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血逼捐入學”事件, 炸出一對更強烈的反差｜文化縱橫_風聞

周新成 |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導讀】近期，浙江某縣一學校公告稱“外地户籍人員可通過獻血或捐款換取子女入學積分”，引發關注。有人評論：積分制的本意，是提供普惠的制度化路徑，但“繁複”的設計卻可能破壞公平，引發新一輪社會分化。近年來，城市將新市民享有的住房、醫療、社會福利等納入積分制管理已成趨勢，隨遷子女教育更是重點項目。在反思積分政策時，需要追問的是：順利入學是否實現了教育融合？是否緩解了社會分化？

基於實地調研，作者指出，珠三角、長三角兩地隨遷子女教育融合狀況差異顯著。在珠三角一小學，近五分之三憑積分入學的外來隨遷學生與本地孩子混班就讀，學校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相較而言，長三角一小學單獨設班招收隨遷子女，教師將學生家庭區分為三類：重視子女教育，注重精細化培養的本地人；經濟上支持子女教育，但無暇陪伴和教育子女的新市民；以及是“讀書的料”才多投入的外來務工家庭。

本文指出，隨遷兒童面臨的教育觀念與行為的分化，本地人與外地人的教育區隔，背後是社會分化與階層區隔。制度造成的區隔與不平等可以通過制度的變革逐步減小或消除，結構性的區隔卻難以通過個體的能動性與制度的改革被撼動。而後者是真正需要思索解決的根本問題。

本文轉自“行業研習”，原題為《隨遷子女教育融合，珠三角為什麼比長三角做得好？》，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隨遷子女教育融合，

珠三角為什麼比長三角做得好？

2022年11月、2023年7月，筆者分別在長三角某副省級城市城郊街道Y街道、珠三角廣州市南沙區L鎮城郊村L村開展村治調研，在兩地都關注了當地隨遷子女教育議題，進行了專門的調研訪談。Y街道與L鎮聚集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口，其中，很多外來人口子女在兩地隨遷讀書。調研發現，同是東部發達城市城郊地帶，兩地隨遷子女面對的教育生態卻有着十分有趣的差異，在Y街道，未在本地買房的外來務工集中在街道中心小學下屬的Y校區就讀——該校區原為民辦學校，近年來民轉公，成為街道中心小學的一個校區，主要招收在本地無房無户的外來人口子女，是包含附近幾個街道的片區範圍內僅剩的幾所招收隨遷子女的學校之一了。在L鎮，隨遷子女則按出租房所在地就近積分入學、與本地學生混班就讀。在兩地的調研我發現兩地外來人口隨遷子女小學就讀方方面面的情況都有比較大的差異，這引發了我進一步思考其**差異的核心是什麼？背後又凸顯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進程中什麼樣的核心問題？**基於兩地的比較，我嘗試進行分析。

(近期引發關注的“獻血或捐款積分入學”事件截圖)

**▍**發達區域城郊地帶教育生態差異

在珠三角廣州南沙區某鎮城郊村L村調研，隨着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當地湧入大量外來務工人口，隨遷子女數量也不斷增加。在L村小學，目前有900多為學生，其中，通過積分入學政策入學的外來學生佔五分之三左右。**本地小學隨遷子女與本地孩子採取混班制的就讀方式，訪談中，無論是外地人還是本地人，都認為學校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不存在心態與制度上的區別對待。**許多本地受訪者指出，在班級中外地孩子一般學習更加努力，成績更好，他們認為這很正常，外地人更加重視教育，子女成績好很正常。本地父母並不會因此而產生教育競爭的焦慮感。在訪談中，L小學副校長也和我們説：

