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范冰冰主演的電影《綠夜》？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綠夜》是一部在“野心”上非常矛盾的作品。從議題出發，它顯得野心十足，但在表達構建上看，卻又是截然相反的呈現效果。

它的主角來自中國和韓國，擁有社會邊緣人的屬性，中國人更是在韓國花錢賣身換婚姻簽證的“準黑户”，同時其邊緣人狀態又各自來源於男性的支配。如此豐富的設定，本可以延伸出很多議題，如外國底層人在韓國的生活境遇，引出韓國對“無論國籍之底層人”的同樣壓迫，在二人的共鳴中產生社會批判性，也可以將生活困境作為二人需要勇氣去突破的邊緣人命運，還可以結合男性支配而引出獨立自主的女性主義，更可以將突破外部困境轉而內化成精神層面的自我束縛，打破同性之愛的壁壘。

事實上，電影試圖輻射到上述很多層面。它給出了不錯的框架設計，范冰冰和韓國女孩各自被困在某一侷限性的生活中，前者是假結婚來到的首爾，後者則是運送毒品的煙台，她們都必須前往或留在當地。這引出了男性對她們的支配，范冰冰拿不出3500萬去買回自由身，女孩則聽命於男友。這種困境在展開後進一步包括了更豐富的“男性支配生活”內容，在洗澡一場戲中，女孩自述差點死亡與“被要求聽父親話”的記憶，范冰冰則露出了被假丈夫毆打的傷痕，二人隨即產生了首次的曖昧接觸，女孩撫平傷疤，建立了突破男性在情愛層面支配的女女戀關係--這本身就基於底層人與被男性之類的共感，突破了男性導致的生活困局而得到安慰，而它具有的突破思維侷限性則在另一個層面帶來了”困境”的突破，是女性在情愛方面的自我解放。

但是，本片試圖包含進多層面的“女性突破”，具體落實上卻過於簡單，只是在不停給出概念化的信息。對男性支配，電影在開頭即安排了次長在范冰冰主觀視角下對安檢二人的“插足”，他命令范冰冰放行，並最後讓其繼續工作，暗裏是讓女孩去送貨，將她們各自安放在了局限性的地區。隨後，他的女孩幫兇身份揭曉，帶人來抓范冰冰和女孩，再次出現在范冰冰的主觀視角里，強化了他對二人的支配與壓迫。然而，這條線沒有繼續展開，次長在給出壓迫後就此消失。同樣的處理還出現在了魚場毒販的身上，他只登場一次，對二人喊打喊殺，給出壓迫信息後消失，而下屬女人則同樣機械，留下一句“她欠我的命加倍了”就此下線。

電影只是用非常單薄的方式呈現各人物的承載概念，男性即是狀態上的壓制，女性則是暗語一樣的“不是第一次幫助女孩”來表明女性互助，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展開。這甚至發展到了范冰冰和女孩在各自人生境遇之難的正面表現上，洗澡一場戲裏，她們幾乎全靠自白和傷疤來共感，無疑過於蒼白乏味了。

電影將有限的手法設計放在了二人的關係變化上。女孩擁有綠色的煙花紋身，第一次見面的“砰”驚醒了麻木於“此間首爾機場”（困境）的范冰冰，隨後自己決定不去煙台，脱離男友和次長的支配與既定地區，她也許諾給范冰冰報酬去贖身。她們有着男性伴侶，都不停打電話，女孩選擇不接，范冰冰則在多次掛斷後還是接起，而其契機則是女孩在“向不要貨的男毒販證明自己”吸毒昏迷後，意味着二人對男性反抗的同時暫失敗。

女孩的伴侶強勢罵人，范冰冰的丈夫則似乎温和弱勢，實際上卻同樣是強權，在兩個極端上建立兩個女性壓迫來源中非男性個體的性別羣體屬性。但是，即使如此重要的男性角色，同樣也只是缺乏自身表現空間的“狀態輸出”，或依靠微信裏的態度，或是當面的低三下四，他們與女性更確切的交互經歷部分是缺席的。女孩的男性關聯者只在第一部分存在，而范冰冰的丈夫與她擁有更落地的現實關係，本可以更容易地讓觀眾理解范冰冰的所處境遇，卻同樣早早下線，只給出了“壓迫女性與被反擊”的作用，先是強暴，然後被打死。至於二人的確切關係狀態，他壓迫范冰冰的方式，則只停留在了口頭的幾句關於基督教的台詞上，“我找神父給你換個工作，神父會寬恕一切人”，並被范冰冰抗拒。

