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週年‖滿天的烏雲風吹散 毛主席來了晴了天_風聞

（圖片説明：1936年，毛譯年在保安和紅四軍部分負責幹部合影。前排左一為羅榮桓，左三起為陳光、楊立三、陳士榘、宋裕和、林彪；後排左一為趙爾陸，左六為毛澤東，右八為謝今古）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即1971年12月25日——毛澤東同志誕辰78週年紀念日前一天，一首《山丹丹開花紅豔豔》的陝北民歌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傳出。這久違的旋律一經播出，很快就在全國引起震動。為了配合陝北五首民歌聯唱的推出，《人民日報》還以“陝甘寧邊區革命民歌選”為標題，全文發表了這五首民歌。其中，《山丹丹開花紅豔豔》的傳唱度最高，至今也仍然是紅色歌曲/中國民歌/流行歌曲“三棲歌”的佼佼者，其中的二句歌詞也傳入尋常百姓家中，成了經久不衰的金句——“滿天的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變了天”。

毛澤東是湖南湘潭人，湖南位於中國版圖的中南部，而陝北則在中國版圖的大西北，一望無垠的黃土地，溝壑縱橫，偏僻、貧窮，且荒涼。那歌詞為什麼要説“滿天（陝北的天）的烏雲風吹散 毛主席來了晴了天”呢，原來這裏曾發生過一段極其悲壯的故事。

毛澤東：刀下留人……殺頭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頭落地就長不攏了……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改編而成）長征到達哈達鋪時，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從報紙上得知陝北有劉志丹的紅軍和根據地，先前在鄂豫皖蘇區的紅二十五軍也轉戰到了陝北的消息，喜出望外，並作出陝甘支隊到陝北去會合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的決策。然而，到了吳起鎮後，一個消息使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感到非常意外。

事情是這樣的。陝甘邊區游擊隊第二路指揮馬福記和政治委員龔逢春當時正率部在安邊堡一帶活動，接到了靖邊縣革命委員會送來的信，説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已到達吳起鎮。接到信後，龔逢春和馬福記很高興，立即率部隊連夜趕到靖邊縣。在靖邊縣革命委員會他們又聽説中央紅軍在吳起鎮取得了很大勝利，敵馬鴻逵、馬鴻賓四個騎兵團被中央紅軍消滅了一部分，其餘被擊潰；中央紅軍總司令部駐在吳起鎮。為了歡迎中央紅軍，龔逢春和馬福記一起來到吳起鎮。

在吳起鎮，龔逢春和馬福記受到了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同志的接見。之後，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們。接見時，根據毛澤東的詢問，他們向毛澤東彙報了陝甘邊、陝北兩蘇區的情況及紅軍的現狀，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陝北後，與陝北的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合併成立紅十五軍團及作戰情況，游擊隊活動的情況，蘇區周圍的敵情等等。他們還向毛澤東彙報了陝北“肅反”情況和劉志丹被捕的問題。龔逢春回憶説：“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見，我認為劉志丹等同志不應被捕，我説我的看法，劉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關懷陝北的‘肅反’問題，毛主席親切的對我説，中央紅軍和中央到了陝北以後，陝北的‘肅反’問題，劉志丹的問題，都可以得到正確的解決。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1]

吳起鎮當地的游擊隊隊長張明科，也給毛澤東談了同樣的情況。劉志丹是陝甘蘇區的最主要的創建者，是陝甘蘇區鬥爭的一面旗幟，現在被作為“反革命”抓起來，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聽到這些消息，毛澤東深感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在其他蘇區，“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的“肅反”，曾錯殺了不少黨和紅軍優秀的幹部、戰士，教訓非常沉痛。因此，毛澤東對大家説：“我們剛到陝北，僅瞭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人民羣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乾部，請大家放心，中央會處理好這個問題。”[2]