L小學去年招收130名積分入學學生，這些學生大多都在本地讀的幼兒園，與本地學生同在一個社會環境成長，沒有什麼差別。**本地人外地人混班，課外活動也是一起。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文化不會產生區隔，他們在這裏出生、讀幼兒園，受到本地文化的薰陶，對老家的文化還更加陌生。**都不感覺那些外地人是外地學生了，老師都沒有本地、外地學生的意識和感覺了。反倒是外地父母更加重視子女教育，而本地家庭普遍比較富裕一些，對子女教育方面有時候就沒那麼下功夫。外來人經濟條件比較緊張，在市場體系中的切身經歷，使得他們希望讓孩子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對孩子管理、教育比較嚴格，對小孩的興趣的培養更加強一點。外省的教育氛圍、學習氛圍比較濃，對學習抓得比較緊，他們成績比本地學生好很正常，人家更努力，是應該的。

**這與筆者在長三角某城市Y街道的調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近年來，該城市加大教育財政投入，將招收隨遷子女的民工子弟學校“民轉公”，由財政統一負擔辦學經費。**在該城市Y街道，中心小學新校區建成後，老校區轉交民轉公學校使用。該民轉公學校成為中心小學的一個校區，由中心小學下派校長統籌管理,主要招收在本街道無房無户的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政策調整之初，區教育局與街道也曾考慮過將所有學生都安置到新校區，並做出了相應的嘗試，但設置了單獨的班級，老師們都將試驗的兩個年級的兩個班稱為Y班，以示與中心校區本部班級的區別。不過，**Y街道在試驗兩個年級之後又取消了合校的規劃。這其中有一個原因是，****這一政策的出台引發了一些在本地買房落户的新*市人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花了那麼大的代價子女才有資格到中心小學讀書，憑什麼現在又調整政策，**因此，部分家長在政府網站進行了投訴。

目前，Y校區的校長彭校長原為街道中心小學老師，作為本地人，在郊區城鎮化過程中成為城市中上階層。訪談中，彭校長將學生家庭區分為三類，本地人、新*市人、外來務工家庭，問及關於本地學生、新*市人以及隨遷子女之間的差別時，彭校長認為，本地家長都比較重視子女教育，在城鎮化過程中本地家庭通過拆遷獲得了多套房產後，許多家庭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都會去教育資源更為豐富的主城區再購置房產。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加註重精細化培養，也更注重家校之間的協作。而能夠在本地購房落户的“新*市人”大多是做個體生意的，雖然在經濟上能夠為子女教育提供支持，但因為忙於工作往往缺少對子女的陪伴與教育。訪談Y街道中學副校長時，她也證實了彭校長的看法，在這位副校長看來，新*市人，雖然在本地買了房，但資產並不多，收入也相對不是很高，大多都比較忙，不少家長無暇管孩子，有的家長也管不住孩子。而本地人的孩子小學畢業後，一半學生會流向城區優質學校。副校長認為，這使得Y中學生源質量越來越差，教學質量也相應變差。

在彭校長看來，相比於本地家長及新*市人，許多外來務工人員一方面在觀念上不重視子女教育。另一方面，他們也確實無法兼顧工作與子女教育，收入難以負擔子女的課外培訓等支出。不僅如此，許多外來務工家庭為多子女家庭，年齡較大的孩子放學後還要回家照顧年齡較小的孩子，有些孩子還需要從事家庭生產與家務勞動。在彭校長這樣的本地人看來，這是家長“不負責任”、不重視子女教育的表現。在他看來，許多外來務工家庭仍然秉持着“讀書的料”的教育倫理，如果孩子是“讀書的料”，這些家庭會在教育上做出更多的投入，包括努力在務工地購房落户。如果孩子沒有學習的天賦，家長則不太重視子女的教育。

**我們學校的學生實際上並不笨，但讀書狀態感覺和70後這代人差不多。**學生中“阿白”也就一兩個，但其他的都比較野，家裏不管，也不上培訓班。在我們學校老師不要想着打卡什麼的，老師要當家長不存在，成績表也不要期望父母簽字。放學一定要讓他們回家，因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很少來接孩子，特別是五、六年級基本沒有家長沒人來接孩子，他們需要自己回家，所以一定要準時回家，不然家長會擔心。**這些外來務工家庭還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只有確實是“讀書的料”父母才願意拼命供他們讀書。**許多孩子回家要幫忙幹活、照顧弟弟妹妹。也有成績很好的學生，來的時候底子還可以，但是家庭經濟條件支撐不了，輸在起跑線上沒辦法。