事實上，丈夫的台詞似乎非常引發觀眾對人物境遇的聯想。“寬恕”可以是“范冰冰曾經的逃走”，“范冰冰偷來韓國”，也可以是丈夫對自己暴力控制和心理壓迫的自我開解，由此輻射到不同的議題層面，但電影卻在此處不做展開，只是將在韓國普及極廣的基督教當做了既有社會的主導性存在，而它的服務對象則是男性，從神父到獲得“留下妻子”與“開解自我”的丈夫。

對於二人的關係變化，影片投入了較大的心力。機場外女孩光腳，這引出了下一幕的“范冰冰自家”，走出房間去要水的范冰冰穿着露腳的拖鞋，同樣的兩幕中，機場開頭范冰冰視線裏的女孩被前景的人羣不時遮擋，自家裏范冰冰蹲在廁所門後看女孩，女孩的臉在花玻璃下先是被遮擋模糊，隨後門被打開，這一幕也接到了洗澡的段落，從“沒水”到“洗澡有水”，從“打開門後的威脅”到“打開浴簾後的撫摸傷疤”，一步步推動着二人的關係親密過程。到了高潮部分，便是女孩對范冰冰的關鍵推動，後者看着手回想起剛才洗澡時被撫摸的感覺，尚且猶豫不決，這可以來自於同性愛的思想障礙、自己婚姻的現實侷限，同歸於對“男性存在”的顧慮過度。丈夫的強暴印證了這一點，並由女孩通過殺人予以解除，范冰冰自己也終於動手。

值得注意的是，她們的最終共感恰恰是突破的不可能，在後半部中體現尤為明顯。在激情殺人之後，范冰冰重新回到了“既有社會規則”的思維之中，她要女孩下車，“被抓也是我一個人”。這句話是為了女孩着想，更重要的則是對“犯法擺脱男性控制”行為進行法律規則下的判斷與回應，等同於回到了曾經一度擺脱的環境之中。在范冰冰獨自騎車並再次回心轉意時，這一點得到了延伸的發展：環繞她的是無處不在的十字架與基督教會，這讓她意識到既有社會環境的“壓迫女性，服務男性“，在最後看到十字架與播放教義的喇叭倒塌，靜默的聲音否定了其“救贖一切人”的偉大，擁有的只是區分性別的服務，因此才會掉頭返回，因為與女孩的“反抗既有社會”才是唯一的出路。

同樣地，二人在保齡球館裏重逢，契機是范冰冰對自己與女孩交流的回想，隨後二人用打破國別障礙---混用語言的升級---的通用手語進行交流，突破障礙而擁有了女性之間的“心靈”交流，而另一邊的男性則是反襯與壓迫者，一組男同情侶吵架分手，男店員則反覆讓女孩脱鞋，強調着“不能穿鞋上”的既定規則---男性制定規則，自身無法踐行同性愛，女性突破規則，踐行極端底層與被壓迫之共性下的同性愛。

在這裏，女孩的鞋是范冰冰給她的第一份善意，命令脱下則是對此温情紐帶的壓制。這也引出了女性突破的不完美，范冰冰給女孩擦拭着鞋，抹去上面的血漬，這暗示了鞋抹除“犯罪”這一既有規則後迴歸“獨屬於二人的愛意載體”，將犯罪的成分從殺人中去除，只剩下無關於暴力血腥和被捕入獄的情感。但是，她們卻始終處於綠色的反向顏色紅色之中，擦鞋的曖昧更是被闖進來的男人打斷。早在女孩吸毒昏迷而范冰冰去找丈夫後，鏡頭就掃過了窗外紅色的十字架，它與女孩煙花的綠色相反，暗示着基督教足以構成主流社會環境的無處不在。她們想擺脱這個環境，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除非二人完全不生活在這裏。

