估計，從長遠來看，管道運輸是一個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新建管道的輸送距離可達4000千米，改造管道的輸送距離可達8000千米，前提是項目要有足夠的輸送量。

氫氣管道的重新利用取決於天然氣需求的持續下降，這與國家和地區間的天然氣管道網絡的廣泛改造是相輔相成的。新建管道不僅需要高額的初始投資、密集的外交努力，還需要數年的時間（甚至幾十年）才能完成，但也會因基礎設施的僵化而造成路徑依賴。此外，其固有的侷限性也不利於區域間貿易。就陸上管道而言，第三方依賴的風險隨着距離的增加和管道穿越國家的增多而增加。

**與管道相比，船舶可能更具競爭力，特別是在長距離運輸方面。**這種運輸方式對網絡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較低，有利於全球貿易，而且距離對運輸成本的影響也不大。雖然液氨是一種很有前途的運輸方式，但其運輸技術仍不成熟。這方面的關鍵因素是港口基礎設施、貨輪設計以及從氫氣中提取氨的加工技術，反之亦然。

此外，**特別是對於氨等衍生品而言，投資安全和經濟可行性取決於買方和賣方國家之間的協調和綜合網絡規劃；**這些措施往往會鞏固長期的相互依存關係。最終，海上運輸需要複雜的供應鏈風險管理，眾多咽喉（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和巴拿馬運河等）以及對海上航線的潛在威脅。

**▍**地緣政治塑造的地區偏好

關於技術和運輸路線以及市場設置的早期決定凸顯了未來潛在氫能參與者之間的政治競爭程度，這來自他們不同的偏好。除了資源可用性、氣象條件和現有基礎設施之外，參與者還有着不同的戰略及地緣政治背景。

（一）處於邊緣的歐洲：一廂情願與地緣現實

歐盟已定位為低碳氫氣的最大需求中心，旨在建立主導氫氣市場。隨着歐盟與美國和中國在技術和工業領域的競爭加劇，歐盟採取了多項舉措以加快氫市場的發展，包括綠色交易、RE PowerEU計劃、清潔氫夥伴關係和歐洲氫銀行。這些舉措旨在鞏固歐盟在技術和監管方面的領導地位，幫助實現氣候中和並增強供應自主性。

為應對俄烏戰爭的影響，歐盟制定了到2030年安裝超過120千兆瓦電解能力的目標，用於國內氫氣生產，目標是每年生產1000萬噸氫氣。儘管《淨零工業法》促進了CSS的發展，但重點是以可再生能源為動力的電解法。然而，因氣候原因，歐盟有利於電解法生產可再生氫氣的地區有限，且其產業政策、資源和技術的獲取不足以迅速擴大生產規模。因此，RE PowerEU計劃還設想每年向歐盟進口1000萬噸氫氣，但各成員國的觀點不同。由於安全原因，歐盟排除了東部鄰近地區在短期和中期內成為貿易伙伴的可能性。因此，歐盟只有少數幾個合適的潛在貿易伙伴可以迅速擴大氫氣貿易，這些夥伴主要位於北非和海灣國家。

（二）轉型期的歐亞大陸：不確定的優先事項

儘管當前的安全環境不容樂觀，但俄羅斯、烏克蘭及中亞國家仍具備巨大的長期制氫潛力。歐亞大陸因其靠近歐洲和亞洲市場的地理位置，具有成為天然的搖擺生產地的潛力。然而，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的改變已對未來氫氣市場的重點和機遇產生了重大影響。

俄羅斯在2021年的出口計劃中提出，到2035年每年出口200萬噸氫氣，旨在鞏固俄羅斯在全球能源出口領域的領先地位。然而，由於安全原因，歐洲市場已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此，俄羅斯正專注於與印度和中國的合作，儘管這兩個國家目前尚未成為主要的氫氣需求和進口中心。

烏克蘭在歐盟的氫氣進口計劃中仍可發揮重要作用，但至少要到2035年之後才可能成為氫經濟的參與者。而俄烏戰爭為中亞國家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它們能夠在歐洲市場上替代俄羅斯和烏克蘭。這些國家有興趣提高本國（碳密集型）經濟的彈性，並融入中國、歐盟、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俄羅斯等其他主要參與者的“綠色價值鏈“。

