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願意生孩子的地區是哪裏？_風聞

根據前不久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2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

稍微拉長曆史就會發現，這是近62年來，全國人口首次進入負增長。

低情商表述就是：人口變少了，下降了。

另外，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一篇論文測算，2022年國內總和生育率為1.09（1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數量），在人口過億的大國中屬於最低生育水平。

低情商表述就是：人口很難再反彈上去了。

被人口衰減問題困擾的韓國，曾推出發撫養費、減免税收等政策，只是效果不佳，現在甚至動用了體制的魅力，從2024年1月起，多子女的基層公務員，優先晉升。

郭德綱常説這麼一句話，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為了宏大敍事盲目勸人生孩子，容易遭天打雷劈。

所以，今天我們只聊兩件事：

中國最願意生孩子的地區是哪裏？

大家最願意在哪裏生孩子？

01

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這一宏觀數據，似乎跟我們每一個個體關聯都不大。

可是當我們隨手拿起2x倍放大鏡就能看到這樣的細節，全國31省中已經有20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並且，這20省中，有7省是在去年內實現由正轉負的。

按照這個速度，很快就會有更多省份的人，從買房優惠政策、生育補貼、税收減免等方面感受到人口下降帶來的**“福利”**。

而如果拿起5x倍放大鏡就會發現，負增長趨勢或許比想象中更迅猛。

最典型的表現是，就連河南山東這樣的傳統生育大省，也負增長了。

尤其是全國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在2022年，其自然出生率62年來首次出現負數。注意，這不是自然增長率。

不得不説，作為農業大省的河南，在生娃方面一直很努力，堪稱人口最大的託底省份。長期以來，河南雖然户籍人口超過廣東，但常住人口一直少於廣東，主要是河南省內空間有限出省謀生的人太多，而現在是真的生不出來那麼多了。

或許是由於外部“生源”少了，北京、上海、江蘇這樣教育資源更肥沃、吸娃效應更強烈的地區，在2022年也都罕見地進入了人口減少階段。

目前人口仍有正增長的11省中，東南經濟強省只有廣東、浙江、福建3省入選，其他都是西部相對欠發達的省份。

而當我們拿起10x放大鏡就會發現，廣東、浙江、福建3省的人口正增長也有一定“貓膩”。

明面上看，廣東連續5年蟬聯生育第一大省，還是國內唯一一個連續3年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屬於最能生的省份中更能生的那種，簡直應該刻碑記功。

而按照梁建章、任澤平、黃文政等人口專家發佈的《中國人口流動預測報告2022》，各個城市新增人口中，約一半權重來自外部人口流入。

事實，也的確如此。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廣東外來人口規模達到2962萬，位居全國第一。相當於有1.5個台灣省，或者2個上海的人口流入了廣東。

浙江的流入人口，在規模上雖然不如廣東，但浙江每4個常住人口就有1個來自外省，該省外來人口占比高達25.1%，這一數字在全國遙遙領先。

同樣作為人口流入大省，雖然福建在外來人口規模上不如廣東，在外來人口占比上不如浙江，但福州外來人口占比1/3，廈門更是接近一半，兩大引擎給福建人口增長帶來巨大潛力。

也就是説在當下全國人口減少的背景下，廣東、浙江、福建等省份雖然成績很好，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從其他省份“借”來的。這也就導致，我們很難弄清真正最能生的省份究竟是哪個，自然也就難以明白影響生育的客觀原因是什麼。

關於全國人口進入負增長的原因，當下媒體端流行的解釋是高房價、高育兒成本、高養老成本、高彩禮等等，從主觀情緒方面説，這些都很有道理，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但是，如果上述條件成立，當下浩蕩的人口大潮為什麼持續不斷地從婚育成本相對較低的窮鄉弱省，“遷徙”到婚育成本更高的經濟發達地區？

畢竟，即便是在北上廣深的五環外上車買一套房，付出的成本也遠遠高過農村“天價彩禮”再加小縣城一套房。

退一萬步説，如果房價、育兒、養老等成本都下降，甚至降到零，大家就會哐哐生孩子嗎？

那麼，導致生育降低，以及人口大規模遷徙的客觀因素到底是什麼，更重要的是這種因素是否會被打斷或者逆轉？

02

俗話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論彩禮、房、車的要求是高是低，最終生孩子的都不是這些物品，而是育齡女性。

只有聚焦育齡女性，才能更接近真相。

關於生育，我們可以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出生人口=育齡女性數量（即15-49歲的女性人口）x育齡女性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數量）。

2010年，全國育齡女性約3.8億，到了2020年僅3.2億，10年間下降了15%。

然而，這10年間，全國出生人口從峯值1973萬（2012年數據）下降到1202萬，降幅達到39%。

按理説，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育齡女性的生育率變化曲線都是很平滑的，不會出現整個羣體突然很熱衷生娃，或者突然不想生。那麼，為什麼10年間，育齡女性規模下降15%，而人口降幅卻高達39%？