言談間，彭校長以及其他受訪老師並不認可這些外來務工家庭的教育觀念與教育行為。在教學過程校方也相應降低了對於該校區學生的成績要求，考核上只要求該校區學生平均成績與中心校區學生保持一定的差距即可。例如，一條教師獎勵機制規定，若Y校區學生考試平均成績和中心小學相比，差距在一分範圍內，任課老師獎勵800元，若平均分相等，獎勵1600元，若考的比他們還好，獎勵2400元。然而，絕大多數時候，Y校區學生成績只能努力保持在和中心小學一定的範圍內。Y中學副校長在訪談中也認為，隨遷子女和本地學生差異比較大，班主任、老師都很怕隨遷子女。許多外來務工家長不管孩子，很多外來務工家庭在這裏租房子，家裏連一張做作業的桌子都沒有。一些學生家庭經濟條件差、學習環境差，成績自然也就比較差。

**▍**社會階層分化與教育區隔

為何在中國東部沿海最發達的兩個地區，隨遷兒童面臨的教育生態具有如此之大的差異？為什麼在珠三角城郊地帶，本地人與外地人在子女教育觀念及行為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乃至教育區隔？為什麼外來務工家庭及隨遷子女可以與本地社會相融合？但在長三角卻出現了相反的教育生態？所謂****教育觀念與行為的分化以及本地人與外地人的教育區隔，背後的核心是社會分化與階層區隔的發展程度。

珠三角地區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路徑、土地制度實踐與村莊集體社會為本地人創造了集體經濟分紅與房屋出租收益，一方面使得本地村莊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沒有被瓦解，本地人之間的社會分化不大。在當地，大多數本地家庭的收入都分為三類：集體經濟分紅、房屋出租收益與務工收入。對於絕大多數家庭而言，集體經濟分紅、房屋出租收益差異不大，且佔家庭總收入一定的比例，成為一種集體福利保障。宗族文化結構與集體福利保障使得當地人生活較為舒適，充足的市場就業機會使得本地人不用面臨過於激烈的市場競爭，同時也使得本地人就業類型與收入較為同質化。因而本地家庭社會分化不大，對未來預期較為穩定，因而在子女教育方面沒有特別強的教育競爭焦慮，不會進行過多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本地的集體經濟收入絕大部分並非來源於產業經營與市場投資，而是來源於物業出租，也就是説，集體經濟收入由外來務工人口貢獻，而房屋出租收益也是有外來人口直接貢獻，本地人與外地人形成了利益共生關係。外地家庭在本地務工收入一般比本地人務工收入高，與本地家庭總收入差異不大。這使得本地人與外地人不會產生階層區隔與社會區隔。

長三角地區則大不相同，在城市化過程中，本地村莊土地被徵收，農民在居住、身份與觀念等層面都逐步市民化，成為城市中產階層，參與到全國勞動力市場競爭體系當中。外來人口則聚集在城中村或老舊校區，大多從事非正規就業，與本地人在生產生活上形成一定的社會區隔，在經濟收入與教育行為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與區隔。這就使得長三角地區隨遷子女所面臨的教育生態與珠三角地區有較大差異。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珠三角城市化較為徹底的中心區域，同樣呈現出與長三角較為相似的教育特徵。這顯示出，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城市中產階層為了子代維持階層地位或實現更近一步的階層先向上流動，就必須提升子代的人力資本，在普職分流等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優質資源的相對稀缺、不均衡供給等因素的影響下，這些中產階層捲入了激烈的教育競爭之中，形成了新的教育倫理，由此也進一步加劇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教育區隔，給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帶來了諸多困境。