目前，俄羅斯已不再是通往歐洲的主要過境國，向西出口將取決於裏海經高加索連接黑海的多式聯運走廊沿線的複雜物流。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內，中亞氫能的未來更有可能在亞太地區。

（三）非洲和中東：巨大機遇滿足巨大期望

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在實現氫（出口）經濟方面可能處於領先地位。這些國家除了擁有豐富的資源，如土地、陽光、風力和天然氣外，還具備在能源出口、石化工業、二氧化碳管理、強大的融資能力和靈活的決策等方面的專業知識。

這些海灣國家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氫出口部門，以補充而非替代石油和天然氣業務。此外，這些國家還致力於建立陸上價值鏈並增加國內附加值，比如利用氫的應用（如綠色鋼鐵）。從長遠來看，氫經濟有可能穩定當前的社會和政府權力結構，並推進該地區的地緣政治抱負。潛在的買家包括歐洲和東亞國家（尤其是韓國和日本）。然而，近期的項目授權和代表團互訪表明，目前的重心正在從歐洲向東亞傾斜。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地區衝突升級可能會影響氫氣流向歐洲，根據起運港的不同，氫氣貨船必須通過兩個咽喉要塞。這種升級也可能影響到黎凡特地區的氫政策。迄今為止，以色列認為自己是氫氣進口國，而約旦則考慮通過前者出口氫氣。北非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地區。這是由於其供應（優質的再生資源，以及阿爾及利亞和埃及的天然氣儲備）和需求（歐盟的氫計劃）共同推動的結果。

**然而，整個地區與歐盟的關係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該地區希望實現經濟一體化；另一方面，它又刻意表現出與眾不同，如在氫氣的監管要求方面。總體而言，該地區將自己定位為氫出口國。該地區將經濟和政治因素放在首位，氫氣與當地氣候政策的關係微乎其微。

埃及因其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而脱穎而出，但其債務危機所帶來的金融風險也是一個障礙。馬格里布國家受益於現有的天然氣管道網絡。摩洛哥已經與歐盟在不同領域開展合作，並將自己視為向歐盟出口可再生氫氣的主要國家。然而，與歐盟的外交分歧和最近發生的事件給這一充滿希望的潛在夥伴關係蒙上了陰影。阿爾及利亞方面，由於體制原因和專注於現有的天然氣工業，似乎較少參與綠氫的過渡。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了馬格里布新興氫經濟的複雜性，突尼斯和利比亞也捲入其中。

在撒哈拉以南地區，一些國家正在考慮出口氫氣，這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且往往是對歐盟氫外交的回應。例如納米比亞、塞內加爾、尼日利亞、肯尼亞和南非。除南非和尼日利亞外，這些國家在能源方面相對缺乏經驗。它們面臨着嚴重的融資和基礎設施限制，使得產能擴張具有不確定性，並依賴於大量的直接投資。此外，這些國家還將目光投向了東亞。例如，納米比亞的氫戰略指出，除歐盟外，它還打算向日本、韓國和中國出口。

（四）不斷變化印太地區：“氫政治”逐漸顯露

在印太地區，各國的資源稟賦、行為者偏好以及能源政策取向差異顯著。中國發展氫能產業的決心是基於能源安全與能源獨立方面的考慮，同時也為了推動可持續發展及產業政策的實施。中國的目標是到2025年，利用可再生能源每年生產10萬至20萬噸氫氣，使中國成為自給自足的生產大國和樞紐國家。

中國與美國在技術和市場領先地位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目前，中國已在鹼性電解槽的生產、許多原材料的提煉以及太陽能電池板等產品的生產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也具備一定的風力渦輪機生產能力。

印度則致力於實現工業和價值鏈保護主義。該國計劃到2047年實現自給自足，除了滿足國內需求外，還尋求出口氫氣和技術。印度已計劃到2030年每年生產500萬公噸氫氣，主要來自電解法。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受到一些複雜因素的制約，包括高資本需求、相互競爭的國家優先事項、印度與西方及中國的貿易關係以及對俄羅斯武器出口的依賴。