這時，先遣到達甘泉下寺灣的李維漢、賈拓夫見到了中共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得知陝北蘇區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幹部已被拘捕，證實了龔逢春、馬福記、張明科等人反映的情況。李維漢等立即電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毛澤東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3]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灣陝甘邊特委、蘇維埃政府駐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於陝北蘇區、陝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彙報。郭、聶二人也彙報了陝北“肅反”問題。聽了之後，毛澤東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4]

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等忙於直羅鎮戰役的準備工作，而解決陝北“肅反”問題又必須馬上進行，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派王首道和劉向三等到瓦窯堡去，接管陝甘邊區保衞局的工作，先把事態控制下來，以避免進一步惡化。王首道回憶説：“毛主席在下寺灣的一次幹部會上，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説：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5]

11月7日，張聞天、博古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中共中央指定組成在博古指導下審查陝北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以董必武為主任，其他人員為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

王首道等接受了解決陝北“肅反”問題的任務後，即迅速帶人到瓦窯堡，找到時任後方軍事委員會主席兼陝甘邊區保衞局局長戴季英。戴季英拿出許多案卷，作為劉志丹等人是“右派”、“反革命”的“證據”。王首道等人按照毛澤東的“要慎重處理”的方針，不輕信這些案卷，立即進行調查訪問。

經過調查，王首道等人瞭解到，劉志丹從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後堅持武裝鬥爭，在陝甘一帶堅持游擊戰爭，先後擔任紅軍陝甘游擊隊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職務，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多次粉碎國民黨軍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圍剿”，使根據地得到迅速發展。紅二十五軍和陝甘紅軍會師後成立紅十五軍團，劉志丹與徐海東等共同指揮戰鬥，取得了勞山戰鬥勝利，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創造了條件。對此，王首道得出的結論是：“從他的全部歷史和工作來看，志丹同志一貫是堅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6]

王首道等人還瞭解到，劉志丹和羣眾的關係非常密切，對陝北許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窯洞都記得一清二楚。他處處關心羣眾生活，不管鬥爭多麼艱苦，總是教育幹部、戰士不要拿羣眾一針一線。他在陝甘羣眾中有很高的威望，人們親切地稱他“老劉”，千方百計地給劉志丹部隊支持和掩護。正因為有了這種魚水相依的關係，陝甘根據地才能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中建立和鞏固下來。

在掌握了大量事實以後，王首道等人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劉志丹他們這批幹部都是反革命，那麼這塊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呢？這裏的對敵鬥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這裏的蘇維埃政權又怎樣能建立和鞏固下來呢？對這些問題，戴季英都答不上來，但仍頑固堅持有案卷、口供為據。王首道等仔細翻閲了這位局長提供的案卷，發現其中列舉劉志丹的“罪狀”都是不能成立的，恰恰證明劉志丹等同志從陝甘實際出發，反對“左”傾錯誤，堅持了正確的路線。

王首道他們還陸續提問幾個所謂“犯人”。當這些人知道王首道等是中共中央派的人時，就敢講真話了。經過再三審查，證明所謂“口供”中，除極少數是壞人故意捏造事實，蓄謀破壞外，其餘都是逼、供、信的產物。這一點，後來，就連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陝甘晉省委負責人朱理治也承認：“肅反整個過程是逼、供、信，主觀主義達到了極點。”[7]

劉志丹被捕時，戴季英沒有讓他説一句話，就將他關押起來了。王首道親自同劉志丹談話。由於劉志丹被“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執行者定為“首犯”，這時還帶着手銬、腳鐐。劉志丹對王首道説：“我承認我是有錯誤的，組織審查是應該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紅二十五軍來到陝北，對我們幫助很大，現在中央又派人來。我非常高興。”王首道對劉志丹這種絲毫不計個人得失和安危，一心想着黨的事業的精神，非常欽佩。

這時，在前方組織直羅鎮戰役的毛澤東，十分惦記審查陝北“肅反”問題，於11月18日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張聞天、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求儘快糾正“肅反”中的錯誤問題。