如此劇烈的下降，只能説明這10年間育齡女性生育率也出現劇烈下滑。

儘管，祭出彩禮、房價、職場不公、性別歧視等等這些容易引發男女對立的原因，都很吸引流量，也容易產生現象級自媒體爆款。但這些都不是生育率下滑、人口下滑的核心原因。

最容易被忽略、也最為關鍵的一個因素，其實是女性受教育水平變了。

按照全球數據，育齡女性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與平均生育子女的數量呈反比。也就是説受教育的時間越高、年限越長，生的孩子數量就越少。

關於計劃生育，我們無力論證其是非，更不想引戰。但是這項政策帶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副作用”：史無前例地提升了廣大女性受教育的機會。

鄭也夫的專著《吾國教育病理》中有一觀點很有道理，在過去普遍多子女時代，每一個家長要合理分配每個家庭的資源，會將教育資源優先於聰明勤奮那個孩子，因為只要培養出一個秀才，整個家庭就能獲得更高社會地位、資源甚至階層躍遷的機會。其他的孩子，只能根據天賦、體力，安排經商或者務農。女孩，從小就培養女紅。從而實現整個家庭穩中求勝。

所以，在過去多子女時代，家庭教育投資不僅存在男女不平等，也存在子女間的不平等。

但是，1982年計劃生育之後，尤其是東北為代表的工業城市，以及鐵飯碗羣體，率先嚴格奉行獨生子女政策，有史以來女性第一次“被動”性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根據2015年普查數據，小學學歷女性從16歲開始生育子女，本科以上學歷女性從26歲開始生育子女。

原因也不難理解，一般來説，小學畢業年齡12歲左右，大學畢業年齡23歲左右。而只要還在接受教育，不論男女都會憧憬於個人價值的實現、都更有理想主義。只有教育終止之後，大家才會將生孩子提上日程。

因此，我們就看到這樣一組數據：

1990年，國內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約為24歲，總和生育率為2.1。

2020年，國內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約為30歲，總和生育率為1.3。

並且，由於受教育的年限不同，職場能力不同，女性對生孩子的俗世意義以及精神價值考量不同，不僅決定了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齡不同，生育的積極性也大不相同：

小學學歷女性生育“熱情”可維持到35歲，本科以上學歷女性30歲後“熱情”就開始消退。

兩類人羣數據差異如此之大，背後還是那個容易被忽視的“教育問題”。

1990年的生育主力，主要出生於計劃生育以前，當時國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3.5%，30歲、35歲職場焦慮症狀也比較輕。大家生得早，生得更久，也就生得多。

而2020年的生育主力，主要出生於計劃生育之後，此時國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54.4%。大家生得晚，年齡焦慮更大，也就生得更少。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近些年受高等教育的人羣中，不論本科還是研究生，女性佔比都已經超過男性。

讓正在接受教育、憧憬於實現自我價值的學齡女性生孩子，顯然是違揹人性的。而讓受過高等教育、正在實現人生價值的高學歷女性多生孩子，顯然也是違揹人性的。

人畢竟不是動物，不是趙忠祥老師在《人與自然》中念一句“春天來了”，那邊小孩就生出來了。

**不願意生育，也是不少女性躲避婚姻的重要原因。**並且，這一原因，任你拿出什麼樣的房子、車子、彩禮，也難以扭轉。

當下，擁有最龐大低學歷人羣的地區，依然是全國最能生育的地區（為了避免地域衝突，隱去地名）。但在我們肉眼可見的有限未來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還會繼續普及。那麼，我們就不可扭轉地從高速生育進入高質量生育階段。

因此，接下來更有價值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城市、省份才能吸引年輕人過去並且留下來。只有年輕人去得了、留得下，才有更多機會生得出。

03

根據《中國人口流動預測報告2022》，全國人口整體呈現從鄉鎮向城市、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城市、從鬆散低線城市向密集都市圈遷徙的趨勢。

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調查，拍一下腦袋就能得出的結論。就這？誰不知道？

事實上，這份報告中還寫下了一個很有深刻的洞見：公共服務對家庭居住地有正向影響，並且隨着居民教育水平提升，公共服務逐漸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之一。

翻譯成白話就是，哪個地區更適合打工，大家就往哪裏去。

適合打工，這四個字説出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首先，當地政府要捨得花錢，做好道路通、給水通、電通、排水通、熱力通、電信通、燃氣通及土地平整等的基礎建設，也就是俗稱的**“七通一平”**。