至於日本和韓國，它們正集中精力將氫能用於實現經濟低碳化、建立有競爭力的國內產業以及建立能源安全和戰略自主權。兩國都認為與中國的領土爭端對能源供應構成了根本性的風險，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能源多樣化的努力。由於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有限，兩國都優先考慮進口。兩國計劃從阿曼進口綠氫，從阿聯酋和澳大利亞等國進口藍氫。

澳大利亞希望利用其在能源出口方面的經驗、目前國內的氫氣生產以及資金渠道，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可再生能源超級大國。雖然與歐盟的貿易似乎是戰略伙伴關係的必然結果，但歐洲將不得不與地理位置更接近的日本和韓國競爭澳大利亞的氫出口。

同時，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都與中國有着廣泛的經濟聯繫，這不僅是因為三國在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也是為了對抗中國的地區影響力。這三個國家與美國之間不斷加強的軍工合作是安全和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另一個因素。

在東南亞地區，包括文萊、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傳統的區域天然氣出口國以及新加坡和泰國等長期進口國在內，除新加坡外，該地區各國在實施氫氣雄心方面仍存在諸多限制。儘管一些國家擁有豐富的原材料資源（如鎳在印尼），但它們在技術、資金和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方面仍存在不足。中國在該地區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因為中國正在進行以發展為導向的投資。然而，該地區各國深受持續不斷的系統性衝突之苦，因此和平與穩定成為當務之急。

（五）大開大合的美洲：拉美獲得新興出口機會

在美洲地區，美國作為未來氫世界中具有潛在影響力的"親消費者"（同時具備生產者和消費者角色），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美國對氫技術的態度基本屬於不可知。根據2022年的“通貨法案”等保護主義立法，美國的目標是生產藍氫和綠氫。近期發佈的美國氫戰略預測，到2030年，國內清潔氫年產量預計將達到1000萬噸，到2050年將增至5000萬噸。這將不僅能滿足國內幾乎全部的長期需求，還將為美國向盟國出口留出空間。

推動美國發展清潔氫的動力不僅源自對氣候變化的擔憂，還與中國的系統性競爭密不可分。其他動機還包括與中國和歐洲日益激烈的工業技術競爭，以及追求關鍵原材料和工業部件的彈性和供應獨立性。

**在拉美，氫氣正逐漸成為各國能源政策的焦點。**然而，各國對氫能開發的潛力和興趣分佈並不均衡。這些國家希望通過發展氫能實現能源獨立和去碳化，同時也在尋求向地區和海外出口的機會。

智利和巴西是其中的突出例子。智利得益於其有利的地理和氣候條件，綠氫生產潛力巨大，預計到2050年每年可生產1.6億噸。該國已經計劃向日本、韓國和德國出口綠氫及其衍生物。儘管智利擁有通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但由於缺乏監管框架、基礎設施和電解槽技術，阻礙了出口的啓動。智利日益依賴向中國出口資源，並接受中國在資源開採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這很可能會影響智利的出口偏好和未來的貿易格局。

而在巴西，氣候方面的雄心壯志可能會因減貧等優先事項的競爭而退居其次。雖然巴西強調願意在能源和氣候問題上加強與歐盟的合作，但其在金磚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偏好，可能最終會影響巴西對合作伙伴的選擇。

**▍**氫能地緣政治的三種預測情景

隨着技術的多樣化、全球價值鏈的相互交織以及地緣政治和路徑依賴中不相容的偏好，新興的氫能經濟並不簡單。在此，我們提出了到2040年氫經濟將如何發展的三種全球情景：調整（Realignment）、依賴（Dependence）和“氫帝國主義”（Hydrogen Imperialism）。

圖3：三種氫能地緣政治的主要場景

這些情景提供了一個歐洲但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並且基於三個共同的假設：歐洲和全球氣候政策將保持高度優先性，政府仍將是氫能領域的主導者，以及全球資本准入仍將有效。