事實上，她們擺脱支配的目標正是靠着一種極端的方式進行。為了獲得各自的自由身，她們需要自己完成非法毒品買賣，毒品便意味着她們夢想的虛幻，只能停留在吸毒後的感官世界裏，現實中則是女孩吸毒後的昏迷。而殺人同樣是極端的方式。一直到後半部中，她們從男人的身上得到了金錢和房卡，在房間中身穿着最女性化的衣服逐漸共舞起來，似乎脱離了男性掌控的外部環境而獨立封閉，但起源還是對男性所有物的“擅用”，是另一種犯罪，以及男性的無意識依賴。范冰冰一開始開了衞生間的綠燈，隨後卻關掉讓房間回到了接近紅色的日常黃之中，便是她們無法走入綠夜的暗示。從二人關係的根本上説，她們的同性愛以“突破困境”為共感起點，實際上卻落到了對此的無望之上，甚至從一開始就有此暗中感知，最終也只能擁有彼此的寬慰而已。

到了最後的半小時，影片需要將“無法脱離困境”的主題進行升級，文本內容極度匱乏、技法過度集中在人物關係與狀態的“氾濫”的問題也愈發顯著，且由於輻射面太廣，導致了無法讓人物合理落地的問題。范冰冰依舊困在多層面的困境之中，既有對既定生活的保守，也有對傳統道德與性向觀的拘泥，更有對現存法律的糾纏，這共同組成了她對“突破一切”之未知的恐懼。在這裏，影片強化了“犯罪”的概念，將它作為人物現有困境的集合點，它對應了主流社會的法律規則，也引導着人們的傳統道德觀念，而當范冰冰的丈夫熟知真相的情況下，更是會在她涉及其中時基於上述兩點而產生對既有“安全”人生的牽絆，難以脱離“我會寬恕你”而不告發的丈夫。因此，在范冰冰回到家中且毒品時，她看到與綠色相反的紅色血液，隨即選擇幫助未死的丈夫，而不是斬盡殺絕，便具備了多重的意義：恐懼於自己的犯罪經歷被活着的丈夫曝光，又因對法律規則和道德的牽絆而無法繼續進行新的犯罪，甚至有了對傳統婚戀觀的皈依，這既包含了個人生活、精神內心，也涵蓋了社會環境。范冰冰始終是被動的存在，她之前對丈夫的突破便來自於女孩的出手，而這一次也是同樣，女孩將丈夫推下樓，但范冰冰卻沒有恢復哪怕暫時的主動，雖然帶着女孩逃走，但旋即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之中。

事實上，在范冰冰與女孩觀看公寓爆炸案的新聞時，犯罪的多重寓意已經得到了體現。鏡頭對準了女孩的媽媽，她是范冰冰口中“殺夫的罪犯”，而女孩則是“即將在警察勸慰下告發媽媽”的存在，前者是以犯罪突破男性控制的主動女性，後者則是歸順於現行法律與道德，被代表外部社會的“統治機關”警察所引導的歸順女性。夫妻家庭，個人生活，對既有一切的依附，通過“犯罪”這一極端手段才能衝破的無奈，以及最後的被迫“迴歸傳統”接受其制裁。而在范冰冰的自白式台詞之下，這些都變成了她的個人經歷，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丈夫所説“我和主教會寬恕你”的由來，以及她對丈夫無法完全脱離的多重困境因素。電影甚至讓她罕見地全程使用中文，作為她交代“被困在韓國之前的中國經歷記憶“的強調。這同樣對應了女孩，她想要逆反男友，同樣需要用擺脱對方控制而自己販毒的犯罪。

因此，二人的靠近源於對“犯罪”輻射出複雜困境的共感，並由此引出對“婚戀觀”的同性突破，而分手也就是相反的含義。在最後的部分中，電影依然將技法投到了關係和狀態的呈現之上。范冰冰看到紅色的血，便放棄了綠頭髮的女孩，放下通過犯罪可獲得自由的毒品片，拿起藥片餵給了遮掩自己犯罪為要挾的丈夫，在酒店和女孩共舞時點煙共吸，在散夥飯上只能獨自抽煙，與女孩逃亡時一起吃飯，散夥飯上點了料理卻沒能共餐。而在這個階段裏，導演甚至新加入了一個“狗”的元素，女孩説自己想變成狗，隨後在酒店與散夥飯上兩次愛撫范冰冰的頭，就像對着小狗，在散夥飯上更是一度喂一隻狗吃飯，最終卻説“沒有吃的了”離席而去，與“另一隻小狗”范冰冰也同樣是愛憐後無奈離開。由於概念表達上的共感，她明白范冰冰無法脱離困境的狀態，因此也沒有責怪，事實上她自己同樣無從選擇，只有回到男友的“既定環境”之中，接受死亡的結局。