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還劉志丹等同志一個清白的時機已經到來。

習仲勳：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經過審查，弄清了事實以後，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為劉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博古、劉少奇和“五人委員會”外，還有陝甘晉省委負責人，以及在“肅反”中被錯誤逮捕的劉志丹、高崗、楊琪、楊森等。

張聞天在開會時指出：中央召開這個會議，是為了解決陝北錯誤“肅反”問題，過去對劉志丹等同志的處理是一個冤案，應該糾正。接着，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報告冤案調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王首道宣佈：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並且分配工作。劉志丹在會上發了言，説：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8]

這次會議，還宣佈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作出的《關於戴繼（季）英、聶鴻（洪）鈞二同志在陝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戴、聶二人以後也作了檢討。

由於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陝北“肅反”嚴重錯誤，從而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習仲勳在紀念劉志丹的文章中説：

“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央紅軍到了陝甘根據地吳起鎮。當瞭解到根據地的嚴重形勢後，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派出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同志代表中央去瓦窯堡接管“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控制的保衞局。後來，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窯堡，立即釋放了劉志丹同志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復了我們的工作。同時毛主席、周副主席嚴厲批判搞“左”傾機會主義的人害了“瘋狂病”。我後來聽説，周恩來副主席批評保衞局長戴季英時，戴季英還狡辯，周副主席説：“像劉志丹這樣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倒是一個沒有才好。”……

劉志丹同志出獄後，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志丹釋放了！”“陝北根據地得救了！”中央紅軍的同志説：“要是叫‘左’傾機會主義把這塊根據地也搞掉，中央歇腳的地方也沒得了。”[9]

劉志丹出獄後，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他。王首道在回憶中講述了這個情況：

志丹出獄後，毛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親切地接見了他，詢問了他的健康情況。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説：你受委屈了！但對一個革命者來説，坐牢也是一種考驗，又是一種休息。周副主席風趣地説：“左”字號的監獄，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説：陝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革命傳統的，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從這裏鬧起革命的。這地方雖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嘛！這裏羣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呀！劉志丹同志聽了，喜悦萬分。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詳細彙報了陝北的工作，並表示要跟着毛主席、黨中央堅持革命到底。[10]

陝北人民：陝北出了個劉志丹；毛澤東：羣眾領袖，民族英雄

劉志丹出獄不久，先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瓦窯堡警備司令。12月30日，劉志丹任新組建的紅二十八軍軍長。1936年3月率部參加東征。4月14日，在圍攻三交鎮的戰鬥中，劉志丹到前沿陣地指揮部隊作戰，在觀察敵情時不幸中彈。紅二十八軍政治委員宋任窮在回憶中説：

裴周玉等幾位同志將劉志丹同志抬到軍指揮部所在的陣地上，我跪下來摸他的心臟和脈搏，察看傷口。這時志丹同志因大動脈出血已昏迷不能説話，不多時即溘然長逝。我們非常悲痛，肅立在親密戰友的遺體旁，脱下軍帽致哀。我對在場同志們説，劉軍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他的遺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業，更多地消滅敵人，為劉軍長報仇。我們把志丹同志的遺體拾上擔架，把軍大衣輕輕蓋在他身上，一步一步送下山坡。我把志丹同志犧牲的消息立即電告黨中央。並趕緊籌劃船隻，製作了一具棺材裝殮志丹同志的遺體，在場的數十人扶棺流淚，與志丹同志決別。然後，派人護送志丹同志的棺材過黃河，運往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11]