“調整”情景下，歐盟的氫能雄心逐漸消散，而氫能經濟、能源密集型產業和世界秩序則向東方轉移。“依賴”情景下，歐洲致力於全球氫能轉型，以促進其戰略自主性，但歐洲對原材料供應鏈的潛在依賴最終削弱了其應對全球權力轉移的能力。“氫帝國主義”展現了一個極端未來：在全球氫經濟中，霸權國家之間瓜分了價值鏈和出口國。

（一）“調整”情景

1.歐洲如履薄冰

2024年，歐洲冬季漫長難熬，電價和天然氣價格飆升，導致經濟困擾和極右翼勢力發展。各級選舉導致混亂，政治兩極分化造成政策僵局。儘管制定了保護低收入家庭的政策，但政治癱瘓阻礙了徹底改革、基礎設施投資和對歐洲工業的支持。氫能仍然是能源辯論的重要部分，但缺乏約束力協議或投資決定。僵局已經蔓延到各機構，阻礙了私營部門做出承諾。儘管支持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但在如何管理多重危機方面存在完全分歧，阻礙了對各種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支持，加劇了歐洲的去工業化，給歐洲經濟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

美國在2024年總統大選後達成了廣泛的妥協，支持了國內工業並應對了氣候變化。美國通過海上風電和氫能項目，加強了清潔和自力更生的未來。中國在2024年決定加強氫能雄心，支持與氫有關的技術，尤其是鹼性電解槽。美國政府依靠有針對性的創新資金、前歐洲PEM冠軍企業在美國的存在以及與南非在必要原材料供應鏈方面的獨家合作關係。然而，到2028年，中國製造商已成功將價格壓低至每千瓦100美元以下，並推動氫能市場發展的勢頭更加強勁。這促使中國在2029年正式採取工業淨零增長的雙重政策，並回應歐盟CBAM關税制度。

2.中國崛起的時代

全球力量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加速了始於21世紀初的轉型。海灣-中國軸心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和權力走廊。海灣國家與中國採取務實的態度，熱衷於擴大地緣經濟影響力。中國和海灣國家達成協議，以氫氣、礦產和石化產品為交換條件，優先供應中國的電解槽。海灣地區成為服務業、原材料和重工業的新興樞紐。

同時，日本和韓國引入類似歐盟CBAM的結構推動脱碳。它們從海灣地區、澳大利亞以及近鄰國家獲取氫氣供應。中國與非洲的貿易走廊日益重要，中國以基礎設施支持換取非洲大陸的原材料。同時，東南亞國家在國內生產氫氣，有能力替代從海灣地區輸送的部分石油和天然氣；海灣地區已發展成為歐盟的第二大商品供應地。

俄中關係基於務實合作，俄已成為中國新興工業的礦產資源供應國。但俄與西方的隔絕未被彌補，莫斯科試圖建立能源市場和歐亞氫聯盟，但中亞未被吸引。最終，2034年，中國與印尼、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締結“氫能與原礦聯盟”，作為加強地區貿易協定的一部分。

中國在歐洲和美國的影響力已減弱，但仍是其重要貿易伙伴。在此期間，印度對氣候問題採取更加不可知論的態度，尋求碳密集型增長與清潔技術之間的平衡。印度是謹慎的“快速追隨者”，還不是這一地緣經濟格局中的主要參與者。

（二）“依賴”情景

1.建立“歐洲堡壘”

2024年，歐洲乾旱和風暴導致嚴重損失，奧地利北部多瑙河沿岸村莊被淹，近3500人死亡，工業港口林茨被毀。任何政黨都不能忽視氣候變化。未來幾年將遏制移民、制定貿易戰略、依靠本土可再生能源，以氫為王。綠黨和民族主義者達成共識，清潔氣體是最小共同點。

2025年，“歐洲堡壘”已開始運作。歐盟與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和土耳其簽訂新協議，通過維持治安和設立難民收容營來確保歐洲邊界的安全。歐盟還力推氫能和可再生能源。歐盟簡化了可再生能源的許可程序，並通過了有關氫能的戰略法規，包括啓動歐洲氫能聯盟。其目的是促進國內氫氣生產，使歐洲工業“為氫氣做好準備”。