范冰冰沒有死亡，但她的結局也沒有區別。她一度看到上天的賜予，丈夫死於心臟病，掩蓋了她的犯罪事實，可以安全地脱離困境。但是，她並沒有真正擺脱對法律語境下“犯罪”的恐懼，也就對“突破丈夫”一事沒有堅定的信念，實質上沒有擺脱任何東西。在之前的機場，她已經迴歸了第一場戲裏的既有生活，傷疤從創可貼遮掩變成了裸露在外，象徵着不堪已經揭曉，她卻依然沒有勇氣離開。而在第一視角中，她看到了協助販毒的次長，運輸毒品的男性，以及告知丈夫死訊的男警察，“犯罪組織”和“警察機構”作為兩極化的強力集團出現，同樣擁有男性的身份，在多重意義上對她進行壓制，而她期待的女孩卻並沒有出現。隨後，警察也變成了販毒的一員，暗示她“已經都處理好了”，假意勸慰的樣子與機場拍肩膀的毒販如出一轍。她依然處在對男性與其主導社會的多重困境之中，當她看到空無一人的丈夫家時，其內依然閃着紅色的聖誕樹燈光，而綠色的染髮劑則被扔在地上。她們“擺脱現有”的犯罪，最終會被男性組成的現有犯罪所吞沒，從手段上消除努力的希望。

在電影的結尾，范冰冰做出瞭如女孩一樣明知徒勞的掙扎。她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擺脱販毒組織的控制，染上了綠色頭髮，開着曾經二人一起奔向“賣貨後獨立”的摩托車，去到了中國元素充斥的毒品組織地區，意味着她對自己的“既定環境”首爾的脱離。面對女孩男友，手語與保齡球打火機這樣的愛意載體變成了男人的“女孩死亡象徵”，鞋子則被扔在一邊，她只能做出反抗，曾經對準女孩的點火轉到了男人身上，從“歸順男性敵對女性”轉向，而她的綠色頭髮更讓這種反抗成為了二人合力的行為。她第一次變得主動，反過來引導迴歸男友身邊並接受死亡的“被動”女孩，反抗她即將被同樣賦予的運毒任務。但是，愛意載體已經被逐一推翻，她的綠髮被吞沒在紅色的光線中，男人身上與女孩同款式的煙花更是變成了紅色。最關鍵的是，她與女孩實現了擁抱關係之中的多重意義“突破”，卻只能與對方疑似轉生的小狗，她為它解開了困境的鎖鏈，我們卻不知道這是真的轉生，或只是一廂情願。作為落點，她騎着摩托車鬆開車把，説着“不要害怕”，身後卻響起了警車的笛聲，真正的綠色煙花是不存在的，在其爆炸的瞬間鏡頭已黑。

顯然，即使她努力做出突破，最終還是會回到既有一切的控制與審判之中，這並不以她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就像女孩始終主動，到了最後卻變得無路可走，此前她能夠做出的也不過是販毒和幫助殺人，遲早會被警察抓獲，而非極端且自毀式的方法則難以找到。這也是女孩與她共感並理解她選擇的原因。

如上所述，在最後一部分中，“文本蒼白”與“單一技法氾濫”的問題依然存在，並隨着主題載體向多重意義“犯罪”的升級而產生更多問題。首先當然還是個人背景的急劇缺失，范冰冰的犯罪過往對其現在的多重困境與無從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女孩在同等感受下的個人表意、二人共情、理解對方，對推進的影響也同樣不可忽視。因為犯罪元素承載瞭如此之多的層面，主要人物是如何經歷並感受它，又是如何受其影響的，就變成了影片的關鍵，人物關係的變化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充實其變化象徵的困境突破與否。然而，它甚至只存在於范冰冰與女孩各自一次的自言自語，且是難以完整呈現全貌的碎片，完全依賴觀眾的自行補充。

同時，“犯罪”對應着傳統道德的精神困境與既有法律的外部控制，而可持續犯罪的主導則是男性，其作為女性唯一可行手段的極端與不可持續性引出了她們突破無力的悲劇性。因此，電影必須給予人物充分的犯罪合理性，不僅僅是動機，更需要建立觀眾對其無奈的感受，從而淡化它本身的非正向感，否則人物的犯罪至少也會顯得突兀而刻意，就像女孩對丈夫的下手一樣，甚至有點“作死”，便消解了其應有的悲劇色彩。