珠三角與長三角的區域差異顯示出了在壓縮式現代化變遷過程中我國不同區域在多因素綜合下產生的巨大區域差異。在珠三角，本地村集體及村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享了大量的地租經濟收益。特別是在珠三角早發地帶，村組集體掌握了土地的開發權與經營權，村民因此成為土地食利者，獲得了地租經濟與集體分紅等保障，這使得他們在市場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像長三角村民那樣被快速推入城市化進程當中，完成市民化轉型，也就不用參與到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體系當中。並且，珠三角村莊社會內部社會分化不大，本地村民與外來人口的分層也就不像長三角那樣鮮明。這使得許多本地人在村莊內生活，子女在村小接受教育，沒有產生激烈的教育競爭。當然，由於在珠三角村集體與村民分享了大量的地租經濟收益，這導致政府財政收入與統籌能力相對較差，也導致了珠三角一些城市公共教育財政資源投入不足，整體上來看不能夠滿足外來務工家庭的教育需求，許多隨遷子女只能進入收費較高的民辦學校。但從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社會分化與教育區隔來看，在結果上又呈現出並沒有那麼鮮明的奇妙狀態。

特別是在教育觀念與教育行為方面，從Y街道與L鎮的對比可以清晰看到，長三角城郊地帶的快速城市化使得當地村民進入城市中產階層序列，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帶來了本地人與新*市人以及外來務工家庭之間的教育行為的差異，當本地人用自身的教育觀念來審視外來務工家庭乃至新*市人的教育行為與教育觀念時，許多人會產生與彭校長相類似的觀點與結論。然後，從Y街道與L鎮的區域比較，我們卻可以發現，在Y街道，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新）中產階層很快生成了一種“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新教育倫理，在這種新教育倫理觀點之下，外來務工家庭乃至新*市人的教育行為與教育觀念自然會被視為是非常“落後”的。社會階層的分化使得不同階層的教育觀念產生了差異，教育層面的“區隔”由此被生產出來。

▍城市中產階層的新教育倫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讓較早在城市安居就業的市民分享了相對更多的發展紅利，在城鎮化快速發展大潮下，這一批人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先一批城市中（上）產階層**。中國的這一批城市中產階層有以下幾類特點：**首先，在就業上，兩代人乃至向上幾代人主要從事正規就業，社會保障完善，收入相對較為穩定。其次，在教育上，由於城鄉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與公共資源、公共服務獲得的高度掛鈎，這一羣體更便捷的享受了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教育機會較多，對於教育也更加重視，因而這一羣體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通過教育獲得了較高人力資本，進而大多從事正規就業，在市場化浪潮下獲得了更大優勢。第三，在家庭資源積累上，這一羣體代際資源積累相對豐厚，一方面是由於兩代人乃至向上幾代人收入相對穩定，社會保障完善；另一方面還在於計劃生育等政策的實施，使得城市家庭少子化趨勢發展較快，家庭資源在代際傳遞過程中不會因分配而分散；此外，通過婚姻的階層匹配機制，亦更加有利於資源的代際集聚。而在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積累上，城鎮家庭的資本類型及其特徵與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以及社會發展方向相契合，因而發揮了重要作用。

家庭積累、教育、就業等方面環環相扣，使得這一批城市中產階層隨着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具有優勢地位。不過，要維持並且彰顯這種優勢地位，應對社會流動中的階層競爭，則需要他們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投入，通過教育實現階層的再生產。之所以對於他們而言，教育投入是最重要的方向，不僅是因為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還在於，中國的社會流動速率雖然在逐步降低，但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仍然處於較高的位置，並沒有出現較為明顯的階層固化與區隔的發展趨勢，因此，階層之間的差別並沒有體現在布迪厄等學者所説的“格調”、“品味”的區隔之上。源源不斷的、體面進城的“新市民”給“既得利益者”帶來了極大的競爭壓力，因此，保持優勢地位仍需要這一批人積極參與到同一個賽道——教育競爭——中來。由此我們便看到，在中國，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最多、最為焦慮的羣體便是城市中產家庭。