2026年，歐盟委員會自豪地宣佈了“民主貿易渠道”（Democracy Trade Channel），這是一項正式協議，給予歐盟從南非獲得鉑族金屬和其他重要原材料的優惠准入並保證購買。歐盟決策者希望以後能將該協議擴展到其他所謂民主國家，在盟友之間建立一個安全的貿易聯盟。

在其他地方，氫能的發展勢頭似乎已基本消散。2026年，韓國和日本仍在海灣國家開展他們早先委託的幾個試點項目，但幾乎沒有新的舉措。亞太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決策者認為氫不切實際：生產成本高昂，運輸或處理複雜；關於直接使用氨作為能源載體的最新研究結果令人沮喪。中國的電解槽行業仍在繼續增長，儘管速度較慢，而且沒有任何產業政策支持來大幅擴大規模。相反，對清潔技術的投資呈現多樣化趨勢。

2027年，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和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成立了“全球碳聯盟”，以捆綁並快速推進CCUS技術的研發，許多國家日益將其視為“未來之路”。在這種情況下，氫氣最終也會被使用，不過是以液化天然氣的形式在當地轉化，例如在新加坡和日本。在美國，天然氣也是解決氣候問題的主要辦法；對國內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重新承諾，以及暫停淘汰煤炭，彌合了國家政治分歧。

2.假朋友的“背刺”

儘管有發展，歐盟加強了氫承諾，西班牙將運行大型電解槽，建成25000公里氫骨幹網，歐洲氫能銀行成立並資助差價成本計劃。歐盟計劃在鋼鐵和化工行業實施可再生氫使用配額，並投資氫運輸基礎設施和集羣發展。南非政治體制穩定，小政黨參與國家政治，合作豐富穩定國家民主。南非認識到金磚五國作用，但仍保留靈活合作形式。金磚國家建立自己的支付基礎設施並發展成半制度化合作機構，被認為是超越西方的重要力量。到2032年，烏克蘭衝突平息多年，大部分地區仍被俄羅斯佔領，歐盟整合烏克蘭並安裝防空盾牌。俄羅斯提出建立金磚國家海關與安全聯盟的建議，引起南非興趣並助長反歐盟情緒。南非對與俄羅斯的貿易興趣不大，但兩國安全關係長久並受重視。歐盟嚴格規定導致採礦成本增加和工人被機器取代，助長“歐洲白人新殖民主義”論調。同時金磚國家對南非鉑族金屬的需求增長，與之前的優惠准入政策衝突。

非國大領導的政府開始與歐洲拉開距離，以便在金磚國家內部行使更多權力。2034年，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簽署了框架協議，印度選擇不加入並深化與美國的夥伴關係。在這種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南非為出口歐盟而設計的採礦項目計劃被擱置，南非政府要求歐盟放棄在烏克蘭部分地區部署防空系統的計劃。這些事態發展擾亂了歐盟的能源和貿易理論，切斷對南非關鍵材料的供應會削弱歐盟的綠色產業。歐盟致力於保護烏克蘭，但停止能源轉型或陷入能源短缺的擔憂佔據上風，於是放棄了導彈防禦系統計劃。歐洲當局再次尋求多樣化，但賭注已經提高。歐洲工業的主要部分已經轉向或正在轉向氫氣，沒有其他生產商可以向歐盟伸出援手。重新利用來自北非的天然氣管道或在國內建造利用天然氣生產氫氣的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設施等工作已經啓動，但要完成這些工作還需要數年時間。

2037年，歐盟對中南半島國家的太陽能電池板和原材料的依賴程度也太深。其他地區強國如海灣國家、智利和快速工業化的肯尼亞，雖然官方表示保持中立，但它們對金磚國家的同情早已超過了對歐盟的同情。