電影也做了一些安排，它將警察的黑化引入，讓女性的犯罪與男性執法者的墮落形成對立，如此一來就更突出了男性犯罪的“聚集既有社會一切力量”感，讓女性在警匪一體的強大之下無力，犯罪也就柔化了。同時，這也將常規觀念下原本正確的法律進行了矮化處理，與之對立的女性犯罪則自然地變成了“正確”。但是，這實際上都是杯水車薪，最可行的方案永遠是對人物本身的細化塑造，展開講述她們的經歷，建立觀眾對遭遇的共情，自然而然地也就完成了對女性犯罪“合理化”的接收方式。將警察的黑化引入，沒有起到多大效果，人物圍繞犯罪的困局與行為邏輯依然顯得“大概念而不紮實”，能理解但無感受，反而有了一些負面作用，讓原本就沒有餘地交代清楚的犯罪線索變得更加凌亂起來。

電影的體量很小，聚焦在二人關係上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它能夠、也確實試圖輻射如此多面的議題，最終卻只能靠二人的關係而對各議題做一個生硬的表態，情感本身沒有相應具體困境內容做支撐，便完全依賴到了演員的表演，其他方式則比較匱乏，比如二人各自交叉使用兩國語言來表現“對各自侷限性地區代表之困境的突破，抵達對方區域”就失之於刻意。

作為一部被看作“拙劣的婁燁與李玉電影模仿者”的作品，本片的鏡頭使用相對下了心思。但它也只是停留在了只有外表卻欠目的的程度。它給到了兩個中國導演標誌性的手持跟隨鏡頭，景觀與飛馳路面的空鏡頭，卻往往都像范冰冰迴歸既有生活時的劇烈晃動一樣，只是為了表現她對突破困局與否的搖擺，對眼前生活環境與“摩托飛馳奔向新生活”歸屬感的同等虛無（環境空間裏無人，摩托車則同樣沒有出現），且沒有擴展出的更多樣運用。

此外，鏡頭還會不加剋制地氾濫式輸出情緒，如范冰冰被丈夫強暴時，鏡頭始終對準她的掙扎與無果，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調低了聲音來強調她的身心窒息感，而二人在控制與被控制的過往關係卻幾乎空白，壓迫者丈夫只交代了一句意味不明的“你以為我會原諒你嗎”。這讓鏡頭的濃重情緒沒有支撐，就顯得“氾濫”化了。

而鏡頭長時間圍繞在某一演員的較長拍攝方法，無疑是在用演員的持續性表演來試圖做出情緒，豐富內容與技法層面缺乏支撐的問題，讓演員自己的表情和狀態增加其乾癟台詞在“交代簡略信息”之外的生動性，緩解其蒼白程度。最典型的一幕便是范冰冰被黑警威脅後的高潮段落，她吃下了警察給的對應毒品糖片的口香糖，意味着對其的被迫歸順，“毒品“不再是她與女孩自行販賣的擁有物，而重新變回了男性給予的東西。

在前後兩個部分中，鏡頭長時間地對準了范冰冰的特寫，第一次是她聽到丈夫意外死亡，卻依舊顧慮自己的犯罪，説偽證時極不自信，意味着她對“既有”的主觀自限，引出了後面的高潮，第二次則是順從吃下口香糖後的痛哭與被噎到的“被男性控制所傷害”。在缺失背景與內心交代，販毒線索更是幾乎空白的情況下，導演只能依靠複雜的多情緒表演來努力詮釋人物內心，也安排了“被口香糖噎到後瀕死掙扎”的極端化橋段，為表演效果提供便利。但是，大量堆疊的表演使用方法無疑是是“氾濫”的，脱離文本豐富度的過高期待也不切實際。在這樣單薄的文本中，演員沒有足夠的內心建設基礎，實際上也很難發揮，范冰冰更多是依靠外形與氣質的破碎感，韓國演員則接近於演員練習生的模式化韓派表演方式，其角色設置與“放大”演法都是韓國影視的一個主要方向。

作為對比的是，在李玉的《蘋果》中，范冰冰就面臨了相似的傳統婚戀與道德困局，而在其完全現實主義風格的敍事鋪陳之下，角色的心理狀態完全可信，最後拋棄兩個丈夫而攜子私奔的選擇也就有力地表現了主題。相比起來，《綠夜》試圖輻射更多，卻由於體量有限與表意系統捏合設計不夠精妙高效的主客觀問題，最終變成了一部主打人物關係的“懸浮作品”，未免顯得有些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