如尹秋玲（2022）所言，城市中產家庭的教育模式背後是一套新的“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教育倫理，在這種教育倫理下，城市家庭教育模式有以下主要特點：**第一，擇校。**在婚戀、購房、職業等抉擇中，教育資源與學校質量成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第二，學校減負，家庭加壓。**學校不斷強調素質教育，強調要給學生減負，教培市場卻迅速做大，家庭在教育上的經濟投入更大，學生課外學習時間越來越多，學習壓力越來越大。在綜合素質培養上，家長投入也越來越多，力圖讓子女在綜合素質方面全方位發展；**第三，保姆式陪伴，精細化培養，親子關係變化。**傳統社會中，家中勞動力要從事繁重的生產活動，未成年人也要參與到家庭生產與家務活動中，但在許多現代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中，未成年人不需要參與到家庭生產生活當中，家庭則需要參與到子女的生活學習當中，有着穩定職業與收入的城市中產家庭在下班時間，有着較為充足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與陪伴之中；**第四，家校關係的密切化。**在新教育倫理下，家庭在兒童教育上的責任被不斷強調，因此，家庭不僅要深度參與到子女教育成長之中，還要進行深度的家校合作，共同發揮作用。

**▍**階層分化與隨遷子女教育困境

城市中（上）產階層的新教育倫理與精細化培養模式不僅在中上階層中擴散、發揮影響，還會彌散到整個社會之中，自然也會影響着基層教育者的教育觀念——畢竟，教師這一羣體也是十分典型的城市小中產階層。於是，在教育者眼中，這些進城務工家庭的教育觀念與教育模式成為了“不負責任”、“耽誤子女”的行為**。這給進入城市務工的新生代父母帶來了非常大的心理壓力**，隨着這種觀念的擴散，中下層家庭特別是進城農民工家庭的教育觀念與教育模式都會被逐漸影響。這也導致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可能將會繼續看到這樣的悖論：制度區隔越被打破，教育政策越“公平”，農家子弟面臨的教育困境越大，無論是流向中大城市的隨遷子女，還是湧入縣城的“流動中的留守兒童”，抑或被“剩”在鄉校的兒童，每一類家庭都面臨着難以解決的教育困境，這種困境正是由於階層分化以及新教育倫理的擴散而導致的。與城市中產階層同處一個空間的隨遷子女面臨的教育困境尤為值得關注。

當前，關於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學者主要關注點及立場在於，如何破除制度區隔，特別是城鄉二元户籍制度區隔帶來的教育權等公民權利的不平等，保障隨遷子女在父母務工地享受公平的教育權利。這當然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國家也在不斷推進相關制度與政策的改革：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改革隨遷子女就學機制，強化流入地政府責任，堅持“兩為主、兩納入”(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城鎮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範圍)，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依法保障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提出，要“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衞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鈎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2021年，教育部強調，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長提供計劃生育、超齡入學、户籍地無人監護等證明材料，精簡不必要的證明材料，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僅憑居住證入學。2023年，公安部牽頭推動各地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落户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户政策，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鼓勵取消年度落户名額限制。

然而，制度造成的區隔與不平等可以通過制度的變革逐步減小或消除，結構性的區隔卻難以通過個體的能動性與制度的改革被撼動。隨遷子女在城市特別是中大型城市就讀，面臨着雙重的結構性區隔：一是階層分化所引發的區隔，二是教育倫理差異所帶來的區隔。制度壁壘打破後，只會消除不合理制度所帶來的制度成本，卻沒辦法解決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教育區隔問題。在城鎮化過程中，外來人口向城市特別是中大型城市的集聚，意味着工作收入的提高，同時也必然帶來家庭支出的提高。城市外來務工人員作為相對弱勢階層，往往需要家庭代際合力、高積累低支出的方式來實現體面進城。舉家遷移進城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必然會改變外來務工家庭的勞動力配置模式、提高家庭開支，使得這些家庭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這也就導致他們無法在子女教育上向城市中產家庭那樣進行密集的資源投入以及經歷投入，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進行擇校、精細育兒、經營家校關係，但是，同在城市就讀，中產階層的新教育倫理又時刻影響着他們，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因此，政策壁壘的逐步打破，不合理制度成本的逐步消除，只是相對簡單的第一步而已。真正需要思索的是，制度區隔破除之後，我們如何面對洶湧而來的“現代病”與“城市病”，即，階層分化與階層區隔帶來的教育分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階層再生產與階層固化問題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