2040年，挪威新建的CCS設施和重新利用的馬格里布-歐洲管道將天然氣中的氫氣輸送到現已建成的氫骨幹網中。歐洲希望利用氫氣來減少對其他能源的依賴，這使得歐洲大陸不得不聽從外部材料和設備供應商的擺佈；這只是轉移了依賴性和地緣政治的複雜性。與此同時，歐洲在沒有失去許多工業的情況下大幅減少了排放。隨着歐洲長期以來對技術、標準和貿易路線的過度管制逐漸瓦解，隨着第一批"藍色"氫氣從北非運抵歐洲，新的地緣政治挑戰和機遇也隨之而來。

（三）“氫帝國主義”

1.更難、更好、更快、更強

2024年COP29會議上，歐盟、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達成協議，要求大多數能源密集型產業在2033年前實現幾乎淨零排放，並認為氫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此舉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氫能經濟的發展。各國政府提出全面支持計劃，為關鍵行業提供財政支持，並建立大規模融資機制以推動氫能的研究和開發。不同的國家根據自身情況選擇發展不同的氫能領域。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在氫能方面的利益正在減弱，而其他國家則通過與不同地區的合作擴大進口來源。到2030年，全球秩序暫時保持穩定，但圍繞專利和進口的競爭焦點仍然存在，地緣政治氣氛仍然緊張。

與此同時，中國大幅增加投資和貸款，將其基礎設施工業綜合體進一步推向中部非洲。這不僅是為了獲得氫氣和關鍵礦產，也是為了擴大其地緣政治力量。歐盟決策者也將非洲作為其氫氣進口戰略的重點，並在整個非洲大陸廣泛拓展能源和氣候夥伴關係。

首先，歐洲希望避開已經緊張的氫氣貨船市場，轉而關注基於管道的貿易。另一方面，歐洲將其與非洲的氫氣渠道視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開創性工具。例如，歐盟保證向毛里塔尼亞和塞內加爾提供優越的承購條件和基礎設施支持，作為交換，這兩個國家將放棄進一步發展其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雖然中國和歐盟在非洲尚未直接交鋒，但雙方都知道，它們對非洲最有利可圖的地點和政府合同的爭奪即將加劇。對大多數非洲國家政府而言，它們歡迎新的投資和出口機會；這些投資和機會提供了穩定的外匯流入，並有助於發展基礎設施和勞動力。

2.氫能的“末日啓示錄”

2030年，摩洛哥的氫氣項目導致社區流離失所，社會衝突升級，引發動亂。摩洛哥一直被視為歐盟氫能雄心的核心，擁有高效率和良好的基線條件，吸引了電解槽、太陽能發電場和管道等工程。大部分工程都在已利用的土地上進行，導致當地定居點、部落和生活方式被遷移。

2030年歐洲公司獲得的新一輪土地出讓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動亂分子佔領建築工地和工人營地，綁架歐洲員工，威脅要破壞管道。這一事件導致歐洲新聞週期的顛覆，歐盟對"非洲氫"的深度介入受到公眾審視。歐盟各國政府擔心切斷非洲氫氣供應會對氫能轉型造成致命打擊，造成經濟影響和降低公眾認可度。因此，歐盟正式請求摩洛哥有權迅速干預並支持摩洛哥為遏制動亂而採取的措施。動亂迅速平息，但為下一個十年埋下伏筆。

歐洲各地的反對派領導人和民間社會成員對歐盟的能源政策提出質疑。歐洲領導人認為必須加倍鞏固現有進口結構，不惜一切代價確保進口結構的安全。歐盟向文官領導的出口國政府施壓，要求允許歐盟軍隊長期駐紮以確保氫基礎設施的安全。歐盟同意向專制者一次性轉移資金，條件是保護氫氣生產和運輸基礎設施。全世界的非政府組織譴責氫氣的軍事化和所謂的“專制氫氣交易”。

這場氫氣供應安全辯論產生了全球影響，並引發了關於正式合作和氫氣行業的監管的討論。在2034年，成立了“氫氣進口國組織”（OHIC），以管理緊張局勢，制定進口關税，規定訪問關鍵資源的規定，並在成員之間分享技術。