在此基礎上，當地政府還要有服務意識和經營能力，招商、引資之後，能讓企業留下來做大做強再創輝煌。在企業發育、做大的過程中，在乾淨透明的營商環境中，以合理税收，收回過去的基建投資成本。

如此，企業就能樂業，打工人就能安居。

事實上，一本正經走完這兩步是很難的。主要難在誘惑太大。

比如最近熱議的號稱世界500強的“世界銅王”正威集團，不僅“含銅量”極低，即便真的經營銅礦開採加工業務，毛利也只有可憐的2.4%。正威集團就一邊在合作地封官許願，一邊圈地搞房地產。

按理説，搞房地產、建產業園也沒錯，GDP增長得很好看，“七通一平”做得是又通又平。但是，如果只是盲目建場子蓋樓，只是在投資階段刷新GDP數字，後期卻無法生產運營產生收益覆蓋建設成本，按照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趙燕菁的説法，遲早會陷入“龐氏騙局”。

這就是説，某一地區如果GDP高速增長主要依賴基礎建設投資、大力度招商引資，短期內可以吸引人過去，但未必能把人留下來。

因此，《中國人口流動預測報告2022》雖然提出了深刻的洞見，不過，也的確存在一個明顯的“瑕疵”——

不知道是出於不得罪人或是方便過審的原因，該報告得出一個帶有“和稀泥”意味的結論：

“各地級市的公共預算支出佔比與 GDP 佔比相關性高，相關係數為 0.92，即經濟越發達地區公共服務質量也越高。”

的確，GDP越高的地區，越有能力修橋鋪路。但是，並不意味着GDP高的地區，其營商環境就好，更不意味着該地區的經營能力就強能留得住人。

在此，再次“白嫖”一下趙燕菁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其“過去40年是土地金融，未來4年才是土地財政”主題演講中，曾做了明確解釋。

“下面我舉一個例子，用2015年的税收和GDP兩種標準來對比瀋陽、東莞、泉州、福州、廈門這五個城市。按照傳統GDP的標準，城市排序應當是東莞、泉州、福州。比如瀋陽GDP為7280 億元，比廈門（3565 億元）高出一倍，等也遠高於廈門。”

“但如果用2.0的標準，城市的排序一下子就反過來了，廈門税收是495億，躍居五個城市的第一位，比瀋陽的492億還高一點，然後是瀋陽、東莞、福州，最後是泉州。像東莞幹了6000多億的GDP才掙了400億，乾的多有什麼用？如果選擇城市，當然不能按照GDP選擇瀋陽，而是要按照税收，選擇廈門。”

各個城市就像是一家家公司，選擇城市，就像進入一家大公司。

一家公司能吸引人留下來的不是這家公司的設備投資了多少錢，而是這家公司業務增長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如何。體現在城市上，就是該城市既要GDP增長，税收收入也要高。

並且，這一法則未來將發揮越來越大的效力。因為，單論“七通一平”這一步，按照我們當下的城鎮化進展，已經做得很到位了，甚至過剩了。

如趙燕菁教授所説：

“中國改革開放時的建成區面積是7000平方公里，2015年是10萬平方公里。假設2015年不再建設新城，****也足以容納77%的中國人口（接近美國城市化率）。如果跟蹤建成區面積，就會發現投資需求其實已經完成了，城市的房子全建好了，等着人進去住，道路、地鐵等基礎設施都修好了，該花錢的投資已經沒了。”

這也就是説，各個地方應該認識到，也遲早會認識到，靠基建投資帶來的高速增長已經基本結束了，尤其是當下絕對人口減少的背景下，矇眼狂奔的條件，更加不成立了。不論各地方願意不願意承認，只有通過產業運營實現高質量增長才能吸引人、留住人了。

有些話，我是沒把握去説的，還得借趙燕菁教授的口來説：

“所以我估計，下一個40年會有大量的城市停止增長，甚至走向衰落，這和當年大量的手機廠、汽車廠被淘汰是一樣的。最後只會剩下幾家最有競爭力的超級城市。”

簡而言之，通過刷數據封官許願，這條路也越來越難走了。

尾聲

不論對於怎樣的家庭，生孩子都是一生中至關重要的大事。

近些年，初次生育年齡不斷延後、生育率下降，固然有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經濟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響。除此外，個人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也是重要原因。

不論是河南、四川，還是東北、西北，無數人順着微弱信號，流向廣東、浙江，逐水草而居。並非是這些地區的人，熱愛以身為尺丈量未知土地。大家只想努力活得更好。

大家拼命追趕，只想趁着宏觀之潮未退之時，謀求一片陽光下的土地。

因此，各地方與其費力不討好地強行刺激生育，不如花費更多功夫在產業經營上，讓那些熱情依然高漲的年輕人，活得更有尊嚴。只要留得住人，即便不能成為超級城市，也不至於被時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