劉志丹，曾用名劉景桂、劉子丹，陝西保安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8年5月參與領導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委主席。不久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1932年起歷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副總指揮，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三支隊支隊長、總指揮，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參謀長、師長，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陝甘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是陝甘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羣眾領袖，人民軍隊的卓越將領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劉志丹的犧牲，是黨和紅軍的重大損失。對於這一不幸，全軍上下和根據地廣大鄉親都深感悲痛。毛澤東萬分悲痛，深情地説：“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羣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説明問題，要看最後的蓋棺定論，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劉志丹同志犧牲後，陝北的老百姓傷心的很，這説明他是真正的羣眾領袖！”[12]並題詞：“羣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作為劉志丹在黃埔軍校時的老師，得知劉志丹犧牲的消息，悲痛萬分。東征途中，周恩來親眼目睹了劉志丹在羣眾中的崇高威望，紅軍所到之處，老百姓聽説劉志丹來了，都成羣結隊跑過來看望，見了面都是直呼老劉，顯得非常親熱，有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非常激動，從人羣中擠出來，把劉志丹從頭摸到腳。如此受老百姓愛戴的領導人，怎麼可能是什麼右傾分子？因此，周恩來作了最中肯的評價：“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衝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寧可衝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衝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於犧牲。”並親自為劉志丹敬題“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13]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及地方黨政軍領導機關、紅軍代表和廣大羣眾數千人在瓦窯堡隆重舉行追悼劉志丹將軍大會。會後，周恩來等黨政領導人親扶靈柩，將劉志丹安葬於瓦窯堡南門外山坡上。

為更好地紀念劉志丹1936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劉志丹的家鄉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志丹縣修建烈士陵園。1942年，黨中央決定將劉志丹的靈柩遷移到他的故鄉----保安縣（即今志丹縣），為使這次移靈儀式搞得隆重些，“魯藝”樂隊承擔了移靈奏樂的任務，並由馬可、安波等五名音樂工作者組成哀樂創作小組。他們根據當時廣泛流傳於晉陝一帶的民間送葬等曲子，改編成了正式的哀樂《公祭劉志丹》。這首具有我國民族風格的哀樂一直沿用至今。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西北中央局、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舉行近萬人參加的劉志丹公祭大會，烈士靈柩由子長縣移遷故鄉陵園，途徑延安時，林伯渠等中共要人親自執紼下葬。沿路老百姓都一路點着香案，焚香長跪。毛澤東曾説：“劉志丹同志犧牲後，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説明他是真正的羣眾領袖。”1947年，陵園遭胡宗南部隊嚴重破壞。建國後，於1970年、1973年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進行了重新修復。1986年，陵園被國務院列為首批全國重點烈士紀念建築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驅散烏雲，紅日照亮陝甘高原。因“左”傾“肅反”被錯誤關押的高崗、習仲勳、楊森、劉景範、張秀山、楊琪、高純棉、高朗亭、張策、馬文瑞、黃子文、孔令甫、郭寶珊、黃羅斌等同志平反後，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不計職位高低，在不同的崗位努力工作，為鞏固和發展這塊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貢獻力量，使之不僅成為各路紅軍的落腳點，而且成為後來八路軍出師抗戰的出發點。這些同志有的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了，有的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有的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有的成為國家部委和省級領導，為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對陝甘根據地的歷史作用給予了極高評價，他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作工作方針的報告時指出：

過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勝利。但是可惜沒有勝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了一個陝北。有人説，陝北這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説，沒有陝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説陝北有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七大在陝北開會，這是陝北人的光榮。[14]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同志創建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勝利發展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 

 

注  釋

[1] 龔逢春：《在吳起鎮向毛主席彙報》（1970年2月13日），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第395頁。

[2] 王首道：《參與為劉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66頁。

[3] 王首道：《參與為劉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66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一1949)（修訂本）（上卷），第483頁。

[5] 王首道：《參與為劉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66頁。

[6] 王首道：《參與為劉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67頁。

[7] 朱理治：《我到陝北後的錯誤》，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第433頁。

[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72頁。

[9] 習仲勳：《羣眾領袖民族英雄》，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41頁。

[10] 王首道：《參與為劉志丹平反的工作》，中共甘肅省委編：《紀念劉志丹》，第69頁。

[11] 《宋任窮回憶錄》，第90一91頁。

[12] 功夫哥 “知乎·紅旗”——《鐵血丹心之劉志丹》，網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816137?utm_id=0

[13] 功夫哥 “知乎·紅旗”——《鐵血丹心之劉志丹》，網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816137?utm_id=0

[14]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1945年4月一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