OHIC成員利用這一框架來增強其全球影響力。美國、中國和歐盟與氫氣供應國建立了客户國關係，以換取固定價格的穩定氫氣供應。

與此同時，俄羅斯與西方的能源貿易逐漸下滑，轉向了亞洲。在2034年，哈薩克斯坦將重心轉向南亞和東亞，導致日本在西伯利亞建設氫氣生產和出口設施。這一舉措增加了OHIC成員之間的地理多樣性。

到2037年，歐盟的氫氣產能超過60GW，而進口國的氫氣產能約為200 GW。歐洲擴展了其管道網絡，其他國家也增加了氫氣產能和進口。海灣地區因氫氣開發停滯而重新回到國內油氣儲備。

在2040年，氫氣供應集羣形成，全球氫氣貿易進一步加劇。貿易主要在霸權國家和供應國之間進行，中亞的氫氣市場為不同的亞洲經濟體提供服務，俄羅斯進一步與西方隔絕，也無法融入亞洲大陸的氫氣貿易。在全球氣候行動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儘管一些國家增加了碳足跡。

**▍**歐盟氫能發展政策的建議

上述三種情景都假定在遏制碳排放方面取得進展，**但只有“氫能帝國主義”方案中，氣候行動僅通過轉換到氫能實現。****其他兩個情景中，各地區去工業化和碳管理技術也有助於減排。所有情景表明地區對減少有害氣體排放的承諾取決於氫能轉型的最終路徑。**海灣國家可能會根據其對各種技術的開放程度做出選擇。此外，橫向比較表明歐洲作為氣候技術領導者的角色並不必然，需要積極主動的政治行動。

表1評估了氫貿易與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其中沒有一個方案設想向氫的轉變會帶來積極的社會政治發展，反而可能造成或加強國際和國內力量的不平衡。從表1中可見，歐洲氫能發展有着基本的矛盾性質，通過比較每種情景如何影響歐洲氫能政策的可能目標。

表1：不同氫能發展情景的對比

**經濟發展是有可能，但產業轉移的零和遊戲難避免。在這些情景中，歐洲以外地區的大幅增長與歐盟工業的外流並存。**只有“氫能帝國主義”方案暗示經濟雙贏，但出口經濟體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或出口輔助部門。因此，原材料貿易可能對出口國產生負面影響，反映在負面的社會政治發展中。氫能對發展的潛在貢獻並未得到保證，可能產生嚴重影響。

氫能地緣政治的趨勢與資源、技術、權力和世界秩序的相互作用相關。與化石能源相比，氫能源架構將權力轉移到技術、標準、原材料和工業領導力上。氫世界的權力結構將形成複雜的價值鏈和參與者拓撲結構。最終的氫地緣政治可能會產生更對稱的依賴模式，目前的參與者可能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德國和歐盟應該立即採取如下四個戰略性舉措：

**1.承認不同的偏好和認識現實：**認識到非歐洲行為者在全球能源領域的不同偏好和動機。採取前瞻性和風險緩解的方法，擺脱以歐洲為中心的氫氣觀念。避免對潛在氫氣出口國家施加與氣候有關的條件，而採取務實的立場。

**2.推動有針對性的技術和產業：**為氫氣過渡至關重要的產業和技術提供財政支持。優先支持產業向氫氣技術過渡。在分配其他技術支持時考慮氫氣部門的發展和地緣政治因素。

**3.積極管理相互依賴關係：**理解可再生能源和氫氣可能不會消除依賴性，而是改變其形式。多樣化技術、原材料和能源進口，以降低風險。實施間接措施，如發展政策和外交，以增強供應鏈的穩定性。

**4.建立全球氫氣治理：**建立全球氫氣治理機制，以有效分配投資並減輕地緣政治風險。成立一個多邊貿易俱樂部，作為主要進口和出口國的氫氣聯盟。促進產品和合同認證的一致性，以及法規和標準的協調。

綜上，在追求氫氣過渡的過程中，必須承認它對減少重工業的碳排放和抓住獨特機會的必要性。清潔氫氣應成為歐洲能源轉型的核心支柱，與氣候目標保持一致，我們應促進在這一新興領域的監管和技術領導地位。積極參與氫氣的地緣政治至關重要，它可以讓我們實現以上好處，同時解決潛在的